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资本利润论
资本利润之腾落，与劳动工资之腾落，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之盛衰。但财富状态及于两者的影响，颇不相同。
资本增加，虽会提高工资但同时却会减低利润。在同一事业上，如有许多富商投下资本，他们相互间的竞争，既不免低减这一事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事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则由于同样的竞争，也将在全般事业上，发生同样的结果。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劳动的平均工资，就连在特定场所特定时间，也不易确定。勉强推定的，不过是最通例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说，却连最通例的利润，也罕能决定。利润极易变动，从事特定职业者，也不大能够说出他逐年的平均利润。利润，不但会受影响于出售商品价格上的变动。竞业者及顾客的际遇，商品在海陆运输上，甚或在堆栈内，不免遭遇的意外事变，都有影响于他的利润。利润率不仅年年变动，日日变动，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动。要确定一大国各职业一般的平均利润，已够困难，至若追寻既往或极远过去时代的利润，求其正确，就全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要相当正确决定过去或现在的资本平均利润，虽无法可施，但参考各时代通行的货币利息率，却也可略略推知其梗概。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通常对于货币使用权，皆支给多额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通常对于货币使用权，亦支给少额的报酬。这很可说是一个公例。我们由此确信：一国普通市场利息率变动了，资本的普通利润，亦不得不相应而一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亦随而下落；利息率上腾，利润亦随而上腾。所以，利息的推移，使我们大体上知道利润的推移。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以法令宣布一切利息，不得过百分之十。可见，以前的利息，一定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爱德华六世，受宗教热忱的鼓舞，禁止一切利息。但这种禁令，与同性质的其他各种禁令，同样成为具文。其结果，高利贷的弊害，不仅没有减少，却反而增加了。由是，亨利八世的法令，又由伊利沙白女皇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条，复活了。此后，百分之十，常为法定利息率。至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始制为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利息率又减至百分之六。安皇后第十二年，再减至百分之五。这一切法律的规定，皆极为适当，那都随在市场利息率变动之后，换言之，随在普通借款利息率变动之后，并不抢在前头。自安皇后时代以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与其说在市场利息率以下，倒无宁说在市场利息率以上。在晚近战争以前，政府曾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帝国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的著有信用者，借款利息率，亦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
我国自亨利八世以来，财富与收入，均在不断增进，而在此进步过程中，其速度只有日加，没有日减。不仅日在进步，而且一天进步快似一天。不过，这期间的劳动工资，虽随国富增进而增加了，但大部分商工业上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在大都市上经营一种事业，比在乡村，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各种经营上资本的庞大，和富有竞业者人数的加多，也就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都市的劳动工资，大体上，都较农村为高。因为拥有多量生产资本的人，都麇集于繁盛都市，他们争雇劳动者的结果，遂致工资抬高，同时，利润低落。然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情形却正相反对。一般人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低落，同时，资本利润抬高。
