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帕彭和希特勒在内阁中的其他盟友赞成警察镇压左翼人士，但两个月前当他们同意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他们所期待的根本不是革命的语言和无节制的街头暴力，而是期望通过延揽纳粹党入阁来终止这一切。纳粹党为新当选的国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以此安抚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和传统人士，包括总统兴登堡，毕竟他至少还拥有罢免希特勒、委任其他人的正式权力。由于被焚毁的国会大厦无法使用，典礼只好另选地方。希特勒及其保守派盟友同意将地点选在作为普鲁士君主制象征的波茨坦驻军教堂，日子选在1933年3月21日，正是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之后国会首次开会的纪念日。典礼被当作一次宣传活动，由戈培尔进行了精心的、细致入微的策划，用以展示旧帝国与新帝国的接合：总统兴登堡身穿普鲁士陆军元帅军服，站在皇帝的空御座旁边，接受身穿长礼服的总理希特勒的鞠躬礼并与他握手；希特勒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其措辞的故作温和，他赞扬了兴登堡在将德国的命运托付给新生代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花圈被摆放在普鲁士历代君王的墓石上，然后由兴登堡检阅准军事组织和军队的盛大分列式。
典礼所传达的视觉形象比讲话更加重要。出席仪式的希特勒像一位穿戴得一丝不苟的平民政治家，谦恭地承认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崇高地位。仪式上使用的旗帜是黑白红的帝国国旗，它在3月12日已经正式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仪式上有普鲁士军事贵族，身穿他们那种略显奇异、令人想起君主制传统的军服。仪式的地点选在新教教堂，含蓄地重申了新教与军队和君主具有同等的至高地位。仪式代表着旧德国的回归，把玷污了民族记忆的魏玛民主制度从历史中清除出去。[107]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出席仪式的邀请，这并不令人意外。更有象征意味的是，希特勒拒绝去波茨坦天主教教区的教堂做礼拜，理由是天主教教士禁止某些纳粹头目接受圣礼，他们依然忠于中央党，并且以批评的态度看待纳粹党的无神论者做派。这显然在警告教会，要识时务，跟纳粹党走。[108]
两天后，在被指定为临时国会会址的克罗尔歌剧院，希特勒像其他纳粹党议员一样身穿准军事组织的褐衫制服，对国会发表了演说，现场气氛与典礼那天截然不同。他站在一面巨大的卐字旗下，提出了筹划已久的方案：授权总理起草法律时可以背离宪法、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询总统。这部《授权法》须在4年后展期；国会本身之存在、代表联邦各州的上议院之存在，以及总统之地位，将不受影响。然而，它意味着魏玛宪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国会将完全被排除在立法程序之外。《授权法》的通过绝非毫无悬念，因为在120位当选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94位依然能参加投票；那些缺席者，有的在狱中，有的在病中，有的因担心生命受到威胁而回避了。希特勒知道，他绝不可能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魏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不仅需要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而且需要出席者中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赫尔曼·戈林作为国会的会议主持人，通过不计入共产党议员把法定人数从432人减至378人，尽管共产党议员全部是合法当选的。这是个专横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09]但即使采取了这种非法手段，纳粹党仍然需要中央党的支持票来推动法案的通过。
在此之前，中央党早已停止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政治天主教运动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主要潮流，中央党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恐惧而顺应了这一潮流，开始支持独裁制度和专制政体。确实，将要在德国形成的，似乎并不是奥地利和西班牙建立的那种天主教政客很快会给予支持的“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但天主教会在1929年通过与墨索里尼签署政教协定而维护了它在意大利的地位，此时它有可能做出类似的安排，以维护其在德国的地位。自2月中旬以来，天主教徒及其政治代表、报纸、发言人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因此中央党焦急地寻求可以使教会生存下去的保证。此时，在神职人员前所未有的强烈影响下，在天主教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领导下，中央党与希特勒经过两天的讨论，得到了希特勒的保证：教会的权利将不会受到《授权法》的影响。海因里希·布吕宁及其亲信幕僚于是打消了疑虑。作为天主教在南方的堡垒，联邦各州尽管已被柏林政府委任的帝国行政长官接管，但将维持现状，并保持司法独立。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加上来自梵蒂冈的沉重压力，足以赢得中央党议员支持《授权法》。从长远看来，该法案注定了中央党的政治灭亡。[110]
在一片浓重的暴力和恐吓气氛中，代表们到达了克罗尔歌剧院。社会民主党人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回忆道：
迎接我们的是反复的狂喊声：“我们要《授权法》！”胸前别着卐字徽章的小伙子放肆地上下打量我们，几乎是在夹道围攻，让我们难以通行。他们大声辱骂我们，比如“中央党猪猡”、“马克思主义母猪”。克罗尔歌剧院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和党卫队……议事厅挂着卐字旗和类似的装饰物……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最左侧的位子落座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人在出口和我们身后沿墙站定，呈半圆状围住我们。他们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来者不善。[111]
