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革命的洪流与暗涌

第15章　大革命的洪流与暗涌

◎　孙中山遗嘱

◎　廖仲恺被刺

◎　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暗战

◎　中山舰事件

◎　整理党务案

◎　誓师北伐

◎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

◎　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　彭湃在广东发起农民运动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　枪毙叶德辉

◎　武汉工人运动兴起

◎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矛盾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野，吴佩孚败逃。冯玉祥致电孙中山，邀请他来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非常振奋，立即答应北上。不料途中政局突变，段祺瑞带兵进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担任了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依然坚持北上。1924年12月24日抵达天津后，由于旅途劳累，孙中山突然病倒。到北京后经德国医生会诊，必须进行手术。随行人员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宋庆龄也心乱如麻，最后还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施行手术。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手术室。德国医生打开腹腔，惊讶地发现孙已是肝癌晚期。病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医生也没办法了。清除了肝内的余脓后，把创口重新缝合。学医的孙中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2月24日，他把随行的国民党要员和家属召到身边，留下三份遗嘱。分别是国事、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孙中山以英语口授，鲍罗廷笔录，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 《建国大纲》 《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和革命事业，力图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孙中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

孙中山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国民革命事业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亲自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临终前夕，孙中山口授了《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如何继续？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谁来继承？这成了摆在国共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孙中山去世后，最可能接班的是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是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与共产党和鲍罗廷的关系密切，在民众中享有威望，也在政府中握有实权。国民党元老右派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5月，廖仲恺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篇文章使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恨之入骨，蓄谋用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枪手杀害。

几个月内，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国民党历史上的“孙中山时代”就此结束。此后的国民党开始逐渐右转，关键人物是蒋介石。

此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因主持“廖案”委员会才开始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通过办案，胡汉民被迫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考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则以“治军不严”被免职。蒋介石并吞粤军，夺取军权，这是蒋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步。

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展很快，在政府各部和军队中都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黄埔军校来说，最初，中共在黄埔军校设有一个支部（后改为特支），直属于广东区军委。广东区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所以黄埔支部由周恩来领导。周恩来从法国归来刚到黄埔军校的时候，他在党内只是一个基层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看到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所以全力经营，以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来做事业的基础。

军校前几期学生很多是由各省秘密招来，共产党员占的比例不小。周恩来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由军校向外发展。第1军中下级军官以黄埔同学为多，师团长亦多为黄埔教官。共产党员在1军内也很多，如李之龙任中山舰长兼代理海军局长。

至三期毕业，四期开始，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设政治科，聘请的政治教官都是著名共产党人。政治科主任恽代英，教员萧楚女、高语罕、安体诚、沈雁冰、张秋人、韩麟符、陈启修等均是。(2)

中共黄埔支部又向外扩展，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将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进步青年联系在一起。该会的负责人是一期生蒋先云，联合会也是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周恩来经常给他们出谋划策。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2000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在广东的其他部队。

蒋介石不会坐视共产党的发展，在他的授意下，1925年11月底，驻潮汕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负责人是黄埔教官陈诚。当时第1军中共产党员占了20%，国民党员在军官中占了大多数。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皆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针锋相对，斗争十分尖锐。

1926年2月2日，蒋介石为解决党务纠纷，在黄埔军校召集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开联席会议。议决事项有四：1.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2.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3.团长以上高级长（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4.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为顾全大局，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解散。

蒋介石不会容忍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军权紧紧掌控在自己手里。他开始暗中谋划驱逐共产党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晚，蒋介石指使亲信欧阳格，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中山舰舰长（代理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家中传达命令，声称奉校长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李之龙接令后，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1926年3月19日晨开往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却回答：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因此，中山舰等当天下午返回广州。

这时，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等放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3月19日深夜，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广州的行动完成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1军，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事情闹大了，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家里开了一次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表示了歉意，蒋介石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陈独秀还给蒋介石写信，表示共产党与中山舰事件绝对没有关系。蒋介石也公开说：“我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

蒋介石的“通情达理”，使共产党领导人误以为他还是“革命”的，对他百般迁就。蒋介石利用有利地位，1926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中正提议，应即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本党之内，不许组织其他小团体，须事事公开，不得有秘密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