苏格兰的法定利息率，虽与英格兰相同，市场利息率却比较高。该地著有信用者，通常不能以少于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连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对于随时兑现全部或一部的信用券，也须附给百分之四的利息。伦敦的私立银行，却不如此。他们对于储入的资金，不付丝毫利息。在苏格兰经营事业，所需资本，大抵较英格兰为少。从而，其普通利润率，就不得不多少较英格兰为高。从而，其劳动工资，如上面所说明的，亦必较英格兰为低。苏格兰不仅较贫于英格兰，其进向改良状态的速度，亦远较迂回而迟缓。
自从一七〇〇年以来，法国法定利息率，不常受支配于市场利息率。一七二〇年的法定利息率，曾由二十分之一便尼，落到五十分之一便尼，即由百分之五落到百分之二。一七二四年提至三十分之一便尼，即提至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一七二五年再提至二十分之一便尼，即提至百分之五。一七六六年，拉斐狄执政，当时又落到二十五分之一便尼，即百分之四。其后，大主教特雷，重又恢复到原来的百分之五。据一般所想象，法定利息率所以横被抑制，其目的乃在低减公债的利息率。而且，这目的，有时，确曾达到。法国，一直到现在，恐尚不及英国富裕。法国的法定利息率，虽较英国为低，一般市场利息率，却较英国为高。这就因为法国和其他各国，同样有一个极安全的方法，可以回避法律。据经商于英法两国间的英国商人所述，商业的利润，法国大抵较高于英国。许多英国人不想把资本投在重商的本国，却愿投在轻商的法国，要不外基于这个理由。况且，法国的工资，又较英国为低。你如果由苏格兰走到英格兰，你所目击的这两地普通人民服装容姿间的差异，已可充分指示这两地社会状态的差异。然而，假如你从法国归英，其对照必定更大。法国，无疑较富于苏格兰，但其进步速度，却似不及苏格兰。对于苏格兰，世俗一般的意见，皆谓其地正在退步，但据吾人所见，此说即令对于法国，亦属错误。如果你二三十年前曾视察过苏格兰，现在再往该地视察，你一定会感到今昔大不相同。
就领土面积及人口的比例说，荷兰确较英格兰为富。该国政府借款，年利百分之二，著有信用的私人借款，年利百分之三。劳动工资率，据说，荷兰较高于英格兰。大家又都知道荷兰人经营事业，所获利润，比较欧洲其他任何国民，都觉更低。有些人说，现今荷兰实业正在衰退。就其中某几种实业说，也许确是如此。但如上所述的诸征候，却很可证实该国实业，并未一般衰退。由来，利润减少时，商人辈即诉说实业衰退。不知道利润减少，正是实业繁盛的自然结果，换言之，既然投下了比以前更多的资本，就自然会生出这种结果来。在晚近英法战争中，荷兰人乘机获得了法国贩运业的全部。现今战事虽已平定，那犹有一部分，操在荷兰人手中。英法的国债，早已成为荷兰人一宗大财产。据说，单就英国方面言，已计有四千万镑。（我以为这不免有几分夸张）。此外，荷兰人还把巨额资金，贷给较本国利息率为高的其他诸国的私人。这种事实，正好表示他们资本的过剩，或者说，表示他们资本增加所达到的程度，已不能以相当利润，投在本国的适当事业上。那决没有表示那里事业的衰退。由经营特定事业而获得的私人资本，虽增加到不能尽行投在这事业上的程度，这事业仍不妨继续增进；大国资本，亦可有这情形。
我国北美及西印度殖民地一带，劳动工资，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利润，都较英格兰为高。诸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均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高率劳动工资和高率资本利润并行，也许是新殖民地特有的现象。与其他各国比较，新殖民地，在最初开垦时，一定有一个期间，资本与领土范围比例而言，觉得过少；劳动人数与资本量比例而言，亦觉得过少。他们所有的土地，多于他们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们只把资本投在丰度最大地位最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滨及航河沿岸各地。购买这等土地的价格，且往往较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等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势须生出颇大的利润，因而支给非常高率的利息。资本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急速蓄积，使耕作家所须雇用的工人数的增加，非新殖民地所可供应。被雇劳动者的报酬，当然会丰裕起来。但是，随着殖民事业的增进，资本利润却不免逐渐减少。丰度最大位置最好的土地，既全被占有，丰度位置较劣的土地，亦必开始耕作；由此等土地所取得的利润，必益形减少。从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亦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在现世纪行程中，我国殖民地大部分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着着低减。财富，改良，及人口增进了，利息自不得不趋于低落。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要，必随资本增加而增加。利润尽管减低，资本却不妨照旧增加，甚或较以前更迅速的增加。在这点上，勤劳国民的处境，与勤劳个人的处境，全然一样。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较高利润的小资本，却更能迅速增加。此即世俗所谓，货币产生货币。已经取得了少许，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这少许的取得。在前面，我已就资本的增加和业务的增加，换言之，就资本的增加和对有用劳动需要的增加，论述其关系之一部分，以后，我更当详加说明。
