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绝非寻常的内阁更迭。这种不同寻常立刻在1933年1月30日的火炬游行中清晰显示出来。游行是戈培尔组织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在柏林市内举行的，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家支持纳粹党的报纸无比激动地报道说，游行人数达70万。[1]这个数字相当荒诞，较为可信的是另一家报纸的报道，它以赞赏的口吻将游行描述为“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参加者包括1.8万名褐衫军和党卫队、3000名“钢盔”成员和4万名穿便装的平民，共计6.1万人。第三个数据来自一个持敌对立场的信息源，据它估算，穿制服的游行者不超过2万人。好奇的人群沿街驻足，观看游行。准军事组织成员走过时，许多人发出欢呼。这壮观的景象在此后几年里频频上演，被戈培尔编排得炉火纯青。在柏林街头观看游行时，青年汉斯—约阿希姆·赫尔登布兰德（Hans-Joachim Heldenbrand）所站的位置，刚好是褐衫军换火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把忽明忽暗的火把换成刚点燃的新火把。他整晚看着那些换火把的人，渐渐注意到同一批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瞧，”父亲对他说，“看见这骗人的花招了吧。他们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游行，让人以为他们有十几万人。”[2]
身穿制服的准军事组织纵队游行经过时，上了年纪的兴登堡走到官邸二楼的窗前接受敬礼。为了展示民族党和纳粹党在新政府中的相应地位，戈培尔安排褐衫军走在队伍的前头，“钢盔”跟在他们的后面。兴登堡笔直地站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走神，心思游荡回了一战初期的辉煌岁月。他的一位随从后来告诉英国作家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
褐衫军脚步凌乱地走过，后面跟着上过战场、头发灰白的“钢盔”队伍，他们步调一致、天生纪律严明。老元帅在窗前看着他们，如在梦中，站在身后的人见他扭过头来，像从前那样粗声吼道：“鲁登道夫，你的兵走得多神气啊，还捉了这么多俘虏！”[3]
不管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兴登堡被民族党报刊描述为这场欢庆活动的核心人物，这场游行被说成是“兴登堡接受他的人民的致敬”。[4]警方也参与其中，护卫并且实际上加入了这场大欢庆，他们用探照灯朝总统所站的窗前打了一束光，以便人人都看得见他向欢呼的游行者致意。[5]到处是黑白红旗。在广播中，赫尔曼·戈林把人群比作聚在一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民众。他说：“这气氛只有1914年8月时能与之相提并论，当时也是整个国家挺身捍卫它所拥有的一切。”“过去14年来的屈辱”被一扫而空，1914年的精神得以重振。[6]这些看法每一位民族党人都会同意。正如一家民族党报纸所言，德国正在见证“第二次八月奇迹”。[7]几天后，在街头的人群中观看游行的路易丝·佐尔米茨做了同样的比较：“像1914年一样，人人因为希特勒的缘故而互相拥抱，不饮而醉。”[8]当时她或许没有想起，1914年精神预示着战争：全民动员是发动武装冲突的基础，压制国内异见是发动国际侵略的准备。而这正是纳粹党此时的目标，戈林的声明已经做了暗示。从1月30日开始，德国社会将以最快的速度被置于永久备战状态。[9]
戈培尔对庆祝活动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他在新内阁中尚无正式职务，但已经能够组织国家广播电台进行现场解说。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期：
盛大的庆典。万众欢腾……火炬来了。从7点开始。望不到尽头。直到10点。到达皇宫。然后到达总理官邸。直到12点。没有尽头。上百万民众在行进。老人家向经过的游行队伍还礼。希特勒站在隔壁房间的窗前。觉醒了！民众自发地涌来。数不胜数。不断有新的群众加入。希特勒欢欣鼓舞。他的人民在向他欢呼……激情洋溢。准备竞选。最后的选举。我们将轻松取胜。[10]
身穿制服的纵队继续游行，交替合唱着国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从一座座政府大楼前走过。[11]
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参与了热情洋溢的游行活动。随后的几个晚上，柏林以外的许多城镇也上演了火炬游行。[12]在柏林，1月31日下午，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后停在证券交易所（一家右翼报纸称之为“德国犹太人的‘麦加’”）门前，学生们冲着从里面出来的股票经纪人大喊“犹大去死吧！”[13]2月6日在汉堡观看另一场火炬游行时，路易丝·佐尔米茨“沉醉在热烈的气氛中，火炬的光正照在脸上，晃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四周烟雾缭绕，我们宛如置身芬芳的香云之中”。像许多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佐尔米茨带着孩子们去观看这非凡的景象：“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治的印象实在糟透了，所以现在应该让他们对国族有一个真正深刻的印象，就像我们曾经那样，并且铭记在心。他们也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写道，从晚上10点之后，
两万名褐衫军如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涌过，在火炬的照耀下，他们的脸上热情洋溢。“向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致以三倍的敬意！”他们高喊“共和国是狗屎”……我们旁边有个三岁的男孩一次又一次举起小手：“希特勒万岁，希特勒男子汉万岁！”有时人们还大喊“杀死犹太人”，高喊说要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的刀下喷涌而出。
“当时谁会把这些话当真呢？”她后来又在日记里写道。[14]
1月30日，少女梅利塔·马施曼被保守派的父母带去观看火炬游行，那景象在多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她记住的不仅是热烈的气氛，还有与游行相伴的暴力和攻击性所显露的威胁意味，包括
