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辽阔的大陆国家，凭借其与亚洲内陆拉锯式交融，向着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延伸，这是当今中国版图与成就的政治现实。
长城除了起到强化生态地理区别的作用之外，为何还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分野？为何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而自治的局面？
从远东到蒙古再到中亚，从东南亚到南海到东海和朝鲜半岛，作为传统大陆强国的中国，其地缘政治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在向中亚心脏地带施加影响，对大陆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和东北亚有很大的发言权，而现在的西太平洋地区，已呈现出中国陆地权力与美国海上力量对阵的局面……
麦 金德在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结尾谈到中国时，发表了惊人之语。他先是阐明欧亚大陆内部为什么会形成世界地缘战略强国的支点，随后断言，中国人“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色危险，原因正是他们能够为其大陆资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据点，这种优势就连占据枢纽地区的俄罗斯人都无缘享有”。这个论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种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任何非西方力量的崛起都报以敌视态度。
且抛开这些不管，先来看看麦金德的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强国，其唯一的海洋前沿主要被北极冰封锁，而中国虽也是大陆强国，但其阴影区延伸到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战略中心，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油气资源。中国有9 000英里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其中大部分是不冻港口，此外还与3 000英里以外的太平洋主航道相连。麦金德于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如果欧亚大陆与非洲连接，由此形成的“世界岛”相当于北美面积的4倍及其人口的8倍，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海岸线兼跨热带和温带，将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他在该书的结论中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1/4的人口建设一种“既非纯粹东方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新文明。
麦金德自始至终都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自然把大不列颠看得高人一等。然而，如果仅就地理优势和人口规模来说，他对中国的预测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精准无比的。
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看似太过明显，以至于我们向来只是大谈其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却往往忽略了这一基本点。现在，到了通过中国历史的透镜来查看其地图的时间了。
虎虎生威的中国俄罗斯位于北纬50°以北，中国位于它的南部，与美国处于大致相同的纬度范围内，四季变化分明，尽享由此带来的好处。东北主要城市哈尔滨位于北纬45°，与缅因州相同；北京接近北纬40°，和纽约一致；上海地处长江口，位于北纬30°，与新奥尔良纬度相同；北回归线贯穿了中国的最南端，略低于佛罗里达群岛。
美国夹在两大洋和加拿大北极地区之间，唯一的威胁是南部墨西哥的非法偷渡幽灵，而中国的威胁几千年来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地带（该地区也曾从相反方向威胁俄罗斯），集中位于北部和西北部。过去中原本土的汉人和满族、蒙古、匈奴等沙漠民族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这也是中国早期王朝的都城往往建在渭河流域的原因之一，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适宜农业人口定居，也比较安全，不易受到北方高原游牧民族的侵扰。
美国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是排列整齐有序的森林、草原、沙漠、高山和海岸，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呈南北流向从中间贯穿而过；中国则疆域辽阔，渭水、汉水、黄河和长江从西向东奔流不息，从欧亚内陆严寒干燥的高地流向湿润的农业区域，直达太平洋海岸。这些农田耕地，也可分为华北地区生长季节较短的旱地（小麦和谷子的主产区），以及华南湿润高产的双季水稻秧田。公元605－611年间修建的大运河把黄河和长江连接起来，相对贫困的中国北方由此得到经济富庶、食有盈余的南方接济。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的说法，“大运河的作用，与北美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同样巨大”。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在这里我们看到，像修建大运河这样的某种人类壮举比简单的地理事实更具历史意义。
中国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就像东西罗马帝国一样。
但正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所写的那样，“亚洲内陆高原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建立在集约式农业基础上的村舍定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相较而言，中国华南和华北之间的反差是不明显的”。所谓亚洲内陆，费正清是指某种比较全面的概念，包括“一条宽阔的大弧区，从东北通过内蒙古和新疆直达西藏”。
他接着说，中国的自我意识主要以文化差异为基础，也就是产生于沙漠地带和中原产粮区，即牧区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中国的民族地理正是这个“核心-边缘结构”的反映，核心是可耕种的“中央平原”（中原）或称“内陆中国”（内地），周边则为牧区“前沿”（边疆）或“中国以外”。
这也是中国修建长城的最终目的。政治学家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长城“起到了强化生态地理区别的作用，并转化成政治上的分野”。事实上，对于早期中国来说，农业就是文明本身，中央王国对周围游牧民族本就无所求；直到公元前3世纪东周王朝晚期起，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才开始吸纳蛮夷人和半蛮夷人作为成员。
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起，中国开始接触到罗马、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等其他文化，从而发展出相对区域化的空间感。今天的中国境内既有沙漠又有垦植区，规模不亚于一个大陆，这一事实反映了其长期持续、高潮迭起的历史进程，这也为中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地缘政治基础。
