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周遭世界最直接、最实实在在、最适于验证的联系就是我们的感官。我们能看到触摸到各种事物，从而得到对它们的某种理解。但有时我们似乎能在更深的层次上体验现实世界，不需要感官的中介。我们在尝试理解整个宏大图景时，应该如何解释这种体验呢？
我第一次造访伦敦时，有一晚曾毫无计划地四处闲逛，这时我发现了一张海报，上面宣传的是在靠近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圣马田教堂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那地方很有名，特别是在古典音乐的圈子里，但当时它主要的优点是离得近，还有就是音乐会似乎算得上年轻人在海外旅游应该寻觅的那种增长文化修养的机会。
实际远超预期。这是场烛光音乐会：电闸被拉下了，教堂的中殿被数百颗闪动的火苗柔柔照亮。音乐家们演奏了巴赫和海顿的一些作品，浑厚的音符在幽暗的空间中回响。本地人和旅游者都紧紧裹着大衣，不仅分享着当下这个时刻，还分享着一段段历史——音乐史、建筑史、宗教史。穹顶有如夜空，而音乐的抑扬压过了人类呼吸与心跳的节奏。对于这系列音乐会的常客来说，可能这只是又一个愉悦的夜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超脱尘世的超验体验。
“超验”（transcendent）来自拉丁语transcendere，意即“翻越，超越”，通常用在那些似乎超脱了我们平凡的物质环境的体验上。有许多不同的状况可以贴上这个标签。对于某些人来说，当他们的灵魂直接接触神性时，这就是超验。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可能就是对圣灵的见证，对于印度教徒或者佛教徒来说，可能就是摆脱物质世界以进入更高层次的灵性现实。个人要获得超验的体验，可以经由祈祷、冥想、独处，甚至是类似死藤水（ayahuasca）或者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的精神药物。更简单的方法还有让自我迷失在某一段特别令人感动的音乐又或者是家庭的温暖中。
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哪怕人们会争论有谁“真正”超脱过尘世。这些体验在自我的形成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能帮助我们到达内心的平和或者喜悦，甚至能在关键的抉择中指引我们。对于当前的目的来说，我们希望知道超验体验在世界的结构中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来自我们物质大脑中原子和神经元的行为，还是说我们应该将这些瞬间看作与某个神秘境界接触的提示，那里有真正超越物质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超验在本体论上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在这些问题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科学通过观察与实验前进：我们提出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然后通过收集新信息以及进行合适的贝叶斯更新去检验这些假设。但这是了解世界的唯一方法吗？通过科学以外的途径、利用检验假设与收集数据以外的方法去获得有关现实的知识，这难道完全不可能吗？的确，在历史中，人们曾经认为他们通过上天启示、灵性修行以及其他非经验的方法理解到了某些东西。这种可能性需要被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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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广义的理解下，科学肯定也不是获得新知识的唯一途径。数学和逻辑就是明显的例外。
数学和科学在许多学校的课程中被捆绑在了一起，尽管它们之间有着紧密互利的关系，但本质截然不同。数学是有关证明的学科，但数学证明的东西并非有关真实世界的事实，而是不同的假定蕴含的结果。一个数学证明说明的是，给定某组假设（比如说欧氏几何的公理或者数论的公理），不可避免地会导出某些陈述（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或者不存在最大的素数）。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和数学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策略的不同方面。与数学一样，在逻辑中，我们从公理出发，推导出那些无法避免的结果。尽管我们通常说的“逻辑”只是一系列的结果，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从公理推导出结论的过程。用以得出逻辑结论的公理集合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正如在几何或者数论中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公理集合。
依赖于明确表述的公理证明出来的陈述又被称为定理。但“定理”并不必然是“真理”；它只意味着“从给定的公理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要断定某个定理是“正确”的，公理本身必须是正确的。这并非必然：欧氏几何是一座由数学结果组成的美妙大厦，在许多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也的确有用，但爱因斯坦让我们明白了世界实际的几何结构遵循的是一组适用范围更广的公理，这套公理是19世纪的数学家伯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发现的。
我们可以用可能世界的语言来思考数学与科学之间的不同。数学关心的是那些在任何可能的世界中都成立的真理：给定这些公理，就能得到这些定理。科学关心的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中的发现。科学家在研究中有时会为了锻炼直觉的目的去考虑那些非现实的世界（比如说没有摩擦或者空间维度不同的世界），但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他们最终关心的还是这里的真实世界。在某些可能的世界中，时空是平直的而欧几里得的公理是正确的，而在别的可能世界中，时空可能是弯曲的而欧几里得的公理是错误的；但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欧几里得的公理蕴含三角形内角和为180°。