飒沓的脚步声，黑压压一片的红黑旗，摇曳映照在人们脸上的火炬之光，以及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的歌曲旋律。
看了几个小时，纵队不断走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其中看到成群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和女孩……突然有人从游行队伍中跳出来，袭击了站在离我们仅几步远处的一个男人，也许因为他说了句有敌意的话。我看见他倒在地上，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听见他大声喊叫。爸妈赶紧拉着我们离开斗殴现场，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流着血的人。我好多天都忘不掉他的样子。
这一幕在我心中激起的恐惧，还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醉人的喜悦。“我们愿意为旗帜捐躯。”举着火炬的人们唱道……对他们来说，旗帜生死攸关，我情不自禁地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想逃离自己那幼稚、狭小的人生，我想归属某个伟大的、重要的事业。[15]
在这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看来，伴随着游行的暴力似乎是偶发的，并非特别有威胁性。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希特勒的任命已经预示了灾难。外国记者团从帝国新闻处（Reich Press Office）的窗户观察了游行队伍经过，有人听到一位记者说，他们正在观看的游行，与11年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那次一样，这是“德国版的进军罗马”。[16]
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知道希特勒政府很可能会强硬打压他们的活动。1月30日晚间，右翼媒体已经在呼吁取缔共产党了，因为有人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区的一座房子里朝手持火炬的冲锋队游行队伍开枪，造成一位警察和一位褐衫军成员死亡。[17]《红旗报》被取缔，报纸被没收，在施潘道（Spandau）区爆发的纳粹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场枪战中，警察逮捕了60多人。[18]类似的冲突，虽然场面没那么火爆，也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哈雷（Halle）、汉堡和曼海姆（Mannheim）市，在其他地方，警方立即禁止共产党举行任何示威活动。在阿尔托纳、开姆尼茨（Chemnitz）、明谢贝格（Müncheberg）、慕尼黑和沃尔姆斯（Worms）市，以及柏林工人阶级聚居的各个区，共产党公开举行反对新内阁的示威活动。据报道，有5000名工人参加了在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市反对新内阁的游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游行。[19]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符腾堡州的小镇默辛根（Mössingen）举行的总罢工，默辛根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在1932年的选举中投票给了共产党。在不足4000人的总人口中，多达800人走上街头反对新政府，这座小型工业中心的居民很快看清了现实：警察介入进来，开始逮捕那些被认定为头目的人，最终逮捕了80多位参加者，其中71人后来被裁定犯有叛国罪。指挥这次警察行动的，是符腾堡州天主教保守派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欧根·博尔茨，他显然害怕共产党举行全国暴动。在很多年后回顾这些活动时，一位参与者自豪地说，假如其他地方的人都以默辛根为榜样，纳粹党就绝不可能成功。另一位参与者以同样自豪的心情，带着可以理解的夸张语气说：“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毫无动静。”[20]
在许多城镇，各个劳工政党的基层党员做了大量工作，准备合作应对纳粹的威胁；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没有为采取更大规模的抗议措施而进行任何协调。尽管共产党确实立即敦促发动一场总罢工，但它明白，如果得不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那么发生罢工的概率就等于零，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被人操纵的。在共产国际看来，希特勒内阁的任命，表明垄断资本已经成功地拉拢了纳粹党，双方将合谋瓦解无产阶级的抵制行动，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扫清道路。按照这种观点，内阁的关键人物就是工业界和大地产商的代理人胡根贝格，而希特勒只不过是他的工具。[21]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包括该党最著名的国会议员之一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共产党还担心，“法西斯独裁政权”将意味着暴力镇压劳工运动、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不顾后果地奔向“帝国主义战争”。[22]到1933年2月1日，共产党报刊已经在报道，“一波取缔令将遍及全国”，“风暴将席卷德国”，“纳粹恐怖匪帮”将屠杀工人、捣毁工会办事处和共产党机关。更多的恐怖行动必将来临。[23]
其他人则不太确定新内阁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里，那么多届政府、那么多任总理来而复往，因此许多人显然以为，新来者不会有什么不同，也会像前任一样短命。就连满怀热情的路易丝·佐尔米茨也在日记中写道：
多棒的一届内阁啊！！！我们在7月时做梦也想不到呢。希特勒、胡根贝格、泽尔特、帕彭！！！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一大部分我对德国的期望。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活力、德意志民族党的理性、不涉足政治的“钢盔”以及我们不曾忘记的帕彭。它美好得难以言表，我得赶紧在第一个不和谐音符奏响之前把这事记下来。[24]