这种逐步扩大的过程始于渭水周围的“摇篮”区域，在3 000年前的西周时期那里最为繁荣昌盛，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渭河和黄河下游河道向外扩散，后进一步南移到大米和茶叶的主产区，即现今中国的东南部直到越南北部。即便如此，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北方，以当今北京地区为中心。战国时代，秦国最终在七雄中胜出，据词源查考，英文里的中国（CHINA）即由此得名。
公元前2世纪，汉代取代秦朝。至此，中国疆域包括所有可耕种的腹地，从黄河和长江源头到太平洋海岸，从渤海经由朝鲜半岛直到南中国海。汉朝皇帝将外交和亲与军事突袭双管齐下，得以在匈奴各部之间建立封藩制度，大一统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定居式农业文明，需不断努力建立能够抗衡三面外界力量的缓冲带，范围从满洲直到吐蕃，以抵御高地的游牧民族。这一历史僵局在结构上与俄罗斯类似，但是，俄罗斯人口稀薄，还要地跨11个时区，而中国从古代起人口分布相对密集，因此更具凝聚力。由于对外威胁更少，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不那么好战的社会形态，但历史上的中国朝代仍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8世纪的唐朝，军事实力威震八方，文学艺术繁荣昌盛。大唐军队穿过蒙古和青藏高原，在整个中亚建立自己的附属国，最远处到达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并进一步扩展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唐朝皇帝在西北突厥回纥部帮助下挥师西南，展开与吐蕃的战争。与草原民族的周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非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军队只是构成唐代国家机器的工具之一。约翰·凯伊认为：“儒家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映，是强大的文官控制军事的思想。”费正清也写道，“古代中国的辉煌，……是理性的和平主义”，正如儒家神话“德政”所代表的意义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正是这种和平主义造成历史的反复，即中国不断征战草原和高原地区，同时草原游牧民族又反过来侵略中国。公元763年吐蕃军队包抄了唐代都城长安，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金、辽、元三个朝代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王朝，这代表中世纪亚洲内陆腹地对中原地区的军事进攻。这与宋、明两个本土朝代的失败有关，尽管他们也通过军事技术革新获得部分草原土地。至此，中原地带在与西藏、西域、蒙古至远东边疆的争斗中多以失败告终，俄罗斯也只是在17和18世纪被清王朝打退过（正是在此期间，今天由中国控制的多民族领土被“割让”，但也有例外：台湾就是在1683年被收复的。——作者注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辽阔的大陆国家，凭借其与亚洲内陆前前后后的拉锯式交融，向着麦金德所谓的心脏地带延伸扩展，这是当今中国版图与成就的政治基础。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主导民族汉族逐渐聚居于内地的可耕地上，他们是否能够永久与藏、维、蒙等众多少数民族和睦共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于大陆强国的鼎盛时期。但是近代蒙受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列强侵略的创伤，对中国人来说仍记忆犹新。19世纪，清朝沦为“东亚病夫”，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和藩属，英国将中国南部的尼泊尔和缅甸占为殖民地，法国占领了印度支那，日本将朝鲜占为其殖民地并强占了中国的台湾，俄罗斯侵占了当时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领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治外法权协定，饱受屈辱，日本由此窃取了中国心脏地带的山东半岛和满洲，西方国家也分别控制了中国部分城市。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最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宣告结束。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未必像毛泽东那样把形势看得极为严峻，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历史。现在的中国领土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也就是其核心地带周边所有高原和草原），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中展示的“中国”观念，其范围甚至超越了8世纪的大唐和18世纪的大清盛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与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它通过商务而非强权来扩大其影响。
中国的大陆强国之路根据地图所示，中国走向全球性强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过去30年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肯定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但是，中国即使在混乱时期，仍将屹立在地缘政治的中心。中国以西式现代性与东方水利文明相结合的方式对麦金德的预言作出了回应，也就是充分利用中央控制的政权，动辄用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中国历来政令如山，雷厉风行，而西式民主国家总是欲行又止，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与之匹敌的。
然而，强国的建立往往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以美国经验为例，从内战结束至1898年美西战争之间的那几位总统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了（如拉瑟福德·B.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切斯特·艾伦·阿瑟、本杰明·哈里森等），但在他们领导下，美国经济一直悄无声息地保持很高的年增长率；其后，随着美国与外界贸易交往增多，它开始动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海域登陆，从而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获得经济和战略利益。尽管当时美国存在各种社会弊病，但这些弊病都是这种活力的副产品。此外，自1890年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后，美国已巩固了内部大陆，这也使得美国有精力集中对外。