在无限种可能世界中，要排除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科学使用的方法相当清楚明白：靠观察。不断进行观察和实验，收集数据并用这些数据对那些用处很大而解释清晰的理论增加我们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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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会说科学遵循方法论自然主义：它只选择考虑那些基于自然世界的解释，而一开始就忽略非自然现象的介入。这一界定甚至被科学的支持者所采用，部分原因关乎政治与策略。美国长时间困扰于这样的论战：到底在课堂上应该教授创造论（生物物种被上帝所创造）还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人推出了一个名为智能设计论的方案，作为创造论的“科学”版本，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就能以科学而非宗教的形式在课堂上讲授创造论。有时候创造论的反对者反驳这个论点的方式就是通过援引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原则；在此之下，提到超自然造物者的智能设计论立马就失去了科学的资格。不止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权威人士这样写道：
因为科学仅限于以自然的过程解释自然世界，它不能在解释中涉及超自然的原因。类似的是，科学不可能作出有关超自然力量的断言，因为这处于它的领域之外。
并不尽然。科学应该致力于确定真理，无论这个真理是什么——自然的、超自然的，或者其他的可能性。被称为方法论自然主义的这个立场，尽管科学的支持者以最大的善意去利用它，它实际上预先假定了部分答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寻找真理，这大概就是我们会犯的最大的错误。
幸好方法论自然主义作为科学本质的界定并不准确。科学不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而是方法论经验主义——也就是说知识来自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不是仅仅依靠思考。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堆结论。科学方法就是先尽可能想象世界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理论、模型、说明方式），然后尽量仔细地观察这个世界。
这样宽泛的划界包含的不仅有像地理学和化学这样公认的学科，还包含了像心理学和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甚至包含了历史之类的学科。这也很好地描述了很多人尝试解答有关世界的问题时的典型方法，即使这些方法可能并非那么有条不紊。尽管如此，科学不应该被简单等同为“推理”或者“理性”。它不包含数学或者逻辑，也不试图解决诸如美学或者道德这样关乎判断的问题。科学的目标很简单：找出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世界的所有可能性，也不是它应有的面貌，而是它的本性。
在科学的实践中一开始就没有排除超自然的事物。科学尝试找到有关我们观察结果的最优解释，即使它超出了自然，科学也会将我们引向这个最优解释。我们很容易想象，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能找到的最好的解释会超越自然世界。神子可能再临，耶稣可能会回到地球，死者可能被复活，最后的审判可能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通过感官获得的证据，那些还固执地坚持只考虑自然主义解释的科学家也难免太冥顽不化了。
科学与自然主义的关系不是科学假定了自然主义，而是科学目前的结论是，我们拥有的对这个世界的最优图景是自然主义。我们先列出所有能想到的本体论，向它们赋予某些置信度，尽可能地收集各种信息，然后以此为依据更新那些置信度。在这个过程的终点，我们发现自然主义最好地解释了我们拥有的证据，并向它赋予了最高的置信度。新证据有可能导致我们以后更改这些置信度，但目前为止所有自然主义的替代方案都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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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经验主义的策略，通过观察世界来了解世界。有另一种传统与之势均力敌：理性主义，它认为我们能通过感官体验以外的方法来获得有关世界的真正知识。
“理性主义”听起来不错，谁不想做个理性的人？但这个词的这种特定用法的意思是单凭理性去了解世界，而不依靠任何来自观察的帮助。这有几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我们可能拥有先天知识；我们也许能在无可挑剔的形而上学原则的基础上推理出事物的性质；我们也可能拥有某种天赋，能通过灵性或者其他非物理途径来洞察事物。但在更细致的思考之下，我们发现这些途径对于了解世界来说都不太可靠。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我们有直觉，有本能，还有用于与环境互动的内部启发式方法，这些都是在进化的漫漫长路上发展出来的——可能某些人会相信是上帝向我们植入这些东西的。误区在于将任何这类想法当作“知识”。某些想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同样确定的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某些自然本能经常被发现是错误的。信赖任何这样的天赋观念，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我们曾以与经验对比的方式测试过这些观念。