希特勒演讲的开篇像往常一样，抨击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吹嘘自己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再次承诺要保护教会的利益，尤其是在学校的利益，这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引发争端的主要问题。然而，他的结束语无疑是在威胁，假如法案被否决，就要进行暴力镇压。他宣称：“民族主义起义的政府已下定决心、做好迎战准备，一旦法案被否决，就宣布进行抵抗。先生们，希望你们此刻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这番话对摇摆不定的中央党议员产生了效果，比如海因里希·布吕宁，他决定对法案投赞成票。曾任德国总理的中央党领导人约瑟夫·维尔特私下里对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担心如果法案被否决，将会爆发纳粹革命，进入血腥的无政府状态。”[112]
在这种威胁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发言表示反对时，应该使用温和的，甚至是安抚的语气。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那些凶相毕露、在大厅里沿墙站成一圈的褐衫军就会枪杀或痛殴他，或者在他走出去的时候逮捕他。但韦尔斯不得不说的话已足以激动人心，他为魏玛共和国取得的成就辩护，说它实现了机会均等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返国际社会。“我们可以失去自由和生命，但不能失去荣誉。”韦尔斯并不是在夸大其词，已有多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被纳粹杀害，他本人发言时马甲口袋里就装着氰化物胶囊，准备如果演讲后遭到褐衫军逮捕和折磨就吞下去。他激动得声音哽咽，以对未来发出的呼吁作结：
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宣布，我们忠于人道与公正、自由与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没有任何授权法能够授权你们消灭这些永恒的、坚不可摧的理念。《反社会党人法》没能消灭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运动同样能够从最近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我们向被迫害和被残酷压迫的人致敬。他们的坚定与忠诚值得敬佩。他们坚守信念的勇气、他们坚定的信心，保证了德国将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的结束语在大厅中引起了骚动，纳粹党议员刺耳的嘲笑声淹没了从社会民主党议员座席传来的掌声。
希特勒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社会民主党在开会前已把演讲稿交给媒体，希特勒的手下弄到了副本，以便总理据此准备如何回应。希特勒知道自己不需要他们的票数，在身穿制服的纳粹议员雷鸣般的掌声中，他说：“你们还以为自己的星星能够重新升起呢！先生们，德国之星即将升起，而你们的即将陨落……德国应该获得自由，但不是通过你们！”在其他政党的党魁做了简短发言之后，议员进行投票，有444票赞成、94票反对。曾经自视甚高的德国自由派，此时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德意志国家党对法案投了赞成票。只有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绝大多数议员投的赞成票已经足以使法案获得通过，因此就算全部120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全部81名共产党议员都出席会议，使投票总人数达到647而不是566，并且这201人全部投反对票，也无济于事。[113]
《授权法》既已生效，国会就可以真正弃用了。自此，希特勒及其内阁行使专制权，要么把总统兴登堡当作橡皮图章使用，要么像《授权法》所允许的那样干脆绕开他。没人相信4年后《授权法》有效期届满之时国会将否决它的展期，实际上国会也不曾否决过。与国会纵火法令一样，《授权法》本来是临时的紧急状态法，在魏玛时期曾出现过几个有限度的先例，此时却成为永久取消公民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法律依据，或者说是伪法律依据。《授权法》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展期，于1943年成为永久性法令。褐衫军的街头恐怖已经无处不在，足以让人相当清醒地判断出即将发生什么。韦尔斯准确地预测，德国很快将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114]
二共产党在2月28日之后实际上已不再碍事，《授权法》也已生效，希特勒政府遂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本来已经普遍面临逮捕、殴打、恐吓甚至杀戮，他们的办公场所被占领，报纸被取缔；此时纳粹党又将全部怒火转向了他们，他们已无招架之力。能够与工会实现合作，是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击溃卡普暴动的关键因素；但在1933年春，这个能力已不复存在。劳工运动的左右两翼在1933年1月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它们遭遇了相似的暴力和镇压，越来越多的工会办事处被冲锋队团伙占领和捣毁。据工会统计，截至3月25日，全国有45个城镇的工会办事处遭到褐衫军、党卫队或者警察分队的占领。这种压力不仅对尚存的工会（其功能是代表工人与雇主谈判工资和工作条件）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且迅速加深了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
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镇压以及边缘化很快变得更加明显，于是特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领导下的工会开始疏远社会民主党并寻求新政权的接纳，试图以此自保。3月21日，工会领导层宣布，工会无意在政坛发挥作用，而且“无论哪种体制的政府”执政，工会都将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115]纳粹党人当然知道他们在工会会员中的支持者寥寥无几。纳粹党的“工厂车间组织”[116]不受欢迎，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它在各个劳资联合委员会举行的绝大多数选举中，仅获得不到10%的选票。只在极少数地方，比如克虏伯兵工厂、化工厂、某些钢铁厂或者鲁尔煤矿，它的支持率较高，这表明在工业界的某些主要行业，一些工人已经开始归顺新政权。[117]然而，绝大多数的选举结果引起了纳粹党的警觉，于是强制那些尚存的劳资联合委员会无限期暂停选举。
