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致命的决策

第四节 致命的决策 一

帕彭政变发生在德国有史以来最疯狂、最暴力的选举期间，选战的气氛甚至比两年前那次更不理性、更加狂暴。希特勒再次飞赴全国各地的一个又一个会场，在50多场大型集会上对着人山人海发表演说，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分裂、耻辱和失败，语意含糊但语气坚定地承诺，将来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更加统一的国家。与此同时，共产党鼓吹革命，宣称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社会民主党号召选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威胁；资产阶级各政党主张重新统一德国，这显然是它们无力实现的。[138]各政党的宣传风格越来越煽情，社会民主党甚至也不例外，这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衰落。到处是越来越暴力的街头冲突和示威活动，政治斗争已沦为社会民主党所称的符号之战，这样称呼并无丝毫批评之意。1931年选战期间，社会民主党聘请立场激进的俄国心理学家谢尔盖·恰霍廷（Sergei Chakhotin）来助选，他是条件反射现象的发现者巴甫洛夫（Pavlov）Ⅰ的学生。这样做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意识到仅诉诸理性还不够，“我们必须诉诸情绪、心灵和感情，以便帮助理性取得胜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性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要求各地党组织确保党员全部佩戴党徽，相遇时举起紧握的拳头互致问候，在恰当的时机高呼口号“自由！”本着同样的精神，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使用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和问候语。各政党采用这种风格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因为它们发现纳粹党之所以难以被打败，在于它的卐字符、问候语“希特勒万岁！”以及简洁有力的口号。[139]

为了展现出一种足以与纳粹党的感染力相抗衡的生机勃勃的形象，社会民主党、帝国国旗团、工会，以及与社会主义者有关的许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于1931年12月16日共同组建“钢铁前线”（Iron Front），以对抗“法西斯”威胁。这个新组织大量借用了共产党和纳粹党开创的一套宣传方法，冗长、乏味的演讲被简短、犀利的口号取代。劳工运动以往对于教育、理性和科学的强调，将让位给新的重点，即通过街头游行、穿制服的行军和集体示威来激发群众的情绪。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新风格甚至发展到设计出了一个用于抗衡卐字符和镰刀锤子的符号：三支平行箭头，表示钢铁前线的三大主力。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劳工运动帮助不大，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那些在国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依然对这种展示其政策的新方法心存疑虑，或者确实无法适应它。新的宣传风格使社会民主党得以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但社会民主党缺乏进行有效竞争所需的活力、朝气和极端思想。符号、游行和制服没有为钢铁前线招来新的支持者，因为控制着社会民主党的依然是其僵化的组织机构。同时，该党也未能减轻中产阶级选民对于劳工运动的意图所怀有的恐惧。[140]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30年代初各政党在选战中使用的海报。几乎所有海报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个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从1920年代末开始被用来象征德国人民，取代了谦逊得可笑的、戴着睡帽的小人物“德国米歇尔”（German Michel）Ⅱ，也取代了那个不太常见的、历史上作为德国化身的女性形象日耳曼妮娅（Germania）。纳粹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屹立在一座标为“国际巨额融资”的银行上方，用一台印有卐字符的压气机对着它吹出巨大的气流，摧毁它；社会民主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用胳膊肘挤开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中央党的海报上是卡通形象的高大工人，衣着也许没那么暴露，但还是卷起了袖子，强行从国会大厦赶走矮小的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人民党画的高大工人只围了一块遮羞布，在1932年7月把穿戴整齐的敌对派别的政客们全部扫到一边，这与竞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刚好相反；甚至古板的民族党也在海报中采用了高大的工人形象，但只是挥舞着从前俾斯麦帝国的黑白红旗。[141]在德国全境，选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暴力形象：高大的工人把他们的对手打烂、踢开、揪出国会，或者居高临下逼视着衣冠楚楚的政客，政客们几乎一律被画成无用、吵闹的侏儒。充满阳刚气的男子汉扫除掉吵闹、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别，这种画面的海报无论用意如何，其潜台词都是，议会政治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而准军事团体之间日常的街头冲突、竞选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制服，以及竞选集会上不曾中断的暴力与混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宣传领域，其他政党都不是纳粹党的对手。戈培尔可能曾抱怨过“他们现在偷走了我们的方法”，但三支箭并没有像人们所熟悉的卐字符那样引起深切的共鸣。如果社会民主党想寻找机会在纳粹党擅长的游戏中击败它，就应该早点儿开始。[142]戈培尔在选战中所攻击的，不是帕彭内阁的表现，而是魏玛共和国的表现。因此，这一次纳粹宣传的主要对象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铺天盖地的海报、标语、传单、电影以及在大型露天集会上的演讲，用预言灾变的口吻描绘了一幅“赤色内战的阴云笼罩德国”的危急图景，告诉选民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抉择：要么支持叛国的、腐败的旧势力，要么支持国家新生走向辉煌未来。戈培尔及其宣传团队的目的是狂轰滥炸式地持续刺激选民的感官，他们向群众进行公开宣传，同时逐户敲门发传单，使宣传的覆盖率达到饱和。在人们找得到的每一块公共空间，都有麦克风和扬声器在高声播放纳粹演讲。海报和杂志插图以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形象，赶走了理性演讲和口头辩论，助长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陈词滥调，从而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仇恨心理和攻击意识，以及对安全与救赎的渴求。褐衫军游行时的纵队、僵硬的敬礼方式和纳粹领导层的军人姿态，既给人以有序、可靠的感觉，也显示了坚定的决心。横幅和旗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无尽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精神。纳粹党在宣传中使用攻击性语言描述对手，而且没完没了地老调重弹，直至把他们的形象定格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犹太幕后操纵者”、“赤色杀人团伙”。然而，纳粹党考虑到需要打消中产阶级的疑虑，于是在有些场合，海报中的高大工人被画成了姿态温和的样子——不再粗野且富有攻击性，而是穿着衬衫，把生产工具递给失业者，而不是挥舞这些工具当作打倒对手的武器，以此表示纳粹党准备建立负责任的政府。[143]

