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的大陆型国家，缺乏活跃的地缘断层带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多次选择闭关锁国。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然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额的政府负债、结构化转型的乏力增长等问题，使得中国在步入世界大国的道路上布满荆棘。面对美日的围堵及周边国家的挑衅，未来的中国能否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再次惊艳世界？
任何关于未来的探讨，都必须先从中国说起。拥有全球1/4人口的中国常被列入未来世界强国，它的经济在近30年里突飞猛进，这无疑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但是30年的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这种势头永不停滞，也可能正在逐渐减弱，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它可能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谈论未来，绝对要从中国开始。
那么，让我们以地缘政治学作为框架溯本求源。首先，中国是一座岛，虽然没有被海水环绕，但被众多无法逾越的国土和荒漠所包围，这使得它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
中国北临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荒无人烟，难以逾越；西南部是难以攀爬的喜马拉雅山；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遍布山地和丛林；东部临海；只有毗邻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可供通行，但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布于距海岸线不足1 000公里的土地上，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人烟稀少。
中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被征服要追溯到12世纪的蒙古人入侵，但是中国几乎从未在现有版图下对外扩张。在历史上，中国也从不侵略他国，只是偶尔卷入与他国的纷争中。中国在以往的世界贸易中并不活跃，经常间歇性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又会开辟丝绸之路这样的陆上通道穿越中亚地区，开放东部港口供商船航行。19世纪中叶，欧洲人看中了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的时期，团结统一却一贫如洗。欧洲人强行闯入中国，在沿海地区频繁进行贸易活动。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由于对外贸易，财富激增；另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悬殊不但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而且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沿海地区更愿意与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欧洲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也不愿受限于当时的政府。 ［1］
动荡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开始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开展革命，但没有成功，于是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在内陆省份，毛泽东组织了一支由贫农组成的军队，发起反击，收复沿海地区。后来，他使中国恢复到欧洲国家未介入以前的封闭状态。从1949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中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统一，但在西方看来有些闭塞排外，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破釜沉舟后的“世界引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深知，中国若想保持安定团结，闭关锁国绝不是长久之计，经济处于弱势的中国定会被别国觊觎。于是邓小平决定破釜沉舟，他认为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对外贸易，中国不会再因为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沿海地区随即重新繁荣起来，并与世界强国密切往来。上海等沿海大都市凭借廉价的商品交易迅速累积财富，而内陆地区的贫困状况却没有得到彻底改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贫富悬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尽管如此，北京的地位并没有动摇，既没有丧失对各个区域管制的权力，也无需强力高压。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30年，30年在历史长河中算不上很长的时间，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却十分漫长。问题在于，是否能妥善处理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于是又回到了讨论的起点：21世纪中国对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还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
中国在21世纪初破釜沉舟，以期求得永久的稳定。中国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把相对富足的沿海地区资源运送到内陆。这个提议没有遭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反对。中国领导人试图让全中国的人民都满意，并且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各国对廉价出口商品趋之若鹜，而这些廉价商品交易是靠巨额贷款维持的。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利润也就越低。这种无利润出口商品虽然使经济引擎频繁运转，却没有在实质上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样一种交易：以成本价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此一来，的确有巨额资金在商业领域流通，然而这些资金也会迅速流失。
这是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日本就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跻身为世界经济大国，这对美国商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工商管理硕士不得不向日本人学习借鉴，效仿他们的经营方式。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是源于经营管理，而是由于日本的银行体制。
