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6日上午，在柏林市时髦的蒂尔加滕区，一队货车停在了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博士的性科学研究所门外。柏林体育学校（Berlin School for Physical Education）的学生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成员。他们列成军事编队，然后，其中几人拿出大号和小号开始演奏爱国乐曲，其余的人列队进入大楼。他们显然来意不善。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在柏林很有名，不仅由于它为同性恋和堕胎的合法化等事业而斗争，开办了受欢迎的性教育晚间课程，也由于它全面收集了性学领域的图书和手稿，这些藏书是所长希施费尔德自19世纪末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到1933年，研究所的藏书在1.2万至2万册之间（各种估算互有出入），还收藏有数量更多的性学图片。[149]1933年5月6日闯入研究所的纳粹学生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是：把红墨水泼到书籍和手稿上；把镶着镜框的照片当球踢，留下一地碎玻璃；搜查壁橱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扔到地上。4天后，来了更多货车。这一次，冲锋队员把书籍和手稿摞满一只只筐子，运到歌剧院广场（Opera Square），堆成巨大的一堆，点火焚烧。2万册被焚的图书中据说约有一半来自希施费尔德的图书馆。火堆烧至黄昏时，学生们把研究所所长的半身雕像抬到广场，扔进火中。听闻65岁的希施费尔德正在国外养病，冲锋队员们说道：“但愿他不等我们动手就咽气，那就不劳我们绞死他或者揍死他了。”[150]
希施费尔德明智地没有返回德国。就在纳粹报纸以胜利的口吻报道“打倒一家毒药店的有力行动”，宣布“德国学生对犹太人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经营的性科学研究所进行了烟熏消毒”的时候，这位令人尊敬的性改革者和同性恋权利捍卫者留在了法国，于1935年5月14日67岁生日那天在法国猝逝。[151]其研究所的毁灭，仅仅是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对犹太人所实施的攻击行动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据纳粹党人描述，他们这样做是在抗击犹太运动对德国家庭的颠覆。性交与繁衍紧密相关，至少对于获得准许的种族繁衍而言如此。纳粹党认为，活跃于魏玛时期、相互错综关联的争取性自由、改革堕胎法、同性恋合法化、公开提供避孕指导等各种压力团体造成了德国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于是在保守派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采取行动捣毁了这些团体的所有分支机构。性法律改革者被迫流亡，比如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倡导改革堕胎法的海伦妮·斯托克尔，他们的机构和诊所都被纳粹党关闭或者接管。同时，警察突袭了他们从前默许的知名同性恋集会场所，并在汉堡逮捕了数百名港口区的妓女，颇为怪异的是，其执法依据的是国会纵火法令“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些突袭行动即使不说明其他问题，至少显示了国会纵火法令几乎可以用来为政府采取的任何种类的镇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上述行动令人质疑的合法性问题在1933年5月26日得到了解决，那天内阁修改了1927年通过的、开明的《性传播疾病防治法》（Lawagainst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修正案不仅将1927年正式合法化的卖淫行为重新入罪，而且重新在法律上禁止从事与堕胎和堕胎药有关的宣传和教育。[152]纳粹党在短时间内全面瓦解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并且把对于性行为的法律限制从既有的惩罚同性恋关系的法律，扩展到惩罚不以提高生育率为直接目标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性活动。
对性解放的攻击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已有征兆。1929—1932年发生了关于堕胎法改革的大规模公开论战，论战由共产党发起，反映了许多夫妇在赤贫和失业的处境中有避免生孩子的需要。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请愿、电影、报纸宣传战以及类似的活动都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非法堕胎和对避孕的无知等问题上，警方取缔了性法律改革者举办的许多集会。1933年3月1日颁布的一项关于健康保险的新法令，为关闭全国各地由政府资助的健康咨询诊所提供了法律依据，在随后的数星期里，一伙伙褐衫军执行了关闭任务。医护人员被赶到大街上，其中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被迫流亡。