这种空前密集的竞选宣传很快带来了纳粹党所期待的结果。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暴露了帕彭策略的愚蠢。选举不但没有让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变得顺从一些，反倒使他们再次实力大增，得票数翻了一倍多，从640万增至1380万张，成为截至当时为止国会中最大的党，占230席，超出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将近100席。社会民主党想方设法让损失止于十几席，把133位代表送进了新一届国会。纳粹党1930年9月获得的18.3%的得票率也翻了一倍多，达到37.4%。政坛持续不断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共产党议席的增加，此时它从77席增至89席。中央党也争取到了更多的选票，在新一届国会中获得75席，这是该党历来席位数最高的一次；而民族党的议席则继续流失，从41席降至37席，致使该党地位下降，几乎沦为边缘型政党。不过，最惊人的是中间派各政党的全军覆没。人民党原有的31席失去24席，经济党的23席失去21席，国家党（前身为民主党）的20席失去16席。从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各种极右翼派别，在1930年曾赢得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此时也遭到惨败，原先的55席仅剩9席。于是左翼与右翼在国会交锋时，隔开他们的是影响力已降至微不足道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加起来共有1330万张选票，与之相对的纳粹党有1380万张选票，其余政党的得票数加起来仅有980万。[144]

纳粹党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获得成功的因素，与1930年9月时大致相同。在两次投票之间的将近两年时间里，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急剧加深，使那些因素比在1930年9月时发挥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选举结果证实，纳粹党属于心怀不满者组成的彩虹联盟Ⅲ，这一次，它对中产阶级的号召力大大增强，中产阶级显然克服了两年前所显示出的犹豫心理，那次他们倒向了极右翼小派别，此次则几乎全部加入纳粹党选民的行列。1930年9月国会选举时支持小党派的选民中，有二分之一在1932年7月转投纳粹党；1930年投票给民族党、人民党和国家党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一在1932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原先不投票者中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女性选民），此次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原先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中，甚至也有七分之一此次投票给纳粹党。纳粹党争取到的选民中，有30%是从小党派那里挖来的，其中包括许多在1924年和1928年投票给民族党的选民。甚至有一些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民也转变了立场，但人数大致被那些转投这两党的原纳粹党抵消了。纳粹党吸引的依然主要是新教教徒，天主教选民中仅有14%支持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非天主教选民中有40%支持它。1932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60%来自广义上的中产阶级，40%是赚取周薪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家眷，但是与从前一样，这些绝大多数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与劳工运动若即若离的人。纳粹党在各选区的得票数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像以前一样明显。纳粹党继续受到所有对社会感到不满的群体的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相对不太支持它的，是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天主教教区，尤其是在劳工运动或者天主教志愿者协会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和制度支持的地区。[145]

