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相对其他欧美国家表现出更强的地理意识。豪斯霍弗尔上校是如何在拉采尔和契伦的基础上发展纳粹生存空间理论？作为希特勒背后的人，豪斯霍弗尔的理论对德国“二战”时期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胡比的地缘政治学说对“二战”时期盟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比是如何认识到纳粹地缘政治的危险性的？为何说麦金德的声誉在史特劳兹-胡比的手里得到了挽救？
空间力量的壮大是否意味着心脏地带理论已经过时？那些纵深宽广的大国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作 为陆地权力的继承者，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几百年来一直对地理方面十分重视，比美国和英国那样的海权国家考虑得更多。俄罗斯人对于蒙古人入侵造成的破坏刻骨铭心，地理对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不扩张就有遭受蹂躏的危险。此外，光有大片的领土也远远不够。冷战期间，苏联需要建立一个由东欧卫星国构成的帝国，因此大量使用军事力量、在敌对国搞颠覆活动、修缮能源管道，所有的计划都围绕着如何扩大地盘进行，以谋求东山再起。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其严重的不安全感。
至少在20世纪中叶，德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地理意识。从黑暗时代到近现代的欧洲地图上，讲德语的地区形状不断改变，直至19世纪60年代，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无论从陆地还是海上方面讲，德国都处于欧洲的心脏，这使其充分意识到了它与海上的西欧及俄属东欧的心脏地带的关系。
德国之所以先后战胜丹麦、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从根本上说是缘于俾斯麦的战略眼光和精准的地理洞察力，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地理限制的结果。东部的斯拉夫地区是德国不敢逾越之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放弃了俾斯麦的谨慎风格，结果导致战败，这更激起了德国人对地理的脆弱性和可能性的重视。地图上的历史是多变的，德国的南北两边夹在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东西两边是平原，既方便德国扩张，又方便入侵者长驱直入，正可谓生也地理，亡也地理。正是德国人提出并阐释了地缘政治的概念，即由政治和军事力量主导的空间；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理论，导致了德国在20世纪中期一败涂地，难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德国人都在诋毁地理和地缘政治。
被纳粹曲解的“生存空间”理论地缘政治这一学科，历史上曾几度兴衰。所谓的理论家们踩着前人的肩膀展开研究，却又滥用前人的成果，直至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出现，地缘政治才得到了认真对待。拉采尔是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的创造者。这个概念原本传自19世纪早期美国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德裔移民之口，他是位记者、政治学教授和投机商，也是美国政治家、辉格党创始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的朋友。亨利·克莱从门罗主义 (1)中汲取灵感，用“生存空间”来形容主权既定的广阔地理区域；而拉采尔则深受查尔斯·达尔文著作的影响，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即边界会根据人口的规模和构成而不断发展变化。虽然我们通常把边界看做是静态的，具有持久的代表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但拉采尔却认为，边界会随着国家事务的变化而扩大或收缩，并无常态。对他来说，地图可以像生命体一样呼吸，并进而萌生了“有机生物国家”的想法，把国家扩张的妄念，也看成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拉采尔的学生、乌普萨拉大学和哥德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是“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的创立者 (2)。契伦是瑞典人，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等暖水海域谋求扩张始终心怀戒备，希望瑞典和芬兰也施行扩张主义，以应对俄罗斯的图谋。契伦虽然召集了一部分贵族和中上层阶级来支持自己，终因民众支持太少而失败——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没有多少人沉湎于大国梦想了。