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黄埔军校

第14章　黄埔军校

◎　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联

◎　苏方拒绝“西北军事计 划”

◎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校

◎　黄埔岛上白手起家

◎　廖仲恺辛苦筹集经费

◎　第一期招来的青年才俊

◎　孙中山的开学演讲

◎　苏联援助枪支弹药

◎　苏联顾问讲授红军政治工作制度

◎　第一次实战考验：平息商团叛乱

◎　黄埔生东征战役

◎　共产党有了军事人才

1923年8月至12月，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去苏联执行一个重要使命。

马林和越飞在会见孙中山时，都承诺苏联会向孙中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后，又在日本与廖仲恺进行了具体会谈。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热海转给孙中山一份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承诺向孙中山提供革命资金、武器援助，并帮助筹建军事学校。

孙中山接到电报，非常兴奋。为了具体了解情况，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谈判。8月5日，蒋介石到上海与马林和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讨访苏准备工作。确定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沈定一（玄庐，1920年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不久脱党），张太雷（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负责到苏联的联络和俄文翻译）和王登云（代表团英文秘书）。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乘“神田丸”号轮船自上海出发至大连，换乘南满铁路客车从满洲里出境，经西伯利亚铁路，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们接连拜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蒋介石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现状，以及准备将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的设想。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要求将“西北军事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详细说明作战和兵力部署等细节。蒋介石集中精力起草《中国革命的新前途》“意见书”，10月13日送交苏方。

但是，报告送上去之后，一个月没有回音。这让蒋介石烦躁不安，原来苏联方面经过考虑，认为“西北军事计划”不可行。

蒋介石在莫斯科干等一个月，急得“大发雷霆”。苏联方面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约见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对“意见书”作出答复：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斯克良斯基强调“国民党应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否则就一事无成”。但是他承诺苏联可以为国民党培训军队干部，可派一些中国同志到俄国安排到军事院校学习。

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后来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蒋介石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反对共产党的思想基础。(1)

但是蒋介石苏联之行也有收获，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会见了他们，并表示：“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三个月期间，他们考察了俄共中央党部、莫斯科红军大学、喀琅施塔得军港及苏联海军舰队、乡村苏维埃等单位。苏方安排代表团参观红军最精锐的第144步兵团，蒋介石在该团仔细观看苏军的装备、营房、训练，学到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知识，为他后来创建黄埔军校提供了重要帮助。(2)

蒋介石一行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924年1月16日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虑。当时，孙中山在鲍罗廷顾问的建议下，决心建立黄埔军校，建设自己的革命军队。这个决心主要来自两个原因：一是孙中山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认识到依靠军阀干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二是革命要成功，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

1924年1月底，鲍罗廷将入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组成员切列潘诺夫、捷列沙托夫、格尔曼、波里亚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要在南方建立北伐的战略基地。你们在国内驱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们。”(3)

关于黄埔军校的命名和校址，1936年国民党编写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说：

本校为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以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亦称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既约二十余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十三年二月中旬，着手修葺，披荆斩棘，除秽去污，焕然一新。以前蛇鼠丛众之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于是弹丸孤岛之黄埔，遂为本党武力发祥之地矣。(4)

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开始学校筹备工作。从1924年2月8日蒋介石主持军校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招生和校务等事宜，至5月8日共开会32次。但是学校筹备工作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首先是办学的经费，当时国民党仅有的经费都掌控在军阀手里。廖仲恺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集办学经费。何香凝回忆：“黄埔军校创立，仲恺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鸦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签字，然后才能取到钱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5)

廖仲恺辛苦筹来了经费，保证了筹备工作的进行，军校开始招生。当时国民党仅控制了半个广东，各地都是军阀控制，招生不能公开进行。孙中山委托国民党一大代表和各地负责人秘密推荐青年学生来报考，为了保证学生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共产党人在招生时做了很多工作。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负责上海招生工作的毛泽东。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有后来的徐向前元帅、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国民党中将黄维等。对于当时报考和遇到毛泽东的经过，徐向前、郭一予、黄维在回忆录中都曾提到。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黄埔军校建立时，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可见那时的黄埔确实有股子革命精神。

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考生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底多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考试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1924年3月27日，军校在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200余人，经过三天考试，4月28日发榜。第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其中共产党员近60人。

山西五台人徐向前（象谦）在太原工作的哥哥那里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放弃小学教师职业，要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44号进行了初考，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6)

陕西米脂人杜聿明和他的同乡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征、张耀明等，本来一起到北京求学。杜聿明同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后来看到《新青年》杂志，得知黄埔军校招生，从北京南下广州。4月3日，杜聿明一行抵达广州，住在陕山会馆。上街打听黄埔招生的消息，得知招生虽然没有过期，但报名者已逾千人。杜等11人以陕籍同乡的身份，联名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一封信，请求为之疏通。