纳粹党人认为，由魏玛政府创立的整个社会医疗体系旨在一面阻挠强者繁殖，一面扶助弱者的家庭。他们主张放弃社会净化观，代之以种族净化观。[153]这与某些优生学家自19世纪末以降的主张一样：执行防止弱者生子的计划，从而大幅度减少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大萧条期间，这些观点迅速在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员中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在魏玛共和国远未结束的时候，专家们就已抓住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提出减轻福利制度加诸经济的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好的办法是强制贫困阶层接受绝育手术，以此防止他们繁殖。这样的话，用不了几年，需要资助的赤贫家庭就会减少；不久，德国境内的酒鬼、“懒汉”、智障者、有犯罪倾向者和身体残疾者也将大幅度减少（当然，这是基于并不可信的假设，即上述生存状况本质上都全部由遗传决定），然后福利机构就能够把越来越少的资源直接用于值得帮助的穷人。新教的慈善机构受宿命论和原罪说的影响，普遍赞同这些观点；而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受教宗于1930年发布的一份通谕的激励，强烈反对这些观点，教宗在通谕中严厉地训示道，婚姻和性交的唯一目的是繁衍，所有人都被赋予了不朽的灵魂。由于许多家庭不再有能力照顾生病或残疾的家人，一家又一家精神病院从1930年开始迅速满员，与此同时，精神病院的预算被当地或者地区级政府机构大幅削减。这种情况导致优生措施更加受人青睐，甚至对思想开明的改革者也产生了吸引力。1932年，普鲁士州卫生委员会（Prussian Health Council）开会讨论一部允许自愿优生绝育的新法律。它的起草人是优生学家弗里茨·伦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开始考虑这种政策了。该法律把优生绝育的建议权和执行权授予福利官员和医疗人员，他们的话是穷人、卧病在床者和残障人士难以反驳的。[154]
这只是范围广泛得多的镇压行动的冰山一角，镇压的是正派人士眼中的各种社会偏常行为。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不少于1000万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救济。由于民主派各政党已被取缔，市议会和州议会已被接管，变成了当地纳粹头目的啦啦队，报纸已被剥夺自由调查权，不再有能力调查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福利机构像警察一样，不受任何种类的舆论监督和约束。社会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员早就倾向于把福利申请人视为吃白食者和懒汉，此时在纳粹掌控的各级政府机构新任命的高级官员的鼓励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偏见。1924年通过的法规允许政府发放有附带条件的福利，即受助人同意“在适当情况下”参加集体劳动项目中的工作。1933年之前，这些法规就已在有限范围内实行。有3500人在1930年杜伊斯堡的强制劳动项目中工作；不来梅自1929年起，就已把这种就业形式作为接受福利的条件。但在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福利项目仅涵盖了一小部分失业者，例如1932年在汉堡，20万失业者中仅有6000人得到了福利救济。然而从1933年初的几个月开始，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数迅速增加。这种工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就业，比如，它不代缴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实际上甚至没有薪酬，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所得就是救济金，有时外加一点儿交通补助或者一顿免费午餐。[155]这种工作据称是自愿的，属于类似教会的各种福利协会等慈善机构各自发起、运营的项目，但在1933年3月之后，自愿的成分很快迹近消失。大规模失业的紧迫问题首先是通过强迫手段处理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案是1933年3月的“农场援助”（Farm Aid）计划，它沿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启动的乡村经济帮扶项目，挑选失业的城镇青年到田间劳动，以换取食宿和象征性的工资。这同样不是字面确切含义上的就业，然而到1933年8月，这个项目使失业登记的人数减少了14.5万，其中3.3万是女性。从1931年开始，负责帮助汉堡无家可归者的当地行政人员就一直宣称，这些项目使赤贫者生活不如意，迫使他们到别的地方寻求救济。这种态度在1933年很快变得更加普遍。在汉堡警局收容所临时过夜的人次从1930年的40.3万人降至1933年的29.9万，多半就是这种威慑政策的结果。官员们于是提出，应该把流浪者和“懒汉”送进集中营。普鲁士州内政部于1933年6月1日发布法令，禁止在公共场所乞讨。贫困与赤贫在1933年之前就已被视为污点，此时又开始被归入犯罪。[156]