中国也正在巩固其陆地边界，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不同，中国不搞武装传教士那一套。它没有要传播的意识形态，也不想把自己的政治系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道德进步是美国打出的目标，中国人不玩这个。但它也的确有非打破现状不可的理由：养活占世界总人口大约1/5的国民，并保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需要大量能源、金属和战略矿产资源。事实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中国要以7%的耕地养活占23%的世界人口，“相当于每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养活约2 000人”。而且，它还要实现其“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是让大多数人口过上富足的生活。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与邻近地区和资源丰富的遥远地区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取其经济发展和增长所需的优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算得上是一个超级现实主义的大国。它在整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悄然无息地发展势力，那里盛产石油和矿产；还将整个南中国海到毗邻的印度洋打通，确保港口准入，把油气能源丰富的阿拉伯和波斯世界与中国沿海地区连接起来。由于在此问题上别无选择，因此北京较少关心与其接触国家的政权类型；它需要稳定，而不是西方设定的判定标准。与中国有经贸关系的一些政权，如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朗、苏丹和津巴布韦，要么被人为抹黑，要么被视为专制，或兼而有之。而且，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与美国的传教士角色发生冲突，也与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发生冲突：中国正在渐渐误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我们经常忽视一个事实：这些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亚、中东的其他国家，本来就在中国过去某个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就连苏丹，也离15世纪初明朝将军郑和访问过的红海地区不远。
中国并未构成现实存在的问题，它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使有也是间接的。中国提出的最基本层面的挑战是地理，其他如债务、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也很关键。它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即麦金德所谓“世界岛”的新影响在增长，但其性质远不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而是以更微妙的方式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
中国只需确保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可以改变东半球的力量平衡，这将引起美国的极大关注。北京凭借在地图上的有利位置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其影响力正从中亚向俄罗斯远东地区，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逐渐发展。正如拿破仑的名言所说，“某些国家的政策扎根于地理”，中国正是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大陆力量。
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尽管中国在中亚、东亚地图上的位置有巨大优势，但在其他方面，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北有蒙古（地理上的“蒙古”）的例子：这个巨大领土板块的南、西、东部与中国接壤，看起来就像把中国咬掉一口一样。
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欧亚大陆最新历史大迁移和中国城市文明北移的威胁。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已经由汉族居民占主导的情况下，蒙古担心他们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蒙古有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铀和其他战略性矿物，以及空旷肥美的草场，那里还曾为清朝所拥有。因此，与蒙古的关系于中国而言具备战略性意义，从其积极打通到蒙古的道路，可以看出端倪。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领先的铝消费国，对铜、煤、铅、镍、锌、锡、铁等矿物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世界金属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0%上升到25%。
蒙古以北和中国东北三省以北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贝加尔湖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是绵延无边的桦树林。这片浩瀚沉寂的土地相当于欧洲的两倍大小，却只有670万的稀薄人口，还在进一步下降到450万人。俄罗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扩展到这一地区的，当时帝国主义盛极一时，而大清正处于羸弱时期；但俄罗斯对任何地区的统治，都不像对东部的三个地区那么力不从心，尤其是它接近中国的这一部分。
在俄罗斯边境另一边的中国东北，生活着1亿中国人，人口密度是西伯利亚东部的62倍还多，因此已有许多中国移民跨越了这条边界。西伯利亚城市赤塔（Chita）的华裔人口规模就已十分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获取资源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俄罗斯远东人烟稀少，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储量巨大。《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记者戴维·布莱尔写道：“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结成战术联盟，但它们之间在远东地区仍很紧张……莫斯科担心中国移民大量迁入这一地区，随即在此地兴建木材和矿业公司。”这个问题已在别的毗邻国家出现过。例如在蒙古，虽然并不存在军事侵略或吞并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和企业显然已悄然控制了大部分曾在明、清两朝属于中国的地区。
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曾引发军事冲突，1969年，苏联军队第53师部署在漠河和乌苏里江俄方占领一侧，中国则在毛泽东领导下作出强硬回应，在中国边境一侧部署百万大军，并在各大城市建设防空洞。为了减轻苏联西侧压力以集中对付远东，时任苏联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与美国缓和政策。中国四面受敌，除了与苏联直接对垒外，还受到苏联的卫星国蒙古及亲苏的越南、老挝和印度的威胁。紧张的局势导致中苏分裂，尼克松政府因此抓住时机，在1971－1972年采取向中国开放的政策。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因地缘政治分歧再次陷入冲突吗？他们目前的联盟，主要是一种战术。美国可以像过去那样坐收渔人之利吗？这一次，因为中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美国可能会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对其形成牵制，迫使其注意力从目前的太平洋第一岛链转向陆地边界安全。事实上，为了阻碍中国海军的发展，美国必须从中亚基地向其施加压力，特别是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从陆地上施压，可以帮助美国阻挠中国在海上的力量。
