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尺度与边界

孝的尺度与边界

当今社会认同度最高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孝道。但是，今天中国人对于传统孝道的认识，充满了误解。

在说孝道是什么之前，我们先说说孝道不是什么。《二十四孝》绝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二十四孝》里讲的是什么故事？故事里都是什么人呢？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无心肝，反人性。比如“郭巨埋儿”，两夫妇为了奉养母亲，要把亲生的儿子埋了。老婆负责杀，老公负责埋，一边挖坑一边问“死了吧”，老婆不忍下手，说“死了”。老公继续挖，掘地一尺，挖出来一锅金子，上面竟然还留一张字条，写着：“天赐孝子之金。郭巨杀子存母食，遂赐黄金一釜，官不得夺，私不得取。”[1]鲁迅先生谈到自己少年时的阅读感受，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2]可是这样的孝子故事，至今还画在某些地方的墙壁上，每每看到，我便觉得荒唐。后来在网上翻到一篇发表于2008年的论文，其摘要如下：

《二十四孝》辑选了从远古到宋代民间流传的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作为传播儒家孝文化的启蒙读物，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所传递的传统美德至今仍值得继承和发扬。

这样的腔调，不免让我感到周身一阵发凉。

《二十四孝》的故事，最缺乏的就是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别说今天看起来荒唐之极，就是用传统儒家的孝道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可理喻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也说“父慈子孝”，郭巨竟然要亲自动手把儿子杀掉。杀子之人有何颜面被称作“孝子”？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把二十四个孝子编成一组，作为典范群体进行宣传，最早出现在晚唐五代的佛教宣传品当中。孝子人选在不同的时代略有调整，最终固定下来是在元代。其实《二十四孝》所体现的，主要是佛家（而非儒家）的孝道观念。这二十四个孝子，是经过佛教改造之后的本土孝子典型，也有来自印度的洋孝子改装成的本土故事。虽然《二十四孝》的“孝”字来自儒家，但是它所传递的精神却更接近佛家，比如故事的神异色彩，以及主人公的苦行自虐。孝子王祥在最初的故事里是“剖冰求鲤”的，就是冬天在冰上凿个窟窿钓鱼。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行为，后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卧冰求鲤”，要用三十七摄氏度左右的基础体温来融化冰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苦行。我们今天来看“郭巨埋儿”，无疑属于蓄意杀人。从当时讲故事人的立场上来说，应当也属于自虐行为，因为那个婴儿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父亲的附属物，所以郭巨牺牲婴儿也可算是自我牺牲。

《二十四孝》的故事属于一种极端病态的宣传。它不合逻辑，拒绝思考，以怪相异行博取眼球，哄骗毫无价值的眼泪。《二十四孝》的确是传统中国孝文化的一部分，却是其中最为黑暗的那一部分。如果认为《二十四孝》就是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未免厚诬古人了。

说完了孝道不是什么，我们再说说儒家孝道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儒家所讲的“孝”，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孝不是单向的，孝要求互动，要有唱有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在要求“子孝”的同时也要求“父慈”。朱熹说：“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第二，根据儒家伦理，“孝”绝不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子对父，还负有批评劝导的责任。这一条，本来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会，不管是鼓吹孝道的，还是批评孝道的。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几乎尽人皆知，赞同或者批评的重点都在“无后”这件事上。那么，另外那两个“不孝”是什么呢？好像很少有人去追究。关于“不孝有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是这样解释的：“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意思是，按照礼，下列三种行为是很不孝的：父母说什么是什么，不顾是非，一味顺从，让父母陷于不义，这是第一大不孝；父母都老了，家里很穷，可是也不出去谋生活（一言以蔽之：“啃老”），这是第二大不孝；不肯结婚，不能留下子嗣，断绝了祖先的祭祀，这是第三大不孝。这三大不孝之中，无后最大。

汉儒解经，谨守家法与师法，是非常老实的。关于孝子对父母的帮扶义务，《孝经·谏诤章》中有明确论述。曾子问孔子，儿子什么都听老子的，就是孝道了吗？闻听此言，孔子接连说了两句：“是何言与？”这是什么话？又说：“言之不通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啊。孔子的指示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是单向的情感，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儒家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与“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父亲应当慈爱，儿子应当孝敬。“父”与“子”之间与其说存在着人格上的不平等，不如说存在着行为规范上的差异。孝的内涵包括生命的延续、家族物质生活与社会声望的维系，以及“父”与“子”之间在道义上的守望相助。儿子可以越过父亲直接分辨是非，用正确的东西规谏、引导父亲，这就表明，儿子与父亲在道义面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在父子君臣的社会伦理之上，还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在道义面前，“君”与“臣”，“父”与“子”都是平等的。唯其如此，当“君”与“父”背离了道义的时候，“臣”与“子”才有批评规谏的正当性与可能性。这才是原始儒家的孝道。这样的伦理关系定位，即使放到今天，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说完了孝道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孝道的应用范围。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所规范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关系，而是贯穿于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和国家的制度、法律当中。帝制国家运行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官员的选任管理上面，而在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针对官员本人，而是针对他的家族。简单概括，这些制度包括：