于是契伦把他所有的希望转移到德国，希望它站出来迎战他特别痛恨的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契伦编制的德国未来帝国计划，包括中欧和东欧全部地区、法国沿海所有港口、俄属波罗的海各省，以及乌克兰、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远程铁路网络连接到柏林）。他采用拉采尔的思想，把人类社会按种族和生物类别划分，认为国家就像人一样，要想有足够的阳刚和活力，就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间。这正是拉采尔和契伦的理论中最狡猾和最精彩之处，后世的刽子手们利用它为其残暴行为大加辩护。观念无论好坏都很重要，那些模棱两可的观念尤其危险。正统的地理学，告诉我们在面对环境挑战时应该克服什么，而拉采尔和契伦的理论则是地理学的异端，将人性置于种族大灭绝的危险之下。
上述理论正是纳粹主义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坚定崇拜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生命支柱，虽然彼时他的学术活动尚未开始。豪斯霍弗尔对麦金德观点的悲剧性曲解，以及纳粹地缘政治战略的危险性，在一本备受冷落的经典政治学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述，那就是1942年罗伯特·史特劳兹-胡比（Robert Strausz-Hupé，1903－2002）发表的《地缘政治：追求空间和权力的斗争》（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
史特劳兹-胡比是奥地利移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在冷战期间曾先后担任美国驻四个国家（包括土耳其）的大使和北约代表。1955年，他在费城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20年来，我也算是一直在他手下“混”日子。史特劳兹-胡比的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形势尚未有利于盟军。他不仅试图在书中明确解释纳粹地缘政治的危险性及其对于美国公民的威胁，还着重阐释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让正义的势力可以运用它抗击纳粹侵略。他用实际行动拯救了麦金德和这门学科的声誉，同时尽其所能执行外交任务，为赢得战争出了一份力。
再来看看卡尔·豪斯霍弗尔。这位身兼博士、教授、少将三个显赫头衔的纳粹学者出生于慕尼黑，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从事制图和编写旅游手册的工作，这在他的生命中打下了深刻印记。豪斯霍弗尔加入了巴伐利亚的军队，并于1909年被任命为炮兵教官。他对日本的军事崛起深深着迷，主张德国与日本结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任命为旅长，纳粹党要员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成了他的助手。战争结束后，豪斯霍弗尔被任命为慕尼黑大学地理和军事科学院院长，赫斯作为弟子，一直追随他。
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弗尔得以面见“帝国崛起的煽动者”阿道夫·希特勒，并呈交了地缘政治的学术简报。当时是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 (3)失败后，希特勒被囚禁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的要塞中，正在埋头撰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 ）。作为一个只受过四年制中学教育的人，除了相信直觉以外，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现实世界。这位大学教授的来访正可以填补他的知识空白，因此受到热烈欢迎。在《我的奋斗》第十四章，希特勒提出了纳粹的外交政策与纳粹生存空间理论，可能正是受到豪斯霍弗尔的启发。
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跟随史特劳兹-胡比之笔，我们可以回顾豪斯霍弗尔是如何被他的同仁麦金德迷住的。麦金德虽然痴迷于陆权，却从来也没有真正诋毁过海上力量；但他对英国的海上力量一直持悲观态度，认为其难以阻止德国陆权袭击心脏地带。一旦拥有心脏地带，德国就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助其征服世界岛。
麦金德解释说，20世纪尤其需要向陆地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扩张，以便充分发挥工业化的优势。工业时代是超级大国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基本规律。史特劳兹-胡比写道，豪斯霍弗尔采纳了麦金德理论并反其道而用之，“他的结论是，德国的世界强国之路，正是由英国最恐惧的那条线路铺就的，也就是使德国和俄罗斯的更大地盘得到巩固”。按史特劳兹-胡比的话说，豪斯霍弗尔在解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时极尽添油加醋之能事，将其阐述得故弄玄虚、模棱两可。他称它是“世界征服者的摇篮”，“一个巨大的城堡，跨越易北河直达阿穆尔”（即中国的黑龙江），意即从德国中部直到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其纵深可以确保德国既能随时撤回重要的军工基地，同时其陆军和海军又能够在各个方向对外出击。
