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劳动工资论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尚未私有，资本尚未蓄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全生产物，皆属于劳动者，没有地主分配，亦没有雇主坐享。
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即将随劳动生产力由分工而起之种种改良，而益形增加。但一切物品，却将渐趋低廉，因为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量更小了。我们讲过，由同一量劳动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会互相交换，所以，这时，这诸般商品的购买，也同样只需较少量劳动生产物。
一切物品，尽管实际上都已更趋于低廉，但外表上，却有些物品，似已较从前为昂贵，因为它们已可交换较多量的其他货物。假定，说大多数业务上的劳动生产力，改善了十倍，换言之，在大多数业务上，现今一日劳动所能遂行的作业量，已十倍于从前一日劳动，同时，某种特殊业务上的劳动生产力，却只改善了两倍，换言之，在这特殊业务上，现今一日劳动所能遂行的作业量，只二倍于从前一日劳动。在这场合，这大多数业务上一日劳动生产物，如果与这特殊业务上一日劳动生产物交换，则前者以原工作量之十倍，不过购入后者原工作量之二倍。因之，后者的一定量，例如一磅，比较从前，现今就似乎昂贵了五倍。但究其实，却是比从前低廉了二分之一。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虽已五倍于昔，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不过等于既往的二分之一，换言之，比较以前，现今获得此物，已更容易了两倍。
但劳动者独自享有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一经有了土地私有，资本蓄积，就宣告终结了。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有显著的改良以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此种状态，对于劳动报酬（即工资）的影响究如何，无须乎进一步的探索。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劳动者想由土地生产或采集物品，就不能不在所产物品中，以一定份额，分给地主，而称为地租。因之，曾使用土地的劳动生产物，就不得不第一次，扣下一部分来，作为地租。
一般农耕者，大都没有维持生活至收获完了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例是由雇主（即役使他们的农业家）的资本项下垫支。这般雇主，如果对于劳动者生产物，不能享受一定份额，换言之，投下资本，假若得不到相当的利润，他们当然会不愿投资，不愿雇用劳动者。因之，曾使用土地的劳动生产物，又不得不第二次，扣下一部分来，作为利润。
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劳动生产物，莫不如是。不拘在什么工艺或制造业上，都有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需雇主为他们垫支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就对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换言之，对于劳动附加在材料上的追加价值部分，享有一份，而构成利润。
一个独立的工人，有时也有资力，自行购买材料，并维持自身生活至作业完了。他兼为劳动者及雇主，而享有劳动全生产物，换言之，劳动附加在材料上的追加价值全部，都由他一人占有。因之，在他享有的利得中，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收入，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那通常为两种人所有。
可是，这种实例不很多。就全欧洲说，往往是二十个职工，在一个老板名下作事。而且，我一说到劳动工资，大家都会以为我所说的情形，是劳动者为一人，雇用他们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当事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并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为提高工资而团结，雇主为低减工资而联合。
但在普通的争议情形下，要预知当事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使对方屈服于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方面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是法律所公认的，至少，也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方面的团体，却常横被法律禁制。议会的条令，只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不取缔为低减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方面，总比劳动者方面，较能持久。一般地主农业家制造家商人，纵令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依赖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人，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观察，雇主依赖劳动者的必要，虽无异于劳动者须依赖雇主，但雇主的依赖，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
