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道

琴道

竹林七贤均生活在3世纪。江苏南京的画像砖所示给我们的画面不仅是表现“竹林七贤”的代表作，后来也逐渐被人称为琴道的代表。关于琴的理念，自那时起就开始形成了。这其中有孔子、老子和佛的思想，向往一种远离宦海充满矛盾斗争的世界，但接近自然，充满音乐和诗意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最前面的两位在弹琴，荣启期弹的是老式的五弦琴，而嵇康弹的则是后来的七弦琴。

在很长时间内形成的古琴理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它以远古时代的宇宙观和神话学为基础，逐渐被世俗化。那些古老神奇的遗产从来没有完全彻底地消失过，后来又从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或与之相关的思想中汲取了养分。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其中的某些思想，至今仍主导着中国，以及日本、韩国，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越南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儒家思想的萌芽源于一个中原各国战乱的时代。孔子希望守职的天子与忠实的臣民一起建立一个平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孔子赋予音乐重大社会意义的一面，却不甚为世人所知。就像柏拉图当时认为音乐对国家和个人的行为与道德的影响举足轻重一样，只是柏拉图把焦点放在音调上。比如说，他认为多利亚调式优越高雅，而弗里几亚调式则低下庸俗。孔子更关注仪式音乐和象征国家政权的礼乐。通过音乐的社会性力量，可以实现太平盛世的理想，因此应当全民皆通晓音律。

孔子认为西周正规的仪式音乐，尤其是韶乐——传说中为舜帝所创——可谓音乐的典范。据说他有次偶尔听到此乐，深为震撼，竟“三月不知肉味”。但孔子对于同时代特别是郑国的音乐却不屑一顾，他认为此乐轻浮，并强调华美词藻的危险性。

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都曾发表有关音乐之力量的思想理论，其中之一便是荀子（约公元前322—前232）。他在其《乐论篇》中谈到音乐有着深入人心、改变人性的力量，因此古代的天子们特别赋予它文化的内涵。平静的音乐使人保持和谐，远离暴力。因此音乐的关键不在于曲调，而是道德取向，是帮助君王与民众得道的途径。智者能分辨善恶，弃恶扬善，找到代表天国的清丽之声。

儒家五大经典之一的《礼记》，是西汉时根据古老典籍编写而成的。在《乐记》一章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该文后来影响很大。

据文中说，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声音，以及因声音而激发的情感。心情忧郁，音乐便生硬；心境舒畅，音乐则柔和。一个冷酷的君王，其音乐也急躁；而廉洁慷慨者，其音乐便安静和谐。人们心平气和，专心本职，社会安定。因而一个国家的音乐与其统治和道德的关系密切。《乐记》中便举郑国音乐为例，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政权腐败，民众不安，他们自私而不自律，明显地表现在其音乐中。

渐渐地，儒家思想得以发展，成为一种国家性的崇尚，古琴体现着儒家的中正平和思想。在北京国子监的中央大厅，至今仍能看到两张满布尘埃无人打理的古琴和一些钟鼓乐器，让人想到那个理想主义的大时代。

具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不断讲述“道”的概念。只是在老子那里，“道”与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无关，而是一种接近大自然并与其合而为一的尝试。老子认为，人类必须理解万物如何合为一体，从微不足道的昆虫到万事万物，意识到自然界的秩序和自己的位置，尊重所有的事物和生命，不要干涉和毁坏，而要学会与之保持和谐，随其道，人生大事也。得道方法之一便是要超凡脱俗，割舍与人世间的一切纽带，专注得道，从而达到如哲学家列子所说的“可以如落叶随风飘来飘去”，但不知究竟是“风随我而行还是我乘风而去”的境界。

作为哲学思想的道家，与后来形成的道教，虽从渊源相关联，但有着极大的区别。道教更多的是来自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礼拜仪式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巫师们，与控制自然力量的需要有关。并把他们带入了学习炼金术的阶段，即医学和化学的肇始，尝试着各种养生之道，以求长生不老。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可以使人心境开阔，达到“静心”，一个清澈和平的更高境界。道教出于养生的目的，对饮食和运动很有兴趣，这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太极拳亦起源、发展于他们的一种健身练习。渐渐的，道教的观念越来越得到认同，成为早在3世纪就在中国生根的佛教的竞争对手。但这两教其实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道教对于各种呼吸的技巧以及其他影响生活程序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与超自然的力量沟通的兴趣，与佛教的许多观点和修行都是息息相通的。

