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经和计算机为代表的价值观和积极创新的不稳定结合体构成了美国文化的根基。文化冲突甚至成为了本·拉登与美国对立的根因。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人口增长的停滞不仅造成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风向。随着美国国力的继续增长，未来以混乱的家庭模式和计算机逻辑为代表的社会模式是否将主导世界？
“默罕默德”与“耶稣”背后的较量2002年，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他《致美国的信》中说道：“你们是一个把女人当做消费品或者广告工具的国家，你们号召消费者去购买她们，让她们来服务乘客、游客以及陌生人，以此来提高利润，而后你们再高喊着支持妇女解放。”
这段引文表明，基地组织为之战斗的是传统的家庭观念。这并不是他们纲领的次要部分，而是核心。传统家庭是围绕一些清晰界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第一，家庭是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而家庭之外则是男人的领域；
第二，性生活被局限在家庭以及住所内，私通以及家庭外的性生活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和抚养下一代。因此，需要对女人进行极端控制来保全家庭以及社会的完整。
有趣的是，本·拉登的一封信就把伊斯兰世界关于女人的问题讲清楚了。他之所以憎恨美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提倡的关于女人和家庭的观点和他完全相左。
基地组织的观点并不为本·拉登或者伊斯兰所独有。这个组织准备走多远可能是它自己的事，但妇女和家庭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新教原旨主义、正统的犹太教以及佛教的各个分支都必须面对的。在这些问题上，所有的教派内部观点不一，所有的社会也是如此。在美国，我们谈论“文化战争”，其主要分歧就是关于家庭及其定义的问题。所有社会都在传统主义者和试图重新定义家庭、妇女以及性的革新者之间分化。
这场冲突将会在21世纪愈演愈烈，但传统主义者会一直处于战争的守势，而且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过去几百年，人类生活的基本构造（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已经改变，家庭结构也已经随之发生变化。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所历经的变化，正蔓延至世界其他地方。这些问题将使社会分化，但并不能阻止家庭变革的步伐。
这并不是说改变本身是好是坏，而是说这一趋势不可阻挡，因为全世界的人口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当前，世界人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的出生率出现急剧下降趋势。有一点需要重申：在世界人口方面，最有意义的统计数据就是出生率的整体下滑。妇女的生育数量每年都在减少。这不仅意味着上两个世纪的人口爆炸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且意味着妇女养育子女的时间将大幅减少，即便女性的人均寿命已经上升。
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我要解释的是，这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是基地组织（甚至更多类似组织）形成和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人口不断增长（无论是通过征服其他民族，还是生育更多婴儿）的欧洲时代，正在被美国时代所取代。与欧洲不同，美国历来是一个人口不足的国家。现在就让我们从人口爆炸时代的终结来开始阐述吧。
人口爆炸使得出生率剧降？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激增问题。失控的人口增长过度消耗了稀缺资源，破坏了环境。人口越多，需求也就越大，如食物、能源以及消费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及其他生态灾难，但在人口激增的基本前提下，人们一致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如今这一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已经目睹了先进工业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而由于出生率下降，年轻工人的数量根本不能填补日益增多的退休老工人造成的岗位空缺。欧洲和日本正在经历这种困境，美国不久也将品尝到其中的滋味，但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是由人口增长停滞引起的第一个问题。
人们假设，虽然欧洲的人口增速可能会减弱，但全球总人口仍将处于失控的增长状态，原因是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非常高。事实上，现状正好相反，全球各地的出生率都在急速下降。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正在下降，世界其他地方也将紧随其后，而这一人口趋势的转变将成为塑造21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 ［1］
世界上一些地位极其重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和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今天，欧洲人口总数约为7.28亿。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欧洲人口数量将降至5.57亿～6.53亿，降幅非常大。5.57亿是假设平均每个妇女将生育1.6个孩子，而6.53亿则假设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是2.1个。当今欧洲，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是1.4个。这就是我们关注未来更低的预期生育率的原因所在。