摆脱了民主监督的约束之后，警方于1933年5、6月对黑社会组织指环联盟在柏林的各家俱乐部和会所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突袭，这是打击职业罪犯之战的一部分。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活动中心也被警方视为犯罪团伙的地盘，对此类场所的打击只有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被剿灭之后才可能发生，而且也构成了对当地居民的进一步威慑。由于纳粹党认为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的犯罪，主要是由犹太人主导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警方在1933年6月9日还突袭了柏林“粮仓区”（Scheunenviertel）的50个场所，众所周知这个区不仅贫困，而且有高比例的犹太人口。不用说，其中的关联几乎完全出自纳粹党徒的臆想。[157]指环联盟被无情摧毁，其成员未经审判就遭到预防性羁押，其俱乐部和酒吧被关闭。[158]
这些人中有许多最终将被移送刑罚机构，而迅速增多的小偷小摸问题已经给刑罚体系造成了压力，导致各州的监狱实行更加严厉、更有威慑力的管理措施。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刑事管理人员和刑法专家主张对惯犯实施无限期监禁或者防范性拘禁，据说这种人的遗传性退化导致他们不具备自我提升的能力。防范性拘禁越来越被认为是摆脱惯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长久之计。据犯罪学家或监狱长估计，1920年代末，州监狱所有囚犯中的十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都可归入此类别。防范性拘禁被写入1925—1929年拟订的新刑法提案的终稿。该法案尽管在魏玛时期各政党没完没了的辩论中被搁置，但在刑罚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因此显然不会被轻易放弃。[159]不少专家主张，应该强制有遗传缺陷的人接受绝育手术。[160]魏玛福利政府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已开始考虑改用专制的解决方案，即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损害其身体的完整。这些方案不久将被第三帝国采用，而且实施时手段之酷烈是魏玛治下的人绝难想象的。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削减，迫使刑罚和福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以日益严苛的标准甄别值得生存者与不值得生存者，因为各种政府机构的条件已相当糟糕，以至于越来越难以使它们所管理的每个人都保持健康和存活。[161]
二镇压行动针对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偏常人士和边缘人，它波及了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推动整个进程向前发展的，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警方在1933年上半年发动的大规模暴力行动。遭到痛殴、酷刑和经常性羞辱的囚犯，涉及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和政治阵营，经过了适当删改的相关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162]到处对国民实施的恐吓，为1933年2—7月间在德国全境推行的一个进程提供了必要前提，此进程被纳粹党称为“一体化”（co-ordination），用它的德文“Gleichschaltung”Ⅰ来表达更加传神，这个比喻借用自电学术语，意思是全部开关被置于同一个电路上，也就是说，只需按动中心位置的一个主开关就能启动全部开关。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团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无所不包。
纳粹党对联邦各州的接管，是这个进程的关键环节。同样重要的是公务员的“一体化”，它从1933年2月开始执行，以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央党臣服。在希特勒被任命后的几星期里，许多部都任命了新的国务秘书（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包括帝国总理办公室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Heinrich Lammers）。在普鲁士州，赫尔曼·戈林于2月中旬更换了12位警察局局长，强化了帕彭在1932年7月之后实施清洗的效果。从3月开始，冲锋队的暴力手段很快迫使政治上不合时宜的市政府官员和市长离职——到5月底，有500位市政府高级公务员和70位市长离职。法律废止了联邦各州的自治权，并且为每个州配备了一位由柏林任命的帝国行政长官，其中除一位以外，全部是纳粹党的支部书记。这意味着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后，“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的障碍所剩无几。在各州政府被赶下台的同时，各地纳粹党徒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武装行动队支持下，占领市政厅，以恐吓手段逼迫市长和市议员辞职，代之以他们自己提名的人。健康保险机构、就业中心、村委会、医院、法院等一切国立和公立机构，都遭到同样的对待，高级职员被迫辞职或者加入纳粹党，如果拒绝，就会遭到殴打、被投入监狱。[163]
