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Ⅱ
如果信奉者最终发现自己被迫谈论的是上帝的“不可测知的天命”，他就会坦率地承认，遭受痛苦所遗留给他的、作为一种最后的可能安慰和快乐根源的，说到底就是绝对的服从。而且，如果他愿意为此做准备，他就很有可能使自己少走弯路。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一书中，我较多地关心普通人依据其宗教所理解的东西，而不太关心宗教感受的那些最深刻的根源——宗教凭借其信条和承诺系统一方面以令人羡慕的完美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谜语；另一方面，又使人相信，一个十分关切的上帝（Providence）将注视着他的生活，而且将因为他在这里遭受的任何挫折而在未来对他进行补偿。普通人除了用一个非常高贵的父亲的形象外，无法用任何别的形式想象这个上帝，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存在，才能理解人类孩子们的需要，才能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才能对他们忏悔的样子感到欣慰。整件事情竟是这样明显的孩子气，和现实这样不协调，以致对任何一个对人类持友好态度的人来说，想到以下这一点将是很痛苦的：绝大多数凡夫俗子绝不可能不受这种人生观的影响。更令人难堪的是，我们发现今天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虽然他们肯定发现了宗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仍试图用一系列可怜的无望取胜的行动，一点一点地保护这个宗教。人们会很愿意把自己也算入这些信仰者之列，以便能够面对那些哲学家。那些哲学家认为，他们能够用一种非人的、虚幻的、抽象的原则来代替宗教的上帝，以此来援救这个宗教的上帝，而且还想用以下这些警告的话语对人们说：“你们不要白白地把基督的名字称作你的上帝！”而且，如果过去的一些伟人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做的话，人们就不可能把他们视为榜样了：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我们不妨回到普通人那里，回到其宗教——应该享有这个名称的唯一的宗教——那里。我们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的著名诗句，在这首诗里，他表述了宗教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些诗句是：
W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esitzt，hat auch Religion；
Wer jene beide nicht besitzt，der habe Religion！[1]
这些诗句一方面把宗教和人类的两个最大的成就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又声称，至于它们在生命中的价值，这些成就和宗教可以互相代表和替换。如果我们想把普通人（他们既不懂科学，也不懂艺术）的宗教也剥夺了，我们显然将失去这位诗人的权威的支持。我们将寻求一条特殊的道路使我们更能赏识他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发现，生活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失望和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种痛苦，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缓解的措施。正如西奥多·方坦（Theodor Fontane）告诉我们的：“若没有辅助的结构，我们将无能为力。”[2]或许有三种这样的措施：兴趣的强有力的转移，这可以使我们不太在乎我们的痛苦；替代的满足，这可以使痛苦减轻；使人中毒的物质，这可以使我们对痛苦感觉迟钝。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3]当伏尔泰写完他的《老实人》（Candide）一书时，他用了这个忠告——“人们应该耕耘他们的花园”，指的就是兴趣的转移；科学研究也是这种转移的方法之一。艺术提供的替代的满足是与现实相反的幻觉，但是，多亏了幻觉在心理生活中为自己保存的地位，它们在心理上仍然是有效的。使人中毒的物质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改变其化学过程。但是，要想发现宗教在这个系列中所处的地位，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点。
“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不知多少遍了，但从未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答，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答案。有些提问者补充说，如果人生真的没有任何目的，那么，对他们来说，生活就会失去所有的价值。但是，这种威胁什么也不会改变。相反，看起来人们仿佛有权利对这个问题不予考虑，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是由人类种族的优越性派生而来的，我们对这种优越性的其他许多种表达方式已经很熟悉了。谁也不会谈论动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或许可以这样假设，动物的生活就是用来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许多动物，人类除了对其进行描述、分类和研究外，没有任何别的用途；而且还有无数的物种甚至连这种用途也不具备，因为没等人类用眼睛看到它们，这些物种就已经灭绝了。因此，还是只有宗教能回答这个人生目的问题。人们下这个结论绝不会出错，即人生有一种目的是和宗教体系一起兴衰的。