从传统观点来看，人口下降意味着国力下降。对于欧洲来说，这确实是事实，但对于美国这类国家来说，想在未来几百年继续保持政治影响力，维持人口水平或者寻找其他的技术手段增加正在日益下降的人口数量将至关重要。
要想论证这一极端论断，我们必须整理一下思路，并在考虑其结果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它发生的原因。
我们从简单的数据开始。从1750年到1950年的200年间，世界人口大约从10亿增至30亿。从1950年到2000年的短短5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全球人口从30亿增至60亿。在此期间，不但世界人口在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也呈现出惊人的加速增长趋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都将因此面临灾难。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持续增长下去，而是正在急剧下降。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从200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持续增长，但只会增加50%，为此前50年增速的一半。本世纪后50年，这一数字将更加有趣：全球人口会继续增长，但增速仅为10%。这就好像是踩了急刹车。事实上，有些人（不是联合国）甚至预期，全球总人口将从2100年开始下降。
这一趋势将最先在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显现出来，其中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将明显下降。巴西和韩国这类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在本世纪中叶趋于稳定，到2100年开始缓慢下降。世界上只有一些不发达地区，如刚果和孟加拉国，其人口到2100年还会继续增长，但增幅肯定要小于过去几百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人口爆炸的时代即将结束。
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个临界值——2.1，这是为从总体上维持全球人口水平而要求每个妇女必须生育的平均数量。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高于这个数字，全球人口就会增长，反之就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生育数量为4.5，到2000年，这一数字降至2.7。记住，这是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降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人口仍在持续增长，但增速较之以往已经减慢的原因。
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全球出生率将降至平均每个女性仅生育2.05个小孩。这刚好低于上述的“2.1”的临界值。根据不同的假设，联合国还做了另一项预测：到2050年，全球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仅为1.6个。因此，如果根据拥有最便利数据条件的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要么会维持稳定，要么会急剧下降。我相信，后者更接近于未来的现实情况。
1800年拥有10个孩子是财富，2000年则是灾难世界上最发达的44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有趣。在这些国家，女性目前的平均生育数量为1.6个，这意味着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中等发达国家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为2.9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下降。即使是在不发达国家，女性平均生育数量也从6.6个下降到5个，预期到2050年会下降到3个。毫无疑问，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原因何在？这个答案可以追溯到人口爆炸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人口爆炸本身所带来的压力让人们下决心终止它。
人口爆炸有两个明显的原因：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两者在重要性上旗鼓相当，也都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现代医疗、更丰富的食物，以及18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的基本公共医疗。
1800年，世界上还不存在可靠的出生率统计数据，但对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数量的估计可能在6.5～8.0个之间。当时的欧洲妇女平均生育数量与现今孟加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相当，但人口却不见增长。1800年出生的许多婴孩还没到生育年龄就已经夭折。2.1的规则仍然有效，每8个新生儿中就有6个不到12岁便早早丧命。
医疗、食物以及公共卫生的飞速进步降低了婴孩的死亡数量，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儿童都能活到拥有自己的孩子。即使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家庭模式却没有变化，人们的生育数量还和以前一样。
