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比一样，斯皮克曼的权力均衡始终都是其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他甚至在“二战”尚未结束时就预示了美国将成为未来的超级强权。
胡比为何认为历史是在“北纬20°与北纬60°之间”创造出来的？被斯皮克曼称为“美洲的地中海”的加勒比海，真是新世界的战略和地理核心吗？斯皮克曼为何认为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比控制麦德金所谓的“中心地带”更为重要？
苏联为何一心要打破心脏地带的海权国家所形成的包围圈？边缘地带对苏联意味着什么？斯皮克曼在60年前准确预见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的形成以及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史特劳兹-胡比不是唯一一个向美国人发出警告，要求将地缘政治从纳粹手中夺回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为己所用的人。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斯皮克曼1893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中立国荷兰的驻外记者四处奔走，先后到过近东（1913－1919）和远东（1919－1920）。战争过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并在那里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转投耶鲁大学，1935年在那里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让学生以地理作为主要工具，来评估这个吸引他入籍的国家在世界上面临的危险和机会。1943年，斯皮克曼死于癌症，时年49岁。他去世前一年发表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美国的权力平衡》（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在理解冷战后的世界框架方面，比麦金德的著作更具参考性。斯皮克曼在年代上略晚于麦金德，在某种意义上刷新了他的思想。
在史特劳兹-胡比的身体里，流动着与摩根索、基辛格和其他欧洲移民一样的现实主义血液。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所，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天真”的国家处境危险。斯皮克曼也是一样，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丁点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伤今别古之感，在他看来，地理就是一切。美国的大国地位不是由其理想奠定的，而是因为它直接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
对斯皮克曼来说，地图的冷酷性和随之而来的空间斗争从未止歇。他写道，“国际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不存在中央权威来维护法律和秩序。”换句话说，它处于无政府状态，所有国家都必须在斗争中寻求自我保护。政治家们本可以致力于追求公正、公平和宽容的普遍性价值观，但对他们来说，权力如同呼吸，几乎是生存的代名词，怎么可能舍得放手呢？“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观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道德价值观来获得权力。”卡尔·豪斯霍弗尔一语道破了这些政客们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一点，已酿成太多的悲剧。
然而，斯皮克曼与麦金德和史特劳兹-胡比一样，相信“权力均衡”会比某霸权主宰全球更具“安全性”。这也是他与豪斯霍弗尔观念的分水岭。斯皮克曼还谨慎地将“权力均衡”与“自然律法和基督教伦理”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二者都可用于维护和平。
虽然史特劳兹-胡比在其作品中为麦金德辩护，但他的论述重点始终落在纳粹的地缘政治理论上；而斯皮克曼则将重点放在世界地图上，借此评估纳粹统治的前景，勾勒出战后世界权力的配置，可惜他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在作品中，他开篇即用地理解释了美国是如何成为超级大国的。
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孰轻孰重？世界历史，如斯皮克曼所言，是“在温带制造的”。温和的气候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因为南半球的大块陆地在这个区域分布较少，历史主要是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形成的”。当然，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的南锥体地区无关紧要，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对全世界所有地方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在今天比在过去更重要。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他们的影响比北半球，尤其是北温带地区还是要少得多。
詹姆士·费格里夫与麦金德几乎是同代人，他解释说，因为温带地区与热带相比日照少、气候条件多变，因此人们必须一年到头努力工作；同时，季节的差异也导致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具有确定性。这些正是人类能在温带地区“进步发展壮大”的原因。此外，南极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块，周围被不间断的海洋圈环绕；而北极周围则反过来，海洋被不间断的大陆圈环绕包围，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最有生产力。