许多从报纸上读到希特勒任命消息的人，肯定觉得褐衫军的兴高采烈太夸张了。新政府的主要特征无疑是保守派的人多势众，“钢盔”参加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位驻柏林的捷克外交官在日记里写道：“尽管以希特勒为首，但它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政府。它不是第三帝国，甚至连第二帝国半也算不上。”[25]更不客气的危言来自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这位敏锐的外交官指出，保守派理所当然期待希特勒同意他们的计划，即“镇压左派，肃清官僚作风，普鲁士与帝国实现民族同化，重组军队，恢复兵役制度”。他注意到，他们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他们自以为足智多谋，用引狼入羊圈的办法来摆脱狼”。[26]
二弗朗茨·冯·帕彭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希特勒已经就范，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没能持续多长时间。纳粹党仅据有三个内阁职位，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所拥有的职权却相当大。同样重要的是，纳粹党执掌着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州内政部，这两个职位具有掌控法律与秩序的广泛权力。尤其是戈林在普鲁士州的职位，使他有权掌控德国大部分领土上的警力。作为帝国行政长官，帕彭也许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却难以插手维持秩序等内务部的日常事务。而且，在军方的要求下，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在希特勒就职的前一天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对纳粹党的认同程度之深，是帕彭和兴登堡没有意识到的。勃洛姆堡是个精力旺盛、容易冲动的人，一战中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成为总参谋长。他是军方安插在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也容易受强烈印象的影响。访问苏联、视察德国在那里的军事设施时，他对红军的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曾认真考虑要加入共产党，完全无视这一决定的可怕政治含义。勃洛姆堡视野狭窄，仅局限于军事，几乎完全不懂政治，而任由希特勒那类人摆布。[27]
勃洛姆堡禁止军官加入纳粹党，小心地维护着军队的独立地位。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因此纳粹党似乎没有必要从内部削弱军方。不过，该党必须确保军方不会干涉它此时正打算在国内发起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1933年2月3日向高级军官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他对军方中立立场的尊重。他承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消灭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从而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在场的军官没有反对他所提出的令人陶醉的长远构想：入侵东欧，驱逐那里的数千万斯拉夫原住民，使东欧“日耳曼化”。军方的中立当然指的是它不加以干涉，希特勒特意叮嘱军官们，“国内斗争与你们无关”。在力促军方保持中立方面，希特勒又添了个帮手——在勃洛姆堡的提议下，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上校被任命为勃洛姆堡的首席助手。赖歇瑙是位精力充沛、志向远大、功勋卓著的参谋官，他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与希特勒私交甚好。赖歇瑙与勃洛姆堡很快合力孤立了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哈默施泰因是位保守派贵族，从不掩饰对纳粹党的蔑视。1933年2月，哈默施泰因禁止军官邀请政客参加社交活动，试图用这个办法使军官与戈林等纳粹头目之间的联系减至最少。提到戈林时，除了叫他的绰号“疯子飞行员”，哈默施泰因总是优越感十足地用戈林加入纳粹党之前的实际军衔称他为“（退役的）上尉”。哈默施泰因是个真正的隐患，因为他直接向总统汇报。然而勃洛姆堡在短时间内就成功地限制了哈默施泰因，使他只能为军事事务去见兴登堡。1933年4月4日，勃洛姆堡成为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Reich Defence Council）委员，这个由希特勒担任主席的政治机构实际上绕开军方领导层，把军事决策权交到了希特勒和一小群主要部长的手中。上述步骤有效地使哈默施泰因及其支持者失去了实权。不管怎样，哈默施泰因过于心高气傲、过于不合群，也是不会参与重大政治阴谋的。施莱谢尔此时已被安全地排挤出局，因此无论是哈默施泰因，还是军方的其他领导人，在1933年上半年都没有能力发动人们反对纳粹党。[28]
有弗里克和戈林掌舵，加之军方已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因此纳粹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遏制。纳粹党随即趁势精心布局，发动了一场政治暴力和政治恐怖运动，其暴力与恐怖的程度前所未见。1月30日和31日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庆祝游行，已经展示了他们新增的信心以及在街头压制对手的实力。游行过程中还出现了暴力和反犹行为。随后，这些行为的发生迅速翻倍。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开始袭击工会和共产党的办公场所以及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2月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使他们如虎添翼，该法令规定，对于那些武装破坏和平或者从事叛国活动的人，可以拘留三个月。不言自明，该法令不会施用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29]
