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为何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他的海权论学说又有着怎样的不足？
为何说美国的地理位置对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为何使得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超脱于国际纷争之外了？
为何当下美国所施行的海军战略似乎与马汉的海权论背道而驰？为何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格外推崇马汉的海权论？它们是否会重蹈美国海上霸权的“覆辙”？
铁 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促使麦金德强调大陆权力；同样的工业革命也促使比麦金德年长几岁的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成为海权的狂热鼓吹者。马汉认为，在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海权不仅是比陆权更重要的力量，而且由于“海军向内陆压迫性延伸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对国际局势稳定的威胁也比较小。
马汉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于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并借助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影响大中亚地区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斯皮克曼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周围大陆边缘地带的看重，同时受到了马汉和麦金德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对中心地带的控制实力，让麦金德备感吃惊；马汉的著作《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 ）比麦金德的“枢纽”一文还要早4年，他当时就发现了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与印度洋温暖水域相距甚远。他说，俄罗斯“与任何开放性海域之间的遥远距离是其先天弱势，并使它在积累财富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然如此，它有理由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也很容易通过侵略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马汉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最深层的心理意识流，而地理正是他研究的基础。那些位于俄罗斯南部、印度洋北部的国家，被马汉称为亚洲的“有争议地区”，即“俄罗斯陆权和英国海权之间的冲突区”，中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强调。这里也正是40年后被斯皮克曼称为大陆边缘地带之处。事实上，马汉在1900年选定的一些枢纽国家，直到当前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不是巧合，地理是不可改变的。
冷战期间的地理刺激，使西方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它从欧亚国家的南部梯队实施，涉及该领域内的所有大陆边缘国家。地理确定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地理也有助于将阿富汗和伊朗确定为心脏地带国家，并成为中东命运的关键力量。
1902年，马汉首次使用“中东”这个术语，来划定阿拉伯和印度之间对于海军战略特别重要的地区。他指出，印度位于印度洋沿岸的中心，其后方侧翼受喜马拉雅山脉的保护，对于中东和中国的海洋渗透战略至关重要。海权的出现，使美国可以在“麦金德式的封闭系统”里，从千里之外影响欧亚大陆，马汉为此提供了方法。
地理决定海权？马汉的海洋中心论也有缺陷。史特劳兹-胡比在其《地缘政治》一书中解释道，“英国和美国都很推崇马汉学说，豪斯霍弗尔和其他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也从中看到了德国飞黄腾达的机会。马汉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只要以此作为国防理论基础，就可确保世界安全。对于德国来说，只要英国采用该学说，他们就可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以便组织全面战争。”换句话说，马汉的海权学说一直强势聚焦于大欧亚安全，却没有充分考虑到陆权国家有能力占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乌拉尔之间的区域，从而迅速实现对欧洲的包围。
对于这一点，马汉自己也并非毫无知觉。他写道，“海权的适当使用和控制，仅仅是财富积累过程中交换链条的一个环节。”然而，他的思想更适用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海权扩张，而不是用来保持欧洲范围内的权力平衡。用史特劳兹-胡比的话说，马汉心怀“某种诱人的帝国主义”，看到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超越“从一个大洋迈向更广阔的大洋”的天定命运，并牢牢把控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这将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马汉认为，一个国家要么扩张，要么衰落，如果停滞不前，就不可能保住自己。作为坚定的战术家，他相信通过战舰群形成战列线舰队，必可实现海军力量的强化和集中。
从1883年开始的20年间，马汉出版了19本书籍，可谓一发不可收拾。“诱人的帝国主义”只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他也是一个民主派人士，尽管他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军费开支；他认为一个庞大的船队对美国并非绝对有必要，因此应与英国合作，因为制海权只有通过联盟才能掌控；他认为战争是国家间的非自然状态，但他们却不得不为之时刻作好准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他同时也预见到将来有可能形成跨国海上联盟系统，以保护全球公地安全。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还是不要丑化他为好。
1890年马汉发表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案例研究》（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一书，奠定了他的总体构想。该书对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的思想有重大影响，也促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紧海军建设。马汉认为，海洋是文明的“重要高速路”或“广阔的公用区域”，“海上航行一直比陆地更容易和更便宜”，因此海军作为商船队的保护力量，一直在全球政治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他的论点之所以有说服力，不仅在于其独创性，其全面性更是值得称道。
