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会纵火案

第二节 国会纵火案 一

1931年2月，荷兰青年建筑工人马里努斯·凡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开始了穿越中欧的长途跋涉，想要前往苏联，那个他无限神往的国度。1909年1月13日，凡德吕伯生于莱顿（Leiden），不久，他那酒鬼父亲就遗弃了家人，他在赤贫的环境中长大，12岁时又失去了母亲。母亲死后，他成为石匠学徒，与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运动。然而不久，他开始反感该党严格的纪律守则和独裁的组织结构，于1931年退党，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该组织把“用行动做宣传”拔高为它的主要行动原则。由于工伤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他很难找到工作，因此赴俄途中主要在廉价客店和谷仓歇脚。然而，他只走到波兰就开始折返，于1933年2月18日到达柏林。他觉得当地的政治形势越来越让人绝望，主流劳工政党的消极被动令人费解。纳粹党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左翼阵营正受到无情镇压。他认为，被所有阵营抛弃的失业者是时候为自由和面包出手一搏了。自从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来，凡德吕伯一直相信直接行动的力量，他决定抗议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对劳工运动不断升级的镇压。他在职业介绍所发现，失业者万念俱灰，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抗议。必须有人替他们发声。[54]

他选择的抗议方式是纵火。凡德吕伯认为，给政府机构或者它们的办公大楼造成引人注目的破坏，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们远远不是坚不可摧的，从而唤醒失业者自发地采取大规模行动。他曾因损坏财物而被莱顿的一家法庭裁定有罪，并且常常凭一时冲动而采取无计划的抗议行动。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他与荷兰共产党决裂的主要原因。此时他要在德国做同样的事情，首先要破坏的是那些象征着政府对失业者的压迫，以及在他看来象征着旧秩序的支配地位的建筑物。2月25日，凡德吕伯企图在柏林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焚毁一个福利办事处，更野心勃勃的是，他还打算焚毁市政厅和从前的皇宫。三个行动都因立即被发现而受挫，连报纸都没有报道。显然，应该选择更能产生戏剧效果的目标，而且需要好好准备一番。他认为造成自己以及许许多多失业青年生活得如此悲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并且认准了国会就是它的至高象征，于是他决定焚毁国会。[55]

2月27日早晨，凡德吕伯用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火柴和引火物。经过一番勘察，他确定了进入大楼的最佳办法，然后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在晚上9点左右趁机进入空荡、黑暗的国会大厦。由于视力受损，他的感官已长期在黑暗中锻炼得相当敏锐，他先是试图点燃餐厅的家具，却没有成功，又摸索着进入议事厅，那里的窗帘很容易就被点燃了。木质嵌板很快燃烧起来，穹顶起到了烟囱的作用，形成向上的通风道，扇动火焰，因此火势相当猛烈。与此同时，凡德吕伯冲进大厦的其他房间，打算再点几把火，最终被国会的工作人员制服并擒获。他被逮捕时，大厦正熊熊燃烧，消防队虽然立即赶到现场，却束手无策，只能给主厅的废墟喷水，尽其所能保住其余空间。

与燃烧着的大厦隔街相对的，是戈林的官邸，希特勒的密友普茨·汉夫施丹格尔暂时寄宿在此。管家把他叫醒，指着窗外让他看大火。汉夫施丹格尔立即给戈培尔打电话。戈培尔起初还以为这个出名轻佻的公子哥在开玩笑，但普茨坚持说自己没开玩笑。戈培尔核实之后，发现是真的。他立即通知了希特勒。[56]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现场碰头。第一批到场的高层人物之一、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非纳粹党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看到警员们已经在审问凡德吕伯：

他上身赤裸，流着汗、沾着灰。他坐在他们面前，气喘吁吁。他大口喘着气，似乎刚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在苍白、消瘦的年轻面孔上，那双火热的眼睛里是一副狂野的胜利神态。当夜在警察总部，我好几次坐在他对面，听着他混乱的供述。我读了他裤袋里装的共产党传单，就是当时到处公开散发的那种东西……

马里努斯·凡德吕伯的供词，让我觉得这个小纵火犯绝对不需要帮手，他干这种疯狂的勾当太在行了。谁说一根火柴不足以点燃议事厅中干冷的大块易燃物——老式软垫家具、厚重的窗帘和干燥的豪华木质嵌板？何况这个行家里手用了整整一背囊的纵火物呢。[57]

随后的调查发现了大量文件证据，证实了凡德吕伯的供述：他是单独行动的。[58]

迪尔斯被召去向聚在议事厅楼上阳台的纳粹头目汇报情况，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歇斯底里景象。战后回忆起这些戏剧性事件时，他继续写道：