因此，我们将转向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问题：人类本身通过其行为想要表明的是他们生活的什么目的和意图，他们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寻求幸福，他们想要获得幸福和永远保持幸福。这种努力有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个目的在于消除痛苦和不舒服，另一个目的在于体验强烈的快乐。在狭义上，“幸福”一词只和后者有关。人类的活动向两个方向发展，在其目的上与上述二分法一致，这要看他们寻求实现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究竟是哪一个。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决定人生目的的东西正是快乐原则的程序。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结构的操作。人们不可能对其功效有任何疑问，但是，它的程序和整个世界是矛盾的，既与宏观世界相矛盾，又与微观世界相矛盾。快乐原则简直无法付诸实施，宇宙中的所有规则都与它背道而驰。人们倾向于说人应该是“幸福”的这一意图并没有包含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所谓幸福，从其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自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的需要（突然）得到满足，而且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幸福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所要求的任何情境得到延长时，它所产生的只是一种稍微满足的感受。我们就是这样构成的，以致我们只能从一种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乐，而从事物本身的状态中则很少获得快乐。[4]因此，我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我们的构成限制了。要体验到不幸福并不难，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一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甚至如果没有作为危险信号的焦虑和痛苦，我们的身体就不可能存在；二是来自外部世界，它可以使用压倒一切的、最无情的破坏性力量对我们大发雷霆；三是来自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发现，最后这个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的不幸更令人痛苦。虽然和来自其他根源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更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无端的附加物。
如果在这些可能遭受的痛苦的压力下，人们习惯于降低他们寻求幸福的要求——就像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快乐原则本身变成了更为适度的现实原则那样——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逃避了不幸，或者因为承受住了痛苦的打击而幸存下来，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话，以及，如果一般地说，避免痛苦的任务迫使获得快乐的任务退居幕后的话，那也就不足为怪了。反思告诉我们，尝试完成这项任务的途径多种多样，所有的途径已被具有世俗智慧的各个学派所推荐，而且被人们付诸实施。每一种需要的肆意满足都作为指导人生的最诱人的方法而凸显出来，但是，这意味着它把追求享乐放在谨慎从事之前，而且很快就会使自己受到惩罚。把避免不快乐作为主要动机的其他方法，则根据它们的注意力所主要转向的那种不快乐的根源而加以区分。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是极端的，有一些是适度的；有一些是片面的，有一些是同时从几个方面对问题进行攻击。自愿地离群索居，与别人隔绝是防备那些产生于人际关系中的不幸的最现成的保护措施。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沿着这条道路所能获得的幸福是平静的幸福。如果一个人想自己完成这个任务，他就只好转向别处才能使自己避开这个可怕的外部世界。的确，还有另一个更好的途径，那就是和人类社会其他的人结合起来并借助于受科学指导的技术，向大自然展开进攻，迫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因此，一个人是在与所有人合作，而且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但是，防止痛苦的最有趣的方法，是那些寻求影响我们自己的有机体的方法。归根结底，我们认为，所有的痛苦只不过是感觉而已，痛苦只有在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才存在，而我们只有依靠我们的肌体受到调整的某些方式，才能感觉到痛苦。
化学的方法是影响身体的方法中最野蛮的，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使人酒精中毒的方法。我并不认为任何人都能完全了解它的机制，但这是一个事实，当某些与我们的身体无关的物质出现在血液或人体组织中时，就会直接引起我们快乐的感觉，但也会因此而改变控制我们敏感性的条件，致使我们无法接收令人不愉快的冲动了。这两种作用不仅会同时发生，而且似乎紧密地相互联系着。但是，在我们身体的化学结构中，一定有一些物质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有一种病理状态，即躁狂症（mania），即使没有服用任何令人兴奋的药物，也会发生这种类似中毒状态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正常的心理生活会在比较容易释放快乐和比较难以释放快乐之间显示出各种变化，与此同时，对不快乐的敏感性也会随之减弱或增强。令人遗憾的是，心理过程的这种中毒的情况迄今尚未得到科学的考察。各种使人兴奋的物质在人类为幸福而奋斗和避免痛苦中所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好处，受到了高度评价，致使很多个体和民族都在他们的力比多能量方面给这些物质安排了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感谢这种媒介物，它不仅是一种快乐的直接获得，而且极其渴望从外部世界中独立出来。因为人们知道，借助于这个“关爱的水鬼”（drowner of cares），人们就能随时逃脱现实的压力，而且在他们具有更好的敏感性条件的内心世界找到一个避难所。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属性构成了令人兴奋的毒品的危险性和有害性。在某些情况下，本来可能被用来改善人类命运的大量有价值的能量却被浪费了，这些毒品应当为此而负责。
