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空间危机”指的是什么？历史上亚洲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欧盟的组织？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要确保亚洲的军事平衡吗？为何说核武器的蔓延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人口的过度膨胀又将如何在地缘政治上作出反映？
精确制导武器及复杂地形的限制，使得地理的报复变得显而易见，“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和“边缘区”的相互作用，使得地图本身的内聚力和收缩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再加上大众传媒的广泛影响，日益严重的空间危机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几 年前，我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任客座教授，所授课程是未来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学期一开始，我就叫海军士官生读《东方的战火：亚洲军事实力的兴起和第二个核时代》（Fire in the East:The Rise of Asi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Second Nuclear Age ），这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布拉肯（Paul Bracken）。
这本简洁而有洞察力的作品1999年出版时并不好卖。尽管文中没有提到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名字，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布拉肯几乎向所有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提供过评估顾问服务，他绘制了一个欧亚大陆的概念地图，在图上详细描绘出各国冲突的时间和距离，以及对于空白地域的占领——这是威廉·麦克尼尔在他所处的伟大历史时代的末章，提醒过我们注意的事；及至布拉肯写作之时，其发展已到了更具戏剧性的阶段，因此布拉肯断言，“空间危机”很快就要出现了。
布拉肯参考了杰出的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学说。冯·诺依曼担忧地提出，虽然过去空旷的地理条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机制，以应对军事和科技进步，但现在地理已处于下风。无可否认，“有限的地球面积”将日益成为不稳定的力量，而军事的发展又将进一步压缩地缘政治地图上的距离。布拉肯警告说，“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因为这是一种简单而渐进的变化。”
让我用几页的篇幅来概括一下布拉肯的论文，因为这对我自己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
在美国人和欧洲人关注全球化的同时，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则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和军事实力的吸引。布拉肯说，导弹核试验、生物战计划和化学武器的发展，已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亚洲制造的副产品”。战争的技术和财富的创造一直紧密相连，西方“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它的军事也崛起了。
在冷战初期，亚洲的军事力量主要用于伐木屯垦。虽然无人如此定义，但“二战型”军队存在的主要目的即是巩固国家。“军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灌输工具，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课程的巨型学校”。士兵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收获庄稼，而不是磨练他们的战场杀敌本领。因此军队驻地向国家内部集中，许多国家的军队甚至与他国军队相距很远。但随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信息革命的兴起，从盛产石油的中东到太平洋沿岸的“亚洲虎”国家，军事经济均全面发展，在军转民营的后工业化园区里，生产着导弹、光纤电缆和手机。
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国家的官僚体制更加趋向高度集权化。他们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将国内政治派别之争暂且搁下，一致对外，并在此过程中日益专业化，从而更具杀伤力。过去千百年来，面对外敌入侵，政府往往退避到偏远地区；现在的国际边界上电子传感器密集分布并全方位实时监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时处于战备状态，地理已经从“缓冲垫”变为一座座监狱，任何人都无处可逃。
亚洲的概念是由西方海权国家创立的，始于16世纪之初的葡萄牙，并在冷战期间被分割成许多单独的区域。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经济热潮席卷东亚，“太平洋盆地”（Pacific Basin）这个新的大型区域形成了，在此基础上亚洲地图回归其整体性。这种经济成功的故事之所以成为可能，绝非仅仅是以武力相威胁的结果；相反，正是因为军事霸主美国的存在，才保证了亚洲的地区和平。现在，随着亚洲重返单一的有机整体，美国的力量正在慢慢后撤，而中国、印度和其他本土国家的军事实力随之上升。随着区域次单元逐渐崩溃，亚洲变得越来越大；又因为人口规模和导弹射程不断扩大，它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武器装备在逐渐累积，同时却没有伴随联盟结构，这样一个亚洲，愈加显得不稳定。