马汉在其史诗性巨著中开宗明义地断言：“一个和平的、有进取心的国家，并不一定也是有远见的国家。充足的军事准备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头脑，特别是在目前这些日子里。” 马汉既不是战争贩子，也非专制政治的拥护者，恰恰相反，他指出正是因为专制和“无尽的贪婪”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成为海权大国，却算不上是伟大的国家。然而，“无论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备先见之明和对国家立场的敏感性”，阻止对手的必要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马汉告诉我们，友好的外国港口在全世界随处可见，但并非永远如此。在和平时期，许多国家都不会去刻意培养对于危机的敏感性，他们的历史学家也常常对大海未加重视，没有意识到这片广阔区域对陆地、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警告说，尽管军事科技迅猛发展（从木制桨艇到蒸汽船，再到今天的核动力航母和潜艇），但战争的原则一直保持未变。因此，当务之急是撰写海战的历史。他以陆军类比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徒步行军被机车部队所取代，后者又让位于铁路运输，距离增加了，时间跨度减少了。但是，作战原则仍然支配着军队的集合地点、调动方向、对敌人的进攻点以及通信保障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马汉著作的时间跨度，从1660年航海时代“基本开始”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他指出，乔治·华盛顿在总结美国独立战争时，把胜利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在此几十年前，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部分原因则是对海权的忽视。马汉对海军战术作了全景式的评论，对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关键性作用作了精彩的描述，并将记述范围进一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
在罗马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正是由于罗马对水域的控制，迫使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横穿高卢，长途跋涉，一半以上老兵残将客死征途；而罗马军团通过水路行军，不受干扰，不觉疲倦，在汉尼拔的大本营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活动自如……”马汉指出，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中没有大型海战，罗马对地中海的掌控是迦太基战败的决定因素。假设地中海是平坦的沙漠，而陆地是沙漠上耸立的高山，占主导地位的海军力量，就如同陆军来回穿越沙漠旅行，从一个山岭翻越到另一个山头。这就是罗马的情况。但是，因为海洋是一个奇特的领域，水手们“从没有历史记录的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视线之外孤独地游弋”，我们对海军的重视，也向来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马汉认为：
从本质上说，海军属于轻兵种。它与自己的港口之间通信无障碍；它能够有效地阻击敌人；它扫荡海上，使之为陆地所用，又可控制着沙漠，那是人类在可居住的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地域……
击败个别船舶或舰队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拥有压倒一切的海上力量，可以轻易摘去敌人的旗帜，或随它落荒而逃……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的位置，它就不用在陆地上被迫自保，也不必用陆地的方式寻求领土的延伸。通过海洋，它将获得那些只拥有大陆边界的国家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
英国和美国就处于这样的地位，因此历史上都曾长时间以霸主地位存在。但马汉暗示说，美国的地理位置也有其天然缺陷。作为地处温带的巨大岛屿，美国占尽天时地利，当欧亚大陆为了霸权而相互厮杀时，它可以独善其身；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离欧亚大陆，特别是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这大大抑制了美国对他们施加影响的能力。马汉在书中也预见到，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美国的商船和战舰编队会与欧亚大陆有更多接触。但距离仍将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业”。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对加勒比海的改造，将其从一个“终端”和“本地交通站”改造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通道之一”，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船只都可以通过运河一路航行到太平洋。马汉说，有了巴拿马运河，美国“从此将不会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超脱于国际纷争之外”。
地理条件除了使地峡式运河成为可能之外，也必然会促使美国和中美洲及加勒比邻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便保护运河，并控制附近海域。有了运河，美国与亚洲在物理距离上更为接近，并可通过海运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运河还对削弱孤立主义大有裨益，由此引起自由国际主义的崛起，使华盛顿的同盟越发声势壮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地理有指令性作用，却不是最终决定因素。
巴拿马运河是几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将欧洲国家排斥在外的大国强权政治、选择巴拿马而非尼加拉瓜的幕后交易决策、征服中美洲热带疾病的战斗，此外还有艰巨的劳动和伟大的智慧。而地理则再次为人类的选择提供了环境背景。
马汉也是影响美国选择的因素之一。在他那本富有冲击力的著作荣耀出版的同年，美国军队巩固了美洲大陆，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赢得了最终也是最残暴的胜利。仅仅几年之后，作为战争的结果，美国将获得西班牙帝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取得对加勒比地区的主导地位。
马汉与其说是一位地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战术家。他吁请美国通过全球海权力量武装自己，他那极具代表性的帝国主义优越感，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影响痕迹，这也是斯皮克曼对他高度重视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斯皮克曼热衷于征服，而是他同马汉一样，直觉地认识到美国将别无选择，不得不卷入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斗争，因为它在西半球的优越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在东半球的影响力。
