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Ⅲ
这么多人对文明采取这种奇怪的敌对态度，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对现存文明状态有一种深深的、长期的不满。对文明的谴责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有时则是由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的。
我们对幸福的探究迄今为止并没有教给我们多少人们还不知道的知识，即使我们继续探讨人们为什么这么难以获得幸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任何新东西的希望似乎也不会更大。我们以前曾做过回答，当时我们指出了人类遭受痛苦的三个根源：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虚弱，以及我们调节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人际关系时方式的不适当。关于前两种根源，我们做出判断时不可能犹豫良久。它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痛苦的根源和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绝不可能完全掌控自然；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必将保存着一个短暂的结构，身体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成就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的效果一点也不令人沮丧。相反，它可以为我们的活动指明方向。即便我们不能消除全部的痛苦，我们也能消除某些痛苦，我们能够减轻的痛苦就更多了——数千年的经验使我们对此确信无疑。至于第三个根源，即导致痛苦的社会根源，我们则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它是一个根源；相反，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保护并且带来好处呢？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正是在为免遭痛苦所做出的努力这一点上已经被证明是何等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是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这一次是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方式——潜藏在这些困难背后。
当我们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种如此令人惊异的观点，致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这种论点认为，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负主要责任，而且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文明并且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我们就会幸福得多。我之所以说这种论点是令人惊异的，是因为不管我们以什么方式给“文明”下定义，我们为保护自己免遭来自各种痛苦根源的威胁时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这么多人对文明采取这种奇怪的敌对态度，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1]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对现存文明状态有一种深深的、长期的不满。对文明的谴责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有时则是由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的。我认为，我知道那些偶发事件最后的起因和倒数第二个起因。我的学问还不足以使我把这些历史事件链索中的联系追溯到足够遥远的人类物种的历史，但是当基督教取得了对异教的胜利之时，对文明表示敌意的这种因素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因为它和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过低评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航海发现的结果，人类开始和原始民族及种族发生联系。由于欧洲人没能充分地观察他们，而且误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在欧洲人看来，那些民族似乎过着简朴的、幸福的生活，只有极少的需求。例如，那些访问原始民族的旅行者，虽然有优越的文明，却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幸福。后来的经验在某些方面纠正了这些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舒适的生活应归功于大自然的慷慨和人类的大部分需要得到了迅速满足这种可能性，而那些观察者却把它错误地归因于复杂的文明需求的缺乏。我们对这后一种事件特别熟悉。当人们开始了解神经症的机制时，神经症威胁要暗中破坏文明人所享有的少量的幸福，后一种事件才得以发生。我们发现，一个人之所以患上神经症，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大量的挫折，这些挫折是社会为了服务于其文化理想而强加给人类的，人们由此可以推断，消除或者减少那些需求，就有可能使人们重新获得幸福。
还有一个附加的令人失望的因素。经过过去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在自然科学及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并且以从前绝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方式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这种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逐一列举它们。人们为这些成就而骄傲，而且有权为此而骄傲。但是，人们似乎已经发现，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这些数千年来渴望已久的东西的满足，并没有增加人类期望从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满足的数量，也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这个事实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控制自然的能力并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的前提条件，正如它不是文明努力的唯一目标那样；我们不应由此而推测，对我们的幸福经济学来说，技术的进步是没有价值的。这会引起人们的疑问：如果只要我高兴，我就能够听到住在几百英里外的我的一个孩子的声音，或者直接知道我的一位朋友经过漫长的、困难重重的航行而顺利安全地抵达目的地，难道在快乐中就没有积极的收获吗？难道我的幸福感受就没有明确的增加吗？医学在大量减少幼儿的死亡和妇女生小孩时受到感染的危险方面，还有在大大地延长文明人的平均寿命方面，都获得了成功，难道这也毫无意义吗？