布拉肯解释说，欧洲有许多强大的国家，彼此拥挤在一个狭窄的半岛上，容易相互争夺；而亚洲因为规模巨大，军队之间相距太远，彼此很难给对方以驰援，因此历史上的联盟从无必要。但现在情况正在变化。如今遍布欧亚大陆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步兵部队；各国海军远离母港，游弋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中国、日本、印度、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正在发展通信技术网络，卫星和水下监听设备得到广泛使用。随着“亚洲工业化强国与军事强国成为同义词”，布拉肯写道，大陆简直已经没有出错和误判的空间，事实上成为了“缩小的欧亚棋盘”。
对于这个缩小的棋盘，布拉肯还追加了“破坏性技术”这个不稳定因素。这些技术不是用来维持领导地位和现存全球权力结构的，而是可以“打破现状，破坏秩序”。它们包括计算机病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和生物炸弹。布拉肯写道：
破坏性技术改变了游戏规则。它通过培育新的技能打破现有优势，并促进不同战略的出现。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动摇了既定秩序，改变了衡量领导地位的标准。
事实上，破坏性技术在宗教狂热的助力下，已把伊朗高原拉到巴勒斯坦的大门口，即使两国地理距离相隔800多英里。伊朗仅仅是某种趋势的一部分。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也获得了战术核武器，美军在两次海湾战争之前设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大型前进基地，今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这样的发展趋势，将阻碍美国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投射力量，为更加不稳定的、多极化的权力格局铺设了道路。
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关键部位部署军事装备，美国才得以保持军事实力优势，但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能够摧毁这些前瞻性部署，或者至少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发挥作用。布拉肯写道；“亚洲的军事霸主并不是亚洲国家，而是美国。因为要保持非对称局面，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军备力量。”然而，美国现在越来越难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在军事实力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几十年来，美国和苏联拥有而不轻易引爆核武器，只是为了玩弄“政治花招，以便形成威慑力，可以任意发号施令，或者取得其他形式的心理优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这样做，有些是受愤怒情绪的驱使，有些是不愿受制于贫困，或因缺乏有效的官僚机制，不能以负责任的方式控制这些武器的使用。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以“超然和理性”的方式对待核战争，然而在布拉肯称为“第二次核时代”的当今时代，可能就不是这么幸运了。如今欧亚大陆里挤满了穷国，其中不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布拉肯说：“在亚洲，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就像美国旧西部电影中的六连发手枪一样泛滥。”这个比喻之所以恰如其分，是因为六连发手枪既便宜又致命，有了它人的块头和力气大小都变得无关紧要。正如六连发手枪改变了旧西部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样，穷国的核武器以及其他破坏性技术，将改变全球权力平衡。突然之间，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与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打交道，而且几乎要平起平坐。
核武器在亚洲的蔓延，“让世界更少以欧洲为中心”，从而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欧亚大陆和欧洲自身在地理上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许多强大的国家不甘心囿于密闭的狭小空间，必然冲突不断；和平只是作为插曲，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权力均衡而间或出现。现在倒不会像冷战期间那样有大规模的热核弹头积累，也不会通过彻底毁灭对手来寻求和平与稳定，虽然在这个都市密集的世界上，一个国家仍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巨大的、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伤害。因此，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需要有最能干的政治家，通过实施梅特涅 (1)式的权力平衡治国术，来防止大规模暴力的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多维边缘政策的世界。地图的萎缩不仅会抹杀冷战时期区域研究者划定的人造地区，也会使麦金德有关“枢纽”的概念与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明显。一直以来，欧亚大陆已经因技术的重新配置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如果有其他国家对伊朗实施军事援助，可能会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以色列引发军事行动；因为电视图像生动直观，落在加沙地带的炸弹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激起民众抗议示威；美国空军可以从位于印度洋中央的迪戈加西亚岛基地攻击内陆封锁的阿富汗；许多国家的军队过去通常囿于本地，现在中国和印度海军则可以沿着整个可通航的大陆边缘地带，从亚丁湾一路部署到南中国海和日本海。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欧亚大陆某个地方呼应另一个地方，而另一个地方又予以反复回应。这并不是对地理的否定，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为它添加其他因素。地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至高无上了。