希特勒双手撑在阳台的石质护墙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红色的火海。第一阵雷霆刚刚发过。我进去时，戈林朝我走来。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感：“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现在他们要出击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了！”

戈林没能说下去。希特勒转向聚在一起的人们。此时我看见他满脸通红，既是因为激动，也是因为受到积聚在穹顶的热气熏烤。他似乎快被气炸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他高喊：“现在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要杀掉一切挡我们道的人。德国人民将不再知道什么是仁慈。共产党的干部，一经发现，就地枪毙。必须在今夜绞死共产党议员。与共产党为伍者，一律逮捕。还要毫不留情地打击社会民主党和帝国国旗团！”

我汇报了初步审问马里努斯·凡德吕伯的结果——我认为他是个疯子。但希特勒不信，他嘲笑我幼稚、轻信：“这件事确实是经过巧妙设计、长期准备的。这些罪犯干得非常漂亮，可是他们低估了我党的同志们！对不对？这些下等人根本没想到有多少人站在我们这边。他们躲在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现在他们想从洞里出来啦。”他就这样一路说下去。

我请戈林到一旁来，但他没容我说话。“警察要立即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要毫不留情地使用枪支，要采取重大军事警戒状态下的一切措施应对这种局势。”[59]

迪尔斯告诉一位下属，那是一座“疯人院”。但无论如何，采取行动镇压共产党的时机到了。[60]

国会纵火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一队队警察出动了，开着轿车和面包车按照名单搜捕共产党员，把他们从床上拖走。名单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前拟定的，以便在取缔共产党时使用。共产党在国会中有100名议员，还有数千名地区级立法机构的代表、官吏、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名单大部分已失效，但由于是未经计划的突袭行动，因此捕获了许多在其他情况下也许能够逃掉的嫌疑犯，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下落不明而漏网。总共4000人被捕。戈林下令枪毙他们，但迪尔斯和警方悄悄地未予执行。[61]当这场大规模行动正在进行之时，戈林的顾问路德维希·格劳尔特（Ludwig Grauert）介入进来。格劳尔特是西北德钢铁雇主协会的前主席，当时刚被任命为普鲁士州内政部的警察局局长。就政治倾向而言，他属于民族党。格劳尔特建议颁布紧急法令，作为逮捕行动的法律依据，并且适用于处理共产党以后的任何暴力行为。2月27日，在纵火案发生之前，保守派主要人物、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就已经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法案，他与内阁中的其他保守派成员一样，极力支持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公共秩序的混乱，他们把混乱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居特纳的方案提议，严格限制公民自由权，以防共产党发动总罢工；对于发出罢工等号召的人，将以严重叛国罪论处，可以判处死刑。[62]但此时，这个提案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

纳粹党人、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从居特纳的草案中发现了机会，把他的权力范围扩展到联邦各州，并且新增了关键的第二条，允许内阁而不是总统进行干预，就像帕彭1932年在普鲁士州所做的那样。此外，法令草案借鉴了1920年代初以来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内部讨论，暂停实施魏玛宪法的若干部分，尤其是那些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条款。草案允许警察可以不经法院授权抓人，并且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保护性羁押，这不同于以往那些为移交司法审理之前的羁押时间设定了严格限制的律令。这些措施以前曾多次被考虑过，并得到高级公务员的极力支持，但此时它们比以往的任何提案都走得更远。法案在2月28日上午11点提交给内阁讨论，希特勒提醒他的保守派同僚，联合政府自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消灭共产党：“就心理准备而言，直接交锋的恰当时机已经到来。继续等待是毫无意义的。”[63]

希特勒明确表示，他打算采取雷霆手段，而不考虑法律细节。他说，与共产党做斗争，“一定不能依据法律条文”。他向内阁同僚们展示了纵火案在公众引起的恐慌，以及取缔德国第三大党共产党之后，纳粹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大胜的诱人前景。[64]接着发言的戈林宣称，有人看见凡德吕伯进入国会大厦之前曾与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等共产党高层人物在一起。戈林说，共产党计划不仅要毁坏公共建筑，还要“在公共厨房投毒”，绑架政府部长们的妻儿。不久，他宣称有详细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已经储备了炸药，为的是针对发电厂、铁路“以及一切至关重要的生活保障设施”开展破坏活动。[65]

不顾帕彭对第二条的反对，内阁同意把草案呈交兴登堡。尽管法令把他的一大部分权力转给了希特勒政府，兴登堡还是在上面签了字。法令立即生效，其中第一节废止了魏玛宪法的关键条款，并且规定：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对集会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对通信、电报通讯和电话交谈之隐私权的违反，搜查证的批准，没收令的发布，以及对财产权的限制，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均不受法律的约束。