尽管对这种专横干涉民主权利的做法感到愤怒，但工会领导人特奥多尔·莱帕特及其指定的继任者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仍在千方百计保全工会组织。他们相信纳粹党正在认真制定他们呼吁了多年的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这个信念激励着他们努力寻求折中之策。4月28日，他们与基督教和自由派的工会签署了一份协议，这是为了把所有工会组织全部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组织而迈出的第一步。协议的开篇写道：“民族主义革命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志在把全体德意志民族整合为一个国家，并施展它的威力。”工会显然认为它们将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希望独立地发挥作用。为了表达这种意愿，它们一致支持戈培尔公开宣布五一节首次成为公共假日。传统上，这一天通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公开展示劳工运动的力量。这是劳工运动长久以来的愿望。工会同意将这一天命名为“全国劳工日”。这个做法再次表明，新政权统合了看似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118]
在五一节当天，工会的办事处挂满了旧帝国的黑白红国旗，这背离了劳工运动的传统，肯定令许多老工人觉得可耻和沮丧。纺织工会主席卡尔·施拉德尔（Karl Schrader）在柏林加入了举着卐字旗的游行队伍，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工会干部。实际上，极少有人参加共产党在不同地点以闪电般的速度举行的“飞速”反示威活动，也极少有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的秘密集会场所里锁上大门悄悄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却有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加入了由演奏着《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和爱国歌曲的冲锋队铜管乐队开路的队伍，在大街上游行。他们涌向宽阔的露天会场，在那里聆听演讲和民族主义“工人诗人”作品的朗诵。黄昏时分，电台传出希特勒低沉的声音，他向所有德国工人保证，失业很快将成为历史。[119]
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field）人山人海，上百万集会者按军队的风格被编成12个巨大的方阵，置身于纳粹旗帜的海洋之中，三面巨大的纳粹旗帜被探照灯照亮。夜幕降临之后，烟花表演达到高潮，幽暗中闪现出熠熠生辉的巨大卐字，照亮了天空。媒体大张旗鼓地庆祝新政权赢得了工人的支持，宣称此次工人阶级的盛会堪与10天前在波茨坦为上层人士举行的庆典相媲美。[120]然而，出席盛会的群众并非全部出于自愿，气氛也并非全然热情洋溢。许多工人，尤其是政府雇员，受到威胁说如果不参加就会被解雇，柏林的数千名企业员工上班时被没收了考勤卡，并被告知只能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取回卡片。暴力迫在眉睫，恐吓无处不在，这种大环境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促使工会领袖正式同意参加。[121]
然而，假如工会领导层以为做出这样的妥协就可以保住他们的组织，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当头一棒。纳粹党在4月初就已开始暗中准备接管整个工会运动。戈培尔在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5月1日，我们应该把五一节办成一场盛会，用以展示德国人民的意志。在5月2日，工会的办事处将被占领。工会也要被纳入一体化进程。可能会有几天的吵闹，但随后那些办事处将属于我们。我们绝不能再留任何余地。我们仅仅是在帮助工人们从寄生虫般的工会领导那里获得解放，这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使工人们至今生活艰难。一旦我们控制了工会，其他政党和组织将无法坚持很长时间。[122]
1933年5月2日，褐衫军和党卫队气势汹汹地闯入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会在全国各地的每个办事处，接管所有工会报纸和期刊，占领工会银行的所有支行。莱帕特等工会领导人被逮捕，送往集中营予以“保护性羁押”，其中许多人在一两个星期后获释，其间在那里遭到痛殴和野蛮的羞辱。5月2日发生了一起特别恐怖的事件，冲锋队在杜伊斯堡市（Duisburg）工会办公楼的地下室把4名工会干部殴打致死。工会运动的管理机构及其资产全部落入“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手中。5月4日，基督教工会以及其他所有工会机构主动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的领导。戈培尔在日记中预期的“吵闹”从未出现。曾经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123]戈培尔在5月3日的日记中吹嘘：“革命在继续。”他满意地记录了大规模逮捕“大人物”的行动，自诩道：“我们是德国的主人翁。”[124]
就算社会民主党决定垂死一搏，它也已经无力号召工会前来支持，对此颇有把握的政府遂进入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收官阶段。5月10日，政府通过法庭命令的方式没收该党的资产和财物，柏林的国家总检察长给出的理由是莱帕特等人被认为贪污了工会资金，这一指控实际上毫无根据。韦尔斯已安排把党的资金和档案转移到国外，但纳粹党依然斩获甚丰。这种措施使社会民主党根基尽失，无法重建其组织或者恢复其报刊等出版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实际上已被终结。[125]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根本不妨碍社会民主党5月17日在国会支持政府。那天希特勒提交给立法机构一份措辞中立的决议，主张德国在国际裁军谈判中拥有平等地位。这份声明除了主张德国的权利以外并无实际意义，其目的仅仅是为几个月来饱受全世界抨击的希特勒政权在国外赢得些许好评，该政权实际上根本无意参与任何裁军进程。尽管如此，保罗·勒贝（Paul Löbe）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认为，如果他们抵制这次会议，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因此能出席的都出席了会议并且参与了国会的表决。在国歌声中，在纳粹党徒高喊的“万岁！”声中，希特勒装模作样地发表了措辞温和中立的演说，随后，国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赫尔曼·戈林显然大为满意，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在德国的国际命运岌岌可危之际，全世界见证了德国人民的团结一心。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行为引起了党内人士尤其是当时流亡在外的领导人的愤怒，他们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否定了3月23日对《授权法》投下的令人自豪的反对票。领导那次投反对票的奥托·韦尔斯收回了递交给社会主义国际的辞呈。流亡领导人将社会民主党总部迁至布拉格（Prague）。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军人物人之一、激烈反对为纳粹党站台的女议员托妮·普菲尔夫（Toni Pfülf）深感耻辱和绝望，因为社会民主党议员们未能意识到他们被纳粹党利用作纳粹宣传战的帮手。她拒绝出席5月17日的会议，并于1933年6月10日自杀。勒贝被逮捕，韦尔斯逃往国外。[126]