蒋介石又提出，共产党员不能跨党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革命军：“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

蒋介石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我们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3)

周恩来后来谈到此事，非常愤怒：

“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党代表，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4)

共产党的忍让，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广东国民政府先后扫荡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势力，统一局面巩固，国民革命军日益壮大。相比之下，北方军阀混战分裂。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争夺长江流域控制权，又与张作霖的奉军进行战争。北洋军阀在战争和分裂中实力削弱，北京段祺瑞执政府下台，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北京。吴佩孚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一部分，控制京汉铁路。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江浙地区。这个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7月4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各军军长为：1军何应钦，2军谭延闿，3军朱培德，4军李济深，5军李福林，6军程潜，7军李宗仁，8军唐生智。这些部队实力参差不齐，1军是黄埔学生军为骨干，是嫡系；4军是粤军，属下张发奎部和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7军是广西军，是主力。2军、6军和8军是湘军，8军是唐生智一个师扩编的，战斗力一般；3军是滇军，以云南讲武堂学生为主；5军是原孙中山卫队发展起来的。

北伐的目标首先是吴佩孚，他的主力大多在湖南、湖北。两湖地区是富足之地，又不是北洋军阀的核心区。所以北伐的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将湖南、湖北作为主战场。

北伐军兵分三路，从广东出师北上。第一仗攻打长沙，7月5日，北伐军兵分三路开始对赵恒惕所属叶开鑫部发起进攻。左路是唐生智2师，师长何键；中路由唐生智亲自指挥，右路是4军10师和独立团，陈铭枢指挥。中路军10日占领湘潭、湘乡；左路军向宁乡、益阳出击；右路军在中共醴陵地委所组织领导的工农“平民救国团”支持下，叶挺独立团进占醴陵，其“官兵勇敢精神颇为友军所赞叹”。

湘乡、湘潭、醴陵相继被北伐军攻下，长沙南无险可守。9日，叶开鑫仓皇撤离长沙，退往岳州。11日，唐生智部列队进入长沙城，北伐一期作战计划胜利完成。北伐军军心大振，也坚定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信心。

北伐军占领平江后，主力渡过汨罗江，乘胜前进，岳州等地相继被北伐军攻克。22日，第4军攻克通城，湖南省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亲率两个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汀泗桥，以主力第8师进至贺胜桥，设置坚固阵地。北伐战争最硬的两次战斗在此展开。

汀泗桥是当时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镇，镇以汀泗河为界，河西属蒲圻，河东属咸宁。汀泗桥镇是咸宁的南大门，也是通往武汉的必经要隘。镇东有一片起伏的山岗，最高的一座山叫塔脑山，敌军的阵地就设在山岗之上。汀泗河蜿蜒斜穿汀泗桥镇，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仅有的通道是粤汉铁路的一座铁桥，被敌人火力严密封锁。

8月26日凌晨，第4军向汀泗桥镇发起进攻。进至铁路桥头，遭敌军火力封锁。激战入夜，仍无进展。第12师师长张发奎接受36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独立团团长叶挺迂回敌军背后，使敌军腹背受击。午夜，北伐军一枪不发，接近敌人阵地后，用肉搏战突破敌军阵地数处，为总攻夺得了有利据点。27日清晨，12师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农民引导下经彭碑、尖山，27日7时到达古塘角附近的铁路时，敌军正在撤退。独立团突然发起攻击，敌军变为溃逃。

吴佩孚亲率主力2万余人，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桃林铺等地梯次设防，企图死守。北伐军不给直军以喘息之机，于8月29日由第4、第7军发起贺胜桥战役。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在杨林塘突入直军主阵地。直军从侧翼反击，企图包围独立团。第10师28团和第12师36团增援，突破直军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前进。直军纷纷溃退。吴佩孚以大刀队督战，亲手杀死后退军官10余人。退兵愤怒之下，开枪射击大刀队和吴佩孚的指挥车，直军内乱。吴佩孚见势不妙，狼狈逃回武汉。北伐军占领贺胜桥，俘敌军3000余人，夺得满载的军车一列。