一般人说，工人们的结合，是不时闻到的，至于雇主的结合，却颇为稀少。可是，我们如果因为这一般的风说，就想象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全然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辈因要使劳动工资不能超过实际工资率以上，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而持恒统一的团结。破坏团结，随时随地，都是最不名誉的行动，将为近邻同业者所耻辱。我们所以不常闻到这种团结，正因为那是一种普通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无须乎谈到的自然状态。此外，雇主辈因为要低减工资，使落在实际工资率以下，往往有一种特别的不常被人知道的结合。此种结合，至达到目的为止，常在极度的沉默与秘密中。劳动者，虽在这时痛切感到不利，往往犹不免无抵抗的屈服。知道的人，亦就不多。不过，雇主方面的种种结合，亦有时不免为劳动者所反抗，从而，有防御的结合发生。并且，就连在没有雇主结合的刺激时，劳动者也不时为提高劳动价格，而自然结合起来。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粮腾贵，有时是雇主的利润甚多。他们的团结，无论是防御式或攻击式，往往总是声闻遐迩。为求争点迅速解决计，他们常狂呼呐喊，甚而诉之于极可怕的暴烈行为。他们所处的境地，要就是让自己饿死，不然，就非胁迫雇主屈服不可。其处境如此绝望，所以，就不得不挺而走险，甚至出于非法的暴动。这时，在雇主方面，也同样喧呼呐喊，请官厅援助，要求提出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来严厉执行。从而，劳动者方面，很少能依非法暴动，得到利益。其团结，一方面因官厅干涉，一方面因雇主较能持久，又一方面因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生计而有暂时屈服必要，所以，往往于首事者受到惩罚或败亡后，遂一无所得的，归于瓦解。
不过，在争议上，雇主虽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的降落，终有所底；在相当长期间内，就连最低级劳动的普通工资，也似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
凡依劳作而生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维持其生活。在许多场合，工资还得多少超过此种限度，否则，他将无从赡养家室，无从延续劳动者族类至一代以上。侃梯龙君曾根据这种计算，推定一个必须照料儿童的妻，其自身劳动只能支持自身，所以，最下级普通劳动者，也至少须为供养儿女二人，而取得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但就一般的算法，常有半数儿童，是未成丁以前夭亡。因此，最贫穷劳动者，至少也想养育儿童四人。可是，依据侃梯龙氏推想，儿童四人的必要扶养费，也许只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相等，并且，他说：一个健康奴隶的劳动，约有倍于其生活费的价值；一个最低级劳动者的劳动所值，也不能在一个健康奴隶以下。这样，我们就正可以说，为赡养家族计，就连普通最低级劳动者夫妇的劳动，所必须取得的额数，也须超过于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必要的程度。但是，这种超过额的比例如何呢？是如上所述的比例呢，抑按照其他的比例？那我现今不要过问。
在一定条件下，劳动者有时也能立于有利地位，使工资抬高到普通最低生活标准以上。
不论何国，对于依赖工资为活的劳动者，散工，厮役等等的需要，如果继续增加，换言之，逐年雇用的劳动，若均较多于其前年度，劳动者就没有为提高工资而团结的必要。劳动者不够，自会诱发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为猎获劳动者而致于相互角逐。他们妨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亦自趋于破灭。
对工资劳动者需要之增加，正与维持劳动支付工资的基金之增加成比例。这种基金，有两个来源：一，维持生活必要程度以上的收入；一，雇主自需用费以上的资财。
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如果计算收入，觉得在维持身家外，尚有余剩，他们一定会把剩余额的全部或一部，用来雇用若干家仆。这剩余额增加，他们所雇用的家仆亦增加。
织工鞋匠这一类独立工人，所持资本，如果除了购买材料，维持生活至事成而尚有余剩，他自然也会以这剩余额，雇用一个乃至数个散工，以谋利润。这剩余额增加，他所雇散工的人数亦必增加。
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要，必随一国收入及资本之增加而增加。收入及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要，决不会增加。但收入及资本的增加，就是国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要，又必随国富增加而增加。国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要，亦不增加。