在会馆住了半个月，才接到于右任先生的回信，约大家见面。于右任见到这些家乡青年不辞路途遥远，来到广州参加革命，非常高兴。他当即写信给蒋介石，说从陕西来了11个娃，都是有志革命来投考军校的。望破格录取，将来便于开展北方革命工作。

4月下旬，黄埔军校举行最后一次补考。考场设在广东大学。月底揭榜，杜聿明等11人全部榜上有名，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于右任事后曾对他们说：“当时国民党准备北伐，为了便于在北方打开局面，录取学生时，对北方学生的标准就放得宽些。”(7)

湖南学生陈赓，湘乡人，出身行伍之家。他在自传中说：“祖父出身贫寒，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我幼年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他16岁就去投了湘军，当了四年兵，不满旧军队，回到长沙上了自修大学，认识了何叔衡，1922年底入党。1923年底，孙中山委托军政部部长程潜在广州办“陆军讲武学校”，在湖南秘密招生。陈赓和同乡宋希濂去报考，一起录取了30多人，郑洞国、李默庵都在其中。这些湖南学生1924年1月到广州上学。3月的一天，他们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简章》，陈赓认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8)他们决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考试后被录取，是第一期。他们这一跳槽，带动了讲武学校的其他学生。左权等同学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半年后讲武学校停办，150多名学生集体转学到黄埔军校第二期。

1924年5月5日至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一期学生正式入校上课。编为4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他们到黄埔长洲岛入校报到。原旧军校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学生们进行大扫除，维修校舍，除秽去污，使这片草木丛生的废墟焕然一新。

张治中回忆：“当时学生生活怎样呢，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布的衣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草鞋。住的房子更是简陋得很，当时有一部分学生借用从前黄埔陆军小学的瓦房来住的。此外就完全住在临时用芦席搭成的棚子，睡的是用竹子担起的床。当然我们革命青年就是要过这种情形的生活。曾记得我们校长常常讲到这种困难情形，与廖先生商量。廖先生总是安慰他说：‘你尽管专心去教育学生吧，关于经费方面，都由我负责。’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9)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军政要员乘江固舰由大本营来到黄埔军校，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率该校员生在校前码头列队欢迎。孙中山参观了学校设施，接见教官、各学生队长，然后在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伍朝枢、许崇智、谭延闿等陪同下到会场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了重要演说：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为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我们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哪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

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10)

演说毕，全体师生依次向党旗、校旗及孙中山行三鞠躬。

黄埔军校的组织机构。校本部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校本部之下分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

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起初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邵元冲为副主任。戴不久去主持中山大学，张申府推荐了周恩来。周奉召回国，任政治部副主任，后转主任。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为政治教官，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

教授部和训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顾祝同、钱大钧、刘峙、陈诚为军事教官。后增设军校教导团，仿苏联红军制度，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以军校教官及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各级指挥官、党代表和军事骨干。

苏联方面顾问团：军校总顾问契列班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扶觉夫。

军事教育采用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第一期学生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分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术科分为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和战斗联络等。第二期开始实行分科教学，先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宪兵五科；第四期又增设政治、骑兵、交通、无线电和航空等科。各科均有具体的“课目表”“预定进度表”，按周、月安排教学，保证学生严格受训。还有“军事演讲”课，讲授军事形势、著名战役和最新军事知识。教官、顾问担任演讲，还可让学生自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

黄埔军校的开办有特殊需求，当时为了与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展开斗争，急需用人，所以原定三年的正规学制缩短为六个月一期，实际上就是连、排长训练班，目的是尽快培养军事干部，组建革命军队。所以教学进度非常紧张。在课堂讲授之后，强调参加实战演习，称为“知行合一”。学生们在校期间经常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因为强调在战斗中培养训练人才，所以黄埔前几期学生虽然学制短，但是都经历实战考验，迅速成长为各级指挥员，后来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最急需的是武器装备。学员没有武器，怎么训练，怎么作战？而且当时周围军阀也虎视眈眈，使黄埔师生有严重的危机感。不久，苏联政府派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运送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顾问人员及大批军械，10月1日驶抵香港，10月8日到黄埔港。这批武器包括野炮、山炮、轻重机枪和各种长短枪8000多支。(11)

黄埔军校作为一所革命的学校，重在培养革命精神。怎样提高部队战斗力，保持高昂士气，是最重要的问题。作战时武器再好，人无斗志，还是打不了胜仗。苏联顾问斯他委诺夫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引进黄埔，特别是政治委员的职责和作用，讲给大家听，使人耳目一新。

