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经引导许许多多的人接触到宇宙的奇观，他在1996年逝世。在2003年的一场活动中，他的妻子安妮·德鲁延（Ann Druyan）接到了有关他的问题。她的回答值得花上篇幅来引用：
我丈夫去世的时候，因为他非常有名，也以不信宗教而著称，所以有很多人会走过来——现在还有时候会碰到——然后问我卡尔最后有没有回心转意，皈依到某种存在死后生活的信仰之中。他们也经常问我是不是觉得还会再次见到他。
卡尔以永不屈服的勇气面对自己的死亡，从来没有在幻想中寻求安慰。悲剧在于我们知道以后彼此再也见不到了。我从来不觉得能和卡尔再次团聚。但美妙的事情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差不多二十年里，我们在生活中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多么短暂而宝贵。我们从来没有忽视死亡的意义，没有假装它不是最后的别离。
我们活着、我们在一起的每个瞬间都是奇迹——这个奇迹的意思不是说无法解释或者超自然。我们知道自己得益于偶然……这份纯粹的偶然可以这么慷慨，这么温柔……让我们能找到彼此，就像卡尔在《宇宙》中写的那样，你也知道，即使空间这么广阔而时间又这么深邃……我们能在二十年间相濡以沫。这就是支撑我的东西，它非常有意义。
他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他，我们怎么关怀对方以及家庭，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些要比我终有一天会再见到他的想法重要得多。我不觉得我会再见到卡尔。但我见过他，我们相互遇见，在宇宙中找到了对方，这太美妙了。
没有多少问题的重要性会超过死后我们会否继续存在的这个问题。我相信自然主义，不是因为我更希望它正确，而是因为我认为它最好地解释了我们看到的世界。自然主义导出的结论在许多方面都能鼓舞人心解放思想，但死后生活不存在并不在其中。继续以某种方式活着也许不错，当然要假设我个人继续下去的生活会相对安乐，而不是被暴躁的恶魔所折磨。要说无限长的时间可能有点难，但我能轻易想象怎么让几十万年内的生活都充满趣味。很可惜，证据并没有指向这个方向。
在自然年限之后仍然继续我们的生活，这种渴望是更深的人性冲动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甚至预期我们的生命有着某种意义，最后又必定有什么目的。“存在理由”的这个概念在人类尺度的世界上经常很有用，但当我们开始谈论宇宙的起源或者自然的物理法则时，它们就不一定适用了。它是否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存在又有没有意义，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
直面我们生命有限这一点需要勇气，而承认我们存在意义的界限则需要更多的勇气。德鲁延的回想中，最动人的部分不是她承认不会再见到卡尔，而是她肯定他们一开始能找到彼此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有限的生命提醒了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没有独立于自然以外。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研究过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标度律（scaling law）。这些标度律描述了系统中某个特性在其他特性变化时的响应模式。比如说，在哺乳动物中，物种的预期寿命与物种个体平均质量的四分之一次方成正比。这意味着比另一种哺乳动物重16倍的物种，寿命会是前者的2倍。但同时哺乳动物物种之中心跳的间隔也与质量的四分之一次方成正比。结果就是两种效应互相抵消，而所有哺乳动物典型生命周期中的心跳次数差不多相等——大概15亿次心跳。
典型的人类心脏每分钟跳动60～100次。在现代社会，我们能享受先进的医疗和良好的营养，而人类的平均寿命大概是韦斯特的标度律预测的两倍。就算是30亿次心跳吧。
30亿这个数不算大。你要用这些心跳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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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量子场的核心理论，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背后的物理学中，没有“意义”“道德”和“目的”这类概念的栖身之地。“浴缸”“小说”和“篮球规则”也是如此。这不会让这些概念变得不再真实——它们在世界的高层次涌现理论中都各自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意义、道德和目的也是如此。它们并没有嵌入在宇宙结构之中，而是通过涌现成为人类尺度环境的不同说明方式。
但它们有点不同，对意义的寻求并不是另一种科学。在科学中，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效而准确地描述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探求却不像是这样，它关乎对世界的衡量，评判各种事物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性。我们希望能够指着不同的事件可能性，然后评论道“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或者“我们应该这样做”。科学毫不关心这样的判断。
这些价值观的源泉并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们内心。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谈论自身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身看成有思考、有目的、能作出选择的客体，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到底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并不习惯这样思考。我们直觉中的本体论将意义看成与这个世界的实体物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它可能来自上帝，或者植根于生命的灵性范畴，又或者是宇宙自身的目的论倾向的一部分，还可以是现实某个难以言状超脱尘世的层面。诗性自然主义否定所有这些可能性，要求我们迈出一大步，让我们在审视意义这个概念时，与面对人类为了描述宇宙所发明的其他概念时一样，也要用上相同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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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沃伦（Rick Warren）的畅销书《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以一条简单的训诫开场：“这与你无关。”作为一本让这么多人在其中寻求慰藉和忠告的书，以这种情绪低落的语气开场可能令人诧异。但沃伦的策略正是瞄准了人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不知所措的感觉。他给人们提供了一条直接的出路：生活与你无关，而是关乎上帝。
你不需要接受沃伦的神学观点也可能对这种冲动表示同感。生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只关系到我们以外的东西：我们可能不从属于传统上的有组织宗教却倾向于灵性；可能觉得要献身于文化、国家或者家庭；可能相信建基于科学之上的各种客观意义。这些策略可能既富有挑战性又令人心怀安慰，挑战在于要根据这种外部强加的标准来生活可能很难，而安慰在于，至少这样的标准真他娘的存在啊。