社会民主党在布拉格的新领导层与留在德国的干部和议员之间的裂痕迅速加深。然而政府宣称，它看不出该党的两个阵营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些潜逃到布拉格的是从境外抹黑德国的叛国者，那些没逃的是怂恿和协助他们的叛国者。1933年6月21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命令德国全境各州政府，遵照国会纵火法令取缔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议员均不得继续在任何立法机构任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会议和出版物均被禁止，该党党员不得担任公职或者公务员。1933年6月2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道，社会民主党已经被“解散了。太棒了！专政的实现已经不必再等多久”。[127]
社会民主党也不必再等多久，就会明白专政意味着什么。弗里克6月21日的法令发布后，全国有3000多名社会民主党干部被逮捕，受到凌虐，被施以酷刑，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在柏林市郊的克珀尼克区，冲锋队在一座房子遇到武装抵抗后，围捕了500名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日殴打、折磨他们，杀害了91人。即使按照褐衫军的标准，这场协同突袭行动也是野蛮的，不久即被称为“克珀尼克血腥一星期”。报复行动专门针对1918—1919年革命期间任何与慕尼黑左翼阵营有关的人。库尔特·艾斯纳的前秘书、时任代特莫尔德市（Detmold）社会民主党党报编辑的费利克斯·费申巴赫已在3月11日被捕，与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起被关押在利珀。8月8日，冲锋队的一支分队用轿车把他带出州监狱，表面上是要转往达豪。但在路上，他们强令押运的警察下车，然后驶入一片树林，在那里拖着费申巴赫走了几步，然后射杀了他。纳粹报纸后来报道说，费申巴赫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128]没什么争议的人物也成了目标。梅克伦堡—什未林州（Mecklenburg-Schwerin）前部长会议主席、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被带到褐衫军军营，遭到痛殴，在半昏迷状态下被扔到街头，又让另一伙褐衫军碰见，被他们用轿车带走，折磨致死。施特林的尸体连同沉重的石块被缝进一只袋子扔进了河里，后来与同夜遇害的另外12位社会民主党和帝国国旗团干部的尸体一起被打捞上来。[129]
这种对社会民主党施行的野蛮镇压遍及全国各地。特别臭名昭著的是在布雷斯劳市南郊的杜垓（Dürrgoy）临时集中营，它由当地褐衫军头目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于4月28日开设。这位集中营指挥官以前曾是自由军团的领导人以及一个极右翼暗杀队的成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被裁定犯有谋杀罪。他的阶下囚包括曾任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地区行政负责人、布雷斯劳前市长的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以及布雷斯劳市社会民主党党报的前编辑。囚犯不断遭受殴打和酷刑。海内斯定期举行通宵的消防演习，等囚犯回营时又命人殴打他们。海内斯给吕德曼穿上小丑服装，带到布雷斯劳市游街示众，看热闹的冲锋队员一路嘲笑、辱骂他。海内斯还曾从施潘道监狱劫走了关押在那里的、与他有私仇的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保罗·勒贝。在勒贝的妻子和朋友们的施压下，释放勒贝的命令很快下达，但他拒绝离开，表示要与他的社会民主党狱友患难与共。[130]
社会民主党在7月14日同共产党一样被正式取缔。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它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形同消亡。事后回想，它的生存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丧失殆尽。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它没有对1932年7月20日的帕彭政变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它曾经有过可以挺身捍卫民主制度的时机，那就是帕彭政变。然而凭借后见之明来谴责它的不作为是有失轻率的。1932年夏几乎没人能意识到，外行的、在许多方面相当荒唐的弗朗茨·冯·帕彭政府，在执政仅6个月之后就会让位给这样一个政权：它的极端残酷、它的完全无视法律，已到了让正派而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从许多方面看，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在1932年7月希望避免暴力，是完全值得称赞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决定将为后来更为严重的暴力行动大开方便之门。
在政府执法机构的协助和军队的默许下，纳粹党镇压了劳工运动，从而扫除了建立一党专政国家的最大障碍。劳工运动已被驯服；工会已被捣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即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国会选举中的选票加在一起远远胜过纳粹党，如今这两党已在一场暴力狂欢中被摧毁。然而还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保留了下来，其成员和选民在整个魏玛时期大多忠实于他们的原则和政治代表，它就是中央党，其力量不仅仅源于政治传统和文化传承，主要还来源于它对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认同。对待中央党，不能像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逐出政治舞台那样肆无忌惮地施行暴力，而是需要更巧妙的战术。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开始将这些战术付诸行动。