这种大规模清洗的法律依据，来自4月7日颁布的所谓《恢复专业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它是新政权的基本法之一，其名称所具有的含义，既是在召唤保守派公务员的团体意识，也较为直白地批评了魏玛政府，尤其是普鲁士州政府，把并非专业公务员的、坚定的民主派人士安插进高级公务员岗位的做法。新法令的首要目的，是使各地区的褐衫军和纳粹党强行解聘公务员和高级职员的行动合法化并听命于中央。该法规定，辞退1918年11月9日之后任命的未受过专业培训的高级职员，辞退“非雅利安裔”公务员（于4月11日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为“非雅利安裔”，即犹太裔；6月30日，与非雅利安裔结婚的公务员也被包括在内），并且辞退那些以往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能保证其政治可靠性的人。该法的文本称，政治可靠性指的是行事以民族主义政府的利益为出发点。只有1914—1918年战争期间在职的公务员除外。[164]
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4月25日解释该法的正当性时，批评了公务员中那些“见风使舵的人”：
众所周知，泽韦林的拥护者在他的部门里所占比例高达60%。令他深感厌恶的景象是，法律刚刚颁布没几天，卐字徽章就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他们的衣服上，法律颁布4天后，咔嗒一声并拢脚跟、手臂高举的敬礼就已在走廊里蔚然成风。[165]
许多公务员确实为保住工作而急忙成为纳粹党员，加入了改换门庭者的大军，这群人很快得了个“三月亡魂”（March Fallen）的诨号，此称谓原指1848年革命期间于3月骚乱中丧生的民主派人士。1933年1月30日至5月1日，有160万人加入纳粹党，远超既有的党员人数，这种仓促的归附几乎前所未有地展现了德国民众受机会主义和急于自保意识驱动的程度。1933年夏，在科布伦茨—特里尔（Koblenz-Trier）和科隆—亚琛（Cologne-Aachen）等天主教地区，多达80%的纳粹党员是前几个月才刚刚加入的。实际上，希特勒已开始担心，这种大规模的入党潮正在改变党的性质，因为其中有过多的资产阶级人士。但至少在短时期内，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务员效忠于新政权。[166]实际上，因实施《恢复专业公务员法》而被解雇的高级公务员，在普鲁士州约占12.5%，在其他州约占4.5%。此外还有条款规定，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可以对公务员予以降职或者强制退休；受此影响的人员比例大致同上。受该法影响的人总共占全部专业公务员的1%至2%。辞退和降职措施不仅从种族和政治上施行了一体化，还产生了减少政府开支的附加效果，这远非无心偶得的收获。同时，1933年7月17日，戈林发布一项法令，把任命普鲁士州的高级公务员、大学教授和司法官员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167]
在人数庞大、成分多元的政府雇员群体中，尤为重要的是法官和检察官，因为存在一个明显的威胁：纳粹的暴力、恐吓和杀戮将会与法律交锋。纳粹政权视司法制度为政治工具，大量刑事诉讼案的起诉方实际上是那些不认同纳粹司法观的律师，但大多数法官和律师显然根本不想惹麻烦。1933年在普鲁士州，尽管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公职律师中极少有纳粹党员，然而在大约4.5万名法官、州检察官和司法官员中，仅有约300人因政治原因被解职或者调往其他岗位；加上以种族理由被解职的犹太律师和法官（无论其政治立场是什么），共计586人。在德国的其他州，司法界的辞退率同样很小。司法界不曾认真反对过纳粹的暴力、恐吓和杀戮。集体抗议几乎成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的行业协会，都被迫与国家社会主义律师同盟（League of National Socialist Lawyers）一起并入德意志法律阵线（Front of German Law），阵线由汉斯·弗兰克领导，他于4月22日被任命为帝国行政长官，负责“各州司法制度之一体化，以及法律秩序之恢复”。德意志法官同盟（German Judges' League）已打消了疑虑，因为希特勒在3月23日的演讲中提到“法官不可罢免”，而且司法部承诺要提高法官的薪酬和地位。不久，律师们争先恐后地加入纳粹党，因为各州的司法部长已挑明，如果不加入纳粹党，那么他们的升迁和职业前途都将受到损害。[168]自此至1934年初，主要受迫于各地冲锋队的压力，有2250宗和420宗分别以冲锋队员和党卫队成员为被告的诉讼案被搁置或撤销。[169]