其实本可以有另一种更为乐观的情况，也更有利于中国东北三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个版本可回溯到1917年前，中国贸易和人口在阿穆尔和乌苏里江流域融合发展，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复兴，如果莫斯科当时有更开明的政府接受这一情况，就会借此促进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全球枢纽。进一步推动该方案，我几乎可以断定，朝鲜也会出现更温和的政府，有利于以日本海为中心，形成一个开放边界、充满活力的东北亚地区。
中国与中亚地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不像任意划定的那么不完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历史”边界。中国虽已延伸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但延伸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最西部的省份新疆，直译为“新的疆域”，为多个民族共同的居住地，由于戈壁沙漠的阻隔，离中国的人口腹地更显偏远。18世纪中叶，大清乾隆皇帝征服了叛乱，统一了巨大的西部领土，与俄罗斯划定了“稳定的西部边境”，因此中国疆域规模翻了一番。英国外交官和游记作家菲茨罗伊·麦克伦爵士（Fitzroy Maclean）写道，此后，这个地区的历史充满曲折。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不断有反叛和短暂的地方割据；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力量进疆，它与中国其他地区才强有力地结合起来。维吾尔族人约有800万人，不到中国人口的1%，但他们占新疆的45%，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相当于得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大量集中于靠近太平洋沿岸的河流低地以及中心冲积河谷，广大西部和西南部干燥的高原则普遍比较空旷。远古时代，中国作为文明的概念一出现，就有意识地沿大江大河发展，河流对于中国的作用正如道路对于古罗马一样重要。在这个中国文明的壁画上，阡陌纵横交错，“无数的河流、运河和灌溉水渠，繁华的市场，花园和稻田，季节性洪水……带回耕作需要的肥沃土壤”。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淡水库，但到2030年预计供水量相对于水需求而言将会短缺25%。由于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壤下面还储藏着数十亿吨的石油、天然气、铜，为了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中国几十年来从全国人口中心地带迁移了为数众多的汉族居民来作为填充。
中国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有分歧，同样也会在中亚展开激烈竞争。中国和苏联统治区内中亚各国的贸易额已经从1992年的5.27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5.9亿美元。主要的贸易方式是通过两大油气管道进行的，一条从里海海域横跨哈萨克斯坦运送石油到新疆，另一条运送天然气，从土库曼斯坦穿过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和哈萨克斯坦到达新疆。这再次证明，随着中国向麦金德的欧亚大陆腹地延伸，能源的需求将永不满足。
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中国并不避讳风险，它想尽办法开采世界上最后一部分未开发的铜、铁、金、铀和宝石矿藏。现在，中国已经在喀布尔以南进行铜的开采，其目的是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为安全通路和能源管道，把天然资源通过印度洋港口转运过来。中国一直是“异常活跃”的道路建设者，目前正计划连接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在阿富汗，一家名为“中铁十四局集团”的国营铁路公司在瓦尔达克省承揽公路建设工程。中国正从几个方向改善通往阿富汗的铁路基础设施，在美国出兵击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时，中国正忙着提高其地缘政治地位。确实，军事部署是暂时的，公路、铁路干线、管线则几乎是永久性的。
正像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青藏高原山区的铜和铁矿石含量占中国境内的很大一部分，因此中国对这些自治区分外重视。如果没有西藏，将大大减少中国的面积，同时也相当于扩大印度次大陆面积，这是中国加快青藏道路和铁路项目步伐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巴基斯坦境内有中国修建的道路和印度洋港口项目，因此可能作为未来大中国区的一员，而缅甸等相对弱小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的话，那么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印度，将是插入中国势力范围的一根生硬的地理楔刺。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的大中国地图，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文化传统丰富多彩，广受尊重又各有特点；尽管贸易关系可以互补，但地理上的接近和一触即发的边界争端，仍使两国注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竞争对手。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动荡的边界会制约中国力量，因此地理自身就可以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因素。但是，鉴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持续经济增长的合理前景预期，即使有少数严重的颠簸，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许多陆地边界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用它自己的方式开发了这些人口较少地区的活力。也有人认为，中国边境上有一些不稳定国家存在，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北京来说是危险因素。那些国家的边境线我去过，他们处在海拔极高的偏远地区，人迹罕至；中国边境一侧几乎没有任何人活动，因此巴基斯坦可以完全放开。
过去，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东南亚国家是相对较弱的国家，这里的地理版图历来是不完整的。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中国统治过越南；到13世纪末期，中国元朝也曾将缅甸、泰国和越南收归麾下。