人们还能在这些好处后面加上很长的一串，我们把这些好处都归因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备受鄙视的时代。但是，在这里我会听到悲观主义者批评的声音，他们警告我们，大多数的这些满足都遵循那些在逸事中获得“廉价快乐”（cheap enjoyment）的模型——这种快乐的获得就像人们在寒冷的冬夜里把赤脚伸到被子外面，然后又把它缩回去。如果没有征服了距离的铁路，我的孩子就绝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需要通过打电话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如果没有引进穿越海洋的船只，我的朋友绝不可能进行他的航海旅行，我也不需要发电报以免除我对他安危的焦虑了。当我们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才把对生育的最大限制强加于我们，这样，当我们生育的孩子的总量并不比卫生学盛行之前多的时候，而与此同时，当我们为结婚后的性生活制造了困难的条件，而且很有可能抵消了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时，减少儿童的死亡又有什么用处呢？最后，如果生活充满了艰难困苦，没有了欢乐，如果生活充满了悲惨，以至于我们只能欢迎死亡成为我们的拯救者的时候，长寿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当今时代的文明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舒适，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早期时代的人们是否感觉更幸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觉更幸福呢？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必须始终倾向于客观地看待人们的痛苦，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感觉能力，都放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然后去考察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体验到幸福或不幸福。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似乎是客观的，因为它无视主观感受的多变性，它当然又可能是最主观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就用自己的心理态度代替了任何其他人的未知态度。不管怎么说，幸福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不论我们想到某些情境（如古代划船的奴隶、三十年战争时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等待被屠杀的犹太人）时可能会多么恐惧，我们仍然无法使自己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预测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心理迟钝，逐渐麻木的过程，一些期望的停止，以及一些更粗糙或更精细的麻醉方式造成的，用这些方式就能减少对快乐和不快乐感觉的可接受性。另外，当人们必须忍受可能最极端的痛苦时，一些特殊的心理保护装置就会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再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现在，是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种文明的性质上来了，对于把文明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争论颇多。除非我们经过考察亲自了解了某些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到处寻找仅用几句话就表达其实质的公式。我们将满足于再次说明，“文明”[2]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这些成就和规则把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3]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把文明的各种不同特征逐一地聚集起来，就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样做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允许自己受语言学用途的指导，或者就像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受语感（linguistic feeling）的指导。我们确信，我们将因此而公正地考虑那些仍然抵抗用抽象的术语来表达的那些内在洞察力。
第一个阶段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人类使地球为人类服务，保护人类免受残暴的自然力量之害等所有的活动和资源都是文明的开始。就文明的这一方面而言，人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疑虑的。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久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明的第一类活动就是工具的使用、获得对火的控制和建造居住之所。在这些活动中，获得对火的控制作为一个相当异乎寻常和绝无仅有的成就而尤为出色，[4]而其他被开辟的道路此后一直被人类所遵循着，而且通往这些道路的刺激物很容易猜测得到。人类依靠他的全部工具使自己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得以完善，或者用来消除这些器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他把机器巨大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像控制他的肌肉一样，他能够在任何方面使用它；幸亏有了轮船和飞机，水和空气都不能阻止它的运动。借助于眼镜他就能纠正自己眼睛里晶状体的缺陷；凭借望远镜他能看到很远的距离；用显微镜他就能克服其视网膜结构所带来的视力的局限性。用照相机他能创造一种记录变化的视觉形象的工具，就像留声机创造一种同样变化的听觉形象的工具一样。这两种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他的记忆能力的物质化表现。借助于电话机，他就能听到远处的声音，甚至在神话故事中都曾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初的书写是记录并不在眼前的人的声音；住房是母亲的子宫即第一个住所的替代物，在子宫里他是安全的，且感到如此满足，他可能此后仍然渴望着它。