这不难理解。首先毫不避讳地说，人们喜欢性生活，而当时还不存在避孕措施，这就导致大量婴儿出生。人们不介意养育大量小孩，因为在那时孩子是财富的基础。在农业社会，每一双手都可以创造财富，你不需要会读书或编写计算机程序就可以除草、播种和收割。同时，孩子还是退休的保障，如果你寿命足够长的话。因为当时还没有社会保障，只有依靠自己的孩子来养老送终。因此，之所以多生育，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风俗习惯，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出于理性的经济思维。一个父亲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有耕种的权利，孩子要想有权使用这片土地来维持生存，就必须听从父命。
因为孩子能给家庭带来财富和退休保障，所以妇女的主要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生育。如果妇女生育了婴孩，而且他们都能够活到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就会变得更富裕。这需要运气，而且从家庭和男主人的立场来看，这也是值得一试的。在性欲和对财富的贪婪的双重作用下，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养育更多的孩子。
习惯很难改变。当家庭成员开始全部迁居到城市时，孩子依旧是很有价值的资产。父母可以在孩子们6岁时将他们送到原始工厂里去工作，并领走他们的工钱。在早期的工业社会，工厂不需要大量熟练技工，而是需要农业劳动力，但随着工厂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对6岁孩童的使用也就越来越少。不久，这些工厂就需要熟练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再后来，拥有MBA学历的管理者便炙手可热了。
随着工业复杂性的提高，儿童的经济价值就下降了。为了保持自身“摇钱树”的地位，儿童不得不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不但不会增加家庭收入，还会消耗家庭财富。儿童需要衣食住，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孩子需要受教育的程度也急剧提高。直到今天，许多“儿童”直至25岁都在学校接受教育，没挣到一分钱。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发达的20个国家的孩子平均受教育时间介于15～17年之间。
尽可能多生育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祖父和曾祖父一辈的家庭都有10个孩子。几十年前，10个孩子当中能有3个存活下来就算是幸运的。现在，他们几乎全都能存活下来。不过，1900年的经济环境让大部分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就外出谋生。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个家庭拥有10个孩子可能就是上天的恩赐，但到19世纪末，10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负担，而到了20世纪末，他们就成为家庭的灾难了。人们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现实的改变：大多数孩子不会死亡，而养育这些孩子的成本又非常昂贵。因此，人们开始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生育孩子的目的更多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非出于经济考虑。节育等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出生率降低，但生养孩子的净成本的增高才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孩子从财富的创造者已经转变为消费者。父母开始满足于只养育1个小孩，而非10个小孩。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平均寿命的问题。毕竟人们的寿命越长，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上的人口也就更多。在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1800年，欧洲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50岁。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80。事实上，人们的平均寿命在过去200年间翻了一番。平均寿命的持续增加是可能的，但很少有人会预计这一数据会再次翻番。联合国预计，在先进工业化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将从2000年的76岁升至2050年的82岁；在最贫穷的国家，这一数字将从51岁升至66岁。虽然人们的平均寿命仍在增长，但并不是呈现几何增长形式，且它的增速也在逐渐降低。这也将帮助削减人口的增长数量。
先进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发生的出生率下降的现象现在也出现在不发达国家。在圣保罗，生育10个孩子无疑是经济自杀。多生育这一习惯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但它必变无疑，而且在抚养和教育成本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这个习惯不大可能会卷土重来。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增幅放缓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长的趋势终将结束。
人口停止增长将如何影响世界？所有这些与21世纪的国际影响力有何关系？人口增长趋势的停止将影响所有国家（就像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看到的那样）及其民众的生活方式。人口数量减少会影响军队数量、国内劳动力以及内部政治稳定等。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不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将改变人们，甚至国家的行为方式。