中国移民到泰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所说，中国西南地区没有长城，不仅因为那里山峰崎岖，森林茂密，中缅之间山壑陡峭，还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大边境比北方更容易。没有什么自然屏障能把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交界处分离开来。中国云南的省会昆明完全可以成为湄公河繁荣圈的中心，通过公路和河流连接印度支那半岛的所有国家，那里的水坝将提供电力供圈内所有国家消费。这里好比世界人口的驾驶舱，因为东南亚地区有5.68亿人，中国13亿人，印度次大陆1.5亿人，都扎堆聚集在这里。
缅甸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国家，也处于大国争夺的最前沿，它在该地区规模最大，土地面积最广阔。和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国边界上其他领土一样，缅甸是一个弱国，但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从缅甸的印度洋海岸到中国云南省，距离不足500英里，中国和印度竞相争取在此地发展的机会。
泰国以前本是个强大的国家，然而现在它越来越无法发挥其地区锚的作用了。泰国政治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体弱多病的国王与王室难以成为一支稳定的力量，泰国军方忙于派系斗争，公民从思想上分裂成城市中产阶级和崭露头角的农村阶级两部分。中国利用其洪水般的资金优势发展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而美国的精力已转移到中东战争，因此对这一区域不甚重视。在东南亚更远的地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经历民主过渡的自我挑战，他们的两位老牌强势领导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李光耀相继从舞台上退去。由于马来族人均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种族化，导致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社区之间分化明显。伊斯兰化的蔓延也在过去20年间导致7万华人离开马来西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不得不大量依靠中国进口。
新加坡则用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对中国无声的担心。这个城邦国家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位置接近于马六甲海峡的最窄处。新加坡的主体民族是华人，与马来族分占77%和14%。最近退休的部长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公开敦促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和外交存在。新加坡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独立地位，就像蒙古的发展一样，将对北京的区域影响力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而印度尼西亚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既需要美国的海军力量存在以对抗中国，又担心看起来太像美国的盟友，会在伊斯兰世界激起愤怒。
最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ASEAN）正式成立自由贸易区，这表明中国与南部邻国之间正在发展一种新型贸易关系。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每个东盟国家分别与中国谈判，而不是作为整体交往。中国城市劳动力相对便宜，东盟国家成为其生产的工业产品的销售地，这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事实上，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差距扩大了5倍。
看看最近的历史记录：1998年至2001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长近1倍”，2003年至2004年，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也是这样。从2002年至2003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总共增长51.7%，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领先的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然而，中国也在东南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现代化发动机的作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有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最复杂的因素是越南的立场。这个国家历史上曾与中国为敌，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海军基地，战略地理位置优越，与印度和日本都是中国潜在的缓冲国。不过，即使越南对于这个巨大的北方邻居心存恐惧，也只能别无选择地与其朝夕相处。中国仍然处于扩大影响力的早期阶段，因为它只是刚刚掌握周边部分区域，未来几十年形势发展的脉络，将决定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即使政治边界不变，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以及东南亚都一直是中国的影响力扩张范围，这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朝鲜对东亚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它的开放，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几十年后的命运。朝鲜半岛是东北三省的天然地理附属物，控制着中国东北地区所有的海上交通线，更特别的是，渤海紧裹在其腋下，那里有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储备。
朝鲜接近俄罗斯并有通向太平洋的额外出海口。在那里，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利益交汇，有很多太平洋沿岸良港面向日本。中国的目标，必然是将朝鲜建成一个更现代、权威、戈尔巴乔夫式的缓冲带，以隔开更活跃的、中产阶级民主的韩国。
但是，就连中国也不能完全预计朝鲜的事态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其他分裂国家如越南、德国、也门，统一的力量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一次统一是在深思熟虑下取得的。相反，它往往一蹴而就，并不尊重所有主权的利益。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最有可能是在首尔的控制之下复兴的，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民族主义国家对于比其更强大的邻国一直抱有敌对情绪的暗流，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历史上曾试图控制或占领它的强国。