人口膨胀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曾经的担忧，不仅会因布拉肯密切关注的破坏性技术而加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将使欧亚大陆地图患上更严重的幽闭恐惧症。20世纪90年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现实主义”和“决定论”等词汇遭到诋毁。18世纪后期英国哲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被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认为它过于严酷，充满决定论思想。因为马尔萨斯把人类看做一个对所生存的物理环境作出反应的物种，而不是拥有自我意愿、受思想驱动的个体。当然，马尔萨斯的具体理论，即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供应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显然是错误的；然而，随着世界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以男性为主的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卡拉奇和加沙地带（中东的索韦托）这样的地方，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位集中研究人口及穷人生活质量和政治影响的哲学家，已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半人口的年龄都在15岁以下；未来20年，整个大中东人口将从8.54亿增长到12亿，阿拉伯世界人口增长近一倍，尤其是在也门这样的地方，人口膨胀甚至使地下水的供应也显得大为紧张，由此产生了爆炸性的政治副作用。可以想见，马尔萨斯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将会更经常听到。
可能已经没有必要去刻意证明马尔萨斯的正确性了。他的普遍性世界观，与布拉肯关于欧亚大陆空间危机的观念正相吻合。拥挤的大城市，恶劣生活条件的困扰，商品价格轮番上涨，水资源短缺，反应迟缓的市政服务既是传播民主的主要渠道，也是滋生极端主义的肥沃土壤，就连政府自身也将越来越多地由导弹以及重点对外的现代军队武装起来。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将在21世纪占据地理中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5个人口超过1 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0个，但除两个以外，全部集中在以前的第三世界；大东京有3 500万人，一路领先，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垫底，也有近1 200万。在这25个城市中，有13个位于南亚或东亚。在大中东地区，主要大城市包括卡拉奇、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和开罗。
关键的事实是，以前第三世界的许多城市只是从名单上漏掉了而已，现在一半以上的人类居住在城市条件下，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3。世界上有468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未来几乎所有新出现的城市都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和棚户区；而在麦金德的时代，即20世纪之初，只有14%的人类算是城市居民。
我前面说过，伊本·哈勒敦著有《历史》，或称世界历史的“简介”。书中写道，沙漠的游牧民族渴望定居生活和物质上的舒适，这为城市化提供了原动力；强大的统治者利用其需求为王朝提供安全保障，让城市得以蓬勃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对奢华和腐败的痴迷侵蚀了党派团结，行政权力被削弱，使体制最终支离破碎，并为其他形式所取代。
现在，这出剧目再次上演，只不过历史上头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城市和大都会已经形成，整个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洲的农村居民，从不发达的农村向城市中心迁移。这些大都市所在国家的管理者，越来越难以有效地从中央派遣人力，对民众实施有效的管理，只好将这些集中居住点非正式地分成郊区和自助社区；该地区的地方管理者，也往往是通过电子通信技术的辅助方式，接受来自遥远中央的指令和计划。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兰教也部分地上演了城市化剧目，其范围横跨北非和大中东，这也是2011年激进的民主示威者推翻各个阿拉伯政权的故事。忘记阿拉伯游牧民族或高原沙漠上绿洲居民的形象吧，现在的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混迹于拥挤破旧的都市民居中。城市生活的人情淡漠，更助长了宗教感情的加深。在古老的村庄，宗教是广义的大家庭之间日常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延伸；但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穆斯林们逐渐走进了贫民窟式的生存环境，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凝聚力，让年轻人不致滑向犯罪深渊，宗教必须经过重新改造，刻意显得惊世骇俗，或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家的职能因此被削弱了，或至少让它三分，有时甚至不得不容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行为，这些都是城市化推进的后果。最终，新的宗教社区站稳了脚跟，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障碍，甚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格局。