由于政府的监管，日本银行支付给一般储户的利率普遍很低。同时由于各种法律条令和政策的倾斜，邮局存款利率比银行高出一倍，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好把钱存入邮局。政府转而用这笔钱借贷给日本各大银行，但它的利率仍然远低于国际标准。银行继而又把钱贷款给业务伙伴，例如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贷款给住友化工厂（Sumitomo Chemical）。20世纪70年代，相较于美国公司两位数的银行贷款利率，日本公司的贷款利率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这样看来，日本企业比美国企业运营得好也就不足为奇，因为成本远低于美国。同样，日本极高的存款比率也就不足为奇。其实日本当时不但没有公共退休计划，其企业退休基金也微不足道，日本人只好通过储蓄存款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如果不节俭，那将来就没有保障。这些可怜的储户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低利率存款。
高利率保障了西方经济的规范性，通过优胜劣汰，可以剔除那些毫无竞争实力的孱弱公司，限制其在低利润条件下的无限扩张，而日本银行人为降低利率，贷款给合作伙伴，因此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货币流通，社会关系是关键，因此，许多坏账应运而生。
日本主要的融资手段不在于增强股票市场的公平性，而在于银行贷款。董事会是由公司职员和银行家组成的，比起利润，他们反而更关心资金流动，以保证公司的运营，偿还贷款。因此，日本曾一度成为世界上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但是由于日本人采取独特的方式规划经济——依赖出口，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是快得惊人。
日本人不得不这么做。用一个极高的储蓄率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普通的日本公民几乎很少消费。因此，日本想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几乎不太可能。由于日本的公司不受投资者的限制，而是受到组织内部人员和银行家们的控制，所以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增加资金流的注入量。至于能产生多少效益（如果有的话），则关系不大。因此，低成本出口潮高涨。借贷资金增加，现金需求扩大，出口量也就随之提升。表面上，经济是在增长，但其内部危机四伏。
日本银行那种随意的放贷方式使不良贷款数目上升——这种贷款不会得到偿还。许多糟糕的企业得到了资助。日本银行非但没有取消这些贷款或是让这些企业破产，相反，它们用更多的贷款来填补这个漏洞，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下去，贷款也随之水涨船高。为了利用储户的资金来维持该银行体系，它就迫切需要利用出口来吸收更多的资金。这一体系虽然资金充裕，但底下暗流涌动，众多依靠政府得以存活的公司，以及那些极力增加现金流入而无视赢利的公司，正逐渐削弱整个银行体系。出口的巨大潮流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利润。整个体系被搅得一塌糊涂，这时的日本光是要维持正常运作就已经异常艰辛了。
从表面看来，日本经济正在急剧上扬，用超乎想象的高质量、低价位的产品占领市场。这与沉迷于高利润的美国公司有所不同，日本人对未来表现得志在必得。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正依靠少得可怜的、受到政府限制的“遗产”度日。低价位是他们的一着险棋，以试图保证资金不断注入，这样银行体系就不会在短期内崩溃。
最终，贷款迅速膨胀，以至于凭借出口的利润都难以为继。日本银行开始破产，政府不得不为其买单。但是日本绝不会对此种大规模的经济衰败坐视不理，它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挽救措施来延缓这种极度的痛苦，并以此来克服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经济萎靡。经济萧条使得市场每况愈下。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经济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西方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经济已经溃不成军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还在谈论着日本经济的奇迹。
“中国龙”如何走出“日本陷阱”？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如出一辙。两国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它们都保持着起伏不定的高增长率，并且当增长率开始出现衰退时，它们都可能崩溃。
中国的经济显现出兴旺与生机，如果你只着眼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它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增长只是检验经济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否有利润回报。中国的经济确实呈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确实满足了银行业的需求。但一旦增长出现减缓趋势，比如说由于美国方面导致经济不景气，那么整个经济结构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滑坡。
这在亚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照常理而言，日本将会压倒美国。但实际上，日本高速的增长率没有持续下去。当这种增长大幅度下降时，日本就经受了巨大的银行危机。危机过后，日本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彻底复原。同样，当东亚经济于1997年出现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亚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持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但这种想法与基本经济规律是相悖的。有时经济循环在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同时，也孕育了它们的丑恶弊端——的确如此。有时候，技术工人的极度缺乏也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可以说，经济增长将受到许多结构限制，而中国也将无法避免。 ［2］
“唱衰”中国的逻辑日本用一代人的缓慢增长来解决自身问题。它运用政治规律和社会准则来对该事务进行处理而没有引起动荡。东亚用了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诸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大刀阔斧地强制执行强硬的措施，但是可行性却非常有限，除非它们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承受这种压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就此一蹶不振。
中国的挑战是政治方面的。当国内出现经济下滑和资金终止注入等问题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甚至整个社会组织都会动荡不安。企业发展的减缓会造成企业倒闭和人口失业，而在一个区域性贫穷和大范围失业的国家里，经济下滑的附加压力会引发一系列的不稳定。
回想中国是如何在近代美国的干涉与现代毛泽东的胜利领导之间被分成沿海和内陆的。沿海的企业在对外贸易和商业投资中蓬勃发展。由于受到外部利益的驱使，它们力图自行发展。它们受到中国境内一些掌有金融权益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和美国人的拉拢。这和今天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如出一辙的。一名上海商人乐于跟洛杉矶、纽约和伦敦保持利益往来。实际上，他从这些联系中赚到的钱远比与北京的商业往来中赚到的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内陆的穷人将会努力迁往沿海城市，或者向北京施压给沿海地区加税从而获得资金资助。