上述措施属于1933年春季和夏初在德国各地对社会机构实行的大规模清洗的组成部分。经济界的各种压力团体和协会很快归附纳粹党。尽管农业在名义上归希特勒的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掌管，但发号施令的却是纳粹党的农民组织负责人瓦尔特·达雷。早在胡根贝格最终被迫辞去内阁中的职务之前，达雷就迫使各种农业利益团体合并为单一的纳粹组织。面对这种强行一体化的做法，许多团体和机构的反应是尽量争取主动。在企业界，雇主协会和压力团体——比如德意志企业协会——吸收纳粹党人进入董事会、宣布效忠政府，而且与企业界的其他压力团体合并组建统一的德意志企业界工团（Reich Corpo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企业家们试图通过这种主动的转变，使业界的各种团体避免彻底受制于新政权。纳粹党的干部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一度曾强占德意志工业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y）的总部，显然意在关闭它。该协会主动实现一体化之后，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取代瓦格纳，成为希特勒的经济问题专员。开普勒长期充当纳粹党与大企业之间的掮客，与瓦格纳不同的是，他得到了双方的信任。
企业界为保住地位，又在1933年6月1日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业界精英和重要企业共同设立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经济界捐赠基金（Adolf Hitler Donation of the German Economy），旨在以此建立一种企业家定期按比例向纳粹党捐赠资金的制度，从而终止各地冲锋队和纳粹党组织经常性地，有时还使用恐吓勒索的手段，从企业榨取钱财的做法。在随后的12个月里，该基金向纳粹党金库划入了3000万帝国马克，但它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因为它的设立根本无法阻止纳粹党和冲锋队的小头目继续从地区级企业勒索小额金钱。然而大企业对此并不十分担心。希特勒于3月23日特意安抚大企业的代表说，他不会干涉他们的资产和利润，也不会纵容1920年代初纳粹党在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影响下所玩弄的任何一种古怪的货币实验。[170]工会已被铲除，社会主义已不足为虑，新的武器和弹药合同也即将签署，因此大企业可以满意地认为，它对新政权所做的让步已基本上得到了回报。
主动实行一体化是各种协会和机构都拥有的一个选项，假如它们能够足够快地共同行动的话。然而，那些以比较安全、不受打扰的状态存在了几十年的机构，在变局面前往往彷徨困惑、产生分歧、跟不上形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意志妇女联合会（Federationof German Women's Associations），它是由温和的德国女性主义者组成的伞状组织，相当于多年来盛行于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s of Women）的德国版。德意志妇女联合会创建于大约40年前，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组织，由许多种类的妇女协会联合而成，其中包括各种专业协会，例如女教师协会。联合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在1932年之前，她们可能大多投票给纳粹党，后来因纳粹的崛起而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些资深成员想要打击那些她们所见到的在纳粹运动中取得巨大成功、“沉醉在胜利之中的男性”，其他成员则主张联合会保持历来在政党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就在联合会成员没完没了地讨论之际，纳粹党把她们的问题解决了。
1933年4月27日，联合会在巴登省的分会收到纳粹党妇女组织在该省的领导人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Gertrud Scholtz Klink）发来的一封短笺，通知说联合会被解散了。联合会总部领导层写信给帝国内政部长，有些困惑地询问如此强硬的举动有什么法律依据，同时向他保证，巴登分会绝不会威胁公共安全。纳粹妇女阵线（Nazi Women's Front）的全国领导人莉迪娅·戈特谢弗斯基（Lydia Gottschewski）有些漫不经心地宣称，解散巴登分会是根据革命的法律，并且附上一份文件让联合会主席签字，请她无条件地将联合会献给阿道夫·希特勒，驱逐所有犹太会员，选拔纳粹女党员担任高层职位，以及在5月16日之前加入纳粹妇女阵线。联合会徒劳地向戈特谢弗斯基指出，它支持“民族革命”，赞同政府提议的优生措施，并且希望在第三帝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眼见自己麾下的许多协会都已归附各种纳粹机构，经投票表决，联合会于5月15日正式全部自行解散，因为它的章程使之不可能归属其他组织。[171]