麦金德深受威尔逊主义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在欧亚大陆保持势力平衡，并在1919年建议在东欧建立独立国家带作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几年之后，豪斯霍弗尔颠覆了麦金德的论点，直接倡议“灭掉这些国家”。史特劳兹-胡比在书中记录道，豪斯霍弗尔称这些小国为“几块国家碎片”，认为其居民只会从自身“狭小的空间”展开思考，“其腐烂症状已被确诊无误”。史特劳兹-胡比更进一步发现了豪斯霍弗尔的“整体性逻辑”，即计划解散大英帝国，同时让苏联解体。他要让苏维埃联盟分裂成各单一民族体，之后设法让这些民族国家向大德意志俯首称臣，因为在豪斯霍弗尔看来，德国是唯一有权实行民族自决的国家。按他自己的话说，“目前，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仍然生活在帝国边界之外的异族统治下。”德国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包括日本霸权下的“大东亚”，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洲”，德国主宰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以及意大利权力映射下的地中海-北非亚区。但对豪斯霍弗尔来说，这仅仅是一个中间步骤，最终应该是心脏地带主宰世界岛，世界岛主宰世界。
史特劳兹-胡比告诉我们，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带有明显的“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人印记”，我之前也曾提到过这一点。在麦金德所处的时代，俄罗斯作为大不列颠的对手已将近一个世纪，英国政治家一直生活在恐俄症中，害怕俄罗斯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吃掉奥斯曼帝国，并扑向印度。因此，麦金德一直主张建立一系列独立的缓冲国，以隔开俄罗斯和海上欧洲，虽然他已判定俄罗斯国内的心脏地带本身即可作为可视化战略工具使用。
“麦金德的目光，”史特劳兹-胡比写道，“对世界强国是崛起还是倒台这种病态的理念太过关注，这也是德国的国家病；麦金德的教条只有一个，这恰恰也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们 (4)所渴望的终极结局。”虽然如此，麦金德的声誉最终还是在史特劳兹-胡比的手里得到了挽救：
麦金德写书的时候，军队还未从战场返回，他受到冷遇却仍不失尊严，始终捍卫自己广阔的历史视角。他相信个人的信念，而这正是他的德国崇拜者所缺乏的。虽然豪斯霍弗尔喜欢强调英雄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但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战场上的集体牺牲，而不是在战斗中送命的无名小卒。
史特劳兹-胡比和麦金德都相信和赞赏人的能动性，而德国的地缘政治信徒却不是这样。
心脏地带学说在麦金德手里，是用以解释地缘政治的关键性工具，而到了豪斯霍弗尔的手里，却成了一种疯狂又如梦似幻的意识形态。史特劳兹-胡比通过认真的剖析，认为豪斯霍弗尔“呈给希特勒的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刚好可以拨开其脑中混沌的迷雾，这就是一个系统而连贯的帝国学说”。
麦金德寄希望于未来各国势力均衡，认为那样能保护自由，而豪斯霍弗尔决心推翻它，于是他费尽心机从地缘政治里寻找突破口。在歪曲了麦金德的学说之后，他又对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爵士（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学说如法炮制。寇松曾在1907年就“边界”问题发表演讲，豪斯霍弗尔受其启发，干脆写了一本书，名为《边界》（Frontiers ），实为探究如何突破边界。他在书中称，只有处于下降趋势的国家才寻求稳定的边界，只有腐朽的国家才修建永久性工事碉堡来保护其边界，因为边界本是活物；强盛的国家要做的是修建公路，而边境只是阻止霸权国家的临时栅栏而已。毋庸置疑，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是以争夺“空间”为目的的永久战争，因此类似于虚无主义。史特劳兹-胡比补充道：
尽管这个变态的学说破坏了世界和平，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它会让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失效；即使是人类学，也不过是一门充当种族主义工具的科学而已。
豪斯霍弗尔虽然深受自身暴力世界观的局限，其原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希特勒50岁生日时，他将这位元首称为“杰出的政治家”，认为他是由“克劳塞维茨的血液和拉采尔的空间与土壤”铸就之人。在一篇社论中，他大赞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强调德国需要与苏联共建大陆霸权；然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他又写了篇社论，认同入侵是获取心脏地带的最佳方式。当然，希特勒的决定当时谁又敢批评呢？