历史上的伟大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辽阔的欧亚和北非大陆有集中的城市、交叉重叠的导弹射程和制造轰动效应的全球化媒体，不断有民众受到半真的谣言和半假的真相蛊惑，并将其愤怒通过卫星电视频道以光速传播，瞬间传遍整个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广大空间。反之亦然，民众也会受到社会媒体的驱动，相信专断的当权者对真相的矢口否认。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地图将因密集的大城市而变得拥挤灰暗，民众反而成了关键。这一庞大的人群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凝聚成为令人惊叹的集体性符号。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是一位保加利亚出生的西班牙裔犹太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对于民众的暴力感到愕然和惊恐不安。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货膨胀席卷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卡内蒂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他于1960年出版《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 ）一书，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见解，即人人都渴望加入某种群体里，哪怕是暴民群体也没关系，因为群体可以为其提供规避危险的庇护所。他推断，人们可以由此摆脱孤独无助的境地。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对民主的向往等都是群体形态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孤独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孤寂感最终导致了传统权威的崩溃，以及新权威的建立。孤独是城市存在的独特特征，那里到处都是陌生人，真正的朋友和家人相对较少。正因如此，21世纪新城市地理的最大特征，即是一幅幅充满激烈个人向往的地图。
即使有人不愿承认，我也不得不说，其实乔治·奥威尔作品中有关暴政的描写，很大程度上表现的也是人类的一种倾向，即宁愿出让个人自由来换取保护和与组织的亲密接触。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有一个人物这样说道：“总是夹在人群中和别人一起叫嚷，那就是我说话的方式。人多势众，是保证安全的唯一办法。”作家托马斯·品钦也认为，互联网提供一种虚拟的群体保护，并由此“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社会控制，这是20世纪那些留着滑稽胡须的旧式暴君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与此同时，媒体放大了即时性（presentness）的影响，愤怒、狂喜、美德、恶行……无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是目前的情景即可。换言之，在大众媒体时代，政治成了我们所经历的最紧张的事，因为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已被一笔勾销了。
群体心理作祟下的民族主义带有技术含量的群体心理，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并刺激了2008年华尔街的恐慌性抛售。在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中，这种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2003年欧洲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它起了作用；2009年和2010年，在伊朗发生的亲政府和反政府示威中，它起了作用；同一时期，在曼谷发生了反对泰国政府的大规模民粹主义集会，它起了作用；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连绵不断的反以色列示威游行中，它也起了作用。
欧亚大陆的大城市是群体心理能够发挥最大的地缘政治影响之处。思想的确很重要，自由的人文主义和反决定论者都宣称认可这一点。而且，正是地理的紧缩，为新的和危险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最佳环境，当然也为健康的民主化思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众教育之所以重要，除了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以外，也是因为它会从客观上使一群受到误导性教育的人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生存空间不足将是关键因素。民族认同的心理大熔炉加快了城市的发展，使之取代了过去理想化的田园风光。当然，城市人群有时也会要求他们的政府奉行最高纲领的外交政策，而这正是以理想化的地图为基础的。
在这一进程中，媒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书中写的那样：
没有哪个驯兽师指挥的动物，比媒体指挥的还要多。……只要对那些大众读者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涌塞街道，一根筋似地奔向指定目标，……这简直是我能想象的最令人惊奇的关于思想自由的讽刺画了。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地去思考，现在他敢了，却已无能力思考。他对于思考的意愿，其实仅仅是愿意对别人的命令作出响应而已，却让他感觉自己获得了思想自由。
斯宾格勒有些过于悲观和愤世嫉俗了。不过，回想一下冷战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仇恨，隔着海洋和北极的冰天雪地，通信技术尚不发达，没有种族歧视的基础，因此是冷静和抽象的。但现在和未来铺天盖地的传媒网络，就像机场里巨大的平板电视屏幕，你只能收看，不能关掉。这使得原本相隔万里之外的国际事务都显得近在咫尺，而且愈发个性化。于是，我又想到了布拉肯的话：
