回国之初的那些日子

回国之初的那些日子

北平车站。迎接常书鸿的北平国立艺专的师生正在静静地等候。

神情抑郁的常书鸿，对欢迎的掌声和鲜花茫无所觉，他朝迎候者劈头就问：“你们打算叫我什么时候去敦煌？”

大家都为之一愣。知情人将他悄悄拉过一旁耳语，常书鸿这才不说话了。木偶似的随着人流走出车站，扫视着一片灰雾中的北平，他的心忽然紧缩起来。

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的教室。西画系主任常书鸿教授赴任后上的第一堂课。

这是他给祖国和给祖国学子的第一份“见面礼”，为这堂课他在离开巴黎时就作了精心准备。可是，临上课前他忽然改了主意，将原先准备的讲课提纲夹到了讲义夹的最后一页。

他要修改讲稿，要从到达满洲里和哈尔滨后的遭遇和见闻讲起——

“……同学们，在哈尔滨，街上的饭馆卖饭用的筷子都是日本式的，所有的人进了馆子都不说话，低着头吃了就走。大家知道哈尔滨是北国，现在不是最冷的时候，可是现在街上的人连扫地都戴着大口罩，不是因为冷，而是不愿说话，怕因说话而招惹是非，到处都是日本宪兵、特务，那种沉默、沉闷，真是可怕极了！同学们，哈尔滨是什么地方？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呀！可现在，那儿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中国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敢讲话！第一天到北平，不少老朋友来欢迎我，好多人几年不见，对祖国对亲朋好友，我是满心期待，我想好了一肚子话语要对他们说，可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满脑子盘旋的，就是在满洲里被日本宪兵检查的屈辱，在哈尔滨被恶魔般的气氛封杀了一般，只有冰冷的感觉，我一句热烈的话也说不出来。同学们，现在，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是没有快乐可言的，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是根本没有幸福可言的，这是我在回国以前断断没有想到过的……”

教室里霎时一阵静默，不一会，掌声像暴风骤雨般响了起来。

常书鸿顿了一下，语调越发慷慨激昂：“同学们，我一向是不问政治的，我一向认为艺术家可以远离政治，不瞒你们说，为艺术而艺术是我坚决的主张，可是进关的诸多波折，把我激醒了，艺术家一定要背依祖国这棵大树，没有国家的强盛，艺术也强盛不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老师，你说得好！我来说，我是东北来的学生！”

“老师，我说说我的感受……”发言一个接一个，美术课成了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课堂。

失望的情绪紧攫了常书鸿的心，他悲哀地感到：原先在巴黎想得太天真了。

朋友们在车站就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时局不稳，西北尤其混乱，敦煌地处大沙漠，满目荒凉，旅途非常不便，眼下根本去不了。

没办法。只好暂且稳下心来教书。幸亏教书是他乐意的事。

他很快就感觉闲得无味了，那就作画，画画是唯一能教他安于斗室不问世事的乐事。

他边教边画，一张又一张：《街头幼女》《任重道远》《金瓜葡萄》……

一张请柬赫然来至案头。那是国民党教育次长张道藩亲手签发的，张次长请他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筹委会，与刘海粟一起担任全国美展的评审委员。

对这种在别人眼里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常书鸿却显得波澜不惊，宠辱不惊。时下很多人都认为被红得发紫的张道藩看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幸事，他却十分淡然。理由很简单：张道藩的老婆素珊是法国人，张道藩也学过美术，同是画界出身，有些共同语言，如此而已。

常书鸿没有多想，淡淡地接受了邀请。刚回国，这样一个能教他全面熟悉国内美术情况的画展，不管怎么说，是个机会。

到了南京他才看出端倪，此时的美术界分成三派：南京徐悲鸿、上海刘海粟、杭州林风眠。三派都有力量。有职有权的张道藩独独在画艺才学上稍逊一筹，他想独树一帜，想拉拢一支特别出色的人马跟从，于是，常书鸿便成了他格外要网罗的对象。常书鸿心里明白，他跟三派都有很好的关系，不想作帮派之争的附从。保持人格的独立，是他做人的根本宗旨。