第二节允许政府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接管联邦各州。这两节一直有效，“直到另有通知为止”，它们为随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法律借口。[66]至此，纳粹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夺权了。

二

国会纵火法令在一连串密集的宣传中发布，戈林和纳粹领导层借此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德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迫在眉睫，各种凌虐和暴行将随之而来。宣传产生了效果。像路易丝·佐尔米茨这样的普通中产阶级公民，一想到德国在劫难逃的命运就不寒而栗，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戈林为证明共产党的邪恶阴谋而提供的“如山铁证”。[67]来自全国各地纳粹团体的200多封电报涌入司法部，要求立即枪毙或者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绞死那些“下等人”，因为他们所制定的“邪恶的毁灭计划使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变成一片浸满鲜血的废墟”。许多群体都发出了“一个不剩地消灭这帮赤匪”的呼声，有些地方的纳粹当局表示，它们担心如果不立即处决罪犯，公共秩序将出现混乱。[68]戈培尔的宣传为褐衫军释放被压抑的对共产党的怒火打开了闸门。此前，冲锋队认为自己既然已被编为辅警，因此实际上享有检控豁免权，于是已经在四处施暴的过程中释放了一些紧张情绪，但此时才是他们真正等待的时机。一位冲锋队员后来写下了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情形：

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知道敌人的意图。我从手下的突击队勇士中选出最勇猛的队员，组建了一支“机动小分队”。我们夜夜枕戈待旦。谁会首先出击呢？然后，时机到了。柏林燃起了烽火，全国到处是交火的信号。终于，命令下达了：“行动吧！”于是我们行动起来！这不仅仅关乎人类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还关乎把淫荡的笑容从布尔什维克党人那丑陋凶残的面孔上永远清除掉，保护德国免遭放纵之徒血腥恐怖的侵扰。[69]

然而，此时在全国范围对敌人施以“血腥恐怖”的“放纵之徒”却是褐衫军。他们用暴力宣泄着长期积蓄的仇恨，他们的行动往往针对那些他们所熟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个人。他们没有制定协作计划，也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满足于对他们所畏惧和仇恨的人施以残酷的暴力攻击。[70]

褐衫军和警察也许已准备就绪，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的共产党对手却没有做好准备。共产党领导层被2月27日至28日发生的事情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以为进入了又一轮相对温和的镇压阶段，就像1923年和1924年该党成功地生存下来那次一样。但这次的形势非常不同，警察有穷凶极恶的褐衫军为后盾。共产党党魁、曾为总统候选人的恩斯特·台尔曼及其助手于3月3日在台尔曼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的秘密总部被捕。共产党在国会中的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于2月28日向警方自首，目的是驳斥政府关于他和共产党领导层下令在国会大厦纵火的指控。在党的领导层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和柏林支部的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分别于春季和秋季离开德国。共产党费尽心力想把政治局委员们偷渡出境，但其中许多人来不及逃跑就已被捕。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办公室被占据，积极分子被拘禁。冲锋队员总是抢走他们所能搜到的一切资金。他们闯入共产党员的家，洗劫现金和贵重物品，而警察却袖手旁观。不久，被捕人数增加至最初预计的许多倍。截至3月15日，已有上万名共产党员遭到拘禁。官方记录显示，1933年3月和4月，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8000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的机关干部不得不承认他们被迫“撤退”，但坚称那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撤退”。事实上，皮克承认，在几个月内，多数地方干部实际上已不再活跃，许多基层党员被吓得噤若寒蝉。[71]

希特勒显然担心，如果他颁布法令把共产党完全列为非法组织，可能会遭到暴力反击。他倒宁愿把共产党员个体当作策划非法行动的罪犯，让其承担罪责。这样做可以赢得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会因此容忍乃至支持国会纵火案之后的逮捕潮，而不会担心其他政党随之也被宣布为非法。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党依然有资格参加1933年3月5日的竞选，尽管它的大部分候选人都已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国外；而81位当选的代表实际上也毫无可能坐到他们的议席上，因为警察一旦查明他们的下落就会立即予以逮捕。希特勒以及各部长允许共产党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也是想以此削弱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允许共产党候选人参选，那么许多本打算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可能就会转投给社会民主党。结果社会民主党未能得到这个潜在的票源。甚至到了临近3月底的时候，内阁依然认为不能正式签发对共产党的取缔令。尽管如此，共产党干部不但遭到了杀害、殴打或者被投入褐衫军设立的临时刑讯室和监狱，而且被大量移交普通刑事法庭提起公诉，特别是那些由警方逮捕的人。