然而，劳动工资上腾的诱因，不是国富的现实庞大，却是国富的继续增加。最高的劳动工资，不能发现于最富的国度，那只能发现于最繁昌，换言之，最迅速趋于富裕的国度。就今日英吉利言，确较北美各地为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吉利各地为高。纽约地方，普通劳动者一日的工资为美币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币二先令）；造船匠为美币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币六便士之糖酒一品脱，（全部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泥水匠及建筑木匠为美币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缝工为美币五先令（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诸般价格，都在伦敦以上。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亦与纽约同样高昂。食料品的价格，北美各地皆远较英吉利为低廉。北美从无何等饥荒现象。就连在歉收的年度，极其限，不过是减少输出，绝不致有供给不足之感。因之，北美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已较母国各地为高率，则其真实价格，（即其货币价格能对劳动者提供出来的对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实际支配权），当更较母国为高。
北美虽没有英吉利那样富裕，但较英吉利为繁昌，那里，是以更大的速度，趋于富之获得。一国繁昌最明白的标识，就是居民数的增加。英吉利以及欧洲其他国的居民，在五百年内，不敢说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领殖民地一带，不到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两倍。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现在并不能说是居民的继续移入，只能说是种族的繁殖甚速。据说，当地高龄居民，住往能亲见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以上的直系子孙。因劳动报酬优裕，子女过多，不独不为两亲之累，反而是家庭富盛的源泉。在离去两亲家庭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推算起来，足有纯收益一百镑的价值。一个有子女四五人的青年寡妇，在欧洲中流及下流人民间，虽颇少求得第二丈夫的机会，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儿女，简真是诱致男子向她求婚的财产。儿童的价值，是结婚的最大鼓励。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早婚尽管会招致人口的过度增加，当地，却仍不断因劳动者不足而感到困难。劳动需要的增加，换言之，维持劳动基金的增加，与劳动供给的增加比较，似乎更速得多。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设治化不进，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绝不要希望在那里，发现极高率的工资。支付工资的基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有颇大的额数。但这额数，如果数世纪间不变，或近似不变，每年雇用的劳动者数，就很容易得到供应，也许，翌年所需劳动者数，尚不仅不愁缺乏供应，且虑有余。在这场合，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间亦就不复因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雇佣机会的增加。雇佣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间，反而因要获得工作，而相互竞争。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扶养他们各自的身家有余，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怕远会马上把工资低减，使仅等于普通适合人道的最低标准。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黾。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禁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劳动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该国之马哥孛罗所记比较，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发展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之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难于赡养家族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劳动者终日孜孜劳作到晚，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一般职工状态，就更恶劣。欧洲职工，是漫无所事的，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职工，却是随身携带作业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徬徨。中国最下级人民之贫困程度，实远过于欧洲最贫乏的国民。在广东附近，往往有数百家族，数千家族，因在陆上没有居处，而栖息于浮在水面的小舟中。因为食料缺乏，这般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的废物。死猫死犬之类，纵令肉已半腐而发恶臭，他们受之，比于外国人获得最滋养的食品，亦不见得会更不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奖励的方法，不是为了儿童有出息，而是为了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会，每夜总有若干婴孩，委弃在街头巷角，或者像小狗一样，被投在水里。而这种令人战栗的杀儿工作，甚至传说是一部分人谋饭吃的手段。