到南京后，张道藩对他热情备至，常书鸿心明如镜，一涉及派别间的事端，便哼哼哈哈佯作不知。他不是耍滑头，也不会耍滑头，只是不想卷入除艺术之外的任何争执。

美展开始，盛况空前。常书鸿为数众多的油画，获得观众的青睐。

德国公使陶德曼当场买了他两张静物画。接着，大使求见了画家常书鸿，请他到公使馆做客。公使与其夫人热情备至，殷勤款待，常书鸿盛情难却，同时觉得这位陶德曼大使是个十分诚挚的人。人敬一尺，我报一丈。他应邀为大使与其夫人画了两幅肖像。

画展还在热热闹闹地举行，常书鸿却为一事不安——别离家乡十年了，他要回杭州老家去看看。

十年不见，荷花池头已不复旧模样！

他见到的父母双亲，已是两座并立的坟茔。坟茔简陋，荒草蔓生。常书鸿将两座坟茔好好修筑了一番。

他向叔嫂侄辈问清了家里所欠的旧债，然后一笔一笔地还清。还债的同时，他的眼前不时晃现起在巴黎所见的那幅壁画：《父母恩重记》。他觉得即使让他再多还上两三倍的钱，也难报还父母的养育之恩。

祖母还健在，与叔父同住。老人家老眼昏花，抚摸他的手颤颤巍巍；她还是一口一声叫他灵官，虽然叫出来的声音都像游丝断线。

再次别了朝思暮想的家乡，他心事重重地从杭州乘车径直回北平。

火车过了梅花碑。汽笛长鸣声中，怅望着白雾中一晃而过的吴山，常书鸿忽然一阵心酸。

“父亲，母亲，请原谅你们的不孝之子吧！”他哑声说道，泪花盈眶。

刚到北平，传来了第二届全国美展最后评定的消息：他参展的两幅作品——油画《裸妇》和静物《乳酪》获奖，其中《裸妇》获第一名。

带学生到北海公园画画，是常书鸿思谋多时的主意。

他来北平快一年了，北平的主要景点他都去过。这些地方的实际景观和京城的皇家气象是那样相悖，除了故宫那一片红墙黄瓦是紫禁城该有的宏大以外，其余无不笼罩着颓败的气息而现出一种灰灰的死相。京城故都弄到这般地步是他这个第一次光顾的人惊异不已的。

正因为这样，他连地处城郊的颐和园都懒得光顾。而唯有这个北海公园是最能教他想起杭州西湖的地方，他想等学生们画出来后，再告诉大家南方和北方的不同。

“你们看，北海最显眼的标志就是这个白塔，不管从什么角度，你都是无法忽略它的。”常书鸿架好了画架，指着湖对面的白塔说。

他忽然想起来，1924年在杭州西湖的那次写生。对面是雷峰塔，画着画着，雷峰塔就倒了。转眼13年了！

“13年前的一个早晨，也是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带都锦生纹工场的一班学生在西湖写生，湖对面清楚地矗立着雷峰塔，同学们都选择好了自己的角度，当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雷峰塔都是最醒目的景点。忽然一阵烟雾弥漫，雷峰塔竟然轰轰隆隆地倒了……”

“轰隆！轰隆！！轰隆！！！”

就像为常书鸿的话佐证，远处突然传来了几声巨响。炮声！是大炮的声音！

学生们呆成一片，乱成一片。常书鸿愣怔一下，随即让同学们收拾了画具。

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就这么降临了，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所有人的幻梦。

“常先生，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我？回家，我准备先回杭州去。”常书鸿捆扎着收拾着一大堆行李，心烦意乱地答。

行李太多了，新近从巴黎装箱运来了他的全部家当——他在巴黎留学十年的全部成果：画作。这些被芝秀一幅幅装裱好的带画框的油画，现在显得格外笨重。现在，这一切东西，他的心血和宝贝，就要在战乱中成为他决不能舍弃又无法一路带着的累赘。

学校里自是一番离散景象。常书鸿皱着眉头看着四处一片狼藉，他想只能将自己的一切物具从简。一决定，他又拆开了原先捆扎停当的物件，精心挑选了自己的50多幅作品，一一拆了架，将它们捆成一卷，又抽下床上的那条花床单包好。这是他的至宝，十年的心血结晶全在这里了，他准备带着它上路。其余的家具书籍，就只好先托付于人。他找到了学校的秘书长赵先生，像老臣托孤一样郑重地交代于他。