西方人很难理解亚洲人在宗教、种族和领土纠纷问题上所投入的感情。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问题，一经大众传媒煽风点火或受到寻找国外替罪羊的政治逻辑驱使，就可能很快蔓延到整个地区，并跨越国界。这样，国家领导人就可安然退至光线照不到的墙角了——对于那些拥有并可任意处置原子弹的人群来说，这也是危险的地方。
布拉肯警告说，民族主义被西方观察家“危险地低估了”，他们把它看做复古倾向的一部分，可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一步跨过。“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民族主义与亚洲的新破坏性技术相结合的趋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新的核大国里必然存在穷人和低收入阶层，他们将成为心怀不满、血气方刚的民族主义者的催化剂。这个时代里新的军事符号不是军队，而是导弹和核武器，它们也将作为群体的新图腾存在。虽然拥有导弹的自豪感有助于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从而使一些国家的国力增强，但群体心理现象伴着媒体的推波助澜，会将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宗派团体、民间团体以及倡导民主普遍性的各种团体集结起来，削弱另一些国家的国力。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会在应对全球化的战争中缓慢而无情地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官僚能量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殆尽，疲于应付不断涌来的难民，难以适应过于庞杂的城市管理工作。总之，随着欧亚大陆的地图变得更小，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也将使人为边界从内部受到削弱。
杀伤性武器和大众传媒带来的地理报复理解21世纪的地图，意味着要接受的矛盾。当一些国家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变得更加强大时，其他国家，尤其是大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就会相应地受到削弱。然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衍生出一些次国家军队，在一些特定地域的战斗中，他们比国家军队更具杀伤力。南黎巴嫩的真主党，斯里兰卡北部前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度东部和中部的毛派“那夏里特”运动（Maoist Naxilites），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亲塔利班组织和其他普什图族部落集团，阿富汗塔利班本身，以及2006年至2007年内战期间伊拉克境内多如牛毛的民兵组织，都是特定地形条件下的次国家军队趋势日益明显的例子。
在当今时代，精确制导导弹可以准确摧毁数百英里之外的指定房舍，同时确保相邻的房子完好；而一小撮非正规军也同样可以利用一些复杂艰险的山区地形，给一个超级大国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理的报复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前一种情况来看，这些导弹要想成功发射，就不得不借助于某一块陆地或海上基地，这也使我们重新与地理拉上了关系，尽管是不太亲密和不那么传统的一种关系。斯皮克曼的印度洋大陆边缘地带，对于美国军舰的部署是至关重要的，其导弹的矛头对准伊朗和阿富汗这两个心脏地带国家的纵深腹地；其中阿富汗陷入部族冲突，分裂成许多部分，几乎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一样多。斯皮克曼和麦金德在20世纪初的伟大构想，既与那些古代思想共存，又与我们自己的时代息息相关。
众多而密集的贫困城市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沉重的负担，让建国立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艰难。这是僵化的独裁统治崩溃的原因，也是年轻的民主国家的弱点。一个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几乎不可能提供起码的市政服务，或保护人民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如尼日利亚、也门、索马里等，时常处于次国家民兵组织的围攻之中，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用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对自己的处境表示抗议，却对建国所需的基本条件避而不谈。黎巴嫩真主党也是这样，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推翻贝鲁特政府，但却迟迟不肯动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建立和维持，有些规则是不得不遵从的，既然这样，还不如追求一些更容易的目标来得实际些。
所以，在这个超级城市和大众媒体的时代，我们面临一个新概念：无国籍的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国家是一种负担”，所以这些次国家群体“只顾寻求权力，而不承担执政的责任”。现代通信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容许这些团体组织纷纷坐大，寻求外国的帮助，用致命性武器来武装自己，从而打破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
正如我前面所说，工业革命讲究一个“大”字：大飞机、大坦克、大航空母舰、大铁路、大工厂等。而在后工业革命时代，讲究的是小，微型炸弹和塑料炸药并不需要一个国家腾出一块领土来部署。小型的无国籍组织，正是这种新技术时代的受益者，而没有必要组成国家的理由也越来越多了。格瑞吉尔写道：
国家之间，特别是列强大国之间相互摧毁的能力越强，建立国家的风险就越大，对于那些以挑战现有政权为目标的团体来说更是如此。