制海权等于霸权？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马汉也自有敌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安吉尔爵士（Norman Angell，1874－1967）是和平主义精神的捍卫者和倡导者，他于1909年发表《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 ），指责马汉的著作是“滑稽的空谈”。这位英国记者和政治学家，因遭到豪斯霍弗尔的憎恨而名声大噪，此时却对马汉的观点发难。他认为，马汉所说的“将国家权力施加于异族社会”并非体面的事业，因为“国家和帝国与个人一样，除了有身体，更有灵魂”。马汉的荒谬之处在于，他对“个人”这一有形存在全盘否定，并要求其服从于“国家”这个相对无形的存在。安吉尔辩称，“有谁会因为俄罗斯农奴恰好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里而尊重他吗？又有谁会蔑视易卜生……或任何受过教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仅仅因为他们属于欧洲最小的国家？”换句话说，马汉连同斯皮克曼、麦金德等一众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决定论者和本质主义者，他们的战争倾向来自他们的所见所闻。以赛亚·伯林曾抱怨说，现在国家和帝国似乎比建设它的人还要真实，安吉尔的观点可谓与他一脉相承。
然而，我们需要再次请出豪斯霍弗尔作为陈述理由。马汉等人如果没有参与安吉尔所谓“决定论”战略的制定，就会将大战略领域留给那些真正邪恶的人。这样说来，我们需要马汉这些人的道德缺陷。
安吉尔著作的核心点是说战争和大国竞争不合逻辑，然而本书出版后没过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并在欧洲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纪战争和冲突。生不逢时的安吉尔随之成为笑柄，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我之所以说“不公平”，是因为他的书就其本身而言可读性极强，读来让人不忍辍手，论证也十分鲜明独到。他的书或可作为“人性光明面”的证明，然而正是因为人性的缺陷遭到地理的扩大，才允许一个像马汉这样的作家几十年来享受的优待比像安吉尔这样的作家多得多。
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家们比美国人更像“马汉派”，这也是世界权力变化的风向标。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马汉的作品，同时建设舰队以应对海上武装冲突，而欧洲海军仅仅用警察巡逻的方式维护海权。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学者一个接一个地引用马汉的话，这就证明了他的影响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R.福尔摩斯（James R. Holmes）和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这样写道，“他们援引的都是马汉最咄咄逼人的训诫，几乎无一例外，比如把制海权等同于霸权，关闭公海，拒绝敌人旗舰进入等”。随着中国海军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对马汉也越发推崇；印度海权的崛起，让中国感到了威胁，而印度方面则同样以马汉式的角度看待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军却似乎已经接受了另一位理论家的思想。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1854－1922）是与马汉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他在海军战略方面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提倡用更少的船舶在海上做更多的事。科贝特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对海域的控制权，另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能得到它（马汉也这样认为）；海军联盟看似薄弱分散，但若适当建设，就会有“现实的力量”。科贝特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舰队”，必要时，舰船能够迅速集结成统一的舰队。这支舰队不需要将对手逼上死路，只要有效地控制基地、把守咽喉要道，就可战无不胜。科贝特认为，这能为有限的国防注入“积极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书出版后，英国皇家海军很快缩减海军规模，同时利用盟国日本和美国的海权相互制衡，当然，这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现在，美国面临着与100多年前英国类似的处境。美国海军在逐渐减少，战舰从冷战时期的600艘左右，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的350艘，现在只有280艘。因为预算削减及成本超支，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里还有可能降至250艘。正因如此，它热烈欢迎盟友加入，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海军。2007年10月，美国海军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其中更多反映的是强调合作的科贝特精神，而不是马汉所强调的主宰。
这份文件声称，“我们国家的利益，……最好通过促进和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得到维护，这一体系将由金融、信息、法律、人民和治理的相互依存网络组成。”在美国海军看来，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人口加速向人口中心地带聚集，这些地区大多处于海域附近，非对称性的袭击和自然灾害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文中提到大国冲突有愈加微妙和不对称的趋势，却很少谈及传统的海陆作战，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也未得到提及。“集体防务”的精神无处不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为整个海域提供安全保障……”该文件也指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域，将具有首要的战略意义。
用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的话说，在欧亚大陆边缘以及更大的世界性海角，正在出现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方面，美国海军拥有的舰队数量趋于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地位。他们遵照科贝特精神进行海上巡逻，与非洲和东北亚的当地盟军联合保护海上商业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正在崛起，并遵照马汉的思想武装海军。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位有帝国主义野心的美国标志性人物特别重视，美国海军也将无法完全摆脱他的影响。“鼓吹扩张本质上是种误导，”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写道，“这意味着过去350多年来，所有列强都没有理解国际体系的工作原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解释道，“霸权的安全效益是巨大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体系里，却没有世界霸主，“强大的国家都会禁不住受到诱惑而效仿美国，并试图称霸世界某个地区”。
到目前为止，马汉已声名远扬；但他最风光的日子，可能还在后头。
当前，欧亚大陆沿岸的战舰日益增多，以应对其他国家重蹈美国权力覆辙的野心。极地航线的可操作性，尽管可能缩减欧亚大陆和北美之间的距离，却也会使全球范围内霸权斗争的速度和强度大大增加。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封闭地理系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