中国虽然是停滞于静止状态，但还未曾退步。那里，被居民遗弃的都市，未曾见过。被放弃的开垦地，亦不见有。每年被雇的劳动仍是继续不变，或近似不变；维持劳动的基金，决未显然减少。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甚缺乏，但尚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族类存续，其人数如常。
在维持劳动基金显然减少的国度，情形就截然两样了。维持劳动的基金减少了，那在各级职业上，对于仆役及劳动者的需要，次一年度，都不免要较少于前一年度。这样，不能在上等职业找得工作的上等阶级人民，不得不乐于降格，而从事于最下级的职业。最下级职业的劳动者，原本已是供过于求，更加上等劳动者降格挤入，结果，职业的竞争，益形剧烈，劳动工资，逐低减到极悲惨极贫乏的生活标准。而且，就令忍受种种苛刻条件，犹有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这般失业者的境地，要就是饿死，要就是乞食，不然，就只有凭藉大恶不道的行为，来获取生活资料。穷乏，饥饿，死亡的惨害，最先流行于最下阶级，以下，波及其他上等阶级，终至减少国内人数，使人民数目，再与暴乱灾厄后残存的收入及资本相称。东印度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就有这种情形。如果一国原是丰饶，人口又经大大减少，生活资料却仍感不足，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陷于死亡，我们就可断言，那是因为该国维持贫乏劳动者的基金，正在迅速减少。英国统治北美的宪法精神与滥用权威压制东印度的商贾精神，是怎样不同啊，那最好由两地情形不同而说明。
可见劳动报酬优裕，乃国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的缺乏，是社会停滞于静止状态的征候，劳动者不免饥饿而死，就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目下，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分明超过了维持劳动者一家生活所必要的数额。要充分表明这种事实，我们无须用烦琐而暧昧的计算，来推求劳动者养活一家，至少究需若干。大不列颠各地，有很多象征，指示了那里劳动工资，不以适合人道的最低率为准。
第一，大不列颠各地，就连最低级劳动，亦有夏期工资与冬期工资的区别。夏期工资，常为最高工资。但冬季有薪炭的临时开支，故冬季家庭生活费在一年中为最大。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这就表明了劳动工资，不受支配于最低生活的必要额，而受支配于工作之量及其拟设价值。有人说，劳动者为支销冬季用费，势须贮藏夏期工资的一部分。所以，就全年度说，他全年的工资，并没有超过他一年中维持身家所必要的数额。至若奴隶，或绝对仰赖他人为活的人，却并不受这种待遇。他们的日常生活资料，乃按照比例于他日常的必需。
第二，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不随食品价格变动而变动。食品价格，到处都几乎年年变动，月月变动。但有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往往经过半世纪，尚保持原状。因此，假若此等地方的贫穷劳动者，在食品最昂贵的年度，已能维持他的身家，那么，在中平的年岁，必能过安适生活；在食品异常充饶的年度，就更要舒服了。大不列颠有许多地方的食物昂贵，并不曾伴以劳动的货币价格的显著提高。固然，确有些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提高了，但那与其说发因于食物的昂贵，倒宁可说发因于劳动需要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言，食品价格的变动，较劳动工资的变动为大；就不同场所言，劳动工资的变动，又较食品价格的变动为大。面包屠肉的价格，在大不列颠各地，几乎一样。这两种商品，以及其他为一般劳动贫民零买的商品，在大都市上，比较在僻远地方，价格是同样低廉，或者，大都市方面，还要比较低廉。但大都市与其附近地带的劳动工资，往往较数哩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昂贵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伦敦及其附近之普通劳动价格，每日约计十八便士。数哩以外，即低减至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之普通劳动价格，每日约计十便士，数哩以外，就低落至八便士。苏格兰低原一带，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亦是八便士。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不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其他教区去，但这差异，影响到商品上，就有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不能不在各教区间，在一国各地间，在全世界各国间，往来转运，立即使这诸般商品的价格，比较更接近于水平线上。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又是安土重迁，最不易移动的。劳动贫民，如果在大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尚能维持家属，那在大不列颠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相当优裕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无论就时间说抑就场所说，都不但不与食品价格的变动一致，且往往正相反对。