当然，韩国对日本抱有很大的戒心，日本从1910年到1945年间占领了朝鲜半岛。首尔和东京之间围绕独岛问题纠纷不断，韩国称那片海域为东海，日本则称之为日本海。同时，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比日本强。统一的朝鲜半岛将略向中国倾斜而与日本疏离，美军将在此无用武之地，并转而增加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换句话说，韩国的未来很可能属于大中华圈，这甚至会影响并减少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面驻军存在。综上所述，中国在向麦金德所谓的中亚心脏地带进取的同时，也可能对斯皮克曼所谓的大陆边缘地带施加重要影响。 其中包括东南亚和朝鲜半岛。
中国的陆地边界，蕴含的机遇肯定大于危险。这使我想起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一书中的评论，“在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大陆强国”。然而，中国只是部分符合这样的描述。
诚然，中国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扩大影响力的陆权大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人数约160万人，是世界上最多的；不过，如前所述，除了印度次大陆和朝鲜半岛之外，中国只不过是在填补真空，而非加剧竞争状态。2008年和2009年的情况也表明，中国陆军未来几年还不具备远征能力。当时，解放军不得不参与四川地震应急响应、应对某些边境地区的安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安保挑战。据海军分析中心的亚伯拉罕·丹麦（Abraham Denmark）称，中国所谓“跨区机动演习”，体现的是中国解放军将部队从大陆一端移动到另一端的能力，而不是运输所需物资和重型设备的能力。
当然，中国拥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填补其广阔的前沿权力真空，不需动用真正的远征地面力量作后备，这表明中国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
中国外交官们近年来一直忙于解决与中亚各共和国和其他邻国遗留的边界争端（印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虽然这些协定对中国来说未必有利，北京这种全面性的做法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战略风向标。中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学者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中国的陆地边界稳定，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亚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冷战期间因有苏联大军压境，毛泽东将国防预算集中用于陆军，并有针对性地忽略了海军，这其中蕴含的意义不言自明。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专注于各种陆地的入侵。中国长城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本意是为了防卫匈奴人的侵犯；15世纪北方的蒙古人大举入侵，迫使明朝中断其在印度洋的远航。与此相关的是，当前中国陆地边界的有利形势使中国可以腾出手来，建设强大的海军，重新把太平洋乃至印度洋纳入其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其实，大大小小的沿海国家和岛屿国家都追求扩大海上力量，并视其为理所当然，而像中国这样大陆性的和历史上孤立的国家这样做，却不失为一种奢侈。过去，中国人在肥沃的河谷中生活得很安全，不像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不堪忍受寒冷和贫瘠的土地带来的贫困，被迫走向大海。太平洋对中国人几无所予，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无处可走之路，相比之下，地中海和爱琴海海域的人口集中居住在一些封闭海域的岛屿上，对于海洋的依赖则要大得多。
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说过：“中国人不像欧洲人，他们缺乏海上探险的胆量，将自己绑定在平原的农耕地上，年复一年地安然劳作。”直到13世纪，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台湾岛有个洋名叫Formosa，直到17世纪后才大规模迁居，此时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已在岛上建立了贸易客栈。因此，中国人以固有的方式，不慌不忙地走向海洋，他们更喜欢在亚洲的心脏地带赢得有利地位。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目前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陆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相互对峙。几十年来，中国专注于在陆地上发展，而美国由于在越南的错误冒险的教训，没有余力对亚洲陆权予以关注，经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考验之后更是如此。中国正处于陆权和海权并重的早期阶段，这是该地区的最大变化。
在地理方面，中国享有沿海的条件，也享受着内陆淡水资源的福祉。中国控制着地跨东太平洋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亚洲海岸线，其南部边境接近印度洋，并在未来几年考虑铺设道路和能源管道与之连接。中国在陆地边界总体上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但却面临着一个充满敌意的海上环境。在所谓的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放眼望去，到处是麻烦和挫折，从北向南，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群岛、台湾群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地方，除澳大利亚以外，均是潜在的热点。
未来的战争可能出现在哪些地方呢？有可能是朝鲜半岛变局或南北方之间的战争，或是美国卷入台海对抗，甚至还有海盗或恐怖主义，可以想象，这些都会阻碍中国舰队访问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海峡；也有可能是在东部和南部中国海域，围绕海底丰富的能源与其他国家陷入领土领海争端。
从太平洋以外查看这条第一岛链，俨然是一条“反向的长城”。用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福尔摩斯和吉原俊井的话说，这是美国及其盟国精心组织的一条围堵线，从日本伸展到澳大利亚，相当于阻挠中国获得更大海洋空间的监视塔。在这条线中，中国海军犹如笼中困鸟，这简直让人心惊胆寒。
然而，中国对于海上事务的解决方案一直特别积极，这可能有点令人吃惊。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海权都会比陆权显得更为和善，因此它被认为对所谓自由没有威胁。海军除了打仗以外，还有贸易保护等多种用途，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海权适合那些对陆上战争的伤亡不可容忍的国家。中国如果计划在21世纪主要通过海军体现硬实力，也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正如意大利、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和帝国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应将贸易的自由流动和维护和平的海洋体系作为关注重点。
北京对海上事务的处理仍然本着领土的角度，像一个不安全的大陆国家那样，试图以斯皮克曼提出的同心圆方式扩大势力。它所用的术语，如“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本来也是大陆领土概念，由此可见，海洋被视为中国陆地面积以群岛形式的延伸。