史特劳兹-胡比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历史是在“北纬20°与北纬60°之间”创造出来的。这个区域包括北美、欧洲、大中东和北非、俄罗斯，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麦金德的“荒野腰带”说（Wilderness Girdle）与此大致吻合，即包括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和相邻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用加拿大所属北极圈内地区的情况来印证这个说法。那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相对空旷的巨大温带区，然而直到欧洲进行启蒙运动的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
斯皮克曼也证实，美国最初的繁荣得益于东海岸密布的河口提供的“无数有利于建设港口的位置”，以及蜿蜒的海岸线。地理也是早期美国自由最重要的捍卫者。在确立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之后，美国就可以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其超级大国地位。它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也正得益于此。
这一切绝非易事，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地理细节。地理的关键作用，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成为占有整个半球的霸主。斯皮克曼以南美洲为例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也正是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一个地区。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心脏地带有浓厚兴趣，这对于理解冷战地理至关重要；而斯皮克曼对于地球的整体性把握得更好，因此在当今全球各地高度连通的时代，比麦金德更具现实意义。
新世界的战略和地理核心，正是被斯皮克曼称为“美洲的地中海”的加勒比海。雅典称霸于爱琴海，因此有效地控制了希腊群岛；罗马称霸于地中海，于是号令西方世界；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根本原因在于它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无可争议地控制了加勒比海，并在此后不久就有了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条件。至于加勒比盆地，正如斯皮克曼所说，“这个地区没有能力对美国的地位形成严重的威胁”。中美洲的地形就像巴尔干半岛，岛屿规模有限，只适合建立较小的政体；即使像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也因受制于地形、气候、战略原料而无法成为海上强国。美国海军只要愿意，尽可以封锁加勒比地区的东部边界，切断这些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斯皮克曼因此得出结论，他们渐渐对美国形成了严重依赖的关系。
和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斯皮克曼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能够透过纷乱喧嚣的表象，揭示出深藏在本质中的真理。他认为，西半球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就是其内部分化不是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产生，而是在亚马孙地区赤道雨林以北和以南地区之间产生。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圭亚那虽然在南美洲的北部海岸，但仍具有北美洲的部分特征，因此也算是“美洲的地中海”的一部分；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加勒比地区则与亚马孙丛林南部的国家几乎没有共同点，尽管他们共享同一大陆。与欧洲的地中海一样，“美洲的地中海”象征的不是分裂，而是统一。比如，北非虽然属于非洲的一部分，但由于受撒哈拉沙漠阻隔而在地理上被纳入了地中海世界；同样，南美洲北部海岸是加勒比世界的一部分，地理切断了其与南美洲的联系。斯皮克曼解释道：
从安第斯山脉开始，山脊向东弯曲，把亚马孙盆地与马格达莱纳河谷和奥里诺科河谷隔离开来，形成圭亚那的南部边界。穿过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广袤森林和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河流及其支流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交通系统，但南北向方面则缺乏运输动脉。
根据斯皮克曼的解释，南美洲的南半部受地貌的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边缘地带，而西海岸则被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挤压得支离破碎。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一，仅次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河谷给美国东海岸提供了通往西部的机会，而安第斯山脉河谷则既窄且少，不能通航。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远离历史上沟通和迁移的主要通道，需在太平洋上航行8 000英里才能到达东亚，离美国任一海岸也有数千英里之遥，因此不能发展强大的海军。而且，智利全境只有中部和南部处于温带。据说基辛格曾趣言智利是指向南极中心的匕首，这个比喻可算得十分形象。南美洲的东海岸，也一样显得偏远而孤立。
美国的后院——起火的“南锥体”由于南美洲并非位于北美大陆正下方，而是在其东南方向，因此大西洋沿岸的人口稠密地区（如里约热内卢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纽约之间的距离，和与里斯本之间的距离差不多。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称霸一方，与南美洲的心脏地带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和宽阔的热带雨林，因此在自己的半球几乎没有挑战者。斯皮克曼写道，南美的南锥体地区与其说是美国的“大陆邻居”，还不如说是美国的“海外领地”。