戈林于2月15日至17日以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身份命令普鲁士州警方，停止监视纳粹党以及隶属于它的准军事组织，并尽其所能为它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提供支持，之后暴力强度大幅提高。2月22日，戈林又迈出一步，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成员组成的“辅警”部队，其中的“钢盔”成员显然指的是年轻团员而不是退伍兵。这给冲锋队员开了绿灯，使他们可以继续横冲直撞，丝毫不受本应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国家正规治安机构的真正干预。自帕彭政变以来，警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已被清除，就在警察跟踪共产党人、驱散他们的示威活动的同时，新建立的辅警部队在警方的许可下，冲进共产党和工会的办公场所，销毁文件、强行赶走工作人员。暴力升级，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共产党及其成员。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例如，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于1930年代初声称，如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那么在会议开始后几个小时内，政府就会收到密报。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警方密探活跃于其中。警方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冲突频繁，其中有警员受伤，甚至是致命伤，导致警方展开各种侦查行动，包括搜查共产党机关。1931—1932年抄获的文件中包含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址簿，因此警方对该党了如指掌。历经无数次与共产党的武装冲突，警方已将其视若寇仇，遂在1月30日之后把有关共产党的情报移交给新政府。纳粹政府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些情报。[30]
纳粹党在1933年2月的后半个月里加大了镇压力度，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遭到几乎与共产党一样的重创。共产党一直被视为对公共秩序和私人财产的威胁，因此政府得以凭借中产阶级选民的这种共识来镇压共产党。共产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1933年初获得国会中的100个席位，这种势头令许多人惊恐万分，担心如果共产党真的在德国取得政权，可能会复制俄罗斯在1918—1921年的暴力行径。但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毕竟这支政治力量多年来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有121席，而纳粹党占196席；社会民主党在多届政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任德国总理和普鲁士州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共和国的首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都出自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长期拥有数百万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弃它转投纳粹党或共产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支持，至少得到了他们的尊敬，尽管这种尊敬是勉强的、有条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在1930年达到100万以上。[31]
社会民主党及其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一些分队准备采取行动，有的负责筹措武器弹药，有的在1月30日和31日举行了示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于1月31日在柏林召开会议，计划发动一场全国总罢工。然而就在各地组织翘首以待之时，总部的领导层却犹豫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国家深陷史上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之际举行罢工，将会困难重重。工会担心，如果举行罢工，纳粹冲锋队将会占领工厂。况且社会民主党如何能够证明它用非法行动捍卫法律的做法具有正当性呢？1933年1月30日，该党的党报《前进报》发表声明：“不同于本届政府及其暴动威胁，社会民主党以及整个钢铁前线在此郑重承诺，他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且不会首先采取行动背离这一原则。”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几起孤立的行动。数千名社会民主党人于2月7日在柏林的怡然园（Pleasure Gardens）举行了一次集会；在吕贝克市（Lübeck）一次短暂的全市总罢工之后，1.5万工人于2月19日为当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尤利乌斯·莱贝尔（Julius Leber）的获释举行了庆祝活动。但是社会民主党总部并没有发布抵制纳粹政府的总方针。[32]