具有党员身份这件事本身并不违法，但警官、州检察官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保守派，他们长期把共产党视为危险的、叛国的革命组织。做出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魏玛共和国初期的那些事件，包括共产党在柏林发动的斯巴达克同盟暴动（Spartacist uprising）Ⅰ，以及慕尼黑的“红色恐怖”和枪杀人质事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街头暴力活动充分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此时，许多人认为国会纵火案又为此添了一个证据。他们认为，共产党放火烧了国会，因此共产党员必然全都犯有叛国罪。有时甚至做出更加牵强附会的推理。比如，在有些案件中，法庭认为，由于共产党已无力按照原先的计划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谋求修改德国宪法，因此它必将尝试诉诸武力，既然武力夺权属于叛国罪，那么该党的成员必然全部犯有此罪。于是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之前也偶尔如此），法庭越来越频繁地认定共产党员从事的是叛国活动。除了名称以外，共产党在1933年2月28日之后实质上已成为非法组织，并在3月6日，即选举结束翌日，被彻底取缔。[72]

在2月28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希特勒的冲锋队把共产党逐出街头，控制了各个城市。此时，他们趾高气扬，以盛气凌人的姿态炫耀着刚刚取得的主宰地位。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与党形成对照的是，冲锋队已做好了夺权的准备。

它不需要统一的领导，“负责人”以身作则，但不发号施令。然而冲锋队的各突击分队有严密的计划，准备对市内的共产党地盘采取行动。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每一位冲锋队员都“对敌人穷追不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冲锋队员扫清了各区。他们不仅知道敌人住在哪里，而且早就发现了敌人的藏身处和开会地点……不仅共产党，任何曾经发声反对过纳粹运动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73]

褐衫军分队从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那里偷走轿车和皮卡车，也有神经紧张、希望得到保护的商界人士把车送给他们。他们在柏林的大街上呼啸而过，举着武器、打着横幅，让每个人看到现在是谁说了算。类似的景象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都能看到。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和其他纳粹头目没有直接指挥这些行动，但这些行动不仅是他们发起的——方法是于2月22日将纳粹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编为辅警，而且得到了他们不那么含蓄的一致默许——方法是不断重复使用暴力语言攻击各类“马克思主义者”。

纳粹党特有的传达命令的方式再次发生作用，它形成于纳粹党经常受到警方的敌意对待，并且因暴力行为而屡遭刑事指控的时期：领导层在下达行动命令时，使用的是极端但不具体的措辞，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的基层成员用自己的语言理解那些话，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暴力行动。一份纳粹党的内部文件后来写道，点一下头加眨一下眼，表示采取行动，这种方式在1920年代已成为惯例。此时，基层党员已习惯于对领导人的命令心领神会，而不必等领导人发出确切的指令。文件接着写道：“为了党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确切地说是在下令举行非法政治示威时，还有一个需要遵循的惯例，就是下达命令的人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而仅仅暗示他想达到的目的。”[74]与1920年代不同的是，纳粹领导层此时可以调用政府资源。总的来说，它能够使几乎清一色是保守民族主义者的公务员、警察、监狱管理人员和司法官员相信，强力镇压劳工运动是正当的，从而使这些人认为，在冲锋队员行动的时候，不仅应该让路，还应该积极帮助他们执行破坏任务。这种决策和执行的模式后来在许多情况下一再重演，在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

纳粹党为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而展开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全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75]此时大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全力支持纳粹党，导致选举的整个性质为之改变。例如，在北方小城诺特海姆（Northeim），与全国各地的情形大体相似，选举在明显的恐怖气氛中进行。当地警察被部署在火车站、桥梁等重要设施周边，以此昭告人们，政府认为这些地方容易成为共产党发动恐怖袭击的目标。当地冲锋队于2月28日获准可以携带上膛的枪支，并于3月1日被编为辅警，然后招摇地开始在街头巡逻，查抄当地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员的家，指控这两种人准备屠杀诚实的市民。据纳粹报纸报道，有个工人因为散发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而被捕。该报宣布，禁止从事这种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服务的活动。使主要反对党噤声之后，纳粹党在集市广场（Market Square）和主干道架设起无线电扬声器。3月1日至4日，希特勒的演讲每天晚上响彻整个市中心。选举日的前夜，600名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举行穿越全城的火炬游行，最后停在城市公园，聆听无线电转播的希特勒演讲，扬声器传出的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同步回响在市中心的另外4个主要公共场所。黑白红旗和卐字旗装点着大街，悬挂在店铺和商店上。反对派的宣传根本无迹可寻。投票日是个星期天，褐衫军和党卫队以威慑的姿态在街道上巡逻、列队行进，纳粹党和“钢盔”安排汽车运送选民去投票站。这种恐怖、镇压与宣传相结合的做法，同样施行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每一个社区。[76]