但也并非全无反例。加勒比盆地的团结，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从哥伦比亚出发，经由中美洲和墨西哥向美国贩运可卡因和大麻的通道。所谓的毒品战争也是一堂特殊的地理课，现在正威胁着美国在西半球的后院；此外，民粹主义者、激进反美的委内瑞拉铁腕人物乌戈·查韦斯，立足于加勒比盆地边缘公然与俄罗斯和伊朗结盟，也是对美国全球利益的侮辱。如果该国处于亚马孙雨林下方的南锥体上，其威胁就小得多。全球化信息时代距离感的崩溃，以及劳动力从人口年轻化国家向人口老龄化国家迁移，都使美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围绕其周边的正是一个不稳定的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以前若非由美国海军把控，其实很容易脱离美国社会主流，也就不会像目前这样，成为与美国相互交织的一部分。斯皮克曼预测到了这一趋势，但他显然无法预测到具体细节。和史特劳兹-胡比等人一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研究和写作，在战事尚未明朗化之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纳粹的威胁是斯皮克曼头脑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看到了美国与南美洲南部分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战略优势；但从另一方面说，一旦该地区受到来自欧洲对手的威胁，美国将腹背受敌。
南锥体地区的里约热内卢以南，正是斯皮克曼所谓的“等距离区”（Equidistant Zone），其中包括这个大陆最有生产力的农业地区和占南美洲3/4的人口，南美洲两大共和国巴西和阿根廷的主要城市也都在这里。虽然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地理重要性微不足道，但斯皮克曼仍担心南部锥体成为敌对势力包围战略的一部分。美洲的地理条件，允许美国作为西半球霸主出现，但如果美洲分裂为一个自由的北部和一个由轴心国主导的南部，美国的优势将被终结。斯皮克曼写道：“许多孤立主义者认可西半球的国防战略，因为它似乎是与德国避免冲突的唯一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美国可以避免与德国在欧洲正面冲突，也不能完全避免与之围绕南美洲的霸权开战。”
即使当年轴心国被击败，斯皮克曼的警告依然有效，直至今天仍可以被奉为经典。欧洲、日本和中国，与斯皮克曼定义下的等距离区有着非常深的贸易交往，而其与美国的贸易量仅占总量的不到20%，美国作为这个区域的外来强权，其地位很难得到长期保证；另外，从纽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行时间是11小时，相当于从美国飞往中东所需的时间。从这一点来说，虽然斯皮克曼聚焦于地理的原因是为了赢得战争，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也继续映射到了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
大陆边缘地带导致“遏制”战略的形成？作为麦金德的后辈，斯皮克曼引入了这位英国地理学家的理论框架，为其研究提供参照和启示。他们二人都对欧亚大陆关注有加，而拉丁美洲则构成其关注中心的一条长长的正切线。
麦金德在著作中认为，在由心脏地带主导的陆权与海权之争中，陆权更占优势。斯皮克曼承认受到麦金德影响，但他对海陆力量的相对重要性有着不同的看法：
自彼得大帝时代起的两百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冲破边境各国的包围，将边界推进到海洋。但是，地理和海权一直持续地阻挠着它。
斯皮克曼把心脏地带作为苏联帝国的模糊代名词，意即北部毗邻冰雪封锁的北冰洋，从挪威一直延伸到远东地区之间，南部群山环绕，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到安纳托利亚、伊朗和阿富汗高原，并向东北转向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脉和蒙古大草原，最终收尾于满洲和朝鲜。在他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域，围绕此地进行的争夺战连年不断。在北部的山脉和台地内侧，就是心脏地带，南部和外侧则是欧洲、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欧亚大陆的边边角角，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斯皮克曼称大陆边缘地带（Rimland）。他认为，对于世界强国来说，最关键的是大陆边缘地带，而不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心脏地带虽可主宰欧亚大陆，但面向海洋的大陆边缘地带，才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中心。
其实，两人的观点在实质上殊途同归。麦金德说，谁控制了心脏地带，也就占据了控制大陆边缘地带的先机，之后就可以通过海权统治世界。 当然，这正是苏联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为了占据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它入侵阿富汗，并企图制造巴基斯坦的不稳定，试图以此把海权和陆权结合起来。不过，斯皮克曼对大陆边缘地带的格外看重，仍然使其占有微弱的优势。纵览目前世界形势，处于大陆边缘地带的大中东动荡不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朝鲜半岛紧张对峙，这一切使得斯皮克曼对大陆边缘地带及其地缘政治意义的认识，具有更多的当代关联性。
麦金德的理论主体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世纪之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斯皮克曼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事实出发，认为当时心脏地带在另一个盟友苏联手中，因此暂时不是问题，而大陆边缘地带却受到轴心国的威胁。
