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Ⅳ
创立了家庭的爱仍然以两种形式在文明中发挥着作用，在爱的原初形式中，它并未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而在爱变更了的形式中，爱是一种受目的制约的感情。爱继续以这两种形式执行着它把为数众多的人互相结合起来的功能，而且这样做比通过共同工作的利益所能达到的爱更强烈。
这个任务似乎太繁重了。而且在面对这一任务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感到胆怯。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做出一些我所能做出的推测。
当原始人发现，靠劳动来改善他在地球上的命运，取决于他自己的手时，对他来说，另一个人究竟是和他一起劳动，还是与他作对就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而另一个人则认识到成为他的一个劳动伙伴的价值，和他在一起生活是有用的。甚至在更早些时期，在史前的类人猿时期，人类已经形成了组成家庭的习惯，而其家庭成员很可能就是他最初的帮手。人们可以假设，家庭的建立与以下这个事实有联系：当满足生殖的需要不再像一个偶然来访的客人那样突然出现，分手之后又长期杳无音信，而是作为一个永久的房客而安顿下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男人获得了使女人，或者更概括地说，使他的性对象留在他身边的动机；而女人则不想和她的孱弱无助的孩子分开，为了孩子们的利益，也只好留在一个比较强壮的男人身边。[1]在这个原始的家庭中，仍然缺少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为这个家庭的首领，父亲的主观意志是不受限制的。我已经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2]一书中试图说明，这种方式是怎样从家庭生活发展到后来的以兄弟团伙的形式过社群生活的阶段的。通过制服他们的父亲，儿子们发现，几个人联合起来可能比单独一个人更强大。图腾阶段是在这些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说，为了维护这个新的事态的存在，儿子们只好互相利用。对这些禁忌的遵守则是第一种“Recht”（“权利”或“法律”）[3]。因此，人类的社群生活都有一个双重的基础，那就是由外界需要所导致的工作的强迫性，以及使男人把他的性对象——女人——留在自己身边，并且使女人把从她身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她的孩子——留在她身边的爱的权力。爱欲（Eros）和需要（Ananke）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父母。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即使相当多的人现在也能够在一个社群中共同生活了。而且，既然这两大力量在这里共同合作，人们就可以期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顺利地使人类更好地控制外部世界，也能进一步扩展社群中所包含的人数。同样不容易理解的是，这种文明究竟是怎样通过使他们幸福而被那些享受这种文明的人感觉到的呢？
在我们进一步探寻某种障碍究竟来自何处之前，把爱视为文明的一个基础，这种认识可以作为我们离开这个话题的一个借口，这种离题可以使我们填补我们在较早的某次讨论中遗留下来的一个空白。在那次讨论中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发现，性欲的（生殖的）爱给他提供了满足的最强烈体验，而且实际上给他提供了所有幸福的原型，这种发现一定会向他提出建议，他应该在一生中继续沿着这条性关系的道路去寻求幸福的满足，并且使这种生殖器的性兴奋成为他的生活的中心点。我们还曾进一步指出，当他这样做时，他便使自己以某种最危险的方式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依赖于他所选择的爱恋对象。如果他遭到那个对象的拒绝，或者由于不忠诚或死亡而失去了爱恋的对象，就会使自己陷入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每一个时代的明智之士都曾严厉地告诫我们，不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对相当数量的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还没有失去吸引力。
不过，少数人由于他们的组成而能够沿着这条爱情的道路最终找到幸福；但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在爱的功能方面就必须发生深远的心理变化。这些人通过把自己最看重的点从被爱改变为爱别人，从而使自己不依赖于对爱恋对象的默认；他们通过使自己的爱不是指向个别的对象，而是同样地指向所有的人，来保护自己以免失去这种爱的对象；他们通过远离爱的性欲目的，而且把本能转换成为一种有抑制目的（inhibited aim）的冲动，来避免生殖器之爱的不确定性和失望。他们以这种方式在自己身上所产生的东西，就是一种平等地暂时搁置的、坚定的、充满感情的情感状态，这种状态和生殖器之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兴奋状态在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过，这种状态倒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或许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在为了解幸福的内在情感而用这种方法来探究爱的方面比任何人走得都远。另外，我们认为的可以使快乐原则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经常和宗教有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心理中那些遥远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区分，以及各个对象之间的区分受到了忽略。根据某种伦理学的观点，它的较深的动机在我们这里将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对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博爱的倾向，代表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使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我仍然愿意针对这个观点提出我的两个主要反对意见：首先，既然爱对它的对象并不公正，那么，一种不加分辨的爱在我看来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某些价值；其次，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值得爱的。
