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理解了心理状态为什么可以产生物理效应，我们就不禁要问：“谁掌管着这些心理状态？”我这个涌现而来的人格是不是真的在作出选择？或者说我只是一个木偶，当组成我的原子依据物理法则推来挤去时，我也就此被推来拉去？说到底，我有自由意志吗？
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确有自由意志，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你没有。哪种意义是“正确”的，欢迎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觉得你有做决定的能力的话）。
通常反驳自由意志存在的论证相当直接：我们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遵循一些模式，它们被称为物理法则。这些法则可以完整描述一个系统的演化，除了原子层面上的描述以外不受任何影响。如果信息随时间守恒，宇宙的整个未来都已注定，即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量子力学用概率而非确信的语言预测了我们的未来，但这些概率本身完全被宇宙现在的状态所确定。量子版的拉普拉斯妖可以有信心说出所有未来进程出现的概率，而无论人类有多强大的意愿都无法改变它们。没有能容纳人类选择的空间，所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我们只是遵守自然法则的物质实体。
并不难看出这个论证在哪里违反了我们的规则。当然，如果我们选择将人类描述成一堆原子或者一个波函数，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我们选择将人类描述成一个人时，这个概念扮演的角色是否依然有用。即使是最死硬的反自由意志派人士，也经常提到他们和其他人在日常活动中作出的选择，即使他们之后会不以为然地补上一句：“当然除了一点，就是选择这个概念实际并不存在。”
选择的概念的确存在，没有它的话的确很难对人类进行描述。设想你是一名高中生，你想上大学，而有几所大学都录取了你。你查看了它们的网站，去过各个校园，在每个地方都跟学生和教职员讨论过。然后你接受了其中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拒绝了其他大学。描述刚刚发生的事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能说明我们这个人类尺度的世界最有用的语汇又是什么？它不可避免会涉及类似“你作出了一个选择”这样的陈述，以及这个选择的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机器人或者是随机数发生器的话，也许有更好的说法。但当我们讨论人类时，无论我们对物理法则有多深入的理解，拒绝使用任何有关选择的词汇也很刻意造作而且效率低下。在哲学文献中，这个立场又被称为相容论（compatibilism），指的是确定性的（或者至少是客观的）底层科学描述与有关选择和意愿的宏观语汇相容。相容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职业哲学家中最流行的有关自由意志的思考方式。
从这个观点来看，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犯下的错误是不小心在互不兼容的语汇之间进行了切换。你早上刚洗完澡踏出浴室走到衣柜前，想着今天到底穿黑色还是蓝色的衬衫比较好。这是个你必须作出的选择；你不能就这样说“反正我的选择就是我身体里原子确定会做出的行为”。这些原子做的就是他们要做出的行为，但你不知道那会是什么，而且这跟你应该做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毫无瓜葛。一旦以你和你的选择这种话语表达了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同时开始谈论组成你的原子和物理法则。每种语汇都完全正当合理，但混在一起就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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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愿意接受海洋和温度的真实性，即使它们在核心理论的基本要素中无处可寻，但你可能不愿意对自由意志应用相同的逻辑。毕竟作出选择的能力并非只是某种由许多微观部件组成的宏观集合，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如果在我们对自然适用范围最广的描述中没有它的存在，为什么在人类尺度上的语汇中装作它存在会有好处？
答案要归结于时间箭头。在第8章我们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能认识到过去的记忆，但却不能认识到未来。这是因为宇宙有一个特殊的边界条件，也就是过去假设，根据这个假设，大爆炸后不久宇宙的熵很低。这是有关过去的一点影响很大的信息，它让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确定过去，然而同样的方式不能确定未来。时间的这个不对称性只源于宇宙在宏观尺度上物质分布的方式，核心理论本身不存在类似的因素。
“利用我们当前身处状态的某些特点”这一点在我们有关过去或者未来事件的知识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我们当前状态的某个特点蕴含了（给定过去假设，其余不变）有关过去的某些事情，这就是记忆；当我们当前状态的某个特点蕴含了有关未来的某些事情，这就是某些未来效应的原因。一个人大脑状态的细微差别会与不同的身体行动挂钩，这些行动与宇宙过去状态的相关性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可能关乎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未来演化路径。这就是我们关于世界在人类尺度上最优秀的理解会如此区别对待过去和未来的原因。我们记得过去，而我们的选择影响未来。
拉普拉斯妖不能区分这种不平等，它能完全明晰地看到世界的整个历史。但我们都不是拉普拉斯妖。我们没有人知道宇宙确切的状态，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去预测未来。我们的知识不完美，这个无法避免的现实正是我们谈论未来时觉得有关选择和因果的语言很有用的原因。
自由意志的一个流行定义是“以不同的方式行动的能力”。在一个由客观法则主宰的世界中，我们可以说这种能力不存在。给定组成我和周围环境的基本粒子的量子态，未来就被物理法则所决定。但在现实世界，没有人告诉我们具体的量子态。我们拥有的信息不完全；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大概的构造，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也有些想法。只拥有这些不完全的信息的话——这就是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信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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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的怀疑者会反对这一点，声称我们刚刚支持的立场完全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做的就是重新定义这个概念，让它意指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懦弱了，不能面对冷冰冰的宇宙这个凄凉的现实。
我对天地不仁的凄凉现实没什么意见，但重要的是在一切相关的层面上探索最准确最有用的谈论世界的方式。
我们承认，某些“自由意志”的定义方式远超诗性自然主义者乐意赞同的范围。有一个概念被称为自由意志论的自由（libertarian freedom），它跟有关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这种政治观点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一种立场，认为人类作为中介向宇宙引入了非确定性的因素，认为人们并未受不近人情的物理法则所管辖，认为人们拥有一种塑造自身未来的特殊能力。它否认存在任何像拉普拉斯妖那样的东西，能够在未来发生之前就洞悉一切。
