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有关涌现、部分重叠的不同语汇以及适用范围的讨论不仅仅是枯燥的哲学思考。它密切关系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本质问题。
考虑性别和性向这个在我们的自我认知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当我输入这些文字时，世界各地对这些话题的思考正在发生令人头晕目眩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同性婚姻地位的改变。在美国，1996年大比例通过的《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曾经在与联邦政府有关的事务上将婚姻定义为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的结合。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也确定这项法案的意图是“表达对同性恋在道德上的反对”。在2013年，最高法院裁定这个定义违反宪法，于是联邦政府应当承认以往被任何州正式批准的同性婚姻；两年后，最高法院认为任何独立的州对同性婚姻的禁止同样违反宪法，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了合法化。这样美国就赶上了加拿大、巴西、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已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但此时在许多国家中，同性交往仍然会带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
如果说婚姻是个有争议性的话题，那么性别认同带来的就是更大的挑战。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认为自己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的人开始决定接受自己身份认同的这一侧面，而不是隐藏起来或者努力抑制自己。某些跨性别者选择了进行医疗程序来改变他们解剖学上的结构，而其他人则没有选择这样做；无论如何，他们在心理上对自我认同性别的归属感与那些“顺性别者”（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相同的人）同样强烈。如果第一次有一位你长年认知为女性，并且以“她”来称呼的朋友，突然要求从现在开始将她认知为男性，并且用“他”来称呼，这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据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教授本·巴雷斯（Ben Barres）所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于他作出的一次广受欢迎的报告，听众中的一位科学家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本·巴雷斯的工作要比他姐妹的工作好得多。”问题是巴雷斯没有姐妹；那位科学家心里想的就是巴雷斯他自己，他以前曾经是一位被称为芭芭拉·巴雷斯（Brabara Barres）的女性。这位科学家评判的是同一项工作——只是出自男性时它似乎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对某人的观点会强烈地被我们对这个人的性别认知所影响。
无论你对于这种事情的想法是前卫先锋还是忠于传统，这是个很难习惯的转变。你认识或者自以为认识的一个作为男性的人，怎么能突然就这样宣布她是女性？这就像某一天你突然决定自己身高两米四。有些东西就是你不能决定的，它们就是它们应有的样子。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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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回应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这部分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社会取向以及思维框架的基本特征。有些人带有互相宽容互不干扰的基本态度，或者是坚定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就是接受每个个体宣布自己是什么人的权利。其他人则自然更加保守或者持批判态度，会对那些于他们而言背弃传统的行为皱起眉头。
但在这里有些东西比个人的态度更深刻：这是个与本体论有关的问题。你会认为什么类别“真正存在”，在对世界的组成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对于许多人来说，“男性”和“女性”的概念深深植根于世界的构成之中。事物有自然的秩序，而这些概念是秩序中无法磨灭的一部分。如果消去主义是在敦促我们宣布尽可能多的事物都是幻觉，它的反面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它倾向于认为某些类别是现实最底层中不可移转的特征。在历史的这个时刻，绝大多数人对于性别持有本质主义的看法，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宗教教义是本质主义的丰富源泉。看一下全国天主教生物伦理中心（National Catholic Bioethics Center）是如何谈论“性别认知障碍”的（粗体来自原文）：
我们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这是不可更改的……寻求此类手术的人显然对于他们实际上的身份感到不适……
一个人能改变他拥有的生殖器官，但不能改变他的性别。接受相反性别的激素以及去除生殖器官并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别。性别身份不能归结于激素水平或者生殖器官，而是植根于个人特有本性的客观事实……
一个人的性别身份不能由个人主观的信念、欲望或感受所决定。它是他或者她本质上的一种职能。正如几何证明中有着几何上的前提，性别身份也是一种本体论的前提。
宣称个人性别是“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实际上的身份”的一部分，大概很难找到比这更直白的性别本质主义宣言了。
宗教并不是这种立场的唯一来源。“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这个概念在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首次出现，其中它被看作一种在那些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相异的人群中诊断出来的疾病。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就一直对那些医生认为看上去或者感觉上不对劲的小朋友施予手术或者激素疗法。直到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其的诊断才转为“性别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这个概念指的是对于本身性别状态在心理上的不满，而不是与所谓客观判断中个人“真正”性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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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自然主义的看法则不太一样。诸如“男性”和“女性”这样的类别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现实的本质是一个量子波函数，或者是一系列粒子和相互作用——不管实际上最本质的材料是什么。所有别的东西都只是锦上添花，只是我们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词汇。所以，如果某个人有两条X染色体并且认同自己是男性，那又如何？
这也不是说我们应该消除性别的概念。一个生理性别男但心理性别女的人不会想：“男和女只是任意划分的类别，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人想的是“我是个女人”。仅仅因为某个概念是由人类创造的，不代表它是一种幻象。说出“我是个女人”或者仅仅是意识到这一点，绝对是有用而有意义的。
这可能会使我们回想起后现代主义的老口号“现实是社会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此言非虚。社会构建的是我们说明世界的方式，而如果某种特定的说明方式用到了有用而且与现实世界相当吻合的概念，那么我们有理由将这些概念视为“真实”。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所有讨论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社会的建构。它就这样存在着，而我们担起的任务是探索它以及发明用以描述它的语汇。
那些认为性别转换违反了自然规律的人有时候喜欢应用某种滑坡论证：如果性别和性向都能任君挑选，那么我们作为人类的基本身份认同又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个物种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的确，存在一种被称为“物种不安症”（Species Dysphoria）的精神疾病。它与性别不安症类似，但特征是患者确信自己从属于另一物种。有些人会认为，即使他们的外表是人类，实际上他们是一只猫或者一匹马。另外一些人更极端，会将自己认同为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物种，比如说龙或者精灵。
即使对那些相对比较开明的人来说，碰到物种不安症时也会略显烦躁：“如果诗性自然主义意味着我必须装着同意那个十几岁还觉得自己是独角兽的疯外甥的话，那还真是谢谢了，我还是回到舒适的物种本质主义吧。”
然而，问题在于某种有关世界的说明方式是否有用，而这总是相对于某个目的而言的。如果我们是科学家，我们的目标就是描述并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有用”此时的意思是“给出了现实某个侧面的一个准确的模型”。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某个人的健康，“有用”的意思可能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让一个人更健康”。如果我们是在讨论伦理和道德的话，“有用”的意思更接近于“以没有矛盾的方式系统化我们关于对错的本能冲动”。
所以说，诗性自然主义对那些认为自己是龙的人不贸然加以臧否，对于认为自己是男性或者女性的人亦是如此。它更多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应该问的是什么问题：什么样的语汇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有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令这些人快乐健康的方法？抽象有关这个情况的概念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自己诚实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对不起啊，凯文，你不是只独角兽。”
那些对自我的感知与社会对他们的希望不符合的人们，他们的现实生活可能非常艰辛，而他们遇到的障碍只有他们知道。无论多少学院派的理论论证，也无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坚持在过时的本体论的基础上谈论这些状况的话，很有可能最后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