国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上述策略似乎发挥了作用。纳粹党与民族党联手，共获得51.9%的选票。戈培尔在1933年3月5日的私人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好像得了最高票。”[77]在弗兰肯尼亚中部地区的某些选区，纳粹党的得票率超过80%；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几个区，纳粹党赢得了几乎全部的选票。然而纳粹领导层白高兴了一场，因为尽管到处施以暴力和恐吓，但纳粹党本身仅争取到43.9%的选票。共产党无法开展竞选活动，它的候选人不是藏起来就是已经被捕。尽管如此，它还是赢得了12.3%的选票，略少于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但降幅小于预期。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也普遍遭到恐吓和阻挠，它获得18.3%的选票，仅略低于1932年11月那次。中央党尽管在南方的一些地区输给了纳粹党，但差不多维持住了原有的支持率，获得11.2%的选票。此时已成为小党派的其他政党的成绩与1932年11月那次相似，仅略有变化。[78]

有1700万人投票给纳粹党，300万人投给民族党。但是选民人数将近4500万，其中近500万投票给共产党，700多万投给社会民主党，450万投给中央党，这证明，即使在半独裁的条件下，纳粹党也根本未能赢得多数选民。[79]实际上，自从1920年代末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之后，它就一直未能在国会选举以及州议会选举中独力赢得绝对多数票。而且，它在1933年3月与民族党联手赢得的多数票，远远不足以在国会取得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然而，选举结果清晰地表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魏玛民主制度的公开敌人——纳粹党、民族党和共产党。还有很多选民投票给其他政党，主要投给中央党及其南方盟友巴伐利亚人民党，它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几乎已消失殆尽，对选民的影响力也正在受到严重削弱。在1919年，有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魏玛联合政府中的政党；仅用了短短14年，这个局面就被彻底扭转了。[80]

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升级到新的高度。例如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Ⅱ，冲锋队在选举日当夜闯入社会民主党在当地的总部，打砸里面的物品，把办公室变成临时刑讯室，在那里残酷殴打共产党议员瓦尔特·许茨（Walter Schütz），致其重伤身亡。工会办事处遭到洗劫，打字机被偷走，家具被砸烂，现金被盗，文件被焚。[81]在伍珀塔尔（Wuppertal），褐衫军的一支小分队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工人海因里希·B.（Heinrich B.）从家中拖走，他的尸体第二天在一块菜地里被找到。4月1日，在同一个区，8名冲锋队员埋伏在奥古斯特·K.（August K.）回家的路上，射杀了这位62岁的工人、当地共产党乐队的前指挥。[82]社会民主党人也遭到重创。3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科隆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绍尔曼（Wilhelm Sollmann）在家中遭到褐衫军和党卫队的袭击和殴打，被带到当地的纳粹党总部折磨了两个小时，还被灌下蓖麻油和尿液，直到警察现身，把他带到监狱医院包扎伤口。3月13日，布伦瑞克的褐衫军开始逼迫市议会和州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自愿”放弃他们的席位，其中一位议员因拒绝辞职而被殴打致死。也是在这个时候，纳粹开始突袭社会民主党机关，搜寻现金和其他战利品。开姆尼茨市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主编格奥尔格·兰德格拉夫（Georg Landgraf）于3月13日被枪杀，因为他拒绝向一伙褐衫军透露党的经费藏在哪里。对这些行为提出抗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所有社会民主党报纸从3月初开始已被禁14天，禁令期满时又延长14天，如此接续，直至永久停刊。[83]

警察当中比较正直的警官没有无视这些抢劫行为。例如，黑森州警察总监于1933年4月19日晓谕当地各警署和署长，谴责突袭期间非法没收马克思主义组织财产的行为，抄走的东西包括乐器、健身器材，甚至还有床，显然都是为了供抢劫者私人使用。[84]随后，有人努力推动对这种状况进行规范化管理，并设立适当的机构来管理被取缔的政党和工会的资产，主要因为这些资产中包括被取缔之前用于资助失业党员的资金；但是等到这个措施开始实施的时候，大量现金和财产已经散失，落入褐衫军个人囊中。1933年5月26日，一部法律终于得以通过，指派联邦各州接收（严格说来仍属合法政党的）共产党的财产。[85]在一片混乱当中，许多冲锋队员趁机大报私仇。例如，在伍珀塔尔市，弗里德里希·D.（Friedrich D.）凌晨4点被一群冲锋队员从家中的床上拖走，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找到。下令捕杀他的，是冲锋队头目普珀（Puppe），因为他曾与普珀的妹妹相恋，而普珀一直在极力拆散他们。普珀并没有因这种凶残的泄愤行为而受到检控。就连褐衫军成员也未能幸免：纳粹老党员卡尔·W.（Karl W.）由于指责伍珀塔尔市褐衫军头目贪污和腐败而遭到逮捕、痛殴和监禁，当时被报道的此类事件不止这一桩。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肯定是伍珀塔尔市的数百倍。[86]