一般人常食的谷物，苏格兰较英格兰为高价。苏格兰每年须由英格兰输入大宗谷物。英格兰所产谷物的价格，在输入地，当然较输出地为高，即英格兰谷价较廉于苏格兰。（就品质的比例说，英格兰所产谷物，决不能在同一市场上，卖得较高于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谷物品质的良否，通常皆由可以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在这点上，英格兰谷物，远胜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看，从容积的比例看，英格兰谷物的价格，虽然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就其实质，品质，或重量说，却适得其反。）但谷价在苏格兰虽较昂于在英格兰，劳动价格，在苏格兰却反而较低于在英格兰。因此，劳动贫民，在帝国治下的苏格兰，如已能维持其家属，那在英格兰，就一定能享受更丰裕的生活。现今，苏格兰普通人民，以燕麦为常食之最良食物，但在英格兰，同阶级的人民，却将认此为恶劣的食品。世间往往误认为，这种生活方法的差异，即是两地人民的工资差异的原因。其实，这不是工资差异的原因，却是工资差异的结果。甲富而乙贫，并非甲因持有马车而富，乙因徒步而贫，乃是甲富故备有马车，乙贫遂出于徒步。
各年度平均计算，前一世纪英苏两地谷物价格，都较现世纪为高。此种事实，在今日，已经没有丝毫疑问。如必欲加以可能的实证，则在苏格兰，比之在英格兰方面，更为明确。因为苏格兰施行之公定谷价方法，就每年符应于实际市场状况，依宣誓手续，评定所属各地种种谷物的价格。取决于此，当无大误。否则，我还可列举欧洲许多国（尤其是法国）的事实，作为旁证。
不过，前世纪英苏两地谷物价格，多少较高于现世纪，虽无可置疑，前世纪两地劳动价格，远较低于现世纪，亦同样无可置疑。因此，假如劳动贫民，在前世纪，尚能支持他的家属，到现在，他们就一定能享受很舒服的生活。前世纪，苏格兰普通劳动工资，大抵夏时一日六便土，冬时一日五便士。一星期三先令的工资，迄今，犹继续盛行于苏格兰高地及西部诸岛若干地方。现今，在苏格兰低原普通劳动最普通的工资，一日为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邻近英格兰并受英格兰影响的地方，在最近劳动需要已着着增进的格拉斯哥，卡伦，亚尔夏等州附近，普通劳动一日，工资为十便士，有时或为一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远较苏格兰为早。从这时候起，其劳动价格，自不得不伴随此等改良而显著增加。前世纪，现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固然都较高于苏格兰，但试一比较前世纪与现世纪英格兰的工资，又可以看到英格兰工资的增加。不过，英格兰各地支给的工资，较之苏格兰，更为多种多样，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的增加率，也较苏格兰，遥为困难。一六一四年，步兵一名一日的饷银，与现今同为八便士。当初规定这种饷额时，必然是以普通劳动者普通工资为标准，因步兵大都出身于这个阶级。查理二世时代，高等法院院长赫尔斯，推算六口（两亲及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合成的劳动家庭用费，一星期六先令，一年须二十六镑。他设想，如果劳动者不能获得这相当的额数，他就不得不由乞食或盗窃来弥补。赫尔斯关于这问题，很下了一番研究。以熟习政治的数学，博得德费兰脱博士非常推赞的格列高里·钦格，也曾于一六八八年，推算一般劳动者及户外仆役的普通收入，以为平均由三个半人合成的家庭，一年须费十五镑。从表面上看，钦格的计算，似与赫尔斯院长的计算，颇有出入。但根本上，却大体一致。他们都想象这种家庭一星期的用费，每人约当二十便士。自从那个时候起，国内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都有大的增加，虽然增加的程度，因地方不同而很不相同。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的报告，虽是夸张得不符事实，但其额数，就帝国大多数地方说，却确有显著的增加。不过，我们要知道，任何场所的劳动价格，都不能极正确的确定。因为，就连是同一场所同一种类的劳动，也往往依照劳动者的巧拙，雇主的宽吝，而在价格上，生出种种差异。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场合，我们极其限，只能勉强确定最普通的工资。而且，如经验所示，法律虽曾屡次潜越的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与以适当的规定。
现世纪，劳动真实报酬（即劳动者由劳动而得的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比例，较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比例，为尤大。这原因，不单是谷物价格多少趋于低廉，同时，一般勤劳贫民日用各种卫生的美味的食料价格，亦在大大跌落。例如，现今国内各地马铃薯价格，推算起来，不过抵三四十年前的半价。昔用锹铲栽培，今日普通用犁具栽培的芜菁，胡萝卜，椰菜等菜蔬的价格，大体上，也与马铃薯相同。一切园艺产物，亦逐渐趋于低廉。我们知道，前一世纪英国消费的大部分苹果玉葱，都是由伏兰德输入的。麻布制造业毛织物制造业的改良，对于劳动者，提供了更廉价更良质的衣服。贱金属制品的改良，不仅对劳动者，提供了更低廉更精良的职业用器，而且提供了许多快意的便利的家具。石硷，食盐，蜡烛，皮革，及发酵饮料之类，大体上虽因课税而抬高了价格，但其中，为劳动贫民所必须消费的分量，却极其有限。这小部分商品价格的昂贵，决不足抵杀其他多数物品价格的下落。世人往往说他们已不甘于旧日生活上的衣食住，从而，慨叹今日奢侈之风，已广被于一般下等阶级，其实，他们这种慨叹，正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其真实价格，都颇有增加。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究竟是社会的利益，抑是社会的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解答，极为明了。各种仆役，劳动者，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社会全体的不利。居民有大部分陷于贫乏悲惨的状态，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享有自身所需的衣食住的相当份额，决不能算是非分。