虽然轴心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但对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夺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苏联作为巨大的心脏地带强国觊觎着这一地带，而西方海权则对其进行了抵制。1946年美国外交官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他的“长电报” (1)中阐述了对苏联实施“遏制”（containment）的冷战政策这一说法出自苏联周边的海权国家，而心脏地带的强权则称之为“包围圈”。对于西欧、以色列、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捍卫，以及在阿富汗和越南开展的战争，都是为了防止苏联将控制范围从心脏地带扩展到大陆边缘地带。1957年，年轻的亨利·基辛格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他在书中写道：“为防止苏联集团控制欧亚大陆周边地带，有限度的战争是成本上可接受的唯一手段。”基辛格认为，苏联作为心脏地带的霸权国家，拥有强大的“内部通信和交通线路”，因此可以沿其周边聚集相当大的力量。波兰、伊朗、阿富汗、越南在整个冷战时期都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因为它们处于苏联和中国的边缘地带。这就是麦金德的世界，但带着斯皮克曼式的感性。
遏制中国的逻辑斯皮克曼以1942年作为基点，其目光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我们看到了地理学家心系未来的先见之明。虽然当时盟国的优先目标是彻底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但斯皮克曼也非常担心战后德国一旦非军事化，会给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他解释说，一个“从乌拉尔到北海”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可能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苏联若在英吉利海峡设立机场，将和德国机场一样威胁大不列颠的安全。因此，在希特勒垮台后，一个强大的德国仍然是必要的。基于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夺岛恶战还要打三年，斯皮克曼仍然建议与日本结成战后联盟，以对付苏联等大陆强权，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石油和煤炭产量不足，但其悠久的海军传统是一大优势；对美国来说，这个强大的东亚海上岛国在远东可以发挥同英国在欧洲一样的作用。斯皮克曼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因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异常虚弱，但将来必然会重新振作，因此联合日本这个盟友实属相当必要：
一个现代化、军事强大、生机勃勃的中国……不仅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还会向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提出挑战。中国幅员辽阔，控制着广大周边海域，它在亚洲占据着类似于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主导地位。当中国变得强大时，它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无疑将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设想，这片海域将不再由英国、美国、日本海权控制，而是由中国的空中力量控制，这种结局可能为时不远。
也许，斯皮克曼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对欧洲的观察。他反对德国或苏联统治欧洲，也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他更倾向于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权力平衡，认为这比欧洲联邦（即便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的）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他写道，一个“欧洲联邦……有可能凝聚力量，彻底改变我们对于大西洋地区的重要性，并大大削弱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目前欧盟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各个强国的国家领导人虽加强相互协调，并建立了单一货币区，但仍奉行各自独立的外交政策；要评判斯皮克曼的预测是否准确，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欧洲越是统一，与美国的关系就越是紧张。一个拥有武装部队并奉行单一外交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超大国，将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成为在南美洲南部的“等距离区”占主导地位的外部力量。
接下来的部分，是斯皮克曼的理念明显不同于麦金德和冷战遏制政策的地方。遏制政策基于自由主义理想及地缘政治原因，鼓励欧洲统一，希望其发挥反苏的堡垒作用。乔治·凯南撰写“长电报”时，就把欧洲生活方式奉为至臬，并相信它将拖垮苏联的极权体制。随后，志同道合的欧洲民主国家在美国的鼓励下，开始朝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联盟而努力。凯南自己是一个死硬的现实主义者，而斯皮克曼显然比他更冷血，他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分析掺进地理以外的任何元素。与豪斯霍弗尔不同的是，他并非不相信民主和自由社会，而是感到它的存在对于地缘政治分析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斯皮克曼的工作不是改善世界，而是陈述他认为正在发生的事；也许正是这种冷血带来的敏感性，使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凯南和冷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42年，他已然可以把今天的局势写得清清楚楚：
只有从全球视野和三维立体战争的整体性考虑，并运用他们的政治和战略思维，政治家才可以拯救他们的国家，避免在遥远的边缘侧翼陷入左右夹攻。空中力量对海权的弥补意义及其移动的迅捷性，将成为战争的本质，全球没有任何地区会因为太遥远而失去战略意义，也不会因为太偏僻被强权政治的算计所忽视。