其时褐衫军的人数日益增加，到1933年夏季已达200多万。这场由他们发动的暴力运动，为联邦各州按照帕彭在上一年夏天接管普鲁士州时所使用的方式来推行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87]那次接管被州法院裁定为部分非法，被帕彭所取代的、由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曾经运用联邦议会这个代表各州的机构，较为成功地抵制了帝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希特勒内阁于1933年2月6日得以颁布紧急状态令，结束了这种局面，然而联邦议会在2月16日的会议上不承认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州纳粹代表的合法地位，将其法律地位留待州法院裁定。但联邦议会同时还决定一直休会到法律地位明朗为止，在随后的休会期间，褐衫军和纳粹党的地方组织介入进来，从基层着手推动各州政府实行一体化。联邦各州大多由少数派政府执政，这表明它们此前的提案几乎全部在立法机构搁浅；由于得不到法定多数的支持，它们除了对纳粹做出象征性的抵制，并无其他施展余地。在1933年3月6日至15日，纳粹警官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各个“辅警”分队把卐字旗插遍各地的政府大楼。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举动，得到了州政府中多数部长的容忍或赞同，他们被冲锋队的大队人马在各地政府大楼前同步举行的示威活动吓坏了。持反对意见的部长要么选择了辞职，要么就是遭到褐衫军分队的软禁。然后，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任命了各州的行政长官，由他们着手遣散现任的警察局局长，代之以纳粹党员，并且以纳粹党提名的人选取代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各部部长。只有在汉堡、符腾堡和黑森三个州，州议会在共产党缺席、社会民主党弃权的情况下，任命了新的联合政府，这三个州政府中的部长均为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在这种氛围中，各州于3月初举行的选举（最重要的是3月12日在普鲁士州的选举）多半毫无意义。[88]

隶属于社会民主党“钢铁前线”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陷于瘫痪，它的许多办事处均已在2月份被警察占据。在3月初，也就是选举刚刚结束时，各州政府开始发布取缔令、逮捕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于是各支部纷纷自动解散，以避免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比如奥托·布劳恩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为躲避逮捕或更可怕的命运而逃往国外。[89]帝国国旗团领导人卡尔·霍尔特曼（Karl Höltermann）已在5月2日离开。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试图说服戈林撤销对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禁令，得到的答复是，禁令将继续生效，直至境外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停止“攻击”帝国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真遍游欧洲各国，极力解释该党的处境，由此可见他们对纳粹党的手段依然缺乏认知。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做出的反应是，公开强烈谴责纳粹恐怖（“德国的暴君正在日复一日犯下令人无语的丑陋罪行”），接着又呼吁与共产党联手采取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Otto Wels）立即辞去他在社会主义国际执委会的职务，徒劳地想以此安抚戈林。[90]可想而知，这些战术让步根本未能使纳粹政权放慢镇压左翼阵营的速度。[91]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加起来总共代表着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但他们几乎未做抵抗就瓦解了。纳粹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打击他们，是因为国会纵火法令允许它为了便于行事可以推翻联邦各州的最高当局，可援引的先例是帕彭在上一年夏天罢免了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更早时候，总统艾伯特曾在1923年对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的左翼政府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作为行动理由的所谓共产党威胁，在1923年或者1933年都不是特别严重。在1933年，公共秩序的混乱为宣布紧急状态提供了理由，而混乱绝大部分是纳粹党自己制造出来的。联邦各州快速实现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原先各州政府的那种犹豫心理，从而像柏林的纳粹领导层所要求的那样运用紧急处置权全面剿灭左翼政党。