这些事物都是人类凭借科学和技术在这个地球上发明的。人类在地球上首先是作为动物王国里一个虚弱的有机体而出现的，地球上任何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一定会作为一个无助的婴儿而重新出现（“噢，大自然的小不点儿！”[5]）。这些事情不仅听起来像是一个童话，而且是人类童话中全部的——或几乎全部的——愿望的一种实际满足。所有这些成就他都可以宣称是通过文明而获得的。很久以前人类就形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和无所不知的理想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体现在他的诸神中。凡是他的愿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或者对他禁止的东西，人类都归因于这些神。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神祇就是人类文明的理想。现在人类已经非常接近于实现这个理想了，人类几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神。但是，确实只有以这种方式，理想通常才能根据人性的普遍判断而得到实现。但不是完全的实现，在某些方面一点也没有实现，在另一些方面只实现一半。可以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起弥补作用的神了。[6]当人装备上他的所有辅助器官时，他就真的非常神奇了；但是，这些器官并没有长在他身上，而且还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但是，人有资格用“人类的这种发展不会恰好在公元1930年结束”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的领域中取得可能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进步，并将使人类和上帝更加相似。但是，为了我们的研究之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人类虽然在性格上和上帝相似，但仍然觉得不幸福。
因此，我们认识到，只有当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里，能够有助于人类开发地球和保护人类免遭自然之害的一切事物——简言之，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事物——都得到了关注和有效的贯彻实施时，才能说一个国家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里，威胁要淹没河岸的河水的流动得到了控制，河水通过运河被引到缺水的地方。土地得到精耕细作，种上了适宜的植物。地下的矿产资源被辛辛苦苦地开发出来，制造成所需要的工具和器皿。交通工具充足、快速而又可靠；凶猛和危险的动物被消灭了，人类成功地饲养着被驯服和驯化了的动物。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从文明中获得其他的东西，而且我们期望这些东西也能在同样的国家里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其关注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那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事情上，集中在那些毫无用处的事情上——例如，在城镇里作为运动场和新鲜空气储藏库的绿地中摆上花坛，或者把住房的窗台用各种鲜花装饰起来——就好像我们正在寻求放弃我们对文明提出的最初要求似的，我们也把这看成高度文明的证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期望文明予以高度评价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就是美。我们要求文明的人尊重自然中发现的美，只要力所能及，就可在其手工制品中创造美。但这绝非我们对文明要求的详尽阐释。此外，我们还希望发现清洁和秩序的标志。当我们读到，在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的父亲家门前有一个高高的粪堆时，我们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乡镇的文明水平很高；当我们发现在维纳瓦德山（Wiener Wald）[7]上胡乱丢弃的废纸时，我们感到愤慨，并称之为“野蛮”（这是与文明相对立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任何肮脏似乎都和文明不相容。我们把我们对清洁的要求也扩展到人体。当我们听说从太阳王（the Roi Soleil）[8]身上发出一种令人讨厌的气味时，我们感到很惊奇；当我们在贝勒岛[9]看到拿破仑早晨便溺时使用的小便盆时，我们就会摇头。的确，假如有人把使用肥皂作为文明的一个实际尺度，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把遵守秩序作为文明的尺度，我们也同样不会感到惊奇。秩序和清洁一样，也只适用于人类创造的产品。但是，我们不能期望自然界是清洁的，相反，秩序是模仿自然界而来的。人类对伟大的天体运动规律性的观察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把秩序引入生活中的模型，而且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最初的出发点。秩序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动作，当一条规则被永久地确定下来之后，秩序就能决定一件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去做和怎样去做，就能在每一个类似的情况下避免怀疑和犹豫。秩序的好处是无可否认的。它能使我们把空间和时间用得恰到好处，而同时又能节省心理能量的消耗。我们应该有权期望秩序从一开始就在人类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是毫不困难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事情竟然不是这样的，相反，人类在工作中表现出一种天生的粗心大意、不讲规则和不可靠的倾向，必须花气力去训练人类，他们才能学会参照天体模型这个秩序榜样。
在文明的诸多要求中，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占有特殊的地位。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它们对生活的重要性就像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一样重要，或者像我们将要熟悉的其他因素一样重要。但也没有人会愿意把它们作为小事而不予重视。文明并非完全以是否有用作为采纳的标准，这一点已在美的例子中表现出来，而我们却倾向于在文明的利益中忽略美。秩序的有用性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关于清洁，我们必须牢记在心，这也是卫生学要求我们的，我们可以推测，甚至在出台科学的卫生预防法的时代之前，人类对清洁与卫生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完全陌生无知。但是，有用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努力，此外一定还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