赵先生虽然接受托付，但也是心神紊乱。常书鸿看着他那双慌乱不安而四下游弋的眼睛，心里认定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以后将难逃厄运。

卢沟桥的炮声响过了一星期。常书鸿坐在北平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心情十分烦乱。

他准备去上海迎接芝秀母女。如果没发生战事，这团聚将令他们多么快活！可现在，相聚的欢乐还没品尝，却要从此卷入战事中的教学生活。要求安稳，唯有将她们母女送到杭州或上海的亲友家。主意打定，他先奔南京，他想起了曾经买过他的画的德国公使陶德曼。

在中国待了一些年头的陶德曼果然很够朋友，他非常欣赏常书鸿的作品，一再说常书鸿的画与16世纪德国肖像画家霍尔本的作品很像。大使热忱地欢迎了常书鸿的来访，并关注地问他准备到哪里去安身。

“大使，我要带家眷回杭州老家去。”

陶德曼又问：“常先生，您刚回来就碰上了这场中日战争，不知对此有什么看法？”

“日本是在找借口侵略我们，这是明摆着的事，不过我想非正义的战争总不会持久，世界舆论一起，也许很快就会结束吧？”

“您太天真了，尊敬的常先生，战争是无情的，这仗不但会打大，还会长时间打呢！”

陶德曼见他随身带了一大卷东西，便猜到了：“是你的画？”常书鸿点点头。

陶德曼说：“常先生，您带着这样多的东西东奔西走，很不方便，万一丢了就可惜了。如果你愿意，就将这些画留在我这里，我替你保存，好吗？”

正中下怀，常书鸿点点头。陶德曼立刻叫来秘书，让他把这卷画收好。

秘书抱着这卷画走的时候，常书鸿心头再次闪过留恋和不安。继而一想：算了，陶德曼先生有此好意，放在他这里总比自己带着到处跑强得多。

事实很快证明了陶德曼的预见。不光常书鸿自己陷入了战争中的颠沛流离，陶德曼大使也很快撤离，留下的这批画就像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他更没有想到，世事总是一波三折——这批留存的画，竟在14年以后完璧归赵。

期盼中的温柔似梦的相见，被现实的严酷，撕扯得一塌糊涂。但是，毕竟团聚了，只要她们母女平安回来就好。没想到的是相聚未几，他们又要作短暂的离别——学校要迁江西。

分别前，小沙娜蹦跳着来到他面前。流利的法语在娇小的女儿嘴里，珠滚玉盘似的清脆。

“爸爸，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猜，这是什么？哎，你闭着眼睛转过身去！”

“什么东西，这么沉呀！”常书鸿松手一看，是一只马蹄铁。“沙娜，你从哪里弄的？”

“你忘了？爸爸，那次你带我们去玩，我在路上捡的。”

“你捡这做什么？”

“妈妈要我捡的嘛！”沙娜噘着嘴说，“嗨，爸爸，你怎么忘了？妈妈说马蹄铁是……”

“沙娜，别告诉他，看他还记不记得，才回来一年，他把什么都忘了！”

常书鸿幸福地闭起眼睛。怎么会忘呢？在欧洲，马蹄铁是幸福的象征。年轻的情侣之间常常用此作信物。只是他此时无暇浪漫而已。他乐哈哈地笑着，将这块马蹄铁收起来了。

“芝秀，忘事的是你们，看你们母女俩，满口法语，说的话没人懂，小心上街时人家把你们俩当外国佬痛打一顿。”

“爸爸，你一定要放好哟！”沙娜跳起来，两手围着他的脖子，“它会保你平安！”

南昌火车站的看守所里。常书鸿在简陋的睡铺上辗转反侧。

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根本无法在这张“床上”委屈，“四大火炉”之一的南昌，现在就是开着电扇也让人大汗淋漓，何况是这间斗室？极度的愤怒焦躁，使他越发像笼中的困兽。

横祸飞来，“虎落平阳被犬欺”。但他无计可施，只能静待结果。

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来电，要他到江西牯岭报到：学校南迁，又要搬到江西庐山去。

大概是他那身笔挺的西装革履太惹人注目了吧？他一出火车站，就见几个警察围了上来。他们要检查他的皮包。皮包内有一张巴黎美专的学生证。警察不认得花里胡哨的法文，却马马虎虎认得他的那个中文签名。“你叫什么？”