四

这一系列事件在巴伐利亚造成的后果尤为险恶。主政该州的保守派政府追随帝国政府，于2月28日下令禁止共产党集会、查禁共产党报刊，并且逮捕了那些它所认定的共产党支部负责人。但这对纳粹党来说还不够，因此在1933年3月9日，弗里克任命上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委书记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为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行政长官。更加不祥的是，慕尼黑的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立即被任命为代理警察总监。他下令大规模搜捕反对者，不久又开始围捕与政府为敌的非共产党人。镇压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州监狱和拘留所根本不够用，必须找到关押巴伐利亚州政治敌人的新办法。因此，希姆莱于3月20日对媒体宣布，将在慕尼黑郊外的达豪（Dachau）开设“一座政治犯集中营”。它将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并且为未来设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纳粹报纸第二天报道，设立集中营的目的，是监禁受到“保护性羁押”的“全部共产党干部，必要时还包括帝国国旗团和社会民主党的干部”。1933年3月22日，4辆警用卡车把大约200名囚犯从斯塔德海姆和兰茨贝格的州立监狱运送到郊外围绕一座废弃工厂而建的集中营。达豪镇的居民聚在街道两旁和工厂大门外，看着他们经过。集中营最初由一支警察分队管理，在4月初移交给党卫队，其指挥官是出名粗暴的党卫队头目希尔马·瓦克勒（Hilmar Wäckerle）。瓦克勒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用了一套暴力而恐怖的管理制度。4月11日，新上岗的党卫队看守把4名犹太囚犯带到大门外当众枪毙，声称他们企图逃跑。其中一人没有当场毙命，被送往慕尼黑的医院，在那里不治身亡。死前他把当时集中营的管理状况告诉了医护人员，那些残暴的细节实在骇人听闻，于是他们叫来了检察官。到5月底，有12名囚犯被谋杀或折磨致死。看守们腐败、勒索、贪污成风、专横霸道，囚犯们在一个没有监管和规则的世界里遭受肆意的凌虐。[92]

希姆莱的做法设立了一个被广泛模仿的先例。不久，集中营开遍全国，扩充了褐衫军在新近没收的工会办事处地下室设立的临时监狱和刑讯室。它们的建立得到了广泛宣传，以确保人人都知道胆敢反对“民族革命”的人会得到什么下场。设立集中营来关押真正的或者所谓的国家之敌，当然不是原创的想法。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 War）Ⅲ中曾用这种集中营关押敌方的平民，里面的条件通常非常恶劣，囚徒的死亡率很高。其后不久，在1904—1907年战争期间，德军把14000名赫雷罗族反叛者“集中”在位于西南非洲的营地里，残酷地对待他们，据说每月有500人死于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和吕德里茨湾（Lüderitz Bay）的集中营。最终集中营的死亡率为45%，德国政府以消灭原住民人口中的“无生产力群体”为由推卸罪责。[93]纳粹党人熟知这些先例，早在1921年，希特勒就已宣称，他们将把德国犹太人关进英国人使用过的那种“集中营”。纳粹党原打算1923年11月如果能胜选并掌权，将颁布新宪法，其中的第十六节规定，“危险分子和吃闲饭的无用之人”将被送进“集体营”强制劳动，如有反抗，一律处死。在时间更近一些的1932年8月，纳粹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如果纳粹党掌权，将“立即逮捕并审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干部……[而且]把嫌疑犯和精神煽动犯全部送进集中营”。1933年3月8日，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公开重申了这一警告。[94]因此，达豪并不是面对监狱人满为患的意外难题而即兴想出的解决方案，而是纳粹党几乎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构思并长期筹划的举措。当地的、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报刊都对它做了广泛宣传和报道，以此严厉警告任何打算反抗纳粹政权的人。[95]

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集中营和拘留所在3、4月份时的生存条件，被恰当地描述为“无法无天的临时施虐所”。[96]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暴行，基本上不包含1970年代阿根廷、智利或希腊等军事独裁政权中秘密警察所使用的那种花样翻新的酷刑，他们发泄在囚犯身上的，往往是不加遏制的愤怒。施虐的方式并不复杂，就是拳打脚踢以及用橡皮棍抽打。此时警察已摆脱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所感受到的约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也加入、旁观或者利用褐衫军辅警对囚犯进行刑讯逼供。工人共产党员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Friedrich Schlotterbeck）于1933年被捕，后来记录了他在警察总部是如何受一群党卫队成员审讯的。他们重拳击打他的脸，用橡皮棍抽他，捆绑他，用木棒敲他的脑袋，在他倒地时用脚踢他，当他昏迷时用水泼他。在殴打稍微消停的时候，一名警官问了他许多问题，只是在有个党卫队被施洛特贝克激烈的肢体反抗激怒，掏出手枪威胁要枪毙他时，那位警官才进行了干预。他没有招供，被带回了牢房，浑身疼痛，身上满是伤口和淤青，脸上淌着血，几乎无法行走。施洛特贝克受到了看守的善待，但看守告诉他，为了防止他自杀，他们必须让牢房的灯一直亮着，并且定时来查看。后来的十几年他都是在监狱和集中营度过的。[97]他的经历在那些不肯屈服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当中并不特殊。