中国正在发展不对称技术，以及反侵入的防守能力，旨在不让美国海军轻易进入东海和其他海域。分析家们在这件事上有分歧。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S.罗斯（Robert S. Ross）认为，“中国在具备态势感知能力和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反侦察技术之前，在反介入操作方面能力有限”。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则认为，虽然中国可能会暂时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它无疑正在朝着使东亚“芬兰化” (1)的方向发展。因此，虽然它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有计划造一两艘航母，但并不会把全部力量用于购买一个海上平台。目前，中国已建造了四艘装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全部配有新型核武器和常规动力的打击能力。
据原美国海军副部长塞思·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能派出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据他推算，中国海军计划使用超视距雷达、卫星、海床声纳网络，并将网络战应用于带有机动再入运载工具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新型武器将随着潜艇舰队的蓬勃发展，成为阻止美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有力手段。至于中国正改善扫雷战能力，收购俄罗斯苏27和苏30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以及1 500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并将其部署在中国沿海，都可暂且不提。此外中国还将地下光纤系统引入中国西部纵深超出海军导弹射程之外的地区，一方面加强那里的防御能力，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发展进攻性战略，旨在打击美国财富和权力至高无上的标志：航空母舰。尽管美国已停止生产F-22，中国却仍将在2018年至2020年间装备第五代战斗机。
中国的武器装备计划大大改变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当然，它可能无意攻击美国航母，也无法通过远程打击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它的目的旨在劝阻：沿着其海岸线部署大量进攻和防卫力量，未来美国海军就不得不花两三倍的心思，才能打入第一岛链和中国沿海之间。权力的本质就是转变对手的行为，中国人通过其海军、空军、导弹采购，显示出明确的领土观，海洋意义上的大中国因此得以实现。由此我相信，美中关系将不仅取决于双边和全球贸易、债务、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更取决于中国在亚洲潜在势力范围的特定地理环境。
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说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第一岛链这个海上“反向长城”的所有守卫塔中，台湾处于最高和最核心的位置。一旦台湾回到中国大陆怀抱，它所扮演的海上长城和要塞的作用就戛然而止，而中国海军就会立刻处于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国家的能量，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能量，将急剧地向外投射，达到现在不可想象的程度。虽然“多极化”这个词经常被宽泛地用来形容全球的形势，但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军事意义上的虚拟融合，将标志着多极化世界的真正出现。
根据2009年兰德公司 (2)的研究报告，到2020年，美国将不再有与中国争夺台湾的能力。根据该报告，不管美国有没有F-22，用不用日本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或者动不动两个航母战斗群，都必然会被中国打败。兰德公司的报告强调的是空战。中国仍然不得不从海上强渡数以万计的军队，尽管容易受到美国潜艇攻击。这份报告除了所有常规分析以外，还突出强调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国距离台湾岛仅百里之遥，而美国必须绕道半个地球才能投放军力，在冷战后的环境里，又无法过多依赖外国基地。中国大陆的反介入海军战略，不仅在整体上拒斥美军，还以一个特定的方式缓解了美国对台湾的征服。中国大陆军方可以无限度关注台湾，而美国却不得不腾出精力应付全球责任；之前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之所以会令台湾舆论界大惊失色，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大陆不仅在军事上可以覆盖台湾，在经济和社会上也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30%，对大陆出口则占40%。两地之间的商业航班每周有270架次，上万家台湾企业，占总企业数的2/3，已在过去5年赴中国大陆投资。
两岸有直接通邮和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每年有50多万内地游客来岛，还有75万台湾人在大陆居留半年以上。此外，每年往返两岸参观者已达500万人次。直接占领台湾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更微妙的经济战将达到同样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台湾独立运动”必将自取灭亡。未来将会有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出现，它的发展将是大国政治的关键。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台湾下方是南中国海，它夹在东南亚大陆、菲律宾和印尼之间，更远端直达澳大利亚。全球1/3的商业海运货物和东北亚能源需求的一半，都从这里经过。在这个通向印度洋的门户和世界油气运输的洲际公路，中国参与了多个港口发展项目，如果大中国得以实现，未来终有一天南中国海将由中国海军主导。然而这个地区的问题也不少。海盗的挑战，激进伊斯兰和印度海军的崛起，印度尼西亚海峡两岸的地理瓶颈，都给必须通过这里的大部分中国油轮和船队造成了困扰。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和莱尔·戈尔茨坦（Lyle Goldstein）写道，中国还希望利用这里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使南中国海成为“第二个波斯湾”。
斯皮克曼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家经常通过“周边和跨海扩张”获得对邻近海域的控制。比如，希腊试图控制爱琴海，罗马控制地中海，美国控制加勒比海。按照这个逻辑依此类推，中国现在正试图控制南中国海。