三纳粹党推行的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止于政党、政府机构、地方政府、专业界以及经济压力团体。再次以德国的北方小城诺特海姆为例，也许足以清晰地展示一体化进程所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在诺特海姆，长期主政的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运动根基深厚，反对党是共产党的一个很小的分支。当地的纳粹党人已设法操纵了3月12日的市议会选举，用“民族团结候选人名单”（National Unity List）将其他政党排挤出局。该市的纳粹党领导人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承诺要终结社会民主党的腐败、终结议会制度。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仍保持了原有的优势，纳粹党虽然接管了市议会，却未能比他们在1932年7月选举时做得更好。新一届市议会举行公共会议时，穿着制服的褐衫军沿墙站立，党卫队协助警察执勤，会议不时被“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声打断，现场的恐吓态势简直与国会通过《授权法》时的气氛如出一辙。4位社会民主党市议员被禁止履行职能，不能坐进任何委员会的代表席，不能发言。当他们离开会场时，冲锋队一字排开，朝着从面前走过的4人吐唾沫。其中两位随后很快辞职，另两位于6月份离职。
最后一位社会民主党议员辞职后，诺特海姆市议会纯粹成了吉尔曼的独角戏，会场没有任何讨论，议员们鸦雀无声地听吉尔曼宣布他要采取的措施。此时，根据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务员法》Ⅱ，大约有45位市政府雇员（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被从煤气厂、啤酒厂、游泳馆、健康保险局等当地政府机构解聘，其中包括会计和行政人员，他们占市政府雇员的约四分之一。市长是保守派，从1903年开始一直在职，事实证明，把他排挤出局并不容易，因为面对劝他辞职的各种游说和严重骚扰，他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趁他休假的时候，已经纳粹化了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宣布由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恩斯特·吉尔曼接替他担任市长。
此时，诺特海姆市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已被逮捕，本地人阅读的主要地区级报纸开始刊登关于达豪集中营，以及离诺特海姆近得多的莫林根（Moringen）集中营的报道，截至4月底，后者关押了300多名囚犯，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中，至少有20多位是诺特海姆附近的当地人，许多囚犯在集中营内短期关押后即被释放，因此当地人肯定熟知里面的情形。该市的报纸从前拥护自由派，此时经常报道公民因传播谣言、诋毁国家社会主义等微不足道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和监禁的消息。人们知道，提出的反对意见越严肃，招致的镇压就会越严厉。政府的反对者还会遭到其他方式的对待：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被解雇、抄家，或者因拒绝行纳粹式敬礼而遭到殴打；有人向房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赶出家门。在褐衫军的指使下，当地社会民主党领袖开的商店遭遇抵制，经常性的琐屑滋扰自此成了他的厄运；当地劳工运动的其他前重要人物尽管戒除了全部政治活动，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厄运。
以上就是在诺特海姆小城，以及在其他数千座小镇、村庄和城市发生的“一体化”进程背后所隐含的（有时是直截了当的）威胁。此进程开始于1933年3月，在4、5月间迅速加快步伐。与几乎所有的小城镇一样，诺特海姆也拥有丰富的社团生活，其中许多社团与政治无甚关联，有些则与政治有关。当地纳粹党使用各种手段将一切社团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俱乐部和协会有些被关闭或合并，其他则被纳粹党接管。诺特海姆是全国铁路网的一个重要枢纽，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当地铁路站场高管层中的纳粹党人就已经施加压力，要求那里的铁路工人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然而纳粹党在对付其他工人时却进展不大，直至褐衫军于5月4日接管了工会的各个办事处、全面取缔工会。此时，吉尔曼坚决要求，各俱乐部和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或“钢盔”成员组成。各专业协会被合并入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医师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Physicians' League）、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 League）以及类似团体，相关人士都知道，如果他们想保住工作就必须加入。会员众多、资金充足的当地消费者协会被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尽管纳粹党先前抨击它是破坏独立的本地企业的“赤色”机构，但它对当地经济过于重要，因此不能关闭。战争伤残人士俱乐部被合并入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ational Socialist War Victims' Association），童子军和青年日耳曼骑士团被合并入希特勒青年团。