3世纪时，这些传统和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后来贯穿和影响古琴的理念。儒家关于一个安定有秩序的社会理想和道家渴望融入大自然的梦想，加之佛教的一些观点，不但成为后来几百年里决定中国人世界观的重要元素，也对古琴的地位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这些追求高尚的人，外貌各异，却都是鼓琴者。古琴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不论是对那公正廉明的官宦，还是在历经世事之后隐居山林修身养性的文士，或者是那些与世隔绝、吃着斋饭、修行悟道的道士。

3世纪还有一篇嵇康所书的《琴赋》，可谓古琴艺术的“圣经”。以诗一般的短小篇幅详尽地描述了古琴的结构、各种音色和旋律，从审美的角度将该乐器上升到一个近乎神秘的高度。

其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几个短小的段落，详尽地描述了何种人在何种情形之下方适宜弹奏这绝妙的乐器。显而易见，这是有规矩可言的。嵇康虽说深受道家的影响，但就古琴而言，他却与儒家为伍，在《琴赋》中清楚地表明唯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方适合弹奏古琴，唯有他们才能对古琴有正确的感受和理解。

在一个段落里，嵇康还举例说明古琴何时可弹，何时不可弹，叫人即刻意识到这只是百分之几的人可能从事的雅趣：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常思。若乃华堂曲宴，密友近宾。兰肴兼御，旨酒清醇。进南荆，发西秦。绍陵阳，度巴人。变用杂而并起，竦众听而骇神。料殊功而比操，岂笙籥之能伦？

后来，这类关于古琴的观念越来越清晰。到了明代初期则登峰造极。具体如何，我稍后再说。

从一面唐代的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着古装的男人坐在竹林间，膝上置一张古琴。这也许是位真人，即一个通过修炼而得道并将永生的人，可以从此尽情享受与自然谐和的平静生活。在他面前有张摆着香炉的矮桌。这幅充满了表达有关古琴理念的象征性图画，使人联想到一种和谐超脱的宁静生活。清澈的琴声净化了抚琴者的精神，大自然的奇迹呈现于他面前。

正中是镜钮，呈乌龟状，在荷叶上探身水池中，前面起伏着几座奇山异峰。乌龟在中国是最重要的神秘灵物之一。据说它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象征长寿、力量和耐力。它也代表阴——女性、被动、水、云和月，与之相应的阳则代表男性、主动、山和日。阴阳调和，方能维持天地间的和谐。

乌龟背上的图案是传说中的伏羲——据说是古琴的创始者之一，无意中发现了八卦，那由长长短短的线条组成的六十四卦，被认为包含象征了大自然中的一切，是卜筮之书《易经》的起源和基础，并由此形成汉字结构的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镜的右边，在几棵树下，可见一只凤凰，伸爪展翅，仿佛为古琴声所动，停驻在那怪岩上。

最上面，可见（代表阳性的）太阳，半掩在神奇吉祥的（代表阴性的）云霞之后。正如相关的文字所说的那样，这是个美满幸福的地方。

不久前在柏林新修葺的国家艺术博物馆——老实说，我期待不高，但有个展厅内挂满了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的画作。因为是第一次见到真迹，很为之震惊和陶醉，特别是它们的尺寸之大。每一幅画，几乎占满一整面墙，月光照在那些弯曲的树木、山谷、丘陵上，与那静止在画面上的为大自然的奇迹所惊叹的人们一起融为一景。

或许我以为这样宁静的、充满禅意的氛围是要以另一种更亲切的尺寸来表达的，但在这展厅中，这样的大小却再恰当不过，而且如此生动而现代，叫人惊叹。这当然立刻让我联想到中国诗画中所描写的同类深沉的意境，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弗里德里希有几个被我们遗忘的前辈。其中之一便是荷兰17世纪时的画家雅各布·凡·罗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他的绘画相当接近几百年来中国画家所想传达的那种感觉，其画间的人物很小，几乎消失在那壮阔的风景中了。

当琴师尝试着具体再现他们在大自然中的经历的时候，其忘我与投入与弗里德里希和罗伊斯达尔画中所描绘的非常接近。人之渺小，竟如一花一石，在月、山、泉之下，更是无足轻重。许多中国的画家都描绘过这样的体验，其中之一便是画过迷雾中高山的沈周（1427—1509）。

然而，无论西方与中国画中的氛围如何的相似，审视的角度还是基本不同的。因为我们在西方是从左向中间看一幅画的，而在中国则是自右上角到左下角来欣赏一幅中国画的，这与中国传统的阅读习惯有关。

沈周画的山，我们应当从右上方高耸入云的山峰开始看，稍做停留之后，掠过其高度，再转入那些逐渐蜿蜒而下的小径。我们听见山间溪流潺潺，接近山谷时，隐约可见一间竹屋，一驾轻便的牛车。我们的心情，跟坐在车上的主人一样，充满了期待，也盼望着尽快到达，靠近自然，成为这恬静的世外桃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