但是，我们心理结构的复杂构造容许接收所有其他的各种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如果它不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就会引起我们极大的痛苦。所以，人们希望通过影响这些本能冲动，来使人们逃避几分痛苦。这种类型的防备痛苦不再和感觉的结构有关，它寻求控制我们的需要本身的那些内部根源。它的这种极端形式就是通过消除本能而产生的，就像东方的先哲们所教导的和通过瑜伽所实践出来的那样。确实，如果这种防备痛苦的方式获得成功，那么，主体也就确实放弃了所有其他的活动——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且通过另一条道路，他再次获得的只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当我们的目的不太极端，而且我们只是寻求控制我们的本能生活时，我们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成分就是更高级的心理机构，它们使自己服从现实原则。在这里，满足的目的绝没有被放弃，但是对痛苦的一定程度的防备会得到保证。当本能得到控制的时候，缺乏满足所引起的痛苦就会比本能不受控制时少。与此相反，则给潜在的欢乐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减少。由沉溺于一种狂热的、使自我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幸福的感受，比得到控制的本能满足要更为强烈。不可抗拒的性反常本能，或许还有通常被禁止的东西的吸引力，在这里都能得到某种精心的解释。
防止痛苦的另一种技巧是使用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容许的力比多移置（displacement of libido），通过这种移置，我们心理结构功能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强。在这里，它的任务是以这种方式使本能的目的改变方向，以便使它们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阻挠。在这一点上，本能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对完成任务助了一臂之力。如果一个人能充分提高他从智力工作和体力工作中获得的快乐，他的收获就是最大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命运对他几乎无能为力。这种满足，如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欢乐，在展现他的幻想时的欢乐，或者科学家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时的欢乐，都有某种特殊的性质，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用心理玄学的术语对这种满足的特点做出解释。目前，我们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说，在我们看来，这种满足似乎“更美好和更高级”；但是，和使野蛮而又原始的本能冲动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强度相比，它们的强度是适中的；它并没有震撼我们的身体。而且这种方法的弱点是它不能广泛适用，它只能适用于少数人。它能预测在任何实际程度上不经常发现的那些特殊的天赋和素质，而且即使对那些具有此类天赋和素质的少数人来说，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保证使他们免遭痛苦；它并没有创造出刀枪不入的盔甲来抵御命运之箭。当痛苦的根源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时，从总体上说，这种方法也就失效了。[5]
虽然这种程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目的——通过在内部的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而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但是另一种程序则使这些特征更为强烈地凸显出来。在这种程序中，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更加松弛；满足是通过幻觉获得的，这种幻觉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能干扰幻觉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这些幻觉得以产生的区域就是想象的生活，当现实感的发展产生之际，这个区域就显然不需要提出现实测验的要求，并且和非常难以实现的满足愿望的目的分道扬镳。在这些通过幻想而获得的快乐的顶端就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借助于艺术家的作用，那些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获得这种享受。[6]那些对艺术影响敏感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快乐的根源和生活中的安慰，而对艺术做出足够高的评价，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艺术在我们身上引发的这种温和的麻醉，最多只能使我们暂时地摆脱重大的生活需要带来的压力，而不会强大到足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苦难。
另一种方法施行起来更有力也更彻底，这种方法把现实看成一切痛苦的根源，看成唯一的敌人，人们是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想以任何方式获得幸福的话，他就必须阻断与现实的所有联系。隐士对这个世界不予理睬，因此他和现实世界是毫无关系的。但是，一个人所能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他可以努力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努力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在新的世界中排除那些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特征，而代之以和自己的愿望相一致的其他特征。但是，在绝望的对抗中走上这条寻求幸福之路的人，无论是谁，一般说来都将一无所获。现实对他的影响太强烈了。他会变成一个疯子，他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帮助他实现妄想。但是，有人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某些方面很像是妄想狂（paranoic）的行为，通过构想出一个愿望而且把这种妄想（delusion）引入现实中去，来更正他所无法忍受的世界的某些方面。