但是，没有任何特征能比下面这个特征更好地表现文明的特点，那就是文明对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智力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成就——的尊重和鼓励，以及它赋予观念在人类的生活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在那些观念中首要的就是宗教体系，我在其他地方曾努力想使宗教体系的复杂结构明显地表露出来。[10]其次是哲学的推测；而最后则可能是所谓人的“理想”，即他关于个体、民族或者整个人类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观念，以及他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提出的要求。文明的这些创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个事实不仅增加了对它们进行描述的困难，而且使追溯其心理的起源也变得困难了。如果我们做出一个相当普遍的假设，所有人类活动背后的动机力量就是奋力追求有用和产生快乐这两个相互融合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文明的这些表现也同样是真实的，虽然只有在科学和美学活动中这一点才比较容易见到。但是，毫无疑问，其他活动也和人类的某些强烈的需要相一致——或许也和只有在某一少数民族中才发展起来的那些需要相一致。我们曾对关于任何特定的宗教体系、哲学体系或理想的价值做过判断，但我们一定不要使自己被这些价值判断引入歧途。无论我们是否想在它们当中发现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还是我们是否强烈反对把它们作为精神迷乱，我们都只能承认，凡是它们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它们备受推崇的地方，就意味着有某种高度的文明。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个有待于做出评价的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文明的独有特征：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得以调节的方式——这些关系会对他作为一个邻居、一个提供帮助者、另一个人的性对象、家庭成员或国家的成员产生影响。在这里特别难以避开某些特殊的理想化的要求，特别难以发现普遍意义上的文明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首先解释一下，试图调节这些社会关系的初步尝试已经包含在文明的基本成分中了。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这些关系就会依附于个体随心所欲的意愿，就是说，体魄最健壮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本能冲动来决定事情。如果这个健壮的人遇到另一个比他更健壮的人，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了任何分离的个体，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抗所有分离的个体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共同生活才成为可能。于是，这种社群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right）而得以建立，用来与被谴责为“蛮力”（brute force）的个体的力量相对抗。用社群的力量来取代个体的力量是向文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的实质在于以下这个事实：社群的成员会限制自己可能得到的满足，而个体却并不知道有这种限制。因此，文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公正，也就是说，保证使一项法律一旦制定，就不会因为任何个体的利益而遭到破坏。这样做并非隐含着这种法律有什么道德价值。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倾向于确保法律将不再表达任何小型社群——种姓、部落、人口阶层或种族群落——的意志。这种小型社群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对他人实施暴力的个体，或许会更多地对人类群体实施暴力。而最后的结果就会是建立一种法律规则，这是通过牺牲自己的本能而对此做出贡献的所有人的法律，是能够联合起来的所有人的法律——除了那些不能进入某一社群的人外，这种法律不会使一个人任凭蛮力的摆布——当然还是有同样的例外。
个体的自由并不是文明带来的一个好处。在任何文明产生之前，个人具有最大的自由，虽然在那时个体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确实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个体还几乎不能保护这种自由。文明的发展对文明施加了限制，公正往往要求任何人都不能逃避这些限制。在一个人类社会中感觉到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可能是他们对某些现存不公正的一种反抗，因而可以证明，它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能和这种发展保持一致。但是，对自由的渴望也可以在人格的原始本质的残余中找到它的起源，在那里人格还没有受到文明的影响，这样渴望自由就成了和文明对抗的一个根源。因此，渴求自由针对的是文明的特定形式和要求，或者完全针对文明本身。看来任何一种影响都不能把人的本性改变成蚂蚁的本性。毫无疑问，他必将用他对个体自由的要求来抵御群体的意志。人类斗争的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即在个体的这种要求和群体的文明诉求之间找到某种便利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能够带来幸福的解决方法；而且涉及人类命运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解决方法能否借助于某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来获得，或者是否将证明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通过把共同的感受视为我们的思想指导，用来确定人类生活的哪些特征应被视为文明的特征，我们便对文明的概貌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但是，迄今我们已经发现的所有事物都是众所周知的。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陷入“文明即完美”的偏见之中，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方向。对我们来说，文明的发展似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特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因而对此感到很震惊。我们可以根据它在我们所熟悉的人类本能倾向方面所带来的变化来描述这个过程的特点，满足这些本能倾向就是我们的生活所要完成的实际任务。这些本能中有一些似乎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耗尽了，以致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某些可以取代它们的东西，在一个个体身上我们就称之为人格特质（character-trait）。这个过程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儿童的肛欲期（anal erotism）发现的。儿童对排泄功能，对排泄器官及其排泄物的最初兴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变成了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特质，如节俭、有秩序感和清洁，虽然这些特质本身很有价值而且受到儿童的欢迎，但是，这些特质也可能会得到加强，直到它们明显地支配着人格和产生我们所谓的肛门性格（anal character）。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则是毫无疑问的。