尽管1932年7月的选举使纳粹党在国会里席位大增，但该党的领导层依然感到有些失望。在他们看来，这个结果的关键之处不是纳粹党得票比在前一次国会选举中更多，而是该党在7月的选举中并不比在同年3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以及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表现得更好。因此，他们觉得纳粹党的得票数已达最后的峰值。特别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党在追求其首要目标，即拉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票方面，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所以纳粹党没有像1930年9月胜选时那样欢欣鼓舞。戈培尔在日记中坦言自己的感受：“我们赢了一点点”，仅此而已。他的结论是：“照这样，我们不会赢得绝对多数。”因此，选举又为这种感觉平添了一种新的紧迫感，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做点什么了。在野的时间结束了。现在就行动！”[146]第二天他接着写道，夺权的时刻到了，并记录道，希特勒同意他的观点。否则，如果纳粹党坚持通过议会道路掌权，那么其选举实力的停滞状态会让人觉得它可能开始控制不住局面了。然而，希特勒拒绝进入由其他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他确实有资格那样做，因为他的党此时掌握着有史以来德国国会中一党所占的最多席位。因此，选举刚结束，希特勒就坚持只能以总理身份进入政府。唯有坐上这个位置，他才可以在追随者中间保持其领袖魅力的神秘感。与内阁中的从属职位不同，总理职位还能给予希特勒有利的机会，利用归他调遣的全部官方力量，把国家的政体由内阁制转变为独裁制。

二

1932年8月初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示了可以怎样使用那些官方力量。帕彭试图控制局面，于7月29日下令禁止举行公共政治集会。禁令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剥夺了积极分子们释放灼热的政治激情的合法渠道，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街头暴力。因此在8月9日，帕彭又颁布一项紧急总统令，宣布对任何因愤怒或仇恨而在政治斗争中杀死对手的人可以适用死刑。他颁布此令的意图是将之主要施用于共产党。然而在第二天凌晨，一群醉酒的褐衫军带着橡皮棍、手枪和折断的台球杆，闯入上西里西亚的村庄波滕帕（Potempa）的一个农场，袭击了支持共产党的村民康拉德·皮徂赫（Konrad Pietzuch）。褐衫军用台球杆抽他的脸，打得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又用靴子狠踢他，最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皮徂赫是波兰人，因此使这件事既成为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起种族事件，而且其中几个褐衫军成员与他有私仇。这显然是总统令的条款所界定的政治谋杀，其中5名褐衫军成员被逮捕和审理，在附近的小镇博伊滕（Beuthen）Ⅳ被判处死刑。裁决刚一宣布，身穿褐衫的纳粹冲锋队就在博伊滕的街上横冲直撞，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捣毁自由派和左翼的报馆。希特勒私下里和在公开场合都谴责“这个凶残血腥的裁决”的不公正，赫尔曼·戈林给这几位死刑犯发出公开的声援信，“对施加于你们的恐怖判决感到无尽的痛苦和愤怒”。[147]

希特勒、帕彭和兴登堡正在谈判关于纳粹党加入政府的事宜，此时谋杀案成为其中的一个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兴登堡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希特勒当总理，因为任命一个由胜选政党的党魁来领导的内阁，看起来太像是回归议会制度了。况且此时他还对波滕帕谋杀案感到震惊。兴登堡在1932年8月13日居高临下地告诉希特勒：“我毫不怀疑你对祖国的热爱。”但接着又说，“对于可能发生的恐怖和暴力行为，比如冲锋队员所干的那种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会尽我所能从严处理。”帕彭也不愿意让希特勒领导内阁。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宣布：