三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Count von Galen）是一位传统型天主教牧师，1878年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贵族之家，成长于贵族阶层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氛围中，受到了来自亲戚的影响，比如他的叔公、社会天主教主义奠基人之一冯·克特勒主教（Bishop von Ketteler）。在家里的13个孩子中，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排行第11，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当牧师。俾斯麦1870年代试图压制天主教会的做法，唤醒了他父母的政治意识，他们教导他，良知，尤其是宗教良知，比服从权威更重要。此外父母还教育他要谦逊、简朴。由于经济拮据，他们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住在一座多数房间没有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和供暖设备的城堡里。加伦的早期教育部分来自家庭，部分来自一所耶稣会学院，之后他进入一所公立学校，修习大学预科。从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y of Innsbruck）神学院毕业后，他于1904年成为牧师。1906—1929年，他在柏林担任教区牧师，市内绝大多数人口是新教教徒，还有一个强大的、多由无神论者构成的工人阶级。加伦身高6英尺7英寸Ⅰ，他的超拔风范不只表现于此，他禁欲苦修、善于与穷人沟通，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他的人生态度里，贵族义务占据很大的分量。[131]
来自这样的背景，毋庸置疑加伦的政治立场是属于右翼的。他支持1914—1918年德国的战争行为，并且自愿上前线做随军牧师，但未能如愿。他憎恨1918年革命，因为它推翻了一种神授的国家秩序。他对“背后一刀”导致德国战败的说法深信不疑，反对中央党当初支持魏玛民主制度，并且参与协商为一场新的、更加右倾的天主教政治运动铺路，但此事半途而废，中央党在其中只发挥了温和的影响力。加伦痛斥魏玛宪法“不敬神”，附和了红衣主教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Cardinal Michael Faulhaber）的谴责——魏玛宪法的世俗基础是“亵渎神明”。与其他许多牧师一样，福尔哈贝尔热情接受纳粹领袖所做的承诺：在1933年恢复政府中强大的基督教基础。其实，希特勒以及多数纳粹头目都意识到了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分布之广、忠诚度之深，因此不想在镇压中央党这类政党的过程中激怒基督教徒。于是在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翼翼地反复宣称新政府将恪守基督信仰。他们宣布，“民族主义革命”旨在终结魏玛左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转而传播一种“积极的基督教”，它超越教派，与德意志精神相适应。[132]
与加伦一样，天主教牧师们普遍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为一个主要威胁，为天主教会在国内的地位感到担忧；但他们也有更多世俗考虑。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州政府、中央政府和高级公务员岗位上任职的天主教界人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为谋求签署那份承诺保留上述既得地位的政教协定，德国的主教们表示不再反对纳粹运动，并在5月发表了支持希特勒政权的集体声明。他们开始压制仍然公开批评纳粹运动的各地牧师。那些信奉天主教却由于主教们禁止在教堂内穿制服而无法参加弥撒的褐衫军和纳粹党，开始出现在没有这种禁律的新教礼拜仪式上，导致数量惊人的教众脱离天主教，转信与之对立的新教。红衣主教贝尔特拉姆（Cardinal Bertram）说服大主教们撤销了禁令。[133]不久，消极的容忍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许多牧师参加了5月1日举行的纪念“全国劳工日”的公共典礼。1933年6月1日富尔达主教会议（Fulda Bishops' Conference）发表了一份牧函Ⅱ，欢迎“民族的觉醒”以及纳粹党新近所强调的强大政府权威，尽管它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担忧：纳粹党对种族问题的强调，以及天主教的世俗机构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教区主教代理人施泰因曼（Vicar-General Steinmann）举手行纳粹礼的样子被拍摄了下来，他宣称希特勒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134]天主教学生组织发表声明，效忠新政权（这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恢复基督信仰的唯一办法……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天主教报纸纷纷停刊或者自动变成纳粹的宣传喉舌。[135]
在这种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中央党党魁卡斯教长继续延长在梵蒂冈的访问，以便协助起草政教协定。很快人们就清楚地看出，他愿意牺牲中央党以换取政府在协定上签字。5月初，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党魁职务，接替他的是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布吕宁立即成为党内崇拜的对象，这是对围绕希特勒而建立的那种个人崇拜的拙劣模仿。中央党报纸当时称布吕宁为“领袖”，宣称他的天主教“侍从”将“服从”他的决定。[136]中央党的议员和官员全部自动辞职，给予布吕宁充分的权力来重新任命他们或者指派接任者。这其中包括国会议员，他们是由于在党的候选人名单中排名靠前而当选的，也就是说布吕宁确实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排名靠后的人取代他们。因此中央党当时实际上已不再认为国会应通过选举产生，转而认为应采用任命的方式。布吕宁宣布全面改革党的组织结构，同时进一步靠拢纳粹政权，他说服该党的议员投票赞成政府于1933年5月17日提出的外交政策，并亲自协助希特勒起草了向立法机构递交该提案时所发表的措辞格外温和的演说。布吕宁的妥协意愿并没有使政治警察停止窃听他的电话、私拆他的信件，这是他在6月中旬告诉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的。据朗博尔德说，布吕宁当时认为只有复辟君主制才能挽救危局，实际上他多年来一直持此观点。
这位前总理似乎并不知道该党的党员正在面临怎样程度的镇压。党报正在遭到取缔或者没收；党的地方级和地区级机构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关闭；党在各州的部长已经全部被免职；尽管赫尔曼·戈林一再做出保证，但中央党的公务员依然面临被解聘的威胁。该党20万党员中退党的人数越来越多。从5月开始，天主教的政界领袖、律师、在俗机构的活动家、记者和作家也遭到逮捕，特别是其中那些曾经发表文章批评纳粹党或政府的人。1933年6月26日，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的希姆莱下令，应该予以“保护性羁押”的，不仅包括国会和州议会中的全体巴伐利亚人民党（中央党的亲密盟友）议员，还包括一切“曾经特别积极地参与政党政治的人”。[137]6月19日，符腾堡州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党的保守派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遭到逮捕和痛殴；高级公务员被停职，比如海伦妮·韦伯（Helene Weber），她同时还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天主教的工会组织被迫自动解散。这些仅仅是新一轮逮捕、殴打和解聘事件中最著名、曝光率最高的事例。各地的天主教在俗机构一个接一个面临关闭或者加入纳粹党的压力，这引起了教会主教团的普遍关注。帕彭和戈培尔越来越强烈地公开要求中央党解散，与此同时，6月底帕彭亲自参加在罗马进行的谈判，谈判达成协议：政教协定一经签署，中央党应立即解散。[138]