关于政治委员的职权和军事主官的关系，他说：

红军中最初有很多的旧军官极端反对革命，时常暗中通敌，或图谋不轨，因有党代表的监视，卒至渐次消灭，但也有很多军官对革命表示同情。党代表对于此种好的军官所发之命令，都应签字，因其是合于党的政策的。在此种情形之下，党代表完全不妨害军事行动，不干涉军事动作，并且为军官的一个好的助手。于是军队中遂分成两部工作：一是军事方面由军官办理，一是政治方面由党代表训练，所以党代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规定革命纪律，使军官完全关注于军事方面。

政治委员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

宣传士兵群众与所在地民众，讲解何为苏俄国家，何为敌人，这即是政治工作。自有政治宣传以后，红军的组织就好多了，因为人人都能明了自己的利益何在，认清敌人，为主义而奋斗，不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地打仗了。

军事政治工作是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培养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手段：

党代表常常用种种方法与士兵亲近。士兵常以自己困难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亲切的报告党代表，党代表亦必设种种方法替他们解决。于是兵士与军官之间，彼此都很诚恳，以同志的态度相待，所以党代表不单与士兵感情很好，与军官也非常之和气，兵士接到信说家庭受人欺负，可直接报告于党代表，即能设法为之解除。苏俄政府是保护农民工人的，党代表即为纯正的工人农人，所以人民要求军事方面的保护，立刻可以办到的。

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是经常性的，目的是教育士兵了解为什么要打仗，怎么样牺牲个人而为主义奋斗外，为国为党而奋斗。

逃兵这件事，不单中国有，俄国当初也有。但是后来受党代表的训练，即在战争极危急的时机，也没有逃跑的了。1919年红军与西伯利亚反革命派战争，在深秋时，士兵们赤着足、穿着很褴褛的衣服，甚至连子弹都很缺少。在此困苦艰难情形之下，始终与反革命势力奋斗以至于战胜，很可以表现苏俄红军党代表工作的效果。俄国革命的成功，我认为党代表的力量最大。我很希望，并且很相信诸位一定能实行这样的工作，能得到同样的结果。(12)

苏联顾问把政治工作体制引进黄埔军校和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各级都实行了党代表制度。党代表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保证党领导军队的执行者，有了这种制度，才保证了军队的革命性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蒋介石不喜欢双首长制，1927年后，国民党军里就废除了党代表，而以训导主任取代。加上国民党军里的山头派系问题一直不能解决，所以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一直不高。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将政治工作体制坚持下来，并根据中国革命特点加以完善，终于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党指挥枪和军队服从党的指挥，具有良好的官兵关系、优良战斗作风的革命军队。

黄埔一期的学生入学仅四个月，就经历了第一次实战考验：平息广州商团叛乱。

商团是早期租界里外国商人组织的自卫武装，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动荡，广州商人1912年成立商团，陈廉伯任团长。1924年，广州商团总人数已扩大到1.3万人。1924年8月10日商团向英国公司购置的一批枪支弹药，由挪威籍轮船“哈佛”号秘密运来广州，在珠江上被蒋介石指挥的军舰扣留。开舱清点，共有步枪4850支，子弹115万发；驳壳枪4331支，子弹206万发；大小手枪660支，子弹16万发。全部封存于军校内，派士兵两连守护。(13)

扣留商团枪械是孙中山的命令。陈廉伯与广州商人酝酿罢市，商团代表到大本营请愿，要求发回枪械。谈判了两个月，商团答应交20万元来赎回枪支。10月9日，孙中山命令蒋介石发还扣械。蒋介石送还长短枪4000支，子弹12万发。由于数目远远达不到商团的预期，10月10日，商团武装出巡，强迫罢市。12日，商团在西关等处大肆张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标语，构筑工事，封锁该地区。入夜，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商团头目会议，决定各分团14日下午集中西关，15日拂晓出动占领省署、公安局及财政各机关，扩大叛乱。广州面临险恶形势。

得知商团行动计划，10月14日，广东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宣布广州戒严。15日凌晨，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指挥黄埔军校第一、第二期学生，联合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闽军、吴铁城的警卫队，攻击盘踞西关的武装商团。11时左右，西关引发大火，焚毁西关商铺，广州西关商业区受到严重损坏。下午2时左右，商团停止抵抗。陈廉伯逃回香港，副团长陈受恭投降，事变至此平息。这一战，黄埔学生冲锋在前，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事后黄埔军校利用收缴商团的大批枪械成立教导团，奠定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

陈炯明退据东江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相对抗。1925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东征宣言》，兵分三路向陈炯明发起进攻，以统一广东。北路滇军杨希闵、中路桂军刘震寰。南路由粤军第2师（师长张民达，2000人）、第7独立旅（旅长许济，4000人）、第16独立团（1000人）和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2500人）组成。