一般而论，贫困虽然会使人不愿结婚，但不但不能阻止结婚，且往往有利于繁殖。苏格兰高地的半饥妇人，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饱食暖衣的优闲贵妇人辈，有的竟一儿莫产，顶多生了两三个，就觉精疲力竭了。不妊症，虽为贵妇人所常患，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奢侈，贪欢，纵欲的女性，大抵生殖力微薄，甚而绝无。
贫困虽不能阻止繁殖，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柔嫩植物，即令发芽生长于土地寒冽，气候严酷的场所，不久亦就会归于枯萎凋亡。闻说，苏格兰高地，一母产子二十人，常有结局难于育成二人的实例。又据许多富有经验的军官说，兵卒在联队内生产的全部儿童，漫说后来用以补充联队的缺额，即用以充当联队的吹鼓手，亦嫌不够。此等儿童能成长至十四五岁者不多。有些地方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岁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像这么大的死亡率，在下等人民间，特易看见。他们不能像上等人民中等人民那样，注意于养育子女。他们的结婚，虽比时髦人物更为多产，但在他们儿童中，仅有极小部分，能够达到中年。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区立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更大。
各种动物，都自然会按照比例于其生活资料而增殖。没有一种动物，能增殖到这个限度以上。然文明社会的人类，因生活资料缺乏而限制增殖的，特只有下等人民。由结婚而增殖的儿童，除了毁杀一大部外，再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节制他们种族的繁殖。
劳动报酬若较为丰裕，劳动者自然会改善儿童的给养，且能养育较多儿童。结果，增殖的范围，必因而扩大。不过，我们应注意一件事：人口增殖范围的扩大，势须在可能范围内，与劳动需要所需的人口数，保持极相近的比例。劳动需要继续增加，人口亦须继续加大，以为供应。因之，劳动的报酬，必须足够鼓励结婚与繁殖，使人口能继续增加。设若劳动报酬不够引起相当的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马上会抬高劳动的报酬。又若劳动报酬，不仅足够鼓励相当的人口增殖，而且有余，劳动者的过多，又马上会低减劳动的报酬。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如此不足，在后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如此过剩，结局，都将强制劳动价格，使复归于目前社会所必要的适当程度。因此，像商品需要，必然支配商品的生产一样，人口需要，亦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敦促；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人口繁殖程度的，都不外是对人口的需要。这需要，在北美，成了人口增殖迅速的原因，在欧洲，成了人口增殖缓慢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了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一般人说，奴隶的亏耗，其损失在主人，自由雇工的亏耗，其损失在被雇人自身。其实，后者的亏耗，与前者的亏耗，同是役人者的损失。各种职工仆役所受的工资，都须按照社会对人口的需要增加，递减，或停止，使他们足够延续他们的族类。自由雇工体力的亏耗，结局，亦须在雇主支出的工资内，予以弥补。不过，自由雇工的亏耗，虽然一样是雇主的损失，但与奴隶亏耗比较，则雇主所受损失，又比较有限得很。用作补充或修补——姑如是说——奴隶亏耗的资金，通常都由放漫的主人或疏忽的监督者管理。但修补自由雇工亏耗的资金，却由自由雇工自己管理。一由经济漫无秩序的富者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漫无秩序；一由遇事节省遇事小心的贫者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节省小心。目的虽同，所需费用，却就因而大相悬殊。所以，征之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雇工作成的作品，与由奴隶作成的作品比较，结局，都更低廉。就连在普通劳动工资颇高的波斯顿，纽约，菲列德尔菲亚，亦不免有这现象。
劳动工资丰裕，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反对工资抬高，无异反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
但我们应该注意，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境况最幸福最安乐的时候，并不是社会已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只是社会日进于财富的时候。劳动者的境遇，在社会静止状态下，是艰难的；在退步社会状态下，是困苦的。前者黯淡；后者阴惨。只有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兴旺的状态。