新领土的获得，新事业的开展，结果，就连在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度，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因而增加货币利息。这新领土新事业所展开的全范围，若不能全部被人们经营，他们只把所有的资本，投在利润最大的事业上。以前投在其他事业上的资本，亦必有一部分撤回来，从事更有利的新事业。旧有事业上的竞争，既较从前为减迟，市场上各种货物的供给亦必减少。货物减少，价格必多少腾贵，从而，对经营者能提供较大的利润。结果，他们亦得以较高于从前的利息率，借入资金。在晚近战争终了以后不久，著有信用的个人，乃至伦敦最大的商号，通以年利百分之五借款。在战前，他们却不曾支付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以上的利息。要说明这现象，最好举我国占领北美西印度曾增加我国领土与事业那种事实，用不着说我国资财已经减少。资本照旧，所经营的新事业却大增，那自然会使大多数事业上的资本量锐减，结果，同业竞争已较和缓的各种事业，利润遂不得不因以增加。我相信，晚近战争虽耗去了巨大金额，但大英帝国的资财，却并不曾因此减少。我所以会这样相信，以后还有说明的机会。
社会的资财减少，换言之，维持产业的基金减少，劳动工资亦必减少，同时，资本利润，货币利息，必因而提高。社会上残存资本所有者，一因，劳动工资低落了，以货品提供市场所需的费用，比从前为少；二因，为提供货品上市而投下的资本减少了，货物售价，又须比从前为高。所费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就由这两方面增加了。利息率，亦随利润加大而提高。孟加拉及英领东印度其他殖民地，要获得巨大资产并不见困难，这事实，正可证实此等颓废地方的劳动工资低和资本利润大。其货币利息，则与利润相应。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下期的收获物作为抵押。须担负这种高利息率的高利润，既不免吸去地主地租的大部或全部，同时，这极端的高利息，又不免要吸去利润的大部。罗马共和国没落以前，各地方都在总督虐政之下，厉行同样的高利息。参考西色罗的书简，我们知道有德的布洛达斯，也曾在赛浦路斯岛，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贷借。
一国所获的财富，若已尽其国土壤气候位置所许获得的限度，此后，就没有进步的可能，但在它尚未退步的状态中，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低落。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充分达到其领土所可支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极限，此后，亦就不能再有增加。这时，对于职业的激烈竞争，必然会使一向较高的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支持现有劳动者数的程度。又，一国资本，若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事业比例而言，很是充满了，换言之，资本增加若已达到全事业所可容纳的最高限度，资本间的竞争，一定会大到无可再大，普通利润，一定会小到无可再小。
幸而，没有一国的实富程度，曾经达到这种境地。就连长期停滞于静止状态的中国，其富裕虽在许久以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许有的极限，但若易以其他法制，则按照该国土壤气候位置说，离此极限的距离，其实很大。一个忽略或鄙视国外贸易，除了二三港口，即不许外国船舶通航的国家，如能改变法制，所可经营的事业，还有很多。一个只有富翁大资本家享受安全，贫民小资本家不独不能安全，且时常在法律名分下，被下级官吏横征暴敛的国家，国内经营的各种事业，都不能按照各种事业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量的资本。在各种事业上，贫民所受压迫，都会确立富翁的独占。富翁垄断一切事业而获有最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据说是年利百分之十二；普通利润，须担负这高率的利息，亦可想见。
法律上的缺陷，往往抬高利息率，使不按照比例于其国贫富状况。法律如果失去了强制契约履行的效力，一切求借人所处的地位，与法制修明国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比较，怕会相差不多。出借人要收回借金，既毫无保障，他当然会拿对付破产者的方法，来对付一切求借人，而要求高率的利息。昔时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未开化民族间，有许久，完全不过问契约是否切实履行。契约履行与否，一定于当事者的信义。他们王朝的裁判所，很少过问此事。当时利息率，所以会那么高，恐怕这亦是一部分原因。