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2团是以第一期毕业生为基干编成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挥这两个团。何应钦、钱大钧分任团长，军校第一期的队长、区队长和教官担任营长；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连长、排长、特务长以及营、连党代表职务。黄埔二期生的炮兵队编成一个炮兵连，陈诚为连长。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布留赫尔）亦随军参战。这支军队号称“学生军”，人数虽少，战斗力是一流的。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革命斗志高昂，武器装备也优于各军。

3月13日，黄埔教导团在揭阳棉湖与林虎部发生激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棉湖右岸的鲤湖之敌仅留2000余人据守阵地，主力转至黄埔教导1团所在的和顺方面。黄埔教导1团正面面临十倍于己的敌军。

林虎军居高临下，直扑黄埔1团，双方混战，阵地反复易手，双方伤亡惨重。陈诚指挥的山炮连连续射击，6门炮的撞针都失灵了，只得后撤到团指挥所附近。林虎部队再度向1团阵地猛烈攻击。何应钦将最后的预备队4连投入战斗，黄埔军拼死抵挡。敌军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了，蒋介石严令何应钦坚决顶住。何应钦命令号长吹起了冲锋号，第一个冲了出去，团部人员都跟他往下冲。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的助手和警卫员也拔枪投入战斗。黄埔军顿时士气大振，杀声震天。

炮兵连长陈诚指挥架炮、瞄准，亲自拉火。头一发炮弹正落在团指挥所前的敌军人群中。林虎军遭到轰击，顿时惊慌失措，掉头逃跑。大家奇怪：刚才炮打不响，怎么陈诚一拉火就响了呢？其实是因为炮连续射击，撞针热得软了，卸下冷却了半小时，撞针又变硬了。陈诚打响了头炮，蒋介石立即提升陈诚为炮兵营长。

经过一天的棉湖血战，黄埔教导团以寡敌众，牺牲甚大：1团的9个步兵连长，阵亡6人，伤3人；副连长、排长伤亡甚多，但终于获得了胜利。(14)

3月15日午后5时，黄埔学生军全体集合。前来劳军的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奖励给每个团1000块钱，并且激动地说：“我赶来是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来慰劳你们犒赏你们的，正好碰上这次棉湖大捷。总理过去曾经想把学校培养成革命军，你们真正当得起这个称号。”加伦将军激动地说：“我们以为十月革命时，处境非常困难，作战是非常英勇的，但也很少有可以和这次棉湖战役相比的。”

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后，再攻兴宁、五华。这是陈炯明的重要根据地，林虎率部固守。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对五华、兴宁发起强攻。因敌众多，黄埔军采取迂回攻击，从小路夜袭五华。五华敌军向东败退。黄埔教导2团与粤军一部攻兴宁，激战数小时，兴宁被克。水口、梅县方面之敌军全部退至梅江以西。惠州守敌见大势已去，遂向东征军投降。

第二次东征近两个月，解放了潮、汕地区，把陈炯明部队击溃并逐出广东，陈炯明于2月26日由汕尾逃往香港。东征军基本统一了广东。

东征是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又一次战斗洗礼。面对优势强敌，黄埔师生顽强奋战，表现出前赴后继的战斗作风，经受了考验，赢得了胜利。此后，这种作风形成了黄埔精神，传承给后面一届届的学生。黄埔学生军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战斗中起到了骨干作用。黄埔军校首创了崭新的军事体制，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

黄埔军校不仅是国民革命军的摇篮，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摇篮。黄埔师生中产生了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三位大将，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成、宋时轮、郭天民七位上将，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八位中将，袁也烈等十一位少将。还有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蔡申熙、许继慎、刘畴西（一期），卢德铭、周逸群（二期），曾中生、刘志丹、段德昌、伍中豪、袁国平（四期）和赵尚志（五期）、赵一曼（六期）等一大批烈士。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人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黄埔军校，二是苏联的军事学院。有了这些军事人才，革命有了枪杆子，改变了以往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状况，开始了武装斗争时期。

东征战役，蒋介石看到了共产党人在作战中起到的作用，萌生了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要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回到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决定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另组以共产党员为主导的部队。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在广东肇庆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为团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9卷，台北1984年版，第29页。

(2)　李玉贞：《蒋介石访苏为何败兴而归》，《世纪》2012年第6期。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31页。

(4)　《黄埔军校史稿》第1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档案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01页。

(5)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1页。

(6)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7)　郑洞国等著：《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8)　《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9)　张治中：《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载《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1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5—925页。

(11)　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12)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13)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8月12日。

(14)　参见“国防部史政局”编：《北伐战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三章第四节“第一次东征·棉湖遭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