让我们考虑以下三个关键的事实：发达国家中人均寿命的延长（高达80岁），妇女的生育数量的下降以及孩子受教育时间的增长。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大学教育被认为是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最低教育水平。大多数学生本科毕业时都已经22岁，如果继续深造，那么他们的从业年龄将延迟到25岁。当然，并非每个人都遵循这种模式，但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其中的大多数日后将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界的精英。
婚姻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婚龄推迟，生育时间也相应延后。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对女性的影响。200年前，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育小孩。她们不断生育、抚养孩子（甚至常常亲手埋葬夭折的婴孩）直到自己辞世。这是女性对家庭幸福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在21世纪，婚姻模式发生了巨变。假设一个女性在13岁进入青春期，并在50岁步入更年期，那么她的寿命将达到她祖先的2倍，而其中超过一半时间，她都无法生育。假设一个女性一生养育两个孩子，她的孕期将少于18个月，大约占她整个寿命的2%。我们再假设一个很常见的模式：妇女养育两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年，每个孩子都在5岁入学，当年长的孩子开始读书之后，这位母亲就能返回工作岗位。
如此算来，这位母亲一生中花费在生育以及全职抚养孩子方面的时间是8年。在人均寿命是80岁的情况下，专门花费在生养孩子方面的时间惊人地降至她整个寿命的10%。哺育孩子从一个女性的主要活动降至次要活动。此外，许多现代女性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且还可能在孩子5岁之前采取日托或其他抚养形式，这使得女性的整个生活结构被完全颠覆。
我们可以在人口方面找到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源。既然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她们就比50年前更少地依赖男人。过去，在离异或者丧夫的情况下养育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经济灾难，但现在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尤其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说，结婚不再是建立在经济需要之上了。
这使得结婚更多的是为了爱情而非需求。爱情是飘忽不定的，它来无影去无踪。若结婚仅仅是靠一时的激情，那么离婚率必将上升。经济需求的下降打破了婚姻的稳定性。爱情的火花可能会延续，但如果仅靠爱情来维持婚姻，其稳定性可能就没有经济需求维持得那么好。
婚姻在过去被当做“至死不渝”的保证。在以前，这种因丧偶而夫妻分离的情景不但来得早，而且很普遍。在过渡时期，许多结婚时间长达50年的夫妇都有10个存活的孩子。但在那之前，婚姻常常因为一方死亡而早早结束，存活下来的另一方要么再婚，要么独自面对经济困境。欧洲就已经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连续多配偶”（serial polygamy）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鳏夫（通常都是妻子去世，因为女性容易在生育过程中死亡）在后来的日子里多次结婚。19世纪末20世纪初，习惯使得婚姻能保持长久。不过，到20世纪末，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连续多配偶”现象再次大量出现，但这一次是受到离婚的驱使而非配偶的死亡。
让我们再讨论另一种婚姻模式。以前许多婚姻发生在一方或双方都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但现在，大多数人的婚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过去，人们在14岁结婚前不会发生性行为，但现在，如果期待一个30岁结婚的人还是个处子或者说在进入青春期17年后还没有性行为是不现实的。
如今，人们即使已经发生性行为但还未必能保持经济独立，这种现象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经济独立的人们发生性行为，但却选择不生育。传统生活的整个模式正在瓦解，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替代模式出现。在过去，同居意味着正式、合法的婚姻，但现在同居与婚姻根本就是两回事，而且两者也并不意味着生养后代。寿命的延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受教育时间的增长都彻底瓦解了以前的生活和社会模式。
这种趋势不会被扭转。妇女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因为在工业化的城市社会，供养许多孩子无异于经济自杀。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增无减，而且也不可能再让6岁孩童去工作。婴儿死亡率同样不会上升，而是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在21世纪，人们将继续倾向于养育更少的孩子。
人口剧减在政治上的反应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转变得也就越剧烈。自工业革命之后，最贫穷的人都生活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混乱的生育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商界富豪与下层阶级处在两个极端，而夹在这两端之间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经历了这种人口转变。在蓝领和粉领工人之中还存在其他趋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受教育的时间较短，这就导致青春期和生育年龄之间的距离被缩短。这类人群倾向于早婚早育。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彼此，因此，离婚会对个人的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他们的婚姻存在一些非感情的因素，而且离婚正如私通和婚前性行为一样，都是家庭生活的禁区。