“叫什么，你们不会看吗？”

“常什么，常……常青川？”

常书鸿觉得好笑。他的签名是用草书签的，中国的书法，他们不懂，竟将书鸿二字看成了“青川”。他不想与这帮蠢驴分说，就马马虎虎地点了头。

“唔？！”那几个警察面面相觑一下，马上把他的东西全都翻了个个儿。

他气坏了。有过在满洲里的经历，他知道这又是一桩秀才遇见兵的事。他决定缄默不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这个回国艺术家的尊严。

沙娜给他的马蹄铁也给倒出来了。警察们如获至宝：“嗨，这是什么？”

“连马蹄铁也不认识吗？”

“你带这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只是一个象征，欧洲人认为幸福的象征。”

“象征？欧洲人？哼，别说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凭什么？我是堂堂国立艺专的教授，你们这样对我……”

“闲话少说，你是教授？我们怀疑你是地下共产党的常青川！跟我们到局子里去一趟！”

什么？共产党？常青川？

根本不容他分说，也不分青红皂白，他被弄到了这里。

他知道，现在必须用第二句老古话来拯救自己了：钱能通神。他摸出内衣口袋里的几块大洋，给了那个看守，让他去替他发一份救急的电报。等教育部有了回电才能救他出来！

他心如油煎地在这见鬼的看守所熬了一夜。第二天行李到，教育部长的电报也到了。

走出看守所的常书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1939年的早春悄然来临。北平的艺专和杭州的艺专，在从牯岭搬到湖南的沅陵后，已经合并成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艺专这两年搬迁频频，先是搬到牯岭，后来又搬到沅陵，再后来，又从沅陵搬至贵阳，听说以后还要搬到昆明去。

从牯岭到沅陵，从沅陵到贵阳，常书鸿当过校务委员，又当了驻校的常务负责人。

世事多舛，同仁离散，只有一样对常书鸿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他的教职：造型艺术部主任兼西画系教授。

在忙乱的教学生涯中，令他最欣慰的是：发现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其中，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希文就是最令他赏识的一位。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是须臾不可离的——那就是作画。即便在忙乱无序的日子里，他依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地画出了《沅陵雪景》《野渡船家》……现在作画，与其说是出于创作热情，不如说是心情的排遣。

当他带着妻女再次在贵阳的旅馆住下时，同样不知道这儿能否成为他们长久的归宿。

最近，连贵阳也成了日寇飞机轰炸的目标，躲空袭成了大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人人的心都悬在半空中。颠沛流离之苦，搬迁调集之艰，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他重任在肩不胜其累。光是体力之劳累倒也罢了，常书鸿现在觉得最难调排的是离乱中的学校风潮和人事纠葛；最教他愧疚的是难以面对芝秀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

幸亏从北平任教起，有王临乙夫妇做伴。吕斯百去南京任教后，“三结义”的弟兄中只剩两人，现在，临乙夫妇也住在这儿，就住在他们的楼下。

又是夜深了。他两臂枕头，毫无睡意。一年来发生的事像电影镜头似的从他眼前闪现。

大搬迁是学校的大事，为了学校的这件大事，他耗尽了精力。为此，他常常顾不得芝秀母女，在这样的战乱中，没有尽到为父为夫的责任，他深深自责。

但是，他又无法丢下学校的许多大事不管。明天，他必须过河进城去看望住在医院的校长滕固，商量有关学校的教学大事。这一来一回起码又得一天。他想对芝秀说明，但实在怕看芝秀的这双哀怨的眼睛。在法国呆了七年多的芝秀，好不容易在他千呼万唤下回来了。起初她也有兴致，他去上海接她们母女时，她还买这买那，连窗帘都左挑右拣，非要买到最漂亮的不可，一心一意要打扮好他们的家，完全一副安心居家过日子的样子。可是平安日子没过两天，就转入了这样东奔西走的颠沛流离。她手脚无措一筹莫展孤苦无依的样子，让他觉得每次离开她出门都是一桩罪过。