法律完全禁止利息，决不能得到效果。多数人有借入资金的必要，同时，因为有这法律，对于这资金的使用，所有者将不仅要求相当的报酬。他要回避法律，困难危险，在所不免，所以，又不免要求相当的保险费。否则，他决不肯贷出资金。据孟德斯鸠说，一切回教国利息率的高昂，都不是因为他们贫穷。其中原因，一部分是法律禁止利息，一部分是贷金难于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补偿投资往往遇着的意外损失，还须有若干剩余。所谓纯利润或净利润，即此剩余。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含这剩余，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求借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出借资金，即令相当谨慎，亦有意外损失之可能。所以，同样，最低普通利息率，除了补偿贷借往往遇着的意外损失，还须有若干剩余。设无此种剩余，他决不会有出借资金的动机，——除非为了慈善或友情。
国富若已达到极度，投在各种产业上的资本，若均已达到最大限度，则普通纯利润率必甚低，同时，这利润所能提供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亦甚低。因之，一个人，如非大富豪，决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小产中产所有者，都不得不自己监督自己的资本用途。一切人，几乎都要成为实业家，都有从事某种产业的必要。荷兰国的现状，似与此相类。不是实业家，就不能算是该国的时髦人物。必要的苦衷，迫着他们一切人去经营实业。习俗，又到处支配时髦。自己不与一般人穿上同样的服装，便觉难看；自己不与一般人同样从事实业，也不免失去身份。一个无所事事的游惰者，立在实业家中间，正如一个文官，侧身在军队中间一样，不但会感到拙劣，并且惹人轻视。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有时竟在大部分商品价格中，吸去应当归作地租的部分，仅余恰好足够的数量，对于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劳动，提供最低的工资，使仅足生存。因为，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势不能不有食物。但地主却不常有这种必要。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经营事业的利润，恐怕与这最高率，相去不远。
通常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的比例，必随利润腾落而变动。英国商人辈以二倍利息的利润，为妥当适中合理的利润。据我所见，这所谓妥当合理的利润，不外就是普通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国度，借资营业者，以所得利润之半，作为利息，颇称允当。因为，固然无论投资安危，求借人终须对出借人负完全责任，但大部分事业，有其余一半利润，也就很够补偿他担当这种责任的危险和运用这种资本的辛劳。可是，一国普通利润率如果大大超过此限以上，或大大低在此限以下，利息和纯利润的比例，就不能这样。利润率过低时，必不能以一半作利息；利润率过高时，以一半作利息，犹恐不够。
财富迅速增进的国度，常在多数商品的价格上，以低率的利润，弥补高率的劳动工资，从而，它们的商品，始能与繁荣程度较低，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商品，同样廉价出售。
实际上，高率利润，比之高率工资，尤有抬高生产物价格的倾向。例如，麻布制造厂各种劳动者，梳麻工，纺绩工，织工等的工资，如果每日各提高二便士，麻布一匹价格，必须由此腾贵的额数，只等于为生产这一匹麻布而被雇的工作人数，乘为生产这一匹麻布他们的工作日数，再乘二便士而已。换言之，经过一切制造阶段，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的部分，只照工资腾高，按等差级数而递次增加而已。但雇用这各级职工的雇主利润，如果全抬高了百分之五，那么，经过一切制造阶段，商品价格分解为利润的部分，就须照利润腾高，按等比级数而递次增加。即，梳麻工的雇主，在卖麻时，对于自己垫支的（材料工资）全价值，定会要求百分之五的追加利润。纺绩工的雇主，对于自己垫付的全价值，也会要求百分之五的追加利润。推而至于织工的雇主，也同样会要求百分之五的追加利润。所以，工资腾贵对于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恰如单利法对于债额累积的作用。利润腾贵的作用，则如复利法。我国商人制造家，对于高率工资之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常发不平之鸣。但对于高率利润的恶果，他们却三缄其口。关于因自己利得而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关于因他人利得而生的恶果，他们却大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