经过汀泗桥、贺胜桥的两次决战，吴佩孚的主力大部丧失。北伐军第4军出师以来，连战皆捷，获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日，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当日第4军开始攻打武昌。因城墙坚固，并遭蛇山敌军炮击，进攻未能得手。9月5日凌晨，北伐军第二次攻打武昌，付出重大牺牲，仍未攻下。中午，蒋介石与加伦、李宗仁到洪山一带视察，决定暂停进攻，对武昌采取包围态势。

此时，驻守汉口的刘佐龙部响应北伐军，调转枪口起义，合力进攻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仓皇登车北逃。9月6日下午，北伐军占领汉阳兵工厂和汉阳城。7日占领汉口。

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只剩下武昌一座孤城。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第7军开赴鄂东，转攻九江；第1军2师开辟江西战场，第4军继续围攻武昌城。

12月17日，北伐军贺龙部攻占宜昌。20日，唐生智部攻克荆州、沙市，敌旅长于学忠宣布脱离军阀起义。至此，湖北全部为北伐军占领。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开始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北伐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与江浙军阀孙传芳作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北伐军在南昌杀了个三进三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见孙传芳军队控制南浔铁路，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夺取南浔铁路，再取南昌。北伐军分三路于11月1日开始总攻。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船逃回南京。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决定沿长江两岸东进，夺取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介石兼中央军总指挥，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

北伐军沿长江两岸东进，1927年3月24日占领南京。另一支北伐部队从广东出兵福建，1926年12月占领福建全省。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3月22日进驻上海。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北伐军所到之处，广大农民、工人、学生欢欣鼓舞，国民革命掀起了热潮。共产党领导广东、湖南、江西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许多地主豪绅称霸乡里，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包揽词讼，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贫苦大众对他们充满了仇恨。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员，也对豪绅的罪恶深表痛恨。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创始人彭湃，是当地大地主的儿子。他开始到农村去宣传革命理论时，身穿西服，脚蹬皮鞋，农民以为他是收捐税的官吏，敬而远之。在多次受到“冷遇”后，他想出了取得农民信任的办法，把父亲分给他的一份土地的田契交给农民。佃户们竟吓得哭了起来，不敢接受，还乞求道：“先生，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庄稼人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请你高抬贵手原谅我们吧！”彭湃把田契当众烧毁，自己又穿上农民衣服，头戴竹笠，赤着双脚，和农民一起劳动，促膝谈心，讲述农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谋解放的道理，逐步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彭湃组织起农会，团结起来和地主官府进行斗争。1923年2月，恶霸地主朱墨强迫余坤等6个佃户加租，佃户们认为没道理，予以抗拒。朱墨告到县衙，把余坤等抓了进去。彭湃闻讯，集合农友6000余人浩浩荡荡开到县公署，吓坏了官府的人。审案的推事张泽浦向彭和农民代表敬上茶烟，问大家来做什么。彭湃要求官府放人，并赔礼道歉。推事说：“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在农民强烈要求下，张不得已，答应放人。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砸烂了。回到农会，彭湃发表演说。他指出：“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是农民团结的力量。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今后就会有更大的胜利。”(5)

广东农民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1924年7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农民党员联欢会，彭湃带领广州近郊农民党员千余人到会。孙中山在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彭湃等人陪同下出席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讲，勉励农民组织起来同革命政府合作，做国家的主人翁。(6)

1924年7月，廖仲恺委托彭湃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培训农村的革命党员和骨干。前五期都是彭湃培训的，共454人。1924年8月21日，农讲所第一期学员毕业，孙中山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孙中山不仅赞扬和支持农民运动，还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廖仲恺和彭湃的倡导下，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26年3月，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的番禺学宫。5月15日开课，学员是来自20个省区的237人。这届农讲所开设25门课程，内容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教员以中共党员为主，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共23课时。

从保存下来的学员笔记看出，毛泽东非常关注研究农民问题。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强调“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7)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甚至公审枪毙的办法。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对农民运动非常反感。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逻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致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8)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也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越轨”，应该加以限制。

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共产党内，陈独秀首先不赞成。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案。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毛泽东对此很不赞成，他要亲自下农村看看。1927年1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一个月内，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行程700公里。湖南农民运动让他感到热血沸腾。