如果中国政府曾想要努力挽回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那么很难想象促进那些地区发展而后又对这些地区施压的行为是出自同一个政府。19世纪，同样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沿海的政府官员们不想推行北京的法令，他们想与外国人做生意。
因为在经济问题方面与外国存在实质性的对抗，所以中国政府要保护自己的经济投资。国际争端将会帮助中国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最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10年。 ［3］
到那时，中国有三种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继续无限期地迅猛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这一点，中国也可能不会例外。过去30年里中国的飞速发展已经使经济失衡，这一点是将要加以改正的。从某些观点来看，中国必须得经历艰难的调整期，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化。利益冲突将会显现，而中央政府则会发布命令并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以防止经济下滑。这个方案与前者相比更具可实施性。但是实际上，政府机构充斥着那些为个人利益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人，这点使得该方案很难实施。政府不能只依靠自己人来实施那些规定。爱国主义是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唯一王牌。
第三个可能的方向是在经济低迷的压力下，中国沿着传统的区域界限分崩离析，同时北京的势力也大不如前。从传统观念来看，在中国这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对富人和外国投资者都有好处。这会使中国回归到毛泽东领导前的状态，在一个努力治国的中央政府之下存在着区域之争，甚至是地区冲突。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经济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做出调整，以及中国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产生严重的紧张态势的事实，那么第三个结果就最符合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日本的算盘与中国的考量先进的工业世界会在21世纪头10年面临人口紧缩和劳工匮乏的现象。一些国家基于旧有的观念指出，移民入境不是可选择的办法，至少不是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比如说，日本极其反对移民入境，但是它又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来源。这些劳动力受日本政府的控制并交纳税款来供养老龄工人。大多数移民工人不会选择日本，因为日本对想要成为日本公民的外国人非常不友好。在日本的韩国人到哪都没有公民身份。即使他们终生都居住、工作在那里，他们在身份证明文件中还会被日本警察叫做“韩国人”（不管是朝鲜人还是韩国人），不能够成为日本的合法公民。
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低成本劳动力的集中地，即使中国人不想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那样。日本人在中国办厂，并雇用中国劳动力，这可以看做是另一种移民入境。而这种方式并非日本人的专利，其他国家的国民也会如法炮制，涌入中国。
从传统上来看，当北京受到压力时，它就会准备接受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从长远上来看，大规模的、集中的日本企业占据并吸收中国的劳动力，对于当地企业家和政府，甚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却毫无政治意义。日本不希望北京将资金转投向自己国家的企业，那样会使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
大约到了21世纪20年代，日本会吸引中国来引进它的日资开发（有益于日本的）项目。中国的沿海地区会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吸引日资。不同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企业和政府不会从日本企业中获得多少利益。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人将会在沿海城市而非内陆地区招募新的同盟。
对于像日本那样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无力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被视作一个救星。不幸的是，这个前景不容乐观。
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中国没有对未来20年描绘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线，而且，就中国的地形来说，这在任何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军事需要花费至少10年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形上存在的局限。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内在压力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国内问题，而这些问题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开展外交政策的冒险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将被卷入国外权力的纷争中，并用自我防御来抵制外来的侵犯，而不是构建自身的实力。
注释［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00～201.
麦金德在著名的“枢纽”一文末尾谈到中国时，颇有惊人之语。他先是阐明欧亚大陆内部为什么会形成世界地缘战略强国的支点，随后断言，中国人“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色危险，原因正是他们能够为其大陆资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据点，这种优势就连占据枢纽地区的俄罗斯人都无缘享有”。这个论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种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任何非西方力量的崛起都报以敌视态度。且抛开这些不管，先来看看麦金德的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强国，其唯一的海洋前沿主要由北极冰封锁，而中国虽也是大陆强国，但其阴影区延伸到前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战略中心，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碳氢化合物资源。中国有9 000英里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其中大部分是不冻港口，此外还与3 000英里以外的太平洋主航道相连。麦金德于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如果欧亚大陆与非洲连接，由此形成的“世界岛”相当于北美大小的四倍及其人口的八倍，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海岸线兼跨热带和温带，将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他在该书的结论中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1/4的人口建设一种“既非完全东方化又非完全西文化”的新文明。
［2］ 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92～195.