丰裕的劳动报酬，一方面会促进普通人民的繁殖，同时，并会增进其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有如人类其他各品质，愈受奖励即愈向上。丰富的生活资料，往往使劳动者体力增进，并在生活改良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中，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往往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格外活泼，格外勤勉，格外敏捷。比如在这几点上，英格兰的劳动者，实较优于苏格兰的劳动者；大都会附近的劳动者，实较胜于僻远农村的劳动者。固然，劳动者，在能以四日劳作的报酬维持一星期生活的场合，或不免把其余三日，偷闲度过。但就大多数人说，并不如此。许多劳动者，在工资点件计算时，每易陷于劳动过度，不数年，就把身体糟踏个尽。伦敦及其他某地的木匠，通常不能持续最精壮的气力，至八年以上。此种现象，在工资点件计算，工资较通常为高的时候，常有发生。制造业大都点件数计算工资，农村劳动亦有时如此。大概，各种匠人，经营特殊作业，往往因过劳而生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家拉莫治，关于这类疾病，特著有一书。我们通常，总以为兵卒习于怠惰，不能力作，但在他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点件领受工资时，军官常须与领工者相约，使其每日报酬，不能超过一定额数以上。否则，兵卒将不免因相互竞争，且因希望大报酬之故，以过劳毁其身体。然则，如世间嚣然大鸣不平的四日劳作三日游惰云云，一考其实，却正因四日劳动过度，不得不有三日休息。我们知道，无论谁在精神上肉体上，继续数日大劳动之后，都自然会伴以休养的强大欲求。这欲求，若无暴力或特别苦衷为之拘束，其来势殆不可抵抗。安息，甚而游惰，乃是自然的欲求。这时，若非任其安息，任其游玩，以图和缓，结果将不免发生危险，丧其性命，不然，迟早亦会迫他染着职业上的特殊疾病。所以，雇主假若能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激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让他们紧张的劳作，时时得到缓和。我相信，一个人的劳作，若能长此适度，不致中辍，那他就不仅能长此保持健康，一年一年下去，他的作业，亦定能出人头地。这种事实，在任何职业上，都可以见到。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劳动者大抵较平常为游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为勤勉。由此推论：生活资料丰富，劳动者的工作，将因而弛缓；生活资料不足，其劳作必因而紧张。真的，生活资料略较平常丰富，或不免成为一部分劳动者偷闲的原因。但若说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当营养不良时，比营养佳良时，当意气沮丧时，比精神爽快时，当苦于疾病时，比康健状态时，更能勤勉劳作，却就远于事实。就一般说，饥馑的年度，往往物资减杀，人工废置，盖因普通人民，多陷于疾病死亡。
当物资丰厚，物价低廉时，雇役往往离主人，自依劳作生活。但食品价格的低廉，若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亦就会奖励主人——特别是农业家——使他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在这场合，农业家，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卖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劳役者，以期待较大的利润。对雇役的需要增加，供应这需要的人数却减少。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腾贵。
在物资缺乏的年度，生计的困难与摇动，或不免驱迫这一些雇役，切望复得旧有的工作。但食品高价，可减少维持劳动的基金，因而，使雇主急于要减少现有的雇工，决不肯增加。况且，以前的贫穷独立劳动者，亦将因物价腾贵，购置材料的少额资本，不得不全部提出来消费，终于为了生计，再变为雇工。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低等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仆役雇工的工资，常在物价昂贵时低落。
因此，雇主与劳动者订结契约，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多有利于雇主，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多有利于劳动者。劳动者在前一场合，往往比在后一场合，更为恭顺，更愿为附属，所以，雇主辈往往乐于在物价高昂的年度，进行他们的事业。地主及农业家，更会如此，因为他们的地租和利润，颇有赖于食粮价格的提高。不过，若说人类一般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常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常较多，却未免大是笑话。点件工资劳动者，已经没有独立贫穷劳动者那样勤勉，一将享有自身勤劳生产物之全部，他则须与雇主分享。且制造厂中的雇工，每易受恶友诱惑，以致道德沦亡；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至若，工资以年月计的雇工，则比较独立劳动者，将更易流于怠惰。但是，物价低的年度，独立工人与各种雇工比即可增加，物价高的年度，独立工人与各种雇工比即将减少。