由政府主导、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怖行动一天比一天凶猛。到1933年2月初，在柏林的帝国内政部长、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和普鲁士州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的施压下，各级政府机构都已经开始查禁特定几期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反应是按照惯常的做法，在莱比锡的帝国法院提起诉讼，迫使弗里克和戈林允许这些报纸发行，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33]然而在2月里，成群结伙的褐衫军开始驱散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殴打演讲人和听众。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曾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抱怨道：“我的好几次集会都被冲散了，现场有很多人身受重伤被抬走。”党的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反应是，大幅减少集会次数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1月30日之前警方多多少少还为集会提供的那种保护，在2月份已经遵照内政部的命令完全取消。[34]纳粹冲锋队员此时可以殴打和杀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免于惩罚。1933年2月5日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年轻的纳粹党人枪杀了社会民主党的施塔斯富特市（Stassfurt）市长。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因为谴责冲锋队员在艾斯莱本（Eisleben）的巷战中杀害了一位共产党人，而被柏林警察局长下令停刊一星期。[35]
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变后的几个月内，工人发动起义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的消极支持以及对胡根贝格的积极支持，本来已在劳工运动中引发的那种无力感，此时又由于未能抵制帕彭而越发强烈。在兴登堡和泽尔特周围的保守派的鼓励下，警方和军方对右翼与左翼准军事组织之间的纷争不再袖手旁观，而是果断地选择支持前者。在这种形势下，劳工运动如果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自杀。而且，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局部行动方案，有基层谈判以及在各个层级开展的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依然不准备联手为捍卫民主制度做最后一次努力。即使它们这样做了，在人数、武器和装备方面，二者加在一起也根本无望与军方、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相抗衡。假如试着发动起义，无疑会遭遇一年后维也纳起义工人那样的命运：1934年，为反对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建立“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的那场政变，维也纳工人举行了起义，但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社会主义者在几天之内就被奥地利军队击溃。[36]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让工人流血，更何况是与共产党合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共产党将无情地利用暴力局势为它自己谋取利益。[37]因此，在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社会民主党刻板地坚持采取合法手段，尽量不采取任何可能激怒纳粹党的行动，以免招来更加暴烈的攻击。
三1933年2月，德国再次进入白热化的选战。各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此次国会选举是希特勒于1月30日接受总理职位时提出的条件之一。投票日定在3月5日。选战期间，希特勒在很多场合宣称，纳粹运动的主要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我绝不，绝不放弃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只能有一个胜利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德国人民！德意志将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33年初的氛围中，希特勒的挑衅性语言无异于在鼓励他的冲锋队员们滥用武力而无需顾及法律。然而，他的攻击目标远远不止左翼，还威胁到了魏玛民主制度的其他支持者，或者说是前支持者。他在1933年2月10日说，纳粹运动“绝不姑息任何有罪于国家之人”。[38]“我再说一遍，”希特勒于2月15日宣布，“我们将无情地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每一场与它结盟的运动都将随它一起彻底失败。”[39]
这番威胁出自他专门为痛斥符腾堡州行政长官欧根·博尔茨而在斯图加特发表的演说，因为博尔茨宣称德国的新一届政府是自由的敌人。希特勒抱怨道，纳粹党1920年代在符腾堡州遭到迫害时，当政的博尔茨不曾插手捍卫纳粹党的自由。希特勒接着说：
那些14年来不曾提及我们的自由的人，今天也没有权利谈论自由。作为总理，我只需用一部法律来保护这个民族国家，正如他们当年制定了一部法律来保护共和国。到时他们将会明白，并不是每一个被他们称为自由的东西都配得上这个名字。[40]
事实证明，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中央党并不太受纳粹党选举优势的影响，因此成了选战中的又一个主要恐吓目标。不久，中央党就开始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感受到政府恐怖行动的冲击。2月中旬，中央党已有20家报纸因批评新政府而被取缔；许多地方的公共集会被当局禁止；一批公务员和行政人员开始遭到解雇或停职，据悉都是中央党党员，包括奥伯豪森市（Oberhausen）警察局局长和普鲁士州内政部的一位部长级主任。海因里希·布吕宁为谴责这些解雇措施而发表的演说，引发了冲锋队员在威斯特伐利亚对中央党的选举集会发动暴力攻击。2月22日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举行的中央党集会上，曾任帝国部长的亚当·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遭到褐衫军的痛殴。一家又一家地区级党报遭到取缔，有的报馆被横冲直撞的褐衫军捣毁。各地党的机关遭到突袭，大量竞选海报被没收，动手的不仅有冲锋队员，还有政治警察。面对这种形势，主教们祈祷和平，而中央党求诸宪法，并且号召选民投票支持恢复早已失去公信力的布吕宁政府——这是中央党政治破产的一个可悲迹象。[41]