当相当数量的人们共同进行这种尝试，试图通过某种妄想的再造现实来获得对幸福的保证和免受痛苦时，这种妄想就获得了特别的重要性。必须把人类的宗教也归为这种群体妄想。毋庸讳言，有某种妄想的人都不会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我还没有把人类努力用以获得幸福和控制痛苦的方法全都列举出来，我也知道，材料本来可以做不同的安排。这些方法中有一种我还根本没有提到——不是因为我忘了提，而是因为它将在另一个方面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我们怎么可能忘记生活艺术中的这种方法呢？它以其非凡的、最具有结合力的特点而引人注目。它的目的当然也是使主体不受命运（就像我们最好地称呼它的那样）支配，为了这个目的，它把满足置于内部心理过程中，在这样做的时候，利用了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力比多的可移置性。但是，它并没有脱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地抓住属于外部世界的那些对象，并且从一种与对象的情感关系中获得幸福。它也不满足于避免不快乐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避免由于厌倦而放弃的一个目标；它漫不经心地放过了这个目标，而且为积极满足幸福而坚定不移地进行那种原初的、充满激情的奋斗。或许这种方法实际上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接近于这个目标。当然，我说的是那种使爱成为万事之中心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爱和被爱中寻找一切满足。这种心理态度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相当熟悉的；爱得以表现自己的形式之一——性爱——使我们最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快感，并且因此为我们追求幸福提供了一种模式。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应该坚持沿着这条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快感的道路来寻求幸福更自然的呢？这种生活方式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放弃这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而去赞同其他任何方法。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像恋爱时那样对痛苦毫无防备，在任何时候也都绝不会像失恋时那样悲惨和愁苦。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这种建立在爱情价值基础之上的作为追求幸福之手段的生活方式予以排除。关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我们可以由此而继续考虑这种有趣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是从美的享受中寻求的，无论美是在哪些地方被我们的感觉和判断所感知的，如人类形体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的美和风景的美，艺术创造甚至科学创造的美。对待生活目标的这种美学态度对遭受痛苦的威胁毫无防备，但它能做出大量补偿。对美的享受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使人轻微陶醉的感受。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用途，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文化必要性。然而，文明没有它却不行。美学是研究事物之所以被感受为美的条件，但是，它不能对美的性质和起源做出任何解释；像通常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它的缺乏成效总是隐藏在一大串响亮而没有意义的辞藻里。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美几乎没有做过任何研究。似乎能够确定的东西就是它从性的感受领域里获得的东西。爱美似乎是某种冲动的一个完美的实例，这种冲动就其目的而言是被禁止的。“美”和“吸引力”[7]最初是性对象的一些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看到它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生殖器本身绝不会被判断为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依附于某些第二性征。
尽管（我所列举的这些方面）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我仍将冒险评论几句来作为我们此次探究的总结。快乐原则促使我们朝向的这个获得幸福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的确，我们绝不能——放弃用某种方式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在这个方向上可能会有各种大相径庭的道路，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实现这一目标的积极的方面，即获得快乐，我们也可以优先考虑其消极的方面，即避免不快乐。这些道路中没有一条能使我们获得我们所渴望的一切。在我们已经发现幸福可以获得的有限意义上，幸福是每一个人如何利用力比多的经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黄金规则：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他可以借以获得拯救的特殊方式。[8]各种不同的因素将会在指导他的选择上发挥作用。这依赖于他能够期待在外部世界中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依赖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最后，他觉得他有多大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在这个阶段即使不考虑外部的环境，个体的心理结构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性爱占主导地位的人将首先倾向于关注他和别人的情感关系；倾向于过分自信的自恋型的人，往往在他的内部心理过程中寻求其主要的满足；崇尚行动的人绝不会放弃能够测试自己能力的外部世界。