创立了家庭的爱仍然以两种形式在文明中发挥着作用，在爱的原初形式中，它并未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而在爱变更了的形式中，爱是一种受目的制约的感情。爱继续以这两种形式执行着它把为数众多的人互相结合起来的功能，而且这样做比通过共同工作的利益所能达到的爱更强烈。语言以随意的方式来使用“爱”（love）这个词，这种随意的方式有其遗传学上的理由。遗传的需要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建立关系，并组成一个家庭，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爱”。但是，人们把一个家庭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积极的情感也称为“爱”，虽然我们不得不把这种爱描述为“受目的制约的爱”或“慈爱”。这种受目的制约的爱最初确实是完全的性欲之爱，而且在人的无意识中仍然如此。完全的性欲之爱和受目的制约的爱，这两种形式都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和以前曾是陌生人的人产生一些新的结合。生殖之爱会导致新家庭的形成，朝向“友谊”（friendship）的受目的制约的爱从文化的立场上看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以逃避生殖之爱的某些限制，如它的排外性。但是，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其不明确性：一方面，爱成为文明利益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
它们之间的这种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却不是可以直接认识到的。它首先表现为家庭和个体所属的更大社群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已经发现，文明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使人们组合成更大的统一体。但是，家庭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个体。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恋程度越紧密，他们往往就越倾向于使自己和别人疏远，也就越难以进入更广泛的生活圈。那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在种系发生上来说比较古老，而且是童年时期就存在的唯一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愿意使自己被以后习得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取代。使自己与家庭分离成为每一个年轻人面临的任务，社会常借助于青春期和成人仪式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困难是所有心理发展过程内在固有的，实际上确实也是所有器官发展内在固有的。
另外，女人很快就会和文明形成对立，而且表现出她们的那种起阻碍和限制作用的影响。就是这些女人，最初曾用她们对爱的诉求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女人代表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利益。建设文明的工作越来越成为男人的事，男人面临着更艰难的任务，迫使他们把本能升华，这是女人几乎无法做到的。既然男人没有可供其支配的无限的心理能量，他就必须通过最有利地分配力比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男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用于文明目的的东西从女人和他的性生活里撤出来，他和其他男人的不断联系以及他对这种联系的依赖，甚至使他忽略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女人们发现，自己被文明的要求逼迫到这样的背景中，因而就会对文明采取某种敌视的态度。
文明要求限制性生活，这种倾向与文明扩展其文化联合体的其他倾向同样显而易见。即使在文明的最早期阶段，即图腾崇拜阶段，也已经伴随着禁止乱伦的对象选择，这或许是人类性生活在所有的时代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创伤。禁忌、法律和风俗习惯给性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既对男人有影响，也对女人有影响。并非所有的文明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在程度上全都一样，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会影响保留下来的性自由的分量。在这里，我们已经知道文明服从的是实际需要的法则，因为它必须把为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大量心理能量从性欲中撤出来。文明针对性欲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这方面就像一个已经取得了优势，并把其他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民族或人类的某个阶层一样。于是，害怕被压迫者的反抗就驱使他采取更严厉的预防措施。这种发展类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已在西方的欧洲文明中达到了。从心理学上讲，建立一个文化的社群是完全合理的。首先，禁止儿童有任何表现形式的性生活，因为，如果在童年时期没有为儿童的性欲望奠定好基础，那就根本不可能控制成人的性欲望。