这类人群中包括许多社会保守主义者，数量不多却颇具影响力，因为他们是在为传统价值观代言。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所处的混乱状态还不能被称之为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融入一个前后一致的道德体系还需要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因此，社会上的传统主义者有其内在优势，他们的说辞只需与官方的传统立场相一致就有足够的分量了。
不过，男女之间的传统区别正在消失。由于女人的寿命更长，而养育的孩子更少，她们不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扮演传统的角色（就像在人口大爆炸以前发生的那样），而家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工具。离婚不再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婚前性生活也很正常。同性恋（存在性乐趣却无法生育）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如果感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又与生育无关的话，同性婚姻为什么不能在事实上取得与异性婚姻同样的合法地位？所有这些改变都源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是人口爆炸带来的结果之一。
因此，所有教派中的传统主义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以及其他教派）都极力想重返传统的生育模式，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都为大家庭辩护，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大家庭。在这种背景下，维持女性的传统角色就尤为重要。同理，对于早婚以及纯洁和永恒的婚姻的传统预期也是这样。
传统主义者秉持的最关键的原则就是养育更多的小孩，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有一个反美国主义基金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赞颂女性的不道德行为，这不但会导致家庭破裂，还会滋生人们“不道德”的情感。如果你读到本·拉登的讲话就会发现，他不断提到这一主题。他认为，世界正在改变，我们正在远离传统观点中被认同的道德行为规范。他想要阻止这个进程。
上述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战场，而在许多先进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问题也成为国内政治的大漩涡。一方面，一整套根植于现行宗教组织的结构化政治力量已经存在。 ［2］另一方面，与一个势不可挡的行为模式（漠视自身行为带来的政治后果）相比，目前采取的政治力量微乎其微。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当然，也有一些运动来保护这种发展的不同方面，例如同性恋权利运动，但这种变化并非有计划、有准备，而是自发形成的。
实用主义与计算机造就的美国文化随着美国时代的来临，美国在传统社会模式的瓦解中获利，因为这种瓦解使得社会不稳定，这就给美国提供了改革的契机。美国文化是圣经和计算机（即传统价值观和激进式创新）的不稳定结合体，但随着人口模式的改变，计算机重塑了美国文化，并随之成为美国文化繁荣的根基。这在未来几百年将变得尤为重要。
计算机与先前的技术迥然不同，是一项非常独特的技术，因为它的目的是操作可量化的数据，即数字。此外，由于它将所有的信息（音乐、电影以及文本文档）都简化为数字，因此，它也是一种检视理性的独特方法。
计算机是基于二进制逻辑而设计的，这意味着它仅仅读取命令。这种命令以0和1的形式发出，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接受。它使用一系列二进制数码来代表我们所认为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因此，大写字母A就被看做是010 000 01，而小写字母a就是011 000 01。这一长串数字被重组成机器语言，并受到电脑编码的控制，这些编码是由Basic、C++或者Java计算机语言编写而成的。
如果你觉得看起来有点复杂，那么只要记住下面这些就行了。对于计算机来说，屏幕上的字母或音乐等所有东西都是用数字来表达的。所有东西都简化成0或1。为了能够控制计算机，完全人工化的语言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语言的目的是让计算机使用它提供的数据。
但计算机只能管理以二进制数码表达的信息。你可以用计算机听歌，但它可不会写歌（至少不会写得那么好），更不会诠释音乐的美妙；它能存储诗歌，但不能解释其含意；它能够让你搜索任何一本你能想到的书，但不能判断语法对错（最起码不会很容易地区分）；它能很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面对许多人脑能做的事却无能为力。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计算机是一个强大而富有魅力的工具。它运用逻辑来进行运作，但这些逻辑缺乏其他一些更复杂的理性元素。计算机只是一台用冷冰冰的数字来表达信息的机器。有了计算机后，人们经常思考是否其他方面的知识已经无关紧要了。计算机将理性看做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非思考的过程。它大大缩小了理性所指代的意义和目的的范围，但在这个狭小的领域里，计算机的作用非常强大，它的数据本身甚至比这些数据的内涵更有意义。
任何一个学程序语言的人都知道计算机逻辑的严密性和人为性，它与自然语言决然不同。事实上，它是自然语言的对立面。后者充满了由上下文和推理决定的细微、精妙以及复杂的意义，而逻辑工具必须排除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二进制的计算机逻辑不能对其进行处理。