换句话说，得益于空中力量和远征能力，各国部队特别是美军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部署，范围遍及整个地球。这出精彩剧目，麦金德“封闭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将有幸目睹。这种令人吃惊的能力应归功于通信技术，特别是与空中力量有关的技术的迅速发展。
然而，地球系统毕竟过于庞大，无法由一个霸权主导。因此斯皮克曼认为，将会出现“区域性分权”，每两个大区域之间都会相互影响。他直觉地认为，世界会以多元霸权的方式存在，相当于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已然存在的“多极化世界”。但这种多极化只是就经济和政治领域而言，在军事意义上并非如此，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队，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这个新兴的世界里，区域性庞然大物实在太多了：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强权大国，以及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越南、巴西等中等强国，对于斯皮克曼而言，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样一个世界的动力是什么？斯皮克曼的回答方式，就是紧盯着地图，从不同角度探究。他最引人注目的见解来自北极投影地图。“这里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北半球大块陆地的集中，另一个是他们以北极为中心，像海星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开，朝着非洲和好望角、南美洲和合恩角、澳大利亚延伸……”在这幅投影地图上，几乎到处都是陆地；如果你对比南极地图，则会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水域。北极地图显示了北方大陆彼此之间有多么接近，南部大陆则彼此相距甚远；当然，在这张地图上，南方大陆之间的距离被夸大了，但仍然大致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与南美洲、南美洲与非洲之间相距有多远。因此，在地理上，北美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动态的，并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线”，而那些南半球大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再强调一次，斯皮克曼并不是说南美洲和非洲是微不足道的，只是说它们彼此的关系影响较小。南美洲和非洲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价值，只有通过它们与北方大陆的关系才能体现出来；而北美和欧亚大陆之间存在有机关系，才是这幅极地投影地图传递的真实信息。
我们认为，正是浩瀚的太平洋，把北美西海岸与东亚分隔开来；但从极地飞行航线图上看，这不过是一段航程而已：向北飞越阿拉斯加，然后南下横跨俄罗斯远东，越过日本和韩国，到达中国的温带地区。假想一下，北极地区如果变得温暖，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赋予海权和制空权什么意义？超音速运输机将美国西海岸和亚洲城市之间的距离削减了2/3，极地航线越来越多地投入使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将被锁定在一个日益紧固的世界里；地理会变得更具实感，并因而更加重要。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将打破壁垒，实际情况却是各国间的联系在数量和强度上大大增加，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麦金德认为，一旦世界变成“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终极地理现实也将变得真实易感”。他指的是北半球由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组成的世界岛，将其看做地缘政治的一个独立单元，北美则是边缘地带海洋中最重要的卫星大陆。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地带理论与这种情况正好吻合。在他的设想中，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边缘地带，将凭借其大量的人口、迅猛的经济发展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一起控制围绕欧亚大陆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续海岸，并对俄罗斯的心脏地带权力形成制衡（即使俄罗斯在北极海岸获得温暖水域的控制权）；北极可能变成飞机和船只运输的枢纽中心，连接北美与世界岛的北部地区；而大印度洋则可能形成世界岛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海上通路，把非洲与中东和东亚连接起来。
尽管如此，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仍不会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统一。这是在多元化霸权世界里最让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担心的一种危险，但似乎尚没有出现的迹象。即使是处于海权力量上升期的中国，虽然似乎有能力取得这一成就，但仍会受到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海军的牵制。我们会看到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微妙的世界，贸易和经济会削弱纯粹的军事力量；不过，世界可能仍然是一个由地理决定的地缘政治体，尤其是海洋，将比以往更加拥挤。
(1) The Long Telegram，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电报之一。1946年美国国务院询问驻苏联大使馆如何对付苏联，当时作为代主管的乔治·凯南用一封长达8 000字的电报作为回复，史称“长电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