日耳曼种族的同志们！你们当中任何一位志在为民族的荣誉和自由而奋斗的人，都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拒绝进入本届政府。冯·帕彭先生的法官最终也许将判处数千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死刑。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可能还会把我的名字列入这个盲目挑衅的行动、这个向全体人民发出的挑战？正人君子们被误导了！冯·帕彭先生，现在我知道你那沾满血污的“客观立场”指的是什么了！我希望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取得胜利，我希望消灭马克思主义破坏者和腐败分子。我不适合充当绞杀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自由战士的刽子手。[148]

希特勒对冲锋队员的野蛮暴力的支持再清楚不过了。他的态度镇住了帕彭，帕彭根本没打算把总统令施用于纳粹党，于是在9月2日改判那几位死刑犯为终身监禁，希望以此安抚纳粹领袖。[149]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于担心再次被取缔，希特勒命令褐衫军休假两星期。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150]

然而，7月胜选之后嗅到权力味道的纳粹党对于党魁未能入阁感到失望之极。与希特勒谈判的破裂也使帕彭和兴登堡陷入麻烦：本届政府的合法性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摧毁议会制度的时刻似乎已经来临，但是他们要怎样实现呢？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帕彭决定，一俟国会召开会议，就解散它。然后他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确切地说是滥用——专制权，宣布不再进行选举。但是，当国会终于在9月召开会议时，赫尔曼·戈林按照惯例，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代表主持会议。在乱哄哄的会场上，他故意不理睬帕彭宣布解散国会的提议，而是同意讨论共产党的动议——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动议得到512位议员的支持，仅有42位投了反对票，5位弃权。投票结果使帕彭废除选举的计划落空了，这令他颜面扫地，也相当生动地显示出他在国内缺乏支持。帕彭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遵照宪法，要求在11月进行新一届国会的选举。[151]

帕彭的策略激怒了希特勒，他在新的选战中对政府发动了猛烈抨击。希特勒宣称，一个由贵族反动派组成的内阁，永远无法得到像他本人这样的人民之子的合作。纳粹报刊吹嘘说，“领袖”在德国各州的造势活动又一次高奏凯歌。然而关于希特勒的演讲听众云集、反响热烈的吹嘘之辞，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至少瞒不过纳粹领导层：希特勒这回发表演讲的会议厅，许多都是半空的，这年搞的许多活动导致该党已无财力维持上一次选举时的那种宣传力度。此外，希特勒抨击帕彭时所使用的民粹主义话语吓坏了中产阶级选民，他们觉得纳粹党的“社会主义”特性又出现了。在竞选的准备阶段，纳粹党与共产党并肩参加了愤怒的柏林运输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不但无助于改善纳粹党在柏林工人阶级眼中的形象——尽管这一直是戈培尔的目标，而且引起了乡村选民的反感，也遭到一些中产阶级选民的排斥。纳粹党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此时已经人人熟知。戈培尔的锦囊已经掏空，再也没有能打动选民的妙计了。纳粹领导层十分沮丧，听天由命地等着在投票日那天看到选票严重流失。[152]

路易丝·佐尔米茨（Louise Solmitz）的日记传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情绪。佐尔米茨生于1899年，居住在汉堡，当过教师，嫁给了一位退伍军官，长久以来一直是兴登堡和胡根贝格的崇拜者，她以典型的新教教徒的心态，鄙夷地把布吕宁看作“小气的耶稣会士”，还经常在日记中抱怨纳粹的暴力行为。[153]然而1932年4月，她到汉堡郊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去听希特勒演讲，在现场气氛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的感染下，在演讲的鼓动下，她心潮澎湃。[154]“令人深受感染的希特勒精神，”她写道，“是德意志的精神，是正义的。”[155]不久，她家所交往的中产阶级友人全都支持希特勒了，在7月份，他们无疑都把选票投给了他。然而，国会开会时戈林对待国会的漫不经心态度，以及11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的左倾立场，都使他们心生反感。他们此时较为倾向于帕彭，但对他并不十分热情，因为帕彭是天主教徒。她的一位退伍军人老友说：“我两次投票给希特勒，可是以后不会了。”另一位熟人说：“希特勒真糟糕，我不会再支持他了。”路易丝·佐尔米茨认为，希特勒因为支持柏林运输工人的罢工而损失了数千张选票。她悲观地得出结论，希特勒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而是权力。她问道：“希特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未来，然后又抛弃了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11月，佐尔米茨一家把选票投给了民族党。[156]