但是，这种文明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走到这样的极端，就是说，实际上否认存在着这些不仅可以很容易得到证明，而且确实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性成熟的个体而言，对象的选择被限制为异性，大多数非生殖形式的满足就作为性反常行为而受到禁止。在这些禁律中所展现出来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将只有一种性生活，这些禁律的要求并不重视人类在性构成上的不一致性，无论这些不一致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它从性的快乐中切除了一大块，因而成为严重的非正义行为的一个根源。这些限制性措施的结果可能是，在那些正常的人（体质构成上没有缺陷的人）的全部性兴趣就会不受损失地进入为其敞开的渠道之中。但是，唯一没有受到谴责的发泄感情的方式，即异性生殖器之爱，受到了坚持合法性和一夫一妻制等障碍的进一步限制。当今时代的文明清楚地表明，性关系只有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单独而又不可分离的结合基础上才是容许的。文明不愿意把性欲作为为自己寻求快乐的一种根源，而且只能做好容忍它的准备，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手段来替代它，使之作为人类繁衍的手段。
当然，这是一幅极端的图景。大家都知道，这些限制已经被证明是不能付诸实施的，甚至短期的也不行。只有弱者才屈从于对他们性自由的这种广泛的侵犯，强者的本性只有在补偿的条件下才能这样做，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提到。[4]文明化的社会已经发现自己被迫默默地放过许多犯罪行为，根据社会本身的法律，这些犯罪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犯相反的错误，而且假定，因为犯罪行为没有达到它的全部目的，社会对它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就是完全无害的。不管怎么说，文明人的性生活会受到严重损害，有时还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作为一种功能，性爱正处于萎缩过程中，就像作为器官的牙齿和头发一样。人们这样假定可能是正确的，作为幸福感受的一个根源，因而作为实现人生目的的一种手段，性欲的重要性已被明显地降低了。[5]有时候，人们似乎发觉，不仅文明的压力，就是在性功能本身的性质当中也有某种东西拒绝使我们得到满足，并且驱使我们沿着其他的道路走下去。这可能是一个错误，要确定它是很困难的。[6]
[1] 在性过程中，有机体的周期性一直在持续着，事情确实如此，但它对心理的性兴奋的影响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似乎最有可能和嗅觉刺激的减少联系着，月经过程就是借助于嗅觉刺激而在男人的心理上产生性兴奋的。它们的作用被视觉兴奋所代替，和时断时续的嗅觉刺激相反，视觉兴奋能够保持某种永久的影响。月经的禁忌是从这个“器质性压抑”中派生出来的，器质性压抑是对一个已被超越的发展阶段的防御。所有其他的动机很有可能都是第二性的。［参见达利（C.D. Daly），1927］当一个被替代的文明时期的诸神变成魔鬼时，这个过程就会在另一个不同的水平上又重复一遍。嗅觉刺激重要性的降低本身似乎就是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结果，就是人类采取直立行走方法的结果。这样一来，以前曾被隐藏着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见了，因此需要对其加以保护，这也在他身上引发了某种羞耻感。
所以，人采取直立的姿势代表着文明进化这一重大过程的开始。事件的索链就是从那一点开始，通过降低嗅觉刺激的重要性和月经期间的分离，到了视觉刺激占据首要地位的时代，可以看得见生殖器了，因此性兴奋又继续出现，家庭开始建立，于是就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阈限。这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是值得我们对照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的生活状况来对其进行仔细的考察。
有一个社会因素在朝向清洁的文明倾向中也一直确定无疑地存在着，从卫生学的视角来考虑，这个社会因素在后来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因素在被人们发现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种趋向清洁的冲动起源于人们渴望摆脱使感觉难以忍受的排泄物。我们知道，在幼儿当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排泄并不会引起儿童的反感。作为从他们的身体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排泄物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有价值的。对儿童的抚养特别费劲，因为要在他的发展即将开始之前就把精力放在加快这种发展过程上，这样一来，排泄物对儿童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令人厌恶的、可怕的和可鄙的了。如果这些从身体中排泄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因为它们强烈的臭气而对人的命运产生影响，这样一种价值的颠倒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命运在人采取直立行走的姿势之后就比嗅觉刺激重要了。因此，肛欲期从一开始就附属于为文明打开通路的“器质性压抑”。这个应该为肛欲期的进一步转换负责的社会因素的存在得到了以下这种环境的证明：尽管人类的一切都在发展进步，但人们很少发现，自己的排泄物的气味是令人厌恶的，只有别人的排泄物才令人厌恶。因此，一个不讲卫生的人——他没有把他的粪便掩盖住——就会使别人很生气；他表现出丝毫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而且，这一点得到了我们时代最普遍、最强烈的脏话的证实。如果狗没有因为它的两个特点（首先，狗是嗅觉灵敏的动物，而且从不厌恶排泄物；其次，狗并不为其性交活动而感到羞耻）而受到人们的辱骂，那么人们竟然会用他在动物界的这个最忠实的朋友——狗——的名字来骂人，就会使人感到费解了。