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能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之前毛泽东始终对发展经济采取压制性政策。随着毛泽东的逝世，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新一代领袖，中国的思想解放，令需求突然释放，再加上中国本土的大批人才的出现，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便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此后的每个10年中，中国经济均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增速却不断放慢，这种发展速度的下降隐含着不稳定的种子。
在历史上，中国始终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要么闭关自守，忍受贫穷，要么打开国门，导致社会动荡。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第一次迫使中国开放其沿海口岸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为止，在此期间，中国也曾开放部分地区，个别地域也曾繁荣一时，但整个中国基本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当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带领农民武装赶走西方列强时，尽管中国也曾陷入贫困，但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团结和统一局面。
在开放而不稳定与封闭而统一之间摇摆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主要经济资产的特性：劳动力廉价。在允许西方强国在中国投资建厂时，他们通过各种规模的工厂和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富裕劳动力。列强开办这些工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生产产品在中国销售，而是重新出口销往其他国家。因此，他们的投资也主要集中于港口附近或是能便利连接港口的地方。加之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沿岸地区，因此，他们没有理由到深入内陆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外国投资的绝大多数工厂均建在海岸线几十英里以内。即便是在中国社会出现繁荣、工厂变成国有之后，这种模式依旧如此。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公认标准为家庭年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该数字及下文的相关统计数字源自中国人民银行）。或许我们会对这个数字有所争议，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的生活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但是在沿海地区，住宅及公寓价格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平。约6 000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他们的家庭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全部人口。但中国有13亿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的6 000万公民还不足全部人口的5%，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地区或是北京等大都市。
与这种相对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6亿人口生活在年收入不足1 000美元的家庭里，换句话说，他们每天收入不足3美元。还有另外4.4亿人口的家庭年收入在1 000美元到2 000美元之间，或者说，每天平均收入在3～6美元之间。如此狭小的发达地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地域差异，也造就了明显的社会鸿沟。沿海地区的利润来自贸易，而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更多地与国外贸易伙伴休戚相关，这种相关性不仅超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正是沿着这条断层线，19世纪的中国支离破碎，也正是在这里，它在未来可能产生新的裂痕。事实上，由于国外利益驱使，沿海地区往往与中央政府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加上贫富鸿沟，中央政府的权威自然要受到削弱。英国入侵后的清政府就是这种情况，毛泽东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决定就是彻底消除贫富差距，驱逐国外资本，没收富人财产分配给穷人。
那么，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处理这种困境呢？在经济状况相对繁荣、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情况下，国家还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贫富不均程度不断加剧，但随着大多数中国人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差距还不足以引发民众的消极情绪。但是在经济疲软、人们生活水平出现总体下降时会怎样呢？对于那些达到或超过中产阶级的人来说，这也许只会给他们带来一点麻烦和不便。但是对生活实际上很贫困的十亿中国人来说则完全两样了。而这也是中国在近期可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增长相对放缓，这种矛盾一旦在经济和社会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发不满情绪。
由于中国经济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完全不成比例，因此，问题注定极为棘手。在这里，中国厂商生产的iPod和高档服装并不是卖给本国相对贫困的民众。与巴基斯坦或菲律宾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低工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此外，有限的半熟练劳动力（相比无技术的农民供给的无限性）价格已经上涨。在竞争压力下，中国已经开始降价，这就降低了出口收益。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部分目标市场国家经济疲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将有所下降，因此，企业还贷能力的削弱必将加大整个金融体系压力。
但最严酷的现实还是在于中国如何应对失业问题。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一旦失业，他们要么滞留在城市，给城市带来不安定因素；要么回到农村，进一步加剧农村的贫困程度。中国可以通过鼓励银行向应破产企业发放贷款、提高出口补贴或是创办国有企业等手段维持就业水平，但这些举措都将无一例外地令经济空心化。简言之，中国迟早要面对现实，即便不是现在，以后也无法逃脱。
未来10年那个长期问题也许就将见分晓,即中国该如何解决自身问题，是闭关自守、关停沿海企业并驱逐外国资本，还是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那种各自为政、动荡不安的局面。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将以解决国内问题为首要任务，同时，小心翼翼地在中日美这个三角框架内维持竞争力的均衡，并对日本和美国保持更高的警惕性。
［3］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14～115.
斯皮克曼以1942年作为基点，其目光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我们看到了地理学家心系未来的先见之明。虽然当时盟国的优先目标是彻底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但斯皮克曼也非常担心战后德国一旦非军事化，会给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他解释说，一个“从乌拉尔到北海”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可能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苏联若在英吉利海峡设立机场，将和德国机场一样威胁大不列颠的安全。因此，在希特勒垮台后，一个强大的德国仍然是必要的。基于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夺岛恶战还要打三年，斯皮克曼仍然建议与日本结成战后联盟，以对付苏联等大陆强权，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石油和煤炭产量不足，但其悠久的海军传统是一大优势；对美国来说，这个强大的东亚海上岛国在远东可以发挥同英国在欧洲一样的作用。斯皮克曼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因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异常虚弱，但将来必然会重新振作，因此联合日本这个盟友实属相当必要：一个现代化、军事强大、生机勃勃的中国……不仅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还会向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提出挑战。中国幅员辽阔，控制着广大周边海域，它在亚洲占据着类似于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主导地位。当中国变得强大时，它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无疑将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设想，这片海域将不再由英国、美国、日本海权控制，而是由中国的空中力量控制，这种结局可能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