面对这种失望情绪，纳粹党在选举中成绩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11月选举的投票率远低于7月那次。计票结果显示，纳粹党的选票大幅下降，从1380万张降至1170万张，议席从230席降至196席。纳粹党仍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但它此时的席位少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席位数的总和。[157]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称，“希特勒在走下坡路”。[158]“我们遭受了挫折，”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59]与之相反，政府在选举中有所收获。民族党的议席从37席增至51席，人民党从7席增至11席。投票给它们的选民中，有许多曾短暂地转向纳粹党，此时重新支持他们。但这些数字依然少得可怜，差不多是两党在1924年全盛时期得票数的三分之一。国家党（即原先的民主党）运气不佳，依然呈现颓势，议席从4席降至2席。社会民主党又失去了12席，降至121席，是1924年以来所获得的最少席位数。另一方面，仍为第三大党的共产党进一步提高了地位，又赢得11席，总共占100席，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并不太远。对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来说，共产党的表现高效得让人害怕，他们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中央党也略呈颓势，从75席降至70席，有些选票流向了纳粹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即从中央党分裂出去的巴伐利亚派，也是如此。[160]

总体而言，国会甚至比从前更加难以控制。此时，100位共产党议员与196位纳粹党议员在国会内交锋，双方都打算摧毁他们所痛恨和鄙视的议会制度。政府在选战期间痛骂过它们，结果导致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帕彭。帕彭完全未能扳回9月12日在国会受到的羞辱。在新一届国会中，他所面对的局面依然是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他的内阁。帕彭想要快刀斩乱麻——取缔纳粹党和共产党，并且动用军队实行总统专制政体，完全绕开国会。然而这个设想并不务实，因为此时他已失去军方和高层军官的信任，这是致命的不利因素。这年年初，军方高层迫使威廉·格勒纳将军辞去国防部长之职，原因是认为他与魏玛共和国及其机构折中妥协的做法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他的继任者是立场与军方高层比较合拍的施莱谢尔。让施莱谢尔气愤的是，总理帕彭竟敢自作主张制定建立专制政权的计划，而没有对那个当初大费周章扶他上台的人——也就是施莱谢尔本人——言听计从。况且帕彭显然未能实现施莱谢尔和军方一直谋求的目标——拉拢主要由纳粹党和中央党构成的国会多数派。因此，采取新方案的时候到了。施莱谢尔平静地通知帕彭，军方不愿意冒爆发内战的风险，将不再支持他。内阁表示同意；而且由于街头暴力无法控制，也毫无办法防止它继续升级，于是帕彭被迫宣布辞职。[161]

三

接下来是两个星期的复杂谈判，由兴登堡及其亲信主导。到此时，宪法实质上已恢复到俾斯麦帝国的宪法，规定政府由国家元首任命，无需征询国会多数派或者各级立法机构的意见。国会作为一个政治要素被完全排挤到边缘。实际上，它已被弃用，甚至无需它来批准法律的通过。但它依然可能引起麻烦，因为任何一届政府在试图朝着专制方向修改宪法时，如果得不到国会中多数派的支持，就不具备合法性，就要冒挑起内战的重大风险。因此，寻求国会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由于纳粹党不肯合作，施莱谢尔只好在12月3日亲自出任总理，他的内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前途暗淡的。兴登堡喜欢并且信任帕彭，认同帕彭的许多观点，因此憎恨把帕彭搞下台的施莱谢尔。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施莱谢尔的恨意不如对帕彭那样强烈，施莱谢尔在上台后的几个星期里避免重复帕彭的专制论调，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他依然期待纳粹党能够回心转意。纳粹党已因11月选举而开始走下坡路，对于以后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此外，12月初在图林根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在7月份全国选举时的高峰暴跌了大约40%。而且一年来的奋力拉票，几乎耗尽了该党的财力。形势似乎对施莱谢尔越来越有利。[162]