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叫好，他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宣传。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就是要把土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还提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也表示完全支持：“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引用了“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10)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与他关系密切的彭述之主持中共中央的《向导》杂志，只发表了一章就停了。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11)

农民的暴力革命必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反抗。他们利用宗族势力和民团武装杀害报复农民和农会成员。1927年2月，湘阴发生土豪劣绅任德纯、任觉樵、彭伯藩煽动农民600余人围攻农协，杀死农协会员的事件。为镇压各县土豪劣绅的反扑，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组织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省党部以中共党员谢觉哉、易礼容以及老同盟会员邱维震为委员。1927年1月，湖南、湖北省政府相继公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作反革命宣传者，反抗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勾结兵匪蹂躏地方或党部及党部人员者，与匪通谋坐地分赃者”，都可处以死刑。(12)

这些措施既是对农民运动的支持，也是使农村革命建立秩序和法制的尝试。由此，各地又掀起了一个枪毙土豪劣绅的运动。当时的《湖南民报》经常刊登公审枪毙土豪劣绅的新闻。1927年4月11日，湖南省特别法庭枪决著名劣绅叶德辉，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直山，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号称湖南大儒。他生性放荡不羁，口无遮拦，政治上是专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戊戌变法时，他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政；民国初年，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自任“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请愿“劝进”。国民革命以来，他任长沙总商会会长，对农民运动冷嘲热讽。当时农会的人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叶德辉大笔一挥，写下：

农运方兴　稻粱菽麦黍稷　一班杂种

会场广大　马牛羊鸡犬彘　六畜成群

横额是：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

共产党和农会岂容如此侮辱！1927年4月10日，湖南省农协逮捕叶德辉。11日上午，长沙农工商学各团体发动上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柳直荀、郭亮等省特别法庭成员主持大会，决定处决叶德辉、李佑文、俞敖华、徐国荣四人。下午2时，叶德辉被押往长沙县浏阳门外识字岭，明正典刑。据其子叶尚农报告，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叶德辉固然是反对革命，但他没有像其他土豪一样，有武力攻击农会之类行为。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慌，社会影响不好。毛泽东晚年对此也有反思，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13)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叶德辉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劣绅，对他的处置，有利于推动外县依法惩治豪绅。由于他在知识界有声望，被处死后，社会上议论颇多，反应强烈。如果当时我们采取依法惩办，但免其一死的策略，可能比处死他更为适当。”(14)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风起云涌，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后，湖南、湖北的共产党组织工人成立省总工会，10月12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工人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17条。其中主要是：工人有言论、集会、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取消假工会、铲除工贼；制定劳动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额；禁止雇用12岁以下的童工，男女工资平等；实行劳动保险，保护童工、女工；救济失业工人等。

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则是以罢工为主。从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到年底的三个月间，武汉地区先后爆发了和记蛋厂、中兴纱厂、大正电灯厂工人的罢工，英美烟厂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开除工人的罢工，水电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汉口洋务工会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榨和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印刷业工人要求改善劳动待遇的罢工，以及驳船、码头、粮业、鞋业、线业、茶业、理发、肉业、人力车、邮务、杂货、银行、市政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的罢工。

武汉工人群众这一期间的罢工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其中多数表现为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当然，这一时期的武汉工潮也存在一些要求过高过急的倾向，企业无法承担。有的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对民族资产阶级、小企业、小商店造成侵犯，有的甚至关闭工厂商店、强取什物。对待劳资纠纷，不等仲裁，而以武力解决。这些“左”的倾向，共产党组织和总工会都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克服。(15)在汉口主持工人运动的刘少奇说：“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16)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非常不安和反感。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就是外国资本家在武汉经营的大企业，如美英烟草公司、棉花公司、纺织公司等，做工者99%是中国工人。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17)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革命性质和大方向的根本对立，预示着国共早晚要分家，而农民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

(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5页。

(2)　刘天：《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起源与发展》，载《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3)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09页。

(4)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5)　《海丰农民运动》，载《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32页。

(6)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8月1日。

(7)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0)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北望社1972年版，第212页。另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1)　《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

(12)　《湖南民报》1927年3月9日。

(13)　龚育之：《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15)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6)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2页。

(17)　张铁君：《蘧然梦觉录》，台北阿波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