我们没有理由将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接纳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它没有直接证据，也违背了我们对自然法则所知的一切。要让自由意志论的自由得以存在，人类就必须能仅仅通过思考去克服物理法则。
诗性自然主义者会说我们有两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它们听起来截然不同，其一是物理层面的叙事，其二是人类层面的叙事，它们用到的概念没有重叠，但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它们的预测终究是相容的。自由意志论者认为，对于人类的正确说明方式最终得出的预测会与已知的物理法则不相容。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中都要作出种种选择，仅仅是为了平静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如此粗暴地对待我们有关现实的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著名实验中，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Benjamin Libet）在被试者打算移动他们的手时测量了他们的大脑活动。志愿者当时也看着一个时钟，可以精确回答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作出决定的。利贝的结果似乎表明，在被试者的意识觉察到他们的决定之前，在大脑活动中就已经有脉冲泄漏了天机。说得夸张一些，大脑的某些部分似乎在人们觉察到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选择。
利贝的实验和各种跟进的实验引起了争议。有人宣称这是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据，因为显然在决策时，我们的意识被落在了后面。其他人提出了技术性的质疑，他们怀疑利贝测量到的信号是不是真正表示了决策已经完成，也怀疑被试报告的作出决定的时间是否可靠。
如果你已经接受世界的本质是物理这个观点，那么利贝以及后来的实验对你有关自由意志的立场不应该有多大影响。无论如何你不会相信自由意志论中的自由意志，而这些实验与我们对待相容论的立场毫无关系。我们的大脑是个混乱的地方，有很多微小的子系统在意识表面之下暗流涌动，只会偶尔浮上水面获得意识的注意。毫无疑问，我们有时会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管是上班时开车打方向盘还是睡觉时翻来覆去。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存在其他决定，诸如决定写不写书或者是不是在写的书里讨论向上归因，它们本质上是有意识的决定。我们的大脑到底以什么特定的方法完成工作，这里有许多具体而引人入胜的问题值得探讨，但这些问题都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们都是基本粒子的集合，它们根据核心理论的法则相互作用。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自己描述为正在作出选择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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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受自然法则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否定自由意志论式的自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相容论者和不相容论者之间的争论有点令人厌烦。我们基本上对现状有着相同的意见——粒子遵循物理法则，加上有关人们作出选择的宏观描述——而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贴上“自由意志”的标签，这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直面有关责任归属的概念时，这个问题就超出了单纯学术讨论的范畴。我们的大部分法律系统，还有我们趟过社会环境这潭浑水的许多方法，它们都取决于每个人对自身的行为负有大部分责任的这个想法。对自由意志的否认到了极端的话，“责任”这个概念就跟个人选择一样存在问题。如果人们没有选择他们自己的行动，我们又怎么能称赞或者责怪他们呢？而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惩罚或者奖励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诗性自然主义者和其他相容论者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接受人类拥有意愿的这个现实，所以他们能轻易判断责任归属。然而有些情况却没有那么明确。
我们认为作出选择的能力是一种现实，因为这样思考能给出我们所知的有关世界在人类层面上的最优秀描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力似乎并不存在，至少是大大减弱了。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涉及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匿名病人，他做了一场手术，目的是减轻他的癫痫，但后来又患上了脑部肿瘤。肿瘤出现之后，这位病人开始出现克吕弗-布西综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的症状，这种疾病会在恒河猴中出现，但在人类中非常罕见。其中症状有暴食（食欲过剩和过度进食）和性欲过剩，包括强迫性的自慰成瘾。
这位病人最后开始下载儿童色情作品，这导致了他被捕。在审判时，神经外科医师奥林·杰温斯基（Orrin Devinsky）出庭作证，说明这位病人当时并不能真正控制他的行为，他没有自由意志。在杰温斯基眼中，病人下载色情作品的冲动可以完全归咎于他之前手术的影响，手术让他完全丧失了作出相关选择的意愿。法庭没有同意，认为病人有罪，尽管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认为他有罪的论证之一就是他在工作时能够不去看色情作品，所以他当然可以对自身的行为做出一定程度的控制。
这里关键不在于这位特殊的病人到底在什么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选择的控制，而是这样的控制丧失可能发生的这个事实。这到底会给我们有关个人责任的概念带来什么变化，这是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学术上的抽象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信念前提是“作出选择的客体”的想法必须属于我们有关人类行为最优秀的理论，那么一个更优秀更有预测能力的理解方式的存在就有可能削弱这种信念。随着神经科学能越来越好地预测我们将要做什么，而不需要提及我们个人的意愿，这时将人们当成自由行动的客体也就越来越不合适了。宿命论会成为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这似乎不太可能。绝大部分人的确能够维持某个程度上的选择意愿和自主性，更不要说他们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会让他们未来的行动实际上无法预测。当然也有灰色地带——甚至在考虑脑部肿瘤和明显的脑部损伤之前，我们就能看到药物成瘾这个明显的例子，其中选择意愿可能会被削弱。这个课题还远远没有打下牢固的基础，而相关的重要科学工作也仍未确立。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就是我们应该将有关个人责任的想法建立在我们能够达到的有关大脑运作的最深入理解之上，而如果数据要求我们更新想法，我们应该愿意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