希特勒拒绝加入联合政府，除非由他担任总理，这种做法此时在纳粹党内部引起了批评。带头批评的，是该党的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十分清楚纳粹党的险恶处境，越来越觉得希特勒削弱了过去几年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于是开始一边结交大企业，以便为党募集资金，一边拉拢工会，以便说服它们加入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全国联盟。然而，以约瑟夫·戈培尔为首的施特拉塞尔在纳粹领导层中的敌人意识到他的意图后，开始暗中谋划，指责他蓄意阻挠党的夺权努力。[163]施莱谢尔为了向希特勒施加压力、推动他加入内阁，开始单独与施特拉塞尔谈判，讨论希特勒在政府中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在此紧要关头，希特勒依然固执地认为，除非由他出任总理，否则纳粹党不应该加入任何一届政府。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会谈，他徒劳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再次遭到回绝之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施特拉塞尔一气之下于12月8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

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防止纳粹党分裂，开除了前党内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尔的高调支持者，亲自劝说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希特勒短时间内在全国做了旋风式巡回演讲，说服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相信他的立场是正确的，其方法是把施特拉塞尔定性为叛徒，颇像斯大林在大约同一时期的苏联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叛徒的做法。分裂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当然对此极其重视。但这是基于权术考量，而不是基于原则问题。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对于未来的构想并无不同，前者的思想立场与他的领袖非常相像。在1930年完全驱逐他的弟弟奥托时，他全力支持。奥托的观点确实偏离了党的主流，过于左倾。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12月也没有做出任何抗争。假如他为自己的观点宣传，极有可能会带走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从而使该党受到致命破坏。但他没有这样做。辞职后施特拉塞尔立即前往意大利度假，尽管并未真正被开除出党，但他没有再插手党内事务，实际上退出了政治生活。希特勒自己兼任党的组织部长，解散了施特拉塞尔为纳粹党建立的集权式管理结构，以防大权旁落。党内危机过去了。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可以松口气了。[164]

施莱谢尔未能争取到纳粹党，此事将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诚然，从表面上看，他的前途在年初的时候似乎不算太糟。纳粹党在走下坡路，1月15日在小州利珀（Lippe）的地区选举中赢得39.5%的选票，但是就连这次成功表现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当地选民总数仅有10万。大规模的宣传努力和空前密集的造势活动，依然未能使纳粹党的得票数比在1932年7月选举时有所增加。希特勒和戈培尔把这个结果吹嘘为一场胜利，借此振作纳粹党低落的士气、坚定党的决心，然而政坛的多数领军人物对于内情相当清楚。[165]在其他方面，纳粹党似乎也在衰落。例如在学生会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从1932年的48%降至1933年初的43%。[166]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终于开始好转，大萧条似乎将要触底回升，施莱谢尔看到了18个月前德国脱离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契机，正在筹划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通过设立国家公共建设项目缓解失业。这对纳粹党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它的崛起和选举优势，主要是大萧条的产物。纳粹党在地区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已到顶，这是尽人皆知的。

然而纳粹党的衰落和经济的复苏，要等到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有可能成为重要因素。施莱谢尔没有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可用，他只有几个星期。在兴登堡及其幕僚，尤其是他的儿子奥斯卡、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看来，此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拉拢纳粹党入阁，以此控制它，纳粹党最近的损失和分裂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推进此事的有利时机。但如果纳粹党继续走下坡路，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经济复苏，似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老牌政党恢复元气，议会制政府回归，内阁中甚至可能包括社会民主党。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同样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施莱谢尔的一些经济计划，包括可能实行钢铁企业国有化，以及在12月正式废除帕彭在9月份实行的削减工资和福利的措施，还引起了企业界人士的忧虑，他们的利益是帕彭、兴登堡和胡根贝格所重视的。施莱谢尔提议在东艾尔比亚（East Elbia）实行土地改革，把破产容克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导致拥有地产的兴登堡与他更加疏远。施莱谢尔自称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保守势力对此极其忧虑，他们开始围绕兴登堡结成同盟，以扳倒施莱谢尔为目标。[167]