理性主义的另一相关途径奠基于这样的信念：世界拥有潜藏的某种合理或者有逻辑的秩序，而通过这个秩序我们可以辨别出那些必然正确的先验法则，而不需要通过收集数据来进行验证。这样的例子大概有“每个结果都有其原因”和“无中不能生有”。这个观点的动机之一是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从在世界上观察到的单独事物之中抽象出一些适用范围更广的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像数学家或者逻辑学家那样靠演绎推理来思考的话，我们会说个别的事实不足以推导出更普遍的原则，因为有可能下一个事实就会与之矛盾。但我们似乎仍然一直能这样做。这让像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这样的人提出，我们一定暗中依赖某种关于事物运转方式的内在直觉。
可能的确如此。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个信念与数据比较，然后以此为依据调整我们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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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加尔文（John Calvin）是一位对基督教宗教改革影响至深的神学家，他提出人类拥有一种被称为“神性感应”（sensus divinatis）的能力，也就是直接感知神性的能力。神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在他的当代论述中重提这个概念，更进一步提出这种能力为全人类所有，但在无神论者中有缺陷或者被沉默了。
上帝有可能存在并与人类以绕过通常感官的方式交流吗？当然可能。普兰丁格正确地指出，如果有神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上帝会将它存在的知识直接植入到人类当中。如果我们已经确信上帝是真实的并且眷顾着我们，那么这就是相信我们能通过诸如祈祷和沉思之类的非感官的途径了解上帝的绝佳理由。在这些假定下，有神论以及这类理性主义会组成一个完全自洽的信念星球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决定到底有神论是否正确。我们有两个互相竞争的论题：一个是上帝存在，而超验的体验（至少部分）代表了我们那些更接近神性的时刻；另一个是自然主义，它解释这种体验的方法与对梦境、幻觉以及其他来自感官输入与物质大脑结合得出的类似印象的解释相同。要在二者中取舍，我们需要知道哪一个更吻合我们其他与世界有关的信念。
内在而个人的灵性体验能当作否定自然主义的确凿证据的方式之一是，这样的心理状态——与某种伟大之物接触的感觉、离开自己身体的感觉、自我边界消解的感觉、与非物质的灵魂交流的感觉、加入某种宇宙的大欢喜的感觉——能够被证明为不会或者不可能源自构成它的普通物质。就像有关意识和感知的许多问题那样，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答案，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那些表面上的灵性体验与大脑中的生物化学之间的直接联系。
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纪实著作《众妙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中，描述了他对精神药物麦司卡林（mescaline）的体验，其中包括“神圣幻象”。类似的药物，比如说乌羽玉和死藤水，都曾被长时间用于诱发灵性状态，特别是被美国原住民使用，而也有人记录过类似的效应与LSD以及裸盖菇素（迷幻蘑菇）有联系。赫胥黎觉得麦司卡林的作用增进了他的意识，去除了那些将他的心灵与更伟大的意识隔绝的过滤器。他在一生中多次回归致幻剂的怀抱，直到人生尽头，他还让他的妻子劳拉给他注射LSD，以减轻咽喉癌带来的巨大苦痛。后来劳拉回忆道，他的医生说从来没有见过患有这种癌症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没有痛苦和挣扎，而极度痉挛才是这些病人通常在这个时刻的标志。
近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赫胥黎关于麦司卡林所谓的移除过滤器作用可能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倾向于认为致幻剂会刺激幻觉以及感觉，但罗宾·卡哈特-哈里斯（Robin Carhart-Harris）和戴维·纳特（David Nutt）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简称fMRI）证明了这些药物的作用实际上是抑制大脑中起过滤器作用的部分包含的神经元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图像和感觉，然后其他部分会抑制这些内容，以维持我们意识本身的连贯性。具体的机理尚不明确，但有证据表明某些致幻剂有利于激活血清素的某种受体，血清素是一种能帮助我们调整心情的神经递质。在这个图景中，致幻剂并没有唤起新的幻觉，而只是让我们能在意识中感知到那些本来就在我们大脑中四处游走的东西。
这并没有解决我们是否同样会有与灵性现实的直接联系而引发的感受和幻觉这个问题。可能某些药物的作用与真正超验的体验相似，但并非它们的真正解释。确实，也许药物或者对大脑的直接物理影响可以让我们获得类似的体验，让我们能接触更广阔的现实。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对超验体验的简单而优雅的解释，它不需要在任何意义上依赖于自然以外的世界。
祈祷、冥想、沉思这些活动具有深刻而非常私人的特点，要将它们与致幻剂或者神经元的活动联系起来，似乎毫无意义或者说贬低了我们自身，甚至使人失去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科学探索的欲望。但如果我们想要以相配的学术诚信继续这段通向对世界最透彻理解的旅程，我们就必须一直拷问我们的信念，考虑那些替代方案，将它们与我们能获得的质量最高的证据进行对比。超验体验有可能来自与更高层次现实的直接接触，但确定它的唯一途径就是用通过观察世界获得的知识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