诗性自然主义不能给你这样的出口，你依然需要以有创造力而个性化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生活的确与你有关：给自己创造意义和目的，是你，是我，也是所有人的任务。这样的预期很可怕，更不要说它也会让人筋疲力尽。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想要的就是将自身奉献给某些更伟大的东西——但这个决定来自我们自己。
自然主义的崛起已经铲除了我们此前关于如何在宇宙中自处的许多思考的出发点。我们是刚刚开始向下望的大野狼，需要一些新的立足之地——或者学会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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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构筑生活的意义这个想法，我们有两种合理的担忧。
第一种担忧就是这是在作弊。认为只要接受了自身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蒙物理法则才得以存在的基本粒子组成的模式，这样就能找到满足感——这种想法可能只是自欺欺人。当然，你可以说你的生活丰富而有益，建立在你对家人和朋友的爱、你对自身行业的奉献，还有你尝试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努力之上。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赋予这些事物的价值并没有客观标准，而在百年之后你也不能见证你做的一切，那么你怎么能说你的生命真的有意义？
这只是牢骚。比如说你爱着某个人，你的爱真挚而澎湃，但你又相信存在某种更高的灵性力量，认为你的爱是它的一种体现，而你同时又是诚实的贝叶斯主义者，愿意在证据的指引下更新你的置信度。随着时间流逝，你积累新信息的量总会足以让你下判断，将你的信念星球从灵性为主转换为自然主义为主。你失去了你之前相信的爱情源泉——那你是否失去了爱本身？你现在是不是必须认为你感受到的爱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合理？
当然不是。你的爱还在，跟之前一样纯洁而真诚。你利用底层的本体词汇描述自身感受的方式改变了，但你仍在爱河之中。即使你知道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它也不会就此变得不再湿润。
对于目的、意义和我们有关对与错的理解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受内心驱动去帮助那些没有你那么幸运的人，到底驱动你的是你认为这是上帝意志的信仰，还是你个人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这都无关紧要。无论是哪种，你价值观的真实性也不会因此贬损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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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我们自身创造意义的第二种担忧是出发点的缺失。如果上帝和宇宙都不能帮助我们向行动赋予意义，那么整个计划似乎只是令人怀疑的随意任性。
但我们的确有出发点：那就是自身的身份。作为活着思考着的生物，运动和动机塑造了我们。在基本的生物层面上，定义我们的不是组成我们的原子，而是我们在世界上跋涉时描出的动态模式。有关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存在于平衡以外，由热力学第二定律驱动。要活着，我们必须一直运动，一直处理信息，一直与环境互动。
在人类的词汇里，生命这种动态的本质表现为渴望。我们总是渴求什么东西，即使想要的可能是摆脱渴望的束缚。这不是什么可以持续的目标；要一直活着，我们必须进食，必须饮水，必须呼吸，必须新陈代谢，更广泛地说就是要一直顺应熵上升的浪潮。
在某些圈子中，渴望有着不好的名声，但这名声并不公正。好奇也是渴望的一种，助人为乐和艺术冲动也是。渴望是关怀的一个方面：关心自身，关心他人，关心世界发生的事。
人非顽石，不会以平静而漠不关心的姿态接受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同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怀，他们关心的方式可能千姿百态，但关怀本身无处不在。人们可能以令人叹服的方式关心周围，关注他人的福祉；人们的关心也可能是自私的，只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无法避免的是，刻画人们的正是他们关心的事物：他们的热忱、倾向、激情和希望。
当我们生活状态良好，享受着健康和闲适之时，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玩乐。一旦食物和栖息地满足了基本要求，我们立刻就发明了游戏、谜题和竞赛。我们以这种轻松愉快富有乐趣的方式表达了一项更深层的冲动：我们乐于挑战自我，乐于实现成就，乐于在生命中找到能为之自豪的东西。
在演化的眼光中，这相当合理。对自身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的生物，跟那些关心自身、家庭和同族的生物相比，在生存的挣扎中会处于恶劣的不利之中。从一开始，我们的构造中就包含了对世界的关注以及对意义的寻求。
我们的演化遗产并非故事的全部。意识的涌现意味着，我们的关注以及回应那些冲动的行为都可以随着时间转变，而这是学习、与他人互动以及自我反省的结果。我们并不只有本能和未经反思的渴望；它们只是起点，用以建造更重大的意义。
人类并非生来一张白纸，而我们这张纸会随着成长和学习变得更丰富更多元。我们是一个个熔炉，不断熔炼着偏好、需求、情操、抱负、喜好、感情、态度、嗜好、价值和忠诚。我们不是各种渴望的奴隶；我们有能力反思这些渴望并努力改变它们。但渴望的确塑造了我们。从来自自身的这些倾向出发，我们才能构筑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以及世界上发生的事有着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对我来说有意义，对你来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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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起点的个人渴望和关怀，它们可能单纯而只关注自身，但以它们为基础，我们能构建出指向外部、遍及更广阔世界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选择，而我们作出的这个选择可以是去拓宽我们的视野，在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中寻找意义。
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明显有着宗教意蕴[22]——背景是圣诞前夜，将乔治·贝利（George Bailey）从自杀中拯救出来的又是守护天使的干预。但正如作家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所说，让乔治回心转意的不是天使的智慧，而是他看到了他的生命对于在贝德福德福尔斯小镇上其他人的生活有着真真切切的正面影响。那是在地球这里真实存在的事物，是我们切实度过的生活。到头来，这就是意义唯一可能的栖身之处。
构筑意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项个人主观而富有创造性的事业，也是令人生畏的责任。卡尔·萨根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星尘，但我们用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命运。”
生命的有限让我们的处境更为深刻动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出最后一句话，读过最后一本书，堕进最后一次的爱河。在每个瞬间，我们到底是谁，又应该怎么行动，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抉择。挑战是真实的，而机遇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