第一，恩荫制度。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凭借官位为子孙弟侄获得做官的资格。

第二，封赠制度。官员已故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可以获得荣誉性官衔和封号，仍然在世的母亲和妻子可以获得命妇的头衔，官员甚至可以把自己应得的品阶转赠给已故的父祖以示感激。

第三，近地荣亲。帝制中国的官僚任命，讲究的是避籍原则，一般而言，不允许在本地做官。因此，容许官员担任原籍的一把手就成了莫大的恩典。比如包拯曾经两次担任老家庐州的知州，韩琦也曾担任老家相州的知州。韩琦还为此修建了昼锦堂，以表衣锦还乡之荣耀。韩琦的老乡岳飞就做过昼锦堂的保安。

第四，解官侍养。“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父母活到八十岁，家里必须留一个儿子，不能全出去做官；老寿星活到九十，所有儿子都得待在家里。这本来是《礼记·王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到晋代已经上升到国家法令，成了强制性规定。父母年纪还不到八十的，儿子如果愿意在家里服侍，也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制度鼓励的。比如宋代的包拯，考中进士之后，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离开老家跟他去外地工作，就在老家又待了十多年，直到两位老人家都入土为安，他服完丧服，才出去做官。

第五，三年之丧，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父母过世，解官服三年丧。西汉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并未实际推行，东汉曾经短期实行。晋代以后，三年丧制才开始稳定实行，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恩荫、封赠、荣亲、侍养、服丧，帝制国家对官员孝思的照顾是无比周到的。但是，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在制度规范之内的，公开透明，有章可循。在表面的特权之下，是儒家伦理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官员在服务朝廷国家的时候，他的身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的孝子。基于这一认识，朝廷国家就必须照顾官员的家族利益。而且，特权的背后还有对官员行为的严格约束。必须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不然就是不孝，纵然一时权位得保，也未免身败名裂，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和平时期，当行孝与履职发生矛盾时，行孝才是第一位的。唐代的皇甫无逸在四川做官，老母亲留守长安，不幸病逝，皇甫无逸因过度悲伤而死在了奔丧路上。可是，竟然还有人批评他入蜀不带着老太太：“子道未足，何得为孝？”

从孝道可以推演出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举一个宋朝的例子，节度使在唐代为藩镇，在宋朝是地位尊崇、待遇优厚的荣誉头衔。大宦官王守忠自恃恩宠，向宋仁宗祈求节度使的头衔。宋仁宗这个人耳朵根子软，就去跟大臣商量。大臣庞籍一席话就给怼回来了：从本朝建立以来，就没有宦官当节度使的先例。陛下是最孝顺的了，凡是事关祭祀文物跟宗庙，没有不战战兢兢、敬畏而慎重的，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典制法令，又怎么能破例呢？庞籍用来劝说仁宗的逻辑是：整个国家，包括法令制度，都是本朝列祖列宗的遗产；而陛下是孝子，谨守孝道，那么必须克制私欲，尽力维护法令制度。“朝廷的职位是祖宗的职位，不可以任非其人；国库钱物是祖宗之国库，不可以赏非其功；法令是祖宗的法令，不可以罚非其罪。”作为列祖列宗的孝子贤孙，当今皇帝必须谨守祖宗基业，“慎之重之，益自儆戒”，任人唯贤，不私自赏罚，尊重法令。这就是从孝道中推演出的政治原则，皇帝必须遵守。

在传统中国，孝从来都不只是私人德行，而是关系到伦理秩序、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原则。汉代察举举孝廉，以孝道的履行程度来选拔官员。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没道理，要反问一句：孝道和行政能力之间有关系吗？但是在传统中国，“忠臣出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基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融会贯通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人看古代，往往只见现象，不见现象之下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规范。这就好像看池塘里的荷花，只见水面之上的亭亭玉立、映日红白，却不见水下的纵横交错。批评与赞美都停留于表面，又哪里谈得上继承发扬呢？传统如此，外来文明亦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伦理剧烈冲突的时代，冲突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但是，冲突本身并不直接导向进步，导向进步的是冲突之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