美国文化先于计算机而产生。实用主义的哲学概念是基于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等人的观点建立起来的，查尔斯·皮尔士认为“为了弄清一个知识概念的意义，应该先思考一下能从这个概念的真相中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实际结果，而这些实际结果将构成整个概念的意义”。换句话说， 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实际结果。如果一个思想没有实际结果，那就没有意义。“思考理性”的概念本身并不包括在它的概念意义中。
美国的实用主义概念给欧洲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美国文化充满实用性，而形而上学则遭到蔑视。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是对理性的实用主义观点的最好体现。每一行代码都必须有一个实际结果。实用是唯一的标准。一行代码不因其用途而因其内在美丽而受赏识的观点是不可理喻的。
实用主义观点（现在已经逐渐发展为C++这类语言）是对理性领域的彻底简化和浓缩。当今美国，理性只涉及能以实际结果来衡量的现实存在。任何缺乏实际结果的事情都被从理性领域排除，并贬低至低等范围。换句话说，美国文化不涉及真相和美感。它推崇完成任务，而不是关心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
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真理和巨大的推动力。大多数对美国文化的指控在于，这种文化将实用性提升至其他所有形式的真相之上。这种指控是有道理的，但它却没有意识到：历史正是由事实演绎而成的。
美国文化的精髓不仅仅表现在将实用主义当做一种哲学，更重要的是将计算机当做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没有什么能比计算机更能作为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了，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快、更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计算机比汽车和可口可乐更能展示美国人理性和现实观念的独特一面。
根据定义，计算机文化同样也是原始文化的一种。原始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将文化简化为一种具有超强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推动力。它不包括能够阐释自身含义的理性思维，但会考虑将自己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并通过实际成果来证明自己。
实用主义、计算机、微软（或其他任何美国公司）无情地聚集在一起，它们的作用巨大，效率也很高。美国文化正在发生分裂，它正慢慢分解为计算机的原始主义以及最终能够使用并塑造计算机和公司的工具，但就像其他美国意识形态一样，尽管美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自我肯定。
美国的社会模式将主导世界？尽管别国模仿美国的社会模式，但在政治上，美国却遭到批判。它处于国际体系的意识形态断层上。随着人口因为生育模式的转变而下降，美国成为以激进方式重新定义社会生活模式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计算机和公司，就不可能存在现代经济，如果你打算编写计算机程序，就必须懂英语和计算机语言。一方面，那些想抵制现代化趋势的国家必须积极地避开美国人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不采取美国方式的国家又不可能拥有现代经济。正是它赋予美国力量，同时又不断地挫败那些对美国诟病的批评家们。人们必须分析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反抗传统生育模式的瓦解、“9·11”事件和美国文化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旧的国际体制已经瓦解，但新模式还没有建立。在21世纪，一系列新型社会机制、道德体系以及社会风俗将首次试探性亮相。21世纪前50年将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传统稳定的婚姻模式与“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将同时出现。一生之中只拥有一个性伴侣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在新的纪元里，社会模式间的互相角力将制造一种“混乱中的秩序”，也就是说， 在美国时代，美国的社会模式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美国混乱的家庭模式和计算机逻辑将会胜出。它们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实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
注释［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77.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麦金德的许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几年前，在堪萨斯的莱文沃思，我参加了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谋部学院研讨班，学到了一句谚语：同类相耗之力，巨大变革之本（Attrition of the same adds up to big change）。如果说大航海时代或大发现时代大致截止于1900年前后，那么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以及未来几十年，这个本就已相当拥挤的世界地图，将进一步被塞得满满当当。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不管是人口还是武器射程方面，都将处于饱和状态。
［2］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45.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穆斯林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