[11]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秩序和清洁是文明的重要要求，虽然它们的必要性并不是特别明显，把它们作为快乐的根源也同样不合适。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会因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个体的力比多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似性而感到震惊。其他本能（肛欲除外）被诱导着改变环境以得到满足，它们被引导到了其他的道路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和我们熟知的（本能目的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升华作用区别开来。本能的升华作用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它正是使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即科学的、艺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在文明的生活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要给别人留下某种第一印象，他就会说，升华作用完全是文明强加于本能的一种变化。但是，稍微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更为明智。第三点[12]——最后一点，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有可能会忽略文明在本能克制（renunciation of instinct）的基础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程度，也可能会忽略文明在何种程度上精准预测了这种不满足（通过压制、压抑或别的什么手段）。这种“文化的挫折”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切文明都必须反对的那种敌意的原因，它也将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出严肃的要求。我们在这里要做大量的解释。难以理解的是，怎么能剥夺本能使之得不到满足呢？再说，这样做也绝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这种损失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就一定会使人产生某些严重的紊乱。
但是，我们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堪比个体的正常成熟。如果我们想知道人们对我们的这一观点做何评价，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文明的发展把它的起源归因于什么样的影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决定了文明的进程？[13]
[1] 两年前，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的前面几章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
[2] “Kultur”。关于这个词的解释，请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
[3]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
[4] 虽然精神分析的材料还不完全，不能对此加以明确的解释，但精神分析允许对人类成就的起源进行预测——听起来这是够荒唐的。当原始人开始接触火时，他好像就有了这种习惯，即通过用尿液灭火来满足与火相关的某种婴儿情欲（infantile desire）。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传说表明，原始人把向上喷出的火舌看作具有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通过撒尿来灭火——这个主题在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所著小说《巨人传》中曾被介绍过——因此它代表男性的一种性活动，一种在同性的竞争中性潜能的享受，第一个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并节俭用火的人能够随身带着火种，用火来为自己服务，通过控制自己的性兴奋之火，他能够把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火制服。这个伟大的文明的胜利因而是对忍住不去满足本能的一种奖赏，而且就好像男人已把女人作为被他制服的火的守护者而放在炉边，因为女人的解剖特征使她不可能受这种欲望的诱惑。令人惊讶的是，精神分析的发现在野心（ambition）、火和尿道性欲（urethral erotism）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证明得是多么规则。弗洛伊德早在《少女杜拉的故事》（1901）中就指出了撒尿与火之间的联系，与野心的联系则指出较晚。可以在后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火的获取与控制》（1932）的编者注中找到所列举的全部参考文献。
[5] 原文是英文，这句颇具莎士比亚风格的话实际上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大自然可怜的小不点儿”这几个字出现在乔治·威尔金斯（George Wilkins）的小说《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的痛苦历险》中，这些话是佩力克里斯对他刚出生的女儿说的。这本书是1608年出版的，恰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发表之后，有人认为威尔金斯曾在这部剧上助过莎士比亚一臂之力。据说弗洛伊德并不熟悉这句话，对于它的出现，在格奥尔格·布兰迪斯（Georg Brandes）论莎士比亚的一部名著中，讨论佩力克里斯的起源时做过解释，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有该书的一个德文译本（布兰迪斯，1896）。人们都知道他非常欣赏这位丹麦评论家（参见琼斯，1957，第120页）。在他的关于三个匣子的论文（1913）中也引用了同一本书。
[6] “修复术”或“弥补术”（prosthesis）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造的身体附属品，以补偿某一失去的或不适宜的部分，如假牙或假肢。
[7] 维也纳郊区一些森林覆盖的小山。
[8]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在位时间为1643—1715年。
[9] 麦吉奥尔湖中的著名岛屿，在马伦哥战役的前几天，拿破仑曾去过该岛。
[10]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11] 参见《性格与肛欲》（1908），琼斯（1918）和其他人对此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12] 弗洛伊德已经提到过在“文明过程”中起某种作用的另外两种因素：性格形成和升华作用。
[13] 弗洛伊德在后文中又回到了文明是一个“过程”这个主题。他在写给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1933）中再次提到了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