在不可抗拒的纳粹化进程所形成的压力面前，诺特海姆的志愿团体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反应。歌唱俱乐部多数自行解散，尽管工人合唱团设法先行调整，切断了与德意志工人歌唱同盟（German Workers' Singing League）的联系。上层人士的歌唱俱乐部“五线谱沙龙”（Song Stave）得以保留，因为它更换了执行委员会，并且在改变会员资格之前咨询了当地的纳粹党。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射击是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诺特海姆市的各个射击协会推选吉尔曼为总会长。吉尔曼告诫这些协会，一定要推广尚武精神，而不能像从前那样仅以娱乐为目的。于是各射击协会开始悬挂卐字旗，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向公众开放一些射击比赛以反驳吉尔曼对他们社会排斥性的指责，并且凭借这些做法得以继续生存。当地的体育俱乐部，从游泳协会到足球俱乐部和体操协会，在一片指责声中被迫全部加入纳粹党领导下的诺特海姆体育俱乐部（Northeim Sports Club）。当地的某些社团领袖抢占先机，采取行动预防纳粹党没收他们的资金。“美化俱乐部”（Beautification Club）是个资金充裕的协会，致力于改善诺特海姆市的公园和森林，在自行解散之前，它投入全部资金在该市近郊建造了一座狩猎小屋。此外，当地的几个同业公会接到通知，必须在5月2日之前重新选出各自的理事会，于是它们安排了大型酒会和豪华宴会，为的是花光资金，因为它们确信这些资金很快就会落入纳粹党手中。[172]
“一体化”进程在1933年春夏发生于德国全境的每个层级——每座城市、乡镇和村庄。仅存的社交生活发生于小客栈或者私宅里。除非在各种纳粹组织里相聚，人们变得彼此隔绝。社会先是被简化成一群不知姓名、无法区分的大众，然后被重构为一个新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纳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当然，一体化实际上仍是目标而不是现实。该进程的执行并不完美，在形式上遵从新秩序，例如在俱乐部、协会或者专业组织的名称中加上“国家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其成员真正承诺信仰这种主义。尽管如此，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
几年后反思这个进程时，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自问，曾经在1933年3月5日投票反对纳粹党的那56%德国人是怎么了。他想知道，这个多数派怎会如此迅速地屈服？为什么德国几乎每个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经济机构，都如此轻易地落入纳粹党手中？他的结论是，“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与暴徒同流合污是为了免于挨揍。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沉醉在万众一心氛围中的亢奋感，即从众心理”。他还认为，许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领袖，从布劳恩和泽韦林到胡根贝格和兴登堡，因软弱而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加入纳粹党属于一种任性的报复行为。令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纳粹党所预言的一切，似乎都将实现。“还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加入纳粹党，可以改变纳粹党的面貌，甚至可以立即扭转它前进的方向。不过，许多人紧跟潮流，当然是为了加入他们所认为的胜利者一方。”在大萧条的环境中，时世艰难，工作难寻，人们依赖着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当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着纳粹党走，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冒险；进行反抗，则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173]
注释
Ⅰ 意思是“同步”。
Ⅱ 即《恢复专业公务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