他继续说，对于那些受到宗教狂热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驱动，突发奇想地提出绝对化目标的人来说，国家的形式并不适用。在当前时代，人口向城市平民地区大规模迁移，并切断与传统农村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沿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南部的激进化进程，许多地区甚至变成了典型的“愤怒地带”。大众传媒有机会接触他们并宣传他们的要求，这个过程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由此出现；他们对国家是否忠诚，并不是判定其身份的决定因素。总之，如果我们稍微退后一步，考虑一下有关情况，我们就能得到一张新的欧亚大陆地图。这张地图把整个大陆看成是统一的板块，而不是冷战时期的区域研究部门划分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小块地区“拼图”。
在这张新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些之前几乎不存在的触点和通信节点。扩展的城市，重叠的导弹射程范围，相互交织的意识形态，加上大众传媒推波助澜，使它显得更加混乱不堪。新的道路、港口和能源管道，把中东和中亚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联结在一起，从俄罗斯经印度洋到中国均已连成一片。
随着不同的文明体密集地相互交叉，媒体作为经常性愤怒的出气筒和受压迫群体释放民间压力的渠道，对于安静的幕后外交的需求从来没有这么强烈。一场危机将会并入下一场危机，“保持冷静”成了每个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常彼此告诫的箴言。
由于地图本身所具有的内聚力和收缩性，“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和“边缘区”等意味着从水平层面将大陆分成若干大区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将不再那么贴切了。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这些地区之间永远存在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就好比说，一块手表或计算机芯片虽然小却十分复杂，想要了解手表或芯片的工作原理，就必须对其加以分解，才能看到其中一部分如何影响其他部件一样。飞机、互联网、对广大城市中越来越彼此雷同的政治手段的关注，都必然会削弱地图的重要性；而且，互联网若脱离了网络载体，转化为口头形态，可能会把领土战争变成一种思想的战争（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坚持以赛亚·伯林的人文主义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各国不管如何武装自己，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正是因为民主和网络空间对于次国家体和超国家力量的推崇和善待，较小的区域将更大胆地突破底线，正如他们在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做的那样。
然而，我们当下居住的这个“政治制度封闭化”的世界，在20世纪的进程中已进一步关闭了，正如布拉肯注意到的那样；就连地图也受制于熵函数定律 (2)，这意味着一种平衡状态终将形成：地图上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每个人类居住区，都会越来越彼此雷同，并表达出相似的情感诉求。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兰德尔·L．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研究，这会导致“因过度刺激引发的全球性倦怠……由令人不安的个人极端主义和国家的故作教条姿态混杂而成”。换言之，世界将比以前更加无聊，更加危险。
但在这种了无生气的局面完全掌控世界之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动荡、权力转移以及自然的地缘政治演变，都可以参照地图得到有效描述。
现在，到了深入探索全球各地区的时候了，特别要重点关注欧亚大陆这个超级地带。要牢记我们从历史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和其他思想家那里学习到的东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尽量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情感和理论。
我会写到欧洲，它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相邻，受到它很大的影响；
我会写到俄罗斯，它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本身；
我会写到中国，它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里主宰心脏地带以及斯皮克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的一部分；
我会写到印度次大陆，这里形成了大陆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
还有伊朗，它是心脏地带和大陆边缘地带实际交汇的地方；
土耳其和阿拉伯中东地区，这里是霍奇森所谓的“一世界”；
最终，我将落笔于北美，这是麦金德的大陆卫星国中最大的区域，并对欧亚大陆和世界岛提出了挑战。
我会尽量不作预测，而是着力描绘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从而模糊地管窥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1)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倡导“均势外交”，周旋于欧洲大国之间，寻求国际力量的平衡，从而维护和扩大了奥地利的利益。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格局称为“梅特涅体系”，而1815年之后大约十几年的光景是梅特涅体系的黄金时期，被称为“梅特涅时代”。——译者注
(2) 熵（shāng）指的是体系的混乱程度。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首次提出熵的概念，用来表示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能量分布得越均匀，熵就越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