[2] 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原始家庭”——他更经常地称之为“原始部落”（primal horde）——和阿特金森（Atkinson，1903）所谓的“巨大家庭”（Cyclopean family）是相对应的，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特金森。
[3] 德文“Recht”的意思既指“权利”（right），也指“法律”（law）。
[4] 这种补偿就是获得某种安全的措施。
[5] 在一个才思敏捷的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作品中，有一本短篇小说，我很久以前就对它评价极高，高尔斯华绥在今天已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这本小说叫《苹果树》（The Apple Tree），它以非常动人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现代文明人的生活是怎样不给两个人之间简单的自然之爱留下任何地盘的。
[6] 下面的考虑将会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人（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个有某种明确的两性先天倾向（bisexual disposition）的动物。个体与两个对称物各一半的融合相对应，根据某些研究者的观点，个体的一半纯粹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同样可能的是，每一半最初都是雌雄同体的。性是一个难以用心理学来把握的生物学事实，虽然它在心理生活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我们习惯上说，每一个人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冲动、需要和属性，但是，男性和女性的特点确实只能用解剖学来说明，而不能用心理学来说明。对心理学来说，两性之间的对立逐渐消失，变成了主动和被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主动和男性等同起来，把被动和女性等同起来，这种观点并没有在动物界得到普遍的证实。雌雄同体的理论还是被许多模糊的东西笼罩着，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只能感受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还没有发现它和本能理论有任何联系。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假定每一个个体都会寻求在其性生活中来满足男性和女性的欲望，那么，我们就将准备接受一种可能性，即这（两类）需要不会在同一个对象身上都得到满足，除非这些需要能够分开，以便使每一种冲动接受指导而进入适合它的特殊渠道，否则，这些需要就会相互干扰。另一个困难源自以下这种情况，它与性关系有如此经常的联系，首先是与它的施虐狂成分有联系，这种施虐狂成分是一种明显的攻击性倾向。爱的对象并非总是用农妇所表现的理解和忍耐程度来看待这些并发症的，这位农妇抱怨说，她的丈夫不再爱她了，因为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打她了。
但是，进行深刻的探讨之后做出的推测是，我要从我在本书第四章的第一个脚注中所做的说明开始。全部的性欲（不仅肛欲）都要受到威胁，都要成为人们采取直立姿势并且降低嗅觉的价值所引起的器质性压抑的牺牲品，这样，从那时候起，性功能就和无法做进一步解释的反感（repugnance）联系起来了，它在完全满足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并且迫使性功能离开它的性目的而朝向力比多的升华和移置作用，我知道布洛伊勒（Bleuler，1913）曾经指出，确实有这种拒绝性生活的基本倾向。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还有许多人都对这个事实表示反对，即“我们出生在尿和粪之中”（inter urinas et faeces nascimur）。生殖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嗅觉受到强烈的刺激，这种嗅觉是许多人所无法忍受的，它往往破坏人们的性交。因此，我们将会发现，和文明同步并进的性压抑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这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器官防御（organic defence），而这种新的生命形式是在人类与其早期动物存在形式相悖的直立行走时开始的，这是以值得注意的方式和与老生常谈的偏见相一致的某种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目前只是一些尚未最后确定的可能性，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尽管嗅觉刺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地降低了，但是，在欧洲的许多民族中甚至还有人珍藏着像催欲剂这种具有强烈生殖器味道的东西，这是我们强烈反对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放弃这些东西。——参见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关于性生活中嗅觉的问卷中所获得的民间传说的收藏品，发表于弗里德里希·S.克劳斯（Friedrich.S.Krauss）的《食人生番》（Anthropophyteia）的不同卷本中。
[编者注]关于为“男性”（maleness）和“女性”（femaleness）找到某种心理学意义的困难，参见1915年给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的第三篇文章所增补的一个长脚注。——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寄给弗利斯的第11封未发表的草稿中，第一次说明了性器官与排泄器官之间的近似性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他经常回顾这个要点。例如，《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对杜拉病历的分析（1901），以及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二篇文章（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