经帕彭和卡斯同意，政教协定的最终文本于7月1日商定，并在一周后签字，内容包括禁止牧师从事政治活动。国会和州议会里的中央党议员开始放弃自己的议席或者转让给纳粹党，正如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市议员所做的那样。此时就连布吕宁也终于读懂了墙上的字迹Ⅲ。中央党于7月5日正式自行解散，同时指示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中央党议员去与他们的纳粹党同事接洽，以便转投、效忠纳粹党。中央党领导层宣称，党员此时有了机会，可以“毫无保留地”加入由希特勒领导的民族阵线。据尚存的中央党报刊描述，这个结局并非迫于外部压力，而是在国家政体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把天主教教区置于新德国的后盾地位这个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央党的管理层不仅指示各级党组织全部自行解散，而且提醒说，它正在与政治警察合作执行解散程序。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纳粹党更愿意说服中央党议员放弃议席，而不肯让他们如愿加入纳粹党议员的阵容。[139]
中央党仅在1930年代初与劳工运动联手对纳粹党的选举做过一次有效抵抗。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凝聚力和纪律性，是它们在俾斯麦治下所受迫害（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但当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共产党所经历的镇压使它们进入永久的在野和孤立状态时，天主教对此的反应却是把重新融入民族共同体设定为几乎高于一切的目标。主要的天主教政客，比如帕彭以及居于次席的布吕宁和博尔茨，缺乏魏玛共和国初期威廉·马克思和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那类人特有的对民主制度的使命感。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欧洲各国的教会正在全面转向反对议会民主制度。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每位天主教政治领袖都觉得，解散中央党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它可以换取新政权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让天主教会继续享有自治权，让天主教徒全面参与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这些承诺到底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天主教人士不久就会知晓。
在此期间，1933年10月28日，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被祝圣为天主教的明斯特主教（Bishop of Münster），这是签署政教协定之后举行的首次授圣职典礼。加伦在对会众致辞时表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说出真相，宣讲“正义与非正义、善行与恶行之间的区别”。就职之前，他拜访了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赫尔曼·戈林，并遵照政教协定的条款，向戈林宣誓效忠政府。作为回礼，在明斯特的祝圣典礼上，当地纳粹党和褐衫军支部书记以下的干部鱼贯从他面前走过，伸出手臂向他致以“德意志式敬礼”。佩戴卐字徽章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纵队排列在道路两边，迎接主教一行，并于当晚举行火炬游行，从加伦的府邸前走过。纳粹运动与天主教运动的和解似乎至少暂时地完成了。[140]
四瓦解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是纳粹党建立一党专政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三党所代表的选民加在一起，远超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所赢得的选民数。与三党所造成的困难相比，除掉其他政党则比较容易，它们多数已失去曾经拥有的几乎每张选票和每个议席，逐一剪除它们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国家党（前身为民主党）是唯一一个曾进入魏玛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支持共和国的政党。1933年初，它在国会中的议席减至2席。面对变局，国家党束手无策，可怜地恳求其他政党庇护它的议员。国家党继续高调反对纳粹党，但同时也主张明显朝着独裁方向修改宪法。它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未能提高支持率，但通过将其候选人列入支持率比它高得多的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国家党的议席从2席增加到了5席。虽然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是包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内的国家党议员们，在1933年3月23日投票时一致同意通过《授权法》，因为他们都被希特勒发出的“假如法案被否决就大开杀戒”的威胁吓坏了。他们自己肯定知道，他们的投票实际上无足轻重。国家党在议会中的领袖奥托·努施克（Otto Nuschke）开始用“祝福德意志自由”签署公函，并敦促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国家党的一个主要组成是公务员，他们为保住工作而全体脱离国家党，加入了纳粹党。自从该党在1930年的选举中被排挤到边缘，就一再出现关于国家党是否值得继续存在的讨论。褐衫军对所剩无几的公开效忠国家党的国会议员、官员和市议员发动了新一轮的恐怖战。随后，政府剥夺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中的席位，理由是他们在3月的选举中被列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因此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之后，党的领导层终于屈服，于1933年6月28日宣布国家党正式解散。[141]