人一着急就上火，他的牙突然异常疼痛起来。

芝秀听说他有病总是急得不得了，一定让他进城去看看牙医。

这天是2月4日，1939年2月4日。常书鸿和陈芝秀都记住了这个日子。

常书鸿刚进城，日寇的飞机往城郊接合部投了炸弹！燃烧弹直直落在了他们所住的旅馆，旅馆顿成一片火海。陈芝秀和沙娜所住的那一层屋顶，立刻砸了下来！

不幸中有万幸——爸爸进城了，没着没落的小沙娜提议去看王妈妈。于是，那一刻，她们正巧到了楼下王临乙夫人合内那里。

爆炸声起时，两个大人与孩子靠躲在房中那张四方桌子下避过了祸难，而楼上她们自己的房间，却被炸了一个大洞！

她们吓傻了。爆炸过后，合内带着哭声说：“芝秀，我们避到教堂去吧！让主保佑我们！”

芝秀完全没了主意，两人扯起一条毯子裹了沙娜，没命似的往附近的一家教堂跑，身后的旅馆在一片火海中成了废墟。

常书鸿等不及空袭结束就往回赶，但他此时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过河——船与桥都被封锁了。等他冲回来终于在天主教堂找到她们时，死里逃生的合内和芝秀泪流满面，冲口而出的话就是：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从此成了合内和芝秀的口头禅，她们同时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次空袭中，常书鸿的全部书画和学校的部分校产，都化为灰烬。常书鸿呆在废墟中，心犹不甘地搜寻着尚存的余物。终于，在法国历次参展所得的两块奖牌还在！他从灰烬中扒拉出了这两块奖牌。那拿着橄榄枝的女神雅典娜依然一副永远令他迷醉的神态……

他吹掉两手的黑灰，笑道：“还算好啊！五块奖牌还剩两块，总算没有全军覆没！”

陈芝秀哭笑不得地望着他：“你呀你！亏你还笑得出来！”

“芝秀，只要你和沙娜安然无恙，就是所有的财物、奖牌全没了，我也能笑得出来！”

春天将尽时，学校几经艰难终于搬到了昆明。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画作，油画《寒江》《蒲公英》《野花》《日寇暴行录》等在常书鸿的笔下倾泻而出。

到昆明后，常书鸿因为筹备复课而更加忙碌。初夏，他与人去越南河内购买了一大批油画颜料和画布画笔……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先借昆明市昆华小学临时上课，后来，终在云南晋宁县安江村正式安排上了课程。这时，常书鸿感到一颗心又踏实下来。

踏实的心使他的笔又风快起来：《沙娜像》《梳妆》《夏收》《静物》《平地一声雷》等，像开闸之水，汹涌而出。

西南联大的闻一多、王逊、颜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他们一一欣赏了他的作品并一再鼓励他在这儿开个画展。这几位著名人士的赏识可不是一般人的泛泛赞扬，常书鸿心动了，创作的热情再度燃起，水粉《丁香花》《仙人掌》《葡萄》《云南腊肝菌》《安江村溪》……这期间画出的油画，缤纷五彩共30余幅。他觉得：小型的画展可以开了。

四季如春的云南，秋天也像春天，常书鸿在昆明举办的个人油画展持续了一星期。

这是他回国后开的第一次个展，热烈的反响是意料中的。看来，艺术的婵娟在巴黎在昆明，同样能圆。千祝万祈的就是“但愿人长久”！自从回国以后，芝秀第一次笑得这么灿烂！

因福招祸，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就在他画展得意事业顺遂的日子刚开了头的时候，学校因人事派别纷争所起的学潮又波及了他——因为他是原校长滕固聘用的，新任校长上台后，坚持不用前任的原则，他和王临乙、秦宣夫等人，因了这条原则未得聘任而解职。

“书鸿，现在你我都是失马的塞翁，焉知非福？”王临乙笑哈哈地宽慰着双眉紧皱的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教育部总有我们的饭吃，学校反正要迁重庆，我们都是艺委会的委员，大家都到重庆去，斯百也在那儿，我们又可‘三雄会’了，岂不是大好事一桩？”

“你呀，什么时候都是这副安乐王脾气！”常书鸿长叹，“说实在，我是不愿意这一派那一派地闹的，我就是我，我谁也不亲谁也不疏，不管东西南北风，我就是常书鸿派！不在学校也好。说真的，到重庆去能与斯百一起有各自的画室，倒真是成全了你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