[9]至于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类，其天赋的性质和向他开放的本能升华作用的程度将决定他把其兴趣究竟置于何处。如果所选择的某种生活技巧是唯一的，而且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那么，任何被推向极端的选择，都会通过把个体暴露在由此而引起的危险之中而受到惩罚。就像一个细心的生意人避免在一个地方用光他的全部资本一样，因此，人世间的智慧或许也将告诫我们，不要只从一种强烈的欲望中来寻求获得全部的满足。这种做法的成功从来都不是确定的，因为它依赖于许多因素的合作，或许依赖的只不过是这种心理构造的能力，使其功能适应外部世界，然后利用这种外部环境来获得快乐。任何一位本能构造天生就特别不合适的人，他的力比多成分还没有恰当地经历过为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这种转变和重新安排，这样的人将发现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幸福，特别是当他面临着某种困难的任务时。逃入神经疾病的技巧作为最后一种生活技巧将至少给他带来一些替代的满足，这是当他还很年幼的时候就经常采用的一种逃避技巧。那些到了晚年发现自己追求幸福的努力已落空的人，仍然能在慢性中毒的快乐中找到安慰；或者，他就有可能开始试图着手进行绝望的反叛，这是可以在精神病中看到的。[10]
宗教对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进行限制，因为它强烈要求每个人都要同样按照宗教的途径来获得幸福和免遭痛苦。它的技巧就在于以某种妄想的方式来贬低生活的价值，把现实世界的情景进行歪曲，这种方式假定智力有一种威胁性影响。以迫使人们患上某种心理幼稚病和产生某种群体妄想症为代价，宗教成功地“挽救”了许多人免于患上个体神经症。但是，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更多其他收获了，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条道路可能引领人们获得这种幸福，但没有一条路肯定能够引领人们获得幸福，甚至宗教也不可能遵守它的诺言。如果信奉者最终发现自己被迫谈论的是上帝的“不可测知的天命”，他就会坦率地承认，遭受痛苦所遗留给他的、作为一种最后的可能安慰和快乐根源的，说到底就是绝对的服从。而且，如果他愿意为此做准备，他就很有可能使自己少走弯路。
[1] “懂得科学，懂得艺术的人，也一定会懂得宗教；不懂科学，不懂艺术的人，就只能当个教徒！”——歌德，《讽喻诗》（Zahme Xenie IX）
[2] 无法追寻这句引文的出处。
[3] 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在《虔诚的海伦》（Die Fromme Helene）一书中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也说过同样的话：“Wer Sorgen hat，hat auch Likör.”（“心事重重的人也喝白兰地。”）
[4] 确实，歌德告诫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长期享受幸福时光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Alles in der Welt lässt sich ertragen，Nur nicht eine Reihe von schönen Tagen.——魏玛，1810—1812）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5] 当一个人身上并没有特别的先天倾向强制性地规定其生活兴趣的方向时，每一个人所从事的日常的专业工作，可以起到伏尔泰明智的忠告所起到的那种作用。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充分地探讨为力比多经济学工作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强调工作的重要性，比使个体如此坚定地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任何其他生活行为的技巧都具有更大的作用；因为他的工作至少在现实方面，在人类社会中给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可以说，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工作和与工作相连的人类关系为大量移置力比多成分——无论是自恋的还是攻击性的，甚至是爱欲的成分——提供了机会，这种价值绝不低于工作对于生存而言的必要性。如果专业活动是自由选择的——就是说，如果人们通过升华作用，可以利用存在的倾向和保存其力量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结构上的原因而有比平常更强烈的本能冲动，这种专业活动也就成了获得特别满足的一个来源。然而，工作作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人们对它的评价并不算太高。他们并不像追求其他满足的可能性那样来追求工作。大多数人只是迫于需求的压力才去工作，而且人类对工作的这种自然的反感就产生了最困难的社会问题。
[6] 参见《对心理功能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和《精神分析引论》第23讲（1916—1917）。
[7] 德文“Reiz”的意思是“刺激”“迷人”或“吸引力”。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第1版（1905），以及他在这本书的1915年版第156页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做了同样的论证。
[8] 这里借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句话：“在我的国家里，每一个人只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办事，就能得到拯救。”弗洛伊德不久以前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中引用了这句话。
[9] 弗洛伊德在他的《力比多类型》（1913）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看法。
[10] 【1931年增注】我觉得必须指出，从上述说明中至少遗留下来一个漏洞。对人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不应该忽略对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关系的考虑。我们需要知道，对节省力比多而言，基本上依靠自己究竟表示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