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1

1961年1月我初来乍到时，北京仍是一个灰暗沉闷得不可思议的城市，比我在欧洲最贫穷的国家里见过的城市还要封闭、衰老。从15世纪就留下来的高高的城墙仍在。城墙内是低矮的灰色平房，四周是围墙，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院墙之间是窄巷，供人车行走。

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你得在黑暗中摸索，偶尔从一扇油漆过的红门里或高高的屋檐下小小的窗口中漏出昏暗的灯光。你听得见人们说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人。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旨在鼓足干劲，在短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解决民生问题。此时，这场运动刚刚过去。不切实际的规划，虚报农业产量，各种灾难性后果随处可见，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很困难。所有的物资都实行配给，商店空空，人民生活艰苦。

当时所处的状况有多艰难，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惊悸。我看到的是我的大学同窗浮肿的肢体，我自然也疑惑过为什么大家都围着食堂外的热水管，贪婪地喝着搪瓷饭碗里的洗碗水。这些都是一个陌生国度里的细节，对此，我尚未形成判断力。直到我自己也开始脱发，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缕一缕的头发掉下来，仅剩下光光的头皮。难道我也会秃顶吗？像那些拖着一双缠过的小脚走来走去的老太太那样？

1961年北京城内的居民区

“蛋白质严重缺乏。”一位医生说。他让我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蛋白质，这是使蛋白质严重不足者在短时间内迅速补充大量蛋白质的办法。

这时，我也才意识到，中国原来还没有完全消除等级，尽管它有那么多的原则。在贵宾接待处舒适的沙发上，在那开满杜鹃和山茶的花坛之间坐着一些重要人物，在等着接受蛋白质注射。很显然，他们跟我一样，对于蛋白质的突然缺乏很不适应。

20世纪60年代与早先的一大区别就是在分配上更加平均，但对于那些优越的阶层来说是有后门可走的，尤其是高层人士。他们有额外分配的肉和油，可以在拥有特权的人才能出入的商店里购物。每到春天，第一批新茶进货到东华门附近的特供店时，那里就停满了高级轿车。

但对于大学里的学生们来说却别无选择。他们到指定的地点就餐，饭从大勺子里直接按量舀到学生们自带的搪瓷碗中。饭里到底有些什么，全然不知。我们外国留学生被指定到另一个餐厅，起初我并不理解那是出于对我们的照顾，还有些恼怒。

北大南区的学生宿舍和礼堂

北京大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供近万名学生和教职工及家属居住的宿舍，都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样式修建的，灰色的高墙环绕，红漆的大门，进出一律需要登记。校园里有图书馆。大量灰色而原始的营房式建筑，是1953年大学从市区搬来后修建的。我第一年住在一进南门靠右手边的27楼332室。

校区的北边还保留着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精巧美丽的院系建筑。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在一个明代著名的花园中成立了私立的以英文教学的燕京大学，古典式的设计仿佛是一个道家梦想中的世外桃源。这里有一座高高的、叠着怪石、种有柏树的山丘，曲折的小溪潺潺流入开着睡莲的湖中，顶部飞举上翘的亭台，驼峰一般的拱桥，浓密的竹林，还有一个造型像佛塔似的水塔。在这部分校区里的学生和教师的宿舍，就像古典的寺庙建筑或中国式优雅的庭院，与南区的兵营式的粗糙建筑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的学生证（1962）。那时对进入校区的人检查极为严格，所有的人都必须出示证件。

当时，大学外面四周都是乡村，到处看得到村舍、菜地、干草堆和臭气熏天的粪坑。从市内乘坐那摇摇晃晃冒着浓浓尾气的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那里则兴起了中国的硅谷，上百家拥有国际市场上最先进的电子产品的商店挤满了两边街道。在热闹繁华的餐馆和书店里，是密密麻麻衣着入时、打着手机的学生。

用搪瓷碗分成份儿的简单的学生伙食

60年代初，这里的情形却大相径庭。南门外海淀镇两边的街道上到处都关门闭户。学生宿舍里是未经油漆的墙壁和水泥地，吱吱呀呀的钢丝麻垫床。每天一早一晚供应一小时的暖气。我们留学生两人一室，中国学生则八人一间，分睡的是上下铺。尽管如此，他们说他们自己仍然算是条件优越的。“有自己的床，而且不用和家里的其他成员睡在一起！”“我们可以关上门！”“我们得到的是免费教育！”

1961年，北京市区里的运输

教室里完全没有暖气，嘴里呼出来的是一阵阵寒气。我们全副武装地穿着冬衣，尽量蜷缩着腿。我不断地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经历，也为了让自己更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因此我经常去邮局。有一次，我拿着所有要寄的信和需要的邮票站在那儿，那时中国的邮票都是不带胶水的，因为夏日的酷暑使它们很容易就粘在一起了。发信之前在每张邮票边上涂点糨糊粘在信封上，每个邮局都放着些装着糨糊的碗。我走到一个角落里的破桌前，开始把糨糊从碗里涂到邮票上。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有一个年轻的学生直直地瞪着我。我已习惯被人盯着看，很多中国人从未亲眼见过一个外国人。我的金发、碧眼、高鼻子，是呀，这一切都相当自然地使得他要仔细打量我，所以，我继续贴我的邮票。直到我惊讶地发现他把他的饭碗从桌前拿走——我可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全无知觉的西方人手指放进他的碗里，捞一点我要用来贴邮票的糨糊的呀。我这一生从未感到如此的无地自容。

更奇异的是，在如此的环境中，我居然能找到一个有一张明代古琴的年轻学生，愿意教我弹古琴，当然是免费的，虽然我一再坚持要付报酬。那个时候，人民之间，一切都是为了友谊。

在诸多的麻烦之后，外事办公室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一间未曾使用过的教室的钥匙。在那里我可以不打扰楼里的其他人，安安静静地弹我的中世纪的鲁特琴。我和杨就在那里上课。开始的时候，由于我的中文极差，而他的英文也不管用，我们很难用语言交流。但我们坚持下来，一起弹奏，也很开心。

直到后来开始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和音乐学院上课时，我才意识到杨的琴技之不足。他的手不是轻松自如地放在弦上，而是生硬而紧张地爬在上面的，而且他从来不能示范如何弹出那种我十分向往的奇妙音韵。但我依然在他的帮助下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