冲锋队员对落在他们手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稍加宽待，他们不分男女，对左翼议员一律痛殴。在许多被打的社会民主党女党员中，有一位是柏林克珀尼克区（Köpenick）的市议员玛丽·扬科夫斯基（Marie Jankowski），她被逮捕，被人用橡皮棍殴打，被扇耳光，被迫在一份文书上签字保证不再从政。[98]上述行动全国都有发生，但分布不均，由于缺乏具体的统一调度，因此无法精确地估计它们的范围。但现有的、正式登记的逮捕数据确切无疑地显示，这场暴力活动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官方报告显示，仅在普鲁士州，3月和4月就至少有25000人被捕，但此数据遗漏了柏林，而且没有计入褐衫军“胡乱”逮捕但未上报的人数。巴伐利亚州被逮捕的人数在4月底已达1万左右，到6月底又翻了一番。而且，这些被捕者中有许多仅关了几天或者几星期就被释放，例如在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35%的人被囚一周至四周，在里面关押一年以上者不到0.4%。[99]大体上说，1933年7月底全国被登记为受到保护性羁押的27000人，与三四个月前遭到保护性羁押的不是同一批人，因此集中营囚禁过的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100]此外，纳粹党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劲敌共产党并没有全部被送进集中营，还有数千人被关在各州的监狱和全国各地的拘留所。

镇压规模之大，可以根据共产党领导层记录的这份数据做出估算：截至1933年底，有13万党员遭到逮捕和监禁，2500人被杀。这些数据或许有些夸大，但用来估算此次镇压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还是可信的。例如在鲁尔区，全部党员将近一半被关押。普鲁士警方的报告显示，早在3月底就有大约2万名共产党员被捕、投入监狱。[101]即使按照最保守的半官方估算，1933年在德国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0万，关押期间死亡者将近600人。[102]暴力和凶杀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是魏玛共和国初期以后不曾有过的。

这次对纳粹党的对手进行的残酷血腥的大规模攻击，是由国会纵火法令正式批准的，但该法令的出发点是防范共产党计划发动的革命暴动，根本没有提及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准备发动一场暴动这种说法更加荒谬的，是认为社会民主党赞同或者支持共产党的暴动计划。然而，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显然认为，政府暴力镇压“马克思主义”及其一切变种是有正当理由的。多年来的打打杀杀和街头冲突，让人们对政治暴力习以为常，不再敏感。那些仍心存怀疑的人不会注意不到，警察以及由纳粹冲锋队员充当的辅警在那几个星期里对纳粹党的对手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说出自己的忧虑前肯定做过认真的思考。任何对混乱程度感到担心的人，可能都被希特勒1933年3月10日的讲话打消了顾虑：他公开谴责对外国人实施的暴力，把这种行为归咎于渗透进冲锋队里的共产党员，他还告诫冲锋队员停止“骚扰个人、拦截车辆和干扰商业”。

然而，希特勒接着告诉褐衫军，务必“须臾不忘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消灭马克思主义”。“民族起义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并且听从上层的命令，”他说，只有“当这些命令遭到抵抗时”，褐衫军才会采取行动以确保“这种抵抗立即被彻底粉碎”。这最后一句限定条件当然足以纵容暴力活动继续上演，不但不见减弱，实际上反而升级了。[103]一位民族党领导人于3月10日抗议希特勒破坏法律秩序，3月19日帕彭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希特勒愤怒地指责他们企图“阻止民族革命”。他说，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以及那些在魏玛时期企图压制纳粹党的人比以前更加卑劣了。他赞扬冲锋队员“纪律严明”，同时谴责“资产阶级遇事软弱怯懦，处理问题时戴着小羊皮手套，而不是亮出铁拳”，并警告说，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挡他“消灭并根除马克思主义”。[104]

早在国会纵火法令和1933年3月5日选举之前，德国就已稳稳地踏上了通往独裁体制的道路。但这两件事无疑加速了独裁进程，为它提供了虽然老套，但在法律和政治上看似正当的理由。胜选之后，希特勒于3月7日告诉内阁成员，他将进一步寻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取得法律认可，允许内阁绕开国会和总统，自行颁布法律。这个措施是有先例的，即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紧急状态立法；但它显然比任何一次先例都走得更远。希特勒长久以来一直梦想采用这个办法。[105]这部《授权法》（Enabling Act）将终结魏玛共和国备受仇视的民主制度，并将完成纳粹党于1933年1月30日开始的工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集中政府”。不久，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将它改名为“民族主义起义政府”。在3月初，它简化成了“民族主义革命”，以此强调参与行动的远远不仅是内阁政府。不久又改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终于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非纳粹合作伙伴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06]

注释

Ⅰ 斯巴达克同盟暴动，即第一章第四节提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初领导的暴动。斯巴达克同盟原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派别，于1918年12月组建德国共产党。

Ⅱ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编注

Ⅲ 布尔战争，英国于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在非洲南部进行的两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