这些密谋者取得了“钢盔”及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和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的支持，他们计划罢免施莱谢尔，换一个更合乎他们心意的人当总理。50多万人的“钢盔”是一支潜在的难以对付的战斗力量。但它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其领导人泽尔特与杜斯特伯格之间剑拔弩张，而且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无法决定是应该与纳粹党还是与保守派共命运。他们承诺要“超越党派”，本来是以此作为团结的口号，但这实际上却一直是内部纷争的根源。在此形势下，“钢盔”这个退伍兵组织中的许多资深人士迫切要求恢复福利活动、军事训练、派驻大量民兵“保卫”德国的东部边界，其中有些要求得到了满足。“钢盔”认为自己首先是一支预备役部队，必要时将被征召去扩充正规军，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正规军的员额仅为“钢盔”的五分之一。杜斯特伯格在总统选举中的糟糕表现，让许多人觉得他的明智选择是退出政治战场。其普鲁士军官的背景让他不信任纳粹党人，认为他们过于粗俗、混乱，不值得共事。但杜斯特伯格自身地位不稳，因为有人透露说他有犹太人血统，这让许多“钢盔”成员大为震惊。因此，在1933年初以“钢盔”的名义参与密谋罢免施莱谢尔的，是泽尔特。[168]

尽管帕彭积极参与了阴谋，但他本人显然无意角逐总理之职，因为在此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兴登堡的亲信，几乎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国内的民众也不支持他。手忙脚乱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方案：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由保守派内阁成员组成的多数派从旁监督。方案的实施似乎刻不容缓，因为有谣言说施莱谢尔正在与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将军合作，策划一场反政变。施莱谢尔显然想要建立一个极权的统合型国家，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废除国会，实行军管，全面镇压纳粹党以及共产党。“如果新政府没有在11点之前组建起来，”帕彭在1月30日告诉兴登堡和“钢盔”领导层，“军队就会出动。施莱谢尔和哈默施泰因领导的军事独裁即将来临。”[169]

谣言之所以迅速流传，是因为政界都知道，施莱谢尔未能取得国会的支持，他别无选择，只能请求总统授予他范围广泛的、实际上超越宪法的权力，用以化解危机。当他向兴登堡提出这个请求时，高龄的总统及其亲信把此事看作摆脱这个讨厌的、不值得信任的阴谋家的机会，于是断然拒绝。有些人料想，施莱谢尔遭到回绝后，将会和军方一起，干脆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夺权。但施莱谢尔和军方只考虑过假如帕彭重新出任总理就发动政变，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帕彭的任命很可能会引发内战。施莱谢尔亟欲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此时他把希特勒出任总理看作一个受军方欢迎的解决方案。“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他自信地说，“那么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170]由于总统拒绝授予他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统治权，施莱谢尔别无选择，只好提出辞职。围绕兴登堡的圈子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谈判，打算任命希特勒接替施莱谢尔。最终，在1933年1月30日上午11点半左右，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在他所领导的政府中，帕彭及其保守派同僚属于多数派。实力大减的民族党中的激进派加入政府，其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接管经济部和粮食及农业部。已在帕彭和施莱谢尔两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留任，卢茨·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也留任财政部长，稍后，民族党的弗朗茨·居特纳留任司法部长。陆军部由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接管。弗朗茨·泽尔特代表“钢盔”执掌劳工部。

仅有两个政府要职归纳粹党，但这两个都是关键职位，是希特勒在谈判中所坚持的交换条件：内政部由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执掌，总理之职由希特勒担任。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帝国不管部部长（Reich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以及普鲁士州内政部代理部长（Acting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这个职位使他得以直接控制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因此纳粹党人能够全面操纵国内的法律与秩序，让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只要他们行事有一点点技巧，就可以很快为褐衫军扫清道路，使之能够发动全新水平的暴力行动，在街头打击对手。弗朗茨·冯·帕彭成了副总理，并且作为帝国行政长官继续管理普鲁士州，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希特勒和纳粹党徒粗俗、没文化、缺乏执政经验，他们的周围尽是帕彭的朋友，总统兴登堡又对帕彭言听计从，因此帕彭认为，控制他们必然易如反掌。当一位心存疑虑的同僚表示担心时，帕彭自负地对他说：“你错了。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171]帕彭自信地告诉一位忧心忡忡的保守派熟人：“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到墙角，逼得他只会尖叫。”[172]

注释

Ⅰ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1849—1936），俄罗斯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

Ⅱ 德国米歇尔，代表德国普通人的形象，通常被描绘为戴睡帽、穿睡衣的随和模样。

Ⅲ 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由不同团体组成的政治同盟，通常包括小党派和边缘团体。

Ⅳ 今波兰贝托姆，曾是犹太人社区。——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