在魏玛共和国的多数时间里领导着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去世之后，人民党急遽右转，于1931年开始摆脱它的自由派——“自由派”此时被定义为布吕宁政府的支持者，这是衡量当时政治派别右转幅度有多大的又一个尺度——并号召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民族主义力量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然而，人民党失去的选票越多，它就越深地陷入了派系纷争的分裂乱局。1932年7月之后，人民党在国会中仅剩7席，被远远排挤到政治边缘。当时的党魁、律师爱德华·丁格尔代（Eduard Dingeldey）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与民族党联手，在1932年11月提交一份共同的候选人名单。此举使余下的自由派脱离了人民党，却没有为该党带来真正的收益。这显示出人民党有进一步解体的可能，对此迹象感到担心的丁格尔代在下一次选举时放弃了与民族党的协议，结果人民党在1933年3月仅赢得2个席位。这是德国民族自由党引以为豪的传统中仅存的硕果，该党曾在1870年代主导帝国国会，凭借一系列自由派色彩的立法，极大地缓和了俾斯麦帝国的严酷形象。在丁格尔代因重病而暂别政坛的两个月里，留在人民党中的党员，尤其是那些害怕丢掉工作的公务员，开始大批退党，其他党员则在代理党魁的领导下，主张人民党自动解散，正式与纳粹党合并。丁格尔代成功阻止此事后，党内右翼遂辞职而去。他求见希特勒或戈林，结果均被断然拒绝。由于担心党内尚存的干部和议员在恐吓的大环境中遭遇不测，丁格尔代于7月4日宣布解散人民党。作为回报，他在三天后得到希特勒的接见，纳粹元首向他保证，人民党的前党员绝不会因从前的政治背景而受到歧视。不用说，这并不妨碍纳粹党逼迫全国各级议会中的原人民党议员辞职，也不妨碍它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由解雇原人民党公务员。丁格尔代对这些行为提出的抗议被轻蔑地置之不理。[142]
在选举方面，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领导下的民族党并不比这两个自由派政党更成功。它的选票在1930年代初几乎全部流向了纳粹党。但它自以为是纳粹党的主要合作伙伴，对待纳粹党总有些屈尊俯就之态。希特勒内阁标志着议会制度的终结和专制制度的开始，民族党领导层对此欣然接受。胡根贝格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不遗余力地造势拉票，旨在为民族党与纳粹党赢得绝对多数选票，以便为这种转型的正当性提供民意基础。然而，民族党领导层尴尬地意识到，这种转型使他们落入岌岌可危之境。他们告诫纳粹党不要搞“社会主义”，呼吁组建一个“无党派的”政府。当然，纳粹党在选战期间小心地维持着诚心与民族党联合的假象。民族党的报纸无一被取缔，民族党的集会无一受到冲击，民族党的政客无一被捕。但大规模的镇压和选战中的暴力完全是为纳粹党赢得选票而实施的。3月5日，纳粹党得到了回报，它在国会中的议席从196席增至288席。与之相比，民族党的境况并无显著改善，从51席增至52席，这些席位及其所代表的8%选票，足以使两党联盟的得票率超过50%。但选举的结果清晰地显示了联盟的两个伙伴是多么不平等。在街头，民族党的准军事组织“斗争同盟”根本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褐衫军和党卫队竞争。而且民族党未能赢得政治立场似乎与它一致的大型准军事组织“钢盔”的无条件忠诚。
3月的选举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党的关系。此时共产党已被逐出立法机构，纳粹党不再需要民族党以取得绝对多数，尽管它尚未掌控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希特勒和戈林冷酷地摊牌了，让胡根贝格明白他们才是发号施令的人。《授权法》显然参考了俾斯麦帝国的法统，因而获得民族党中致力于恢复旧法统的保守派党员的认同，所以国会在波茨坦正式开会之前，他们就支持民族党推动《授权法》的通过。然而《授权法》刚一通过，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认为君主制已经失败，根本不可能予以恢复。此时，纳粹党终于开始向民族党施加其他政党从2月中旬以来所经受的那种压力。3月29日，民族党在国会中的领袖恩斯特·奥伯福伦（Ernst Oberfohren）的办公室遭到搜查，次日住宅被抄检。纳粹党透露说，搜出的文件显示奥伯福伦是那些攻击胡根贝格的匿名信的作者。这足以说服民族党党魁胡根贝格放弃抗议的打算。奥伯福伦还一直以怀疑的态度密切关注国会被焚的细节，表明他赞同共产党的观点，认为纵火案是由纳粹党策划的。住宅被搜查引起了奥伯福伦的警觉，他立即辞去议员之职。同时，民族党的其他高层人士也开始面临压力。帝国就业局局长金特·格雷克（Gunther Gerecke）被控贪污。帝国土地联盟（Reich Land League）向来与民族党关系密切，该组织的领导人被解职，理由是非法投机玉米市场。关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民族党党员的公务员遭到解职的报道也纷至沓来。[143]
民族党在1月30日进入联合政府，自视为纳粹党的老搭档，以为纳粹是个不成熟、没经验的政党，可以轻易控制。两个月后，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民族党人在私下里表示，担心全面爆发的纳粹革命将带来毁灭性后果，同时无助地承认，虽然民族党在形式上仍是联合政府中的成员，却没有能力阻止政府对该党党员采取非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去适应民主时期之后的新秩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明智之选。胡根贝格设法改组了党的机构，把“领袖原则”作为各级党组织的基本原则。随后，民族党的正式名称由德国国家人民党改为德意志民族阵线（German-Nationalist Front），以此表示他们认为政党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些改变只是使胡根贝格丧失了最后残存的民主合法性，使他的处境甚至比以前还要孤立无援。柏林和全国各地的纳粹党纷纷公开批评那些被胡根贝格视为受他保护的机构和组织，对它们施加压力，同时散布流言说胡根贝格拖了“民族革命”的后腿。
纳粹党的各支部机关开始宣称，时任普鲁士州农业部长的胡根贝格已不再拥有农民的信任。有谣言说，他打算辞去在普鲁士州担任的各种职务。对于这些诋毁，胡根贝格的反应是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授权法》失效，因为该法仅适用于它所称的“现任政府”。然而，一位有影响力的纳粹支持者、宪法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已经指出，《授权法》中的“现任政府”并非特指该法获得通过时在职的部长群体，而是指政党政治制度终结之后形成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府”。因此，任何一位部长的辞职，将不会影响“现任政府”的性质以及《授权法》的有效性；“现任政府”的性质，应取决于其首脑。[144]胡根贝格的威胁落空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运用法律说理是徒劳的。同时，纳粹越来越直截了当地对胡根贝格的支持者进行暴力威胁。5月7日，已被纳粹党逼迫离职的恩斯特·奥伯福伦死于非命。据官方说，他是开枪自杀的，但在纳粹的冷血恐吓四处弥漫之际，许多人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不断有消息说，各地的民族党干部遭到逮捕，民族党的一些集会被取缔。民族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解散它的准军事“战斗团体”。这些团体多数是学生和青年组织，在“民族起义”之后，当时其力量已增至10万人，已强大到足以成为纳粹党的心头之患。