希特勒表示他对这些事件感到忧虑，并且在中央党对这些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于2月22日宣称：“挑衅分子打着我党的幌子，正在试图败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名声，尤其是以扰乱和冲击中央党集会的方式。”他严肃地说，“我希望，全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最大限度地遵守纪律，与这些图谋保持距离。在3月5日必须打垮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但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威胁说，如果中央党在选举中支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就要“收拾中央党”。加上他在不到两星期之前对博尔茨的猛烈抨击，足以肯定暴力行动仍会继续。[42]而且，就在褐衫军展开暴力助选活动之际，希特勒和纳粹头目们不经意间表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无论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不会辞去总理之职。1932年10月17日，希特勒在公开讲话中宣布：“一旦掌握政权，我们就会紧抓不放，愿上帝保佑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它从我们手中再被夺走。”[43]他在1933年2月说，选举的结果将不会影响他的施政计划。“假如德国人民此刻抛弃了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吓住。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德国走向衰落。”[44]
在其他场合，希特勒比较谨慎但不足为信地宣布，他只需要4年时间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然后在1937年下一次国会选举的时候，德国人民可以对本届政府的优劣做出判断。在一片狂热吹捧的氛围中，希特勒于2月10日在柏林体育宫（Berlin Sports Palace）向人山人海的听众发表长篇演说，概述了其施政计划。此时全部的政府资源尽归纳粹党调用，它用卐字旗和写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的横幅装饰大厅，用电台向全国播送希特勒的讲话。演讲开始前，国歌的合唱声、“万岁！”的呼喊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希特勒走上讲台时达到高潮。就像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做的那样，希特勒以缓慢、平静的语调开始演讲，为的是让人山人海的听众凝神谛听。他回顾了纳粹党史，历数了魏玛共和国自1919年以来的所谓罪行——通货膨胀、农民阶级的贫困、失业率的上升、国家的崩溃。他的政府将如何改变这危机重重的局面？他的回答完全回避了任何具体的承诺。他庄重地说，他不打算许下任何“廉价的诺言”；相反，他宣称，其施政计划是重建德国：不要外国援助，“遵循永远正当的永恒法则”，依托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根据阶级意识。他再一次提出了令人陶醉的构想——德国将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统一，这个社会将弥合过去14年来导致国家衰败的阶级分化和信仰分歧。他宣称，将把工人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回归由全体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家庭。这是一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计划”。
在演讲的尾声，他向柏林体育宫内以及全国的听众发出了近乎宗教式的呼吁：
14年来，这些导致分裂、发动十一月革命的政党一直在诱惑和虐待德国人民。14年来，他们破坏、渗透和瓦解了国家。鉴于以上事实，我今天站在国民面前提出以下恳求也就不能算是冒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然后再评判我们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就像我们、就像我出任此职一样，届时我也可以离职而去。我担任此职，不是为了赚取薪酬；我担任此职，是为了你们！……因为我无法放弃对我的人民的忠诚，无法放弃对这个国家终将再度崛起的信心，无法放弃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人民的爱，我所珍视的坚定信念是，在今天轻视我们的数百万人，终将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一起赞颂那个我们历尽艰辛共同缔造的、来之不易的德意志新帝国——伟大、强盛、辉煌、公正的德意志新王国。阿门。[45]
因此，希特勒对德国承诺的，首先是镇压共产党，然后是镇压魏玛的其他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除此之外并未做出什么具体承诺。但这被许多人视为美德。“我很高兴希特勒缺乏计划，”路易丝·佐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因为计划要么是谎言、弱点，要么是给笨蛋设的陷阱。强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有位原先对纳粹党毫无兴趣的熟人告诉她，自己投票给希特勒，恰恰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计划而是国家。[46]希特勒宣称他所需要的仅仅是4年时间，这个夸张的、煽情的要求旨在让听众更加相信，他所行的是基督般自我牺牲的朝圣之旅。在随后的几天里，在其他演讲场地，面对同样热情的听众，这些煽情的话语被一再重复。