许多事例表明豪斯霍弗尔与希特勒的联系受到了人为夸大。当然，豪斯霍弗尔只是纳粹战略观的一个典型代表者而已。随着战争局势日趋不妙，豪斯霍弗尔失宠于元首，1944年被关押于达豪集中营；同年，豪斯霍弗尔的儿子，同为地缘政治学者的阿尔布雷希特，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军队叛变被处决。此外，豪斯霍弗尔的妻子有部分犹太人血统，虽因赫斯的关系受到纳粹的种族法律保护，但在赫斯1941年只身飞赴英国谈判被囚后也失去了倚仗。内外交困之际，豪斯霍弗尔逐渐意识到，对于造成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世界战争，他负有部分责任。德国战败后不久，盟军对他展开战争罪行调查，豪斯霍弗尔和他的妻子畏罪自杀。
“心脏地带”理论的末日？其实，史特劳兹-胡比著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抹黑豪斯霍弗尔和挽救麦金德的声誉，而是恳请美国人严肃地对待地缘政治学。如果他们对此不以为然，就会受到其他意图不轨的势力利用，并借此打败美国。于是，他在书的结尾写道：
纳粹的战争机器是征服的工具；而地缘政治作为其手中的蓝图，给他们提供了征服的方法和目标。现在了解这些知识尚可亡羊补牢，因此要尽快吸取地缘政治的教训。
史特劳兹-胡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将极权国家征服计划的理论基础公布于众，对他来说是不够的，此外也太容易了。他知道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正如麦金德的推理在关键方面存在缺陷一样，豪斯霍弗尔的推理虽然变态，但却有其现实基础。因此，史特劳兹-胡比的目的是向美国人灌输地理学科的重要性和价值，使美国凭借两大洋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承担起战后稳定器的角色，维护欧亚权力平衡。这也正是纳粹在豪斯霍弗尔等人的帮助下，千方百计试图打破的东西。
至于心脏地带理论本身，史特劳兹-胡比从始至终都非常怀疑。空中力量一出现，不管是商用还是军用，马上会使其毫无意义。然而他也承认，工业时代的技术发展，包括大型工厂、铁路线、坦克和航母，都使得纵深宽广的国家能取得最大的优势。当然，在后工业时代，微型芯片、手机、塑料炸药等重要物件，就连个人和无国籍群体都可以轻易拥有，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紧张性。史特劳兹-胡比在讨论边境问题时已对这方面的某些点有所涉及，并认为豪斯霍弗尔对寇松观点的滥用难辞其咎。
在豪斯霍弗尔的虚无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之时，史特劳兹-胡比无视其威慑，毫不客气地对其予以揭穿。边境的客观存在，表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分界线早已划定的世界。“主权国家起源于有组织的力量，起始于战争。其边境无论好坏，均属战略前沿。”史特劳兹-胡比写道。他从寇松那里引用的话，尤其引人关注，如断言边境战争将在数量和强度上增加，因为“地球的可居住范围在萎缩”，特别是当“一国的野心膨胀、不可调和时，势必与另一国产生冲突”。
换句话说，豪斯霍弗尔对于“世界冲突永无休止”的假定，并非完全错误。即使战争结束，人类也不会从日渐悲惨的生存条件中找到些许喘息之机。近几十年来地球的日益拥挤，军事技术的进步，时间和距离系统的崩溃，处处预示着世界地图上迟早会发生空间危机 （room crisis）。详细情况且听下回分解，因为我们还需要请出麦金德的“封闭系统”理论对其加以分析。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响应史特劳兹-胡比的呼吁。他已注意到任务的紧迫，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之间权利的平衡者，永远担付不起无视地缘政治的代价。地缘政治和空间竞争是永恒的，在未来几十年其热度将只升不降。自由国家必须自告奋勇，甘当重任，否则阵地就会落入豪斯霍弗尔之流手中。
(1) Monroe Doctrine，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译者注
(2) 鲁道夫·契伦发展了拉采尔的思想，认为国家就像有机体，能生长、发育和衰亡。1918年发表论文《国家为有机体》，对法西斯德国的影响很大。——译者注
(3) Beer Hall-Putsch，1923年11月希特勒和E.鲁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发动的法西斯未遂政变，又称希特勒暴动。希特勒试图利用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发动政变，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4) Wagnerian，文中特指对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思想的狂热追随者。瓦格纳是德国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和纳粹思想，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