麦省斯氏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著者，曾充圣·爱梯安选举区泰理税（tallies）收吏。因要明示一般贫穷劳动者在物价低廉时比在物价高昂时，能成就更多作业，他曾就三种工厂——爱尔彼夫的粗毛织物工厂，卢昂遍地皆是的麻布工厂，及丝织工厂——在物价低时及物价高时所生产的货物量及价值，加以比较。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下的报告，这三种工厂在物价低时所生产的货物量及价值，大概比在物价高时为大。物价最低的年度，生产量与价值，往往最大；物价最高的年度，往往最小。这三种工厂的生产量，逐年计算虽略有出入，但大体说来，却都在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的静止状态中。
苏格兰的麻布业，约克州西区的粗毛织业，同为骎骎日上的工业。其生产量与价值，虽时有变动，但大体上，总是不绝增进。不过，我们一审查关于此等制造业年产额公布的记录，终没有发现它们那种变动，与各时期的物价高低，有何等显著关系。在物资非常不足的一七四〇年，这两地制造业固然都有显著衰退的倾向，但在物资仍是非常不足的一七五六年，苏格兰制造业的进步，就非常年所及。但同年，约克州制造业，却反形衰退。其生产额，直至一七六六年，换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税法废止以后，才恢复一七五五年的原状。一七六六年及其翌年，约克州生产额的增加，又为向所未有。这种增加，迄今犹在继续。
原来，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一切大制造业的生产量，更不取决于生产所在国各时期商品价格是高是低，那多取决于消费所在国各时期商品需要是大是小，换言之，取决于消费所在国是治是乱，那里非同业但可与此业竞争的制造业是盛是衰，那里主要顾客的兴趣是浓是淡。加之，物价低廉时期经营的特殊作业，还有大部分，未曾登记在制造业调查录上。不再为雇役的男子，将成为独立劳动者。有许多女工，会回到父母家中，为自身及家族而纺丝。有许多独立职工，常常为邻人雇请，以制造家庭用品。他们的生产，都显然没有登记在制造业调查录上。然而，有许多非常夸大的记录，就出自这种调查录。有许多商人制造家，就根据这种记录，妄断大英帝国的盛衰。那当然不会正确。
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但不与食物价格变动一致，且常全然相反，这是已经讲过的。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想象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一点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支配于两种情形：其一，是对于劳动的需要；其二，是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价格。按照当时的劳动需要，是增加是静止抑是减少，换言之，按照当时社会对人口的需要，是增加是静止抑是减少，可以决定劳动者所得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数量，是增加是静止抑是减少。劳动的货币价格，又须取决于购买此数量所必要的金额。所以，在食物低廉的场合，劳动货币价格虽然有时也会高昂，但在食物昂贵的场合，劳动需要若又继续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就将益见高昂。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突然异常的丰年腾贵，在突然异常的歉岁下落。原因是：前一场合的劳动需要增加，后一场合的劳动需要减退。在突然异常丰饶的年度，许多雇主手中虽存有雇用追加劳动者的基金，但对于这突然增加的劳动需要，恐不能立时有所供给。结果，希望雇用追加劳动者的雇主间，遂不免相互竞争，从而，把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
在突然异常的歉岁，情形正相反对。雇用劳动者的基金，既较前年度为少，便有许多人不免失业，他们遂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结果，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均见低落。譬如一七四〇年歉收，有许多人只要有饭吃，就愿工作；以后数年，天年丰饶了，雇用劳动仆役的条件，就加难了。
食品高价格，固可提高劳动价格，但物价昂贵年度的歉收，因将减少劳动需要，亦可低减劳动价格。反之，食品低价格，固可减低劳动价格，但物价低廉年度的丰收，因将增加劳动需要，亦可抬高劳动价格。在食品价格通常变动的场合，这两种对立的原因，似乎是相互平衡。劳动工资，所以到处都较食物价格，更为经久不变，这也许是一部分理由。
劳动工资增加，必然会按照比例于价格中工资部分的加大，而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同时，并在国内国外，按照比例，减少这些商品的消费。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理由——资本增加——又有增进劳动生产力的趋势。使少量劳动，可成就多量的作业。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妥当配分所雇那许多劳动者的业务，使在可能范围内，生产最大量的出品。他自己，他的工人，总之，他们大家所能想到的优良机械，他都会依据同一理由，设法采用。发生在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的事实，又往往依据同一理由，会发生于全社会的劳动者间。劳动者人数愈多，他们分工就愈精密。想发明优良机械的工人愈多，机械愈易发明。赖这诸般发明与改良，用较前为少的劳动，即能生产较前为多的商品。商品生产所需劳动量减少了，用此以补偿劳动价格的腾高，只有过之，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