1933年5月30日，一些民族党领导人与希特勒会见，抱怨说让他们交出自治权的压力越来越大。回应他们的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暴怒”，纳粹党魁大叫道，如果民族党的准军事组织不自动解散，他就让“冲锋队开火，接连喋血三日……直到对方片甲不留”。这足以动摇民族党业已衰弱的抵抗决心。因此在6月中旬，希特勒亲自下令解散民族党的学生组织和青年组织，没收它们的资产。与这些组织有关的民族党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审讯，其中包括普鲁士州政府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据称有证据显示这些组织遭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渗透，对此，俾斯麦供称他不知道事情已经坏到了什么地步。
此时，民族党领导人，比如极右翼天主教历史学家马丁·施潘（Martin Spahn），宣称他们无法服务于两个领袖，然后纷纷转投纳粹党。民族党“领袖”胡根贝格在内阁中所受的羞辱日益明显。在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上，他事先未与内阁协商就公开要求收回德国的非洲殖民地，导致政府也公开反对他的观点，让他在全世界面前难堪。6月23日，他在内阁中的非纳粹党保守派同僚帕彭、诺伊拉特、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和沙赫特与希特勒一起，共同谴责他的做法。6月26日，胡根贝格原计划在民族党政治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被警方取缔。同日，胡根贝格虚张声势地向兴登堡递交了辞呈，痛诉自己经常受到阻挠而无法履行部长职责，还经常遭到纳粹媒体的公开抨击。
胡根贝格当然不是真的想退出政府，但耄耋之年的总统根本没有遂他所愿。兴登堡没有按照常理驳回辞呈、与希特勒进行交涉，而是什么都没做。胡根贝格与希特勒会面，试图心平气和地化解僵局，希特勒却强势地提出，要想让他驳回胡根贝格的辞呈，就必须解散德意志民族阵线，否则，“数千名”民族党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将被解职。然而这个选项是虚假的，因为希特勒从未打算允许胡根贝格——内阁中最后一位持有独立政见的、享有声望的成员——收回辞呈。希特勒得意地向内阁报告了胡根贝格离职的消息之后，德意志民族阵线的其他领导人与希特勒会面，缔结了一个“友好协定”，同意民族党“自行解散”。[145]民族党作为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形式上的盟友，其所同意的条件表面上不像其他政党所接受的那么苛刻；但在实际操作中，纳粹党强迫每一位立场与它相左的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和市议员辞职，例如赫伯特·冯·俾斯麦，而只接受那些该党认定将会不加质疑地服从命令的人。“协定”保证民族党公务员将不会因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而受迫害，但希特勒政府并未视之为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友好协定”无异于低声下气的投降。
各政党已被解散，教会已被驯服，工会已被取缔，军队保持中立，此时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政治玩家：“钢盔”，由退伍兵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团体。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钢盔”的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于1933年4月26日加入纳粹党，“钢盔”奉希特勒为政治领袖；希特勒则保证“钢盔”可以作为战争退伍兵的自治组织继续存在。那些反对这一行动的人，比如“钢盔”的联席领导人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则立即遭到开除。“钢盔”的人员迅速扩充至大约100万之多，其中包括来自帝国国旗团等新近被取缔的各种组织中的战争退伍兵，从而进一步冲淡了“钢盔”的政治使命感，招来了纳粹党的批评。作为辅警，“钢盔”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支持了纳粹冲锋队的行动，但它既未全力投入，也未试图对冲锋队加以约束。“钢盔”有着与军队颇为相似的地位，它实际上自视为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武装预备役部队。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是内阁成员，事实证明他完全没有能力抵挡希特勒和戈林的胁迫。到5月份，“钢盔”已彻底中立化，不再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发挥作用。[146]
于是希特勒在5月底采取了下一个步骤，有几分属实地指控“钢盔”里有大量渗透进来的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是在为他们已被取缔的准军事团体寻找替代品。“钢盔”被迫并入冲锋队，但同时保留了些许往日的自治权，这足以打消他们的抗拒心理。对于多数“钢盔”成员来说，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似乎保证了他们在重要事务上依然具有影响力。“钢盔”依然发挥着预备役部队和退伍兵福利协会的功能。直至1935年，已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前线战士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Front-Fighters' League）的“钢盔”仍拥有50万成员。“钢盔”摧毁魏玛民主制度、恢复民族主义专制体制的目标显然已经实现，它还能有什么理由拒绝并入恩斯特·罗姆的褐衫军呢？这次合并一度造成了组织混乱，但它有效地剥夺了民族党调动人员在街头反抗横冲直撞的冲锋队员的最后一丝机会。[147]
准军事团体就这样像各政党一样被有效取缔了。到1933年夏，一党专政的建立已基本完成。实现绝对权力的潜在障碍只剩兴登堡这个无关紧要的老糊涂了，他的独立意志似乎已荡然无存，《授权法》的条款已经使他有职无权。军队已同意袖手旁观。企业界也已就范。1933年6月28日，约瑟夫·戈培尔已经在庆祝纳粹党消灭了政党、工会和准军事组织，代之以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垄断：“通往专政之路。我们的革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148]
注释
Ⅰ 约2米高。——编注
Ⅱ 牧函（pastoral letter），主教写给其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信。
Ⅲ 墙上的字迹（writing on the wall），语出《圣经·但以理书》5:5，指灾祸将临的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