希特勒的选战得到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工业界对纳粹党的首次赞助。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国际汽车展揭幕，并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修路和减税计划，以此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帮助。[47]一大群工业界的领军人物于2月20日在戈林的官邸开会，希特勒参加了会议，他重申，民主制度与商业利益格格不入，必须消灭马克思主义，即将到来的选举是这场较量的关键。他威胁说，如果本届政府不能胜选，它将被迫动用武力去实现其目标。商界最不想要的就是内战。传达的信息很清楚：他们必须尽其所能确保联合政府胜选——有些商界领袖显然仍以为帕彭和保守派是这个联合政府的核心人物。希特勒离开会场后，戈林提醒听众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不仅是对此后的4年而言，可能也是对此后的百年而言。于是，那位在政界人脉广阔、在1923—1924年主导了通胀后期的货币稳定政策的金融家亚尔马·沙赫特宣布，商界将向政府的竞选基金捐献300万帝国马克。有些与会者虽然主张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应该划归纳粹党在联合政府中的保守派伙伴，但还是照样付了款。[48]新资金使纳粹党的竞选实力有了真正的改观，不像此前在11月份时那样因缺乏资源而不得施展。这些资金使戈培尔得以启动一场新型宣传战，把希特勒描绘成重建德国和击溃马克思主义威胁的人，让每个人都能在街头看到这种形象。各种新资源——尤其是广播——被用来为纳粹党做宣传，加之拥有比以往多得多的竞选基金，戈培尔这次真的能够对全体选民施加影响。[49]
然而，纳粹党的选战并不是通往权力得到认可的胜利进程。该党清醒地意识到它的人气已在1932年下半年渐渐退去，而共产党的人气却在上升。在纳粹党的所有对手中，它最怕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在无数的巷战和会场冲突中，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在与褐衫军对手较量时是能够以拳还拳、以子弹还子弹的。因此，令纳粹领导层颇为困惑的是，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直接引发的共产党游行示威之后，共产党遭到大规模暴力浪潮的冲击，尤其是2月22日褐衫军被编为辅警之后，纳粹冲锋队乘机抓住权柄，把积压的怒气撒在了他们所痛恨的敌人身上，然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却没有表现出以暴力回击的倾向。孤立的事件和斗殴继续发生，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在这种全国范围的打击面前虽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但见不到共产党的暴力有升级的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共产党政治局曾下令发动协同一致的反击。
共产党的相对按兵不动，主要反映了党的领导层对新政府的判断：它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拖不过几个月就会崩溃。德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有被取缔的危险，于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长期在非法或者半合法状态下生存，无疑还尽其所能地储备了大量武器。而且他们知道，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将不会得到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支持，因为双方在前些年一再发生冲突。共产党一再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共产党与这个它所称的“社会法西斯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是，该党必须完全放弃其政治独立性，并且在实际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刻板地坚持其教条，认为希特勒政府的上台表明大企业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预示着“德国的十月革命”即将来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在1933年4月1日（这个节日正适合讲下面的话）做出决议：
尽管法西斯分子实行恐怖统治，但德国革命的形势将不可阻挡地好转，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也将不可阻挡地高涨起来。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公然建立，彻底打破了群众对民主制度的幻想，将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加速了德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50]
直到1933年6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宣布，希特勒政府不久就将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崩溃，紧随它而来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胜利。[51]因此，导致共产党按兵不动的，不仅是它的过分自信，还有它的致命错觉，以为新形势没有对该党构成无法抵挡的威胁。
但纳粹党领导层却觉得形势险恶，认为共产党正在秘密策划一场全国范围的起义。1932年底和1933年初的德国政坛笼罩着对内战的恐惧，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毕竟，共产党一直宣称，法西斯政府的出现，预示着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将以一个苏维埃式德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2月23日在柏林，大批警察突袭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的共产党总部，然而，面对纳粹党的公然挑衅，在革命起义的计划据说遭到泄露的情况下，共产党仍然不肯做出反应。他们越是等待，纳粹领导层就越紧张。确实会发生什么事情吗？[52]鉴赏家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记录了他那些交游广阔的朋友中间的传言：纳粹党正在策划一场对希特勒的假暗杀，企图以此作为血腥镇压敌人的借口。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盛传着类似的流言。紧张局势越来越难以承受。不久，它将得到惊人的释放。[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