事实上，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扼住了中国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而加勒比海正是以相同方式控制了美国通往太平洋之路，因此当时修筑巴拿马运河极为必要。就像斯皮克曼把加勒比称为“美国的地中海”以示其重要性，我们也可把南中国海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在未来几十年，这里将是政治地理的核心。 就像美国人当年主导加勒比地区一样，中国也将以类似的方式寻求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改换玩法，宣称保证越南和菲律宾等盟国享有完全自由的国际航道。正是对中国的恐惧而不是对美国的爱，才驱使河内投入华盛顿的怀抱。有越南战争的前车之鉴，这两个昔日宿敌的冰释前嫌，一时间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试想一下，由于越南相信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美国，其自信倍增，才能在心理上毫无包袱地与美国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
中美世纪博弈的必然性中国正在利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形式，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商业、军事、文化和人口等，来实现其历史上最大的、几乎超出其法律上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的国家范围。然而这里出现了一对矛盾，让我解释一下。
我前面说过，中国在其沿海海域有意采取了非介入（access denial）战略。著名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和杨大卫（David Yang）认为，中国目前可能已经具备更多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并可能计划在将来某个时候进行“公开战略测试”。美国海军仍将有能力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阻截中国船只，若光有拒绝进入的战略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是无力抵挡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攻击的，更不用说与美国的海军正面作战。当然，现在中国的意图是影响美国的行为，而不是公然与美国打一仗。但是，既然从来没有打算实施，搞什么非介入战略又有何用呢？杰奎琳·纽迈耶在马萨诸塞州经营一家国防咨询公司，她解释说，北京的目标是“使权力配置达到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它不会，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保护其利益”。
因此，台湾声称建立防御能力的目的并非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同样，中国也并非注定要与美国发生冲突。各方都希望改变对方的行为，避免战争。如果埃里克森和杨是正确的，那么所有新的武器系统演示都是旨在显示力量，本质上没有秘密可言，更不用说港口设施建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设监听站、向位于中国领土和印度洋之间的沿岸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等行为。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强硬的擦边球需要引起注意。例如，中国正在海南岛南端建设一个重要的地下海军基地，可容纳多达20艘核潜艇和柴电混合动力潜艇，这一设施直击南中国海的心脏，以其独特的风格宣示着对周围海域的主权。
也就是说，未来大中华的核心有可能是南中国海和东南亚（他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蓝水力量建设计划），随之而来的是全力保护其海上交通线，通达中东，横跨印度洋。若从这条线考虑开去，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看起来就师出有因了。目前中国没有与美国开战的动因，但经过几年或几十年，动因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细心观察中国能力的变化，不失为一个审慎的方法。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越来越与大陆融合，中国军方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印度洋和遥远的海上通道。在印度洋对岸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原材料需要保护：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市场，赞比亚和加蓬的铁矿石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铜矿和钴矿山，都由中国建造的公路和铁路相连，进而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港口。现在，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和介入肯定要比马汉时代更重要，美国在这些航线上的优势，未必将永远继续下去。
从本质上讲，目前亚洲的安全形势比“二战”结束后初期更复杂，更不稳定。随着美国的单极统治跌入低谷，美国海军规模相对下降，中国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虽然速度比以前有所放慢），二者同时发生，多极化日益成为亚洲权力关系的一个特点。目前，中国人在海南岛建设地下潜艇，发展反舰导弹；美国向中国台湾提供了114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几十套先进的军事通信系统等；日本和韩国正在进行全面的甲板舰队现代化，对潜艇特别重视；印度正在建设一个庞大的海军。一场军备竞赛正在亚洲举行，各国都加紧调整权力平衡，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在观望等待，等待美国有朝一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有打仗的动因，但海上的突发失误事件和对权力平衡致命误判的风险，有可能随着军事对峙的日渐复杂而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同时陆上的紧张局势也会影响海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正在迅速填补其地图上的真空。随着各国人口日益增多，战略通道和管线错综复杂，船舰密集分布，导弹射程相互重叠，未来某一天中国很有可能与俄罗斯和印度擦出火花。亚洲的封闭性和即将到来的“空间危机”一直在持续，这意味着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摩擦。
那么，军事上严重透支的美国，又将如何维护亚洲的稳定呢？要如何保护其盟国，限制大中国的边界，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呢？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它终有一天将超过美国在20世纪的任何对手。有人认为，美国不应再扮演“离岸平衡木”的角色，其主要盟国，如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等都要求美国海军和空军与他们本国的力量组成“合唱团”，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将领告诉我的：大陆地形与海洋形势是不可分割的，矛盾不会总是在遥远的地平线潜伏下去。
这个公海和心脏地带的“合唱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美国五角大楼在2010年绘制了一幅21世纪的美国海军地图，旨在“抵制中国的战略力量，而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他们计划将海军舰艇数量从目前的280艘减为250艘，同时将军备预算降低15个百分点。已退休的海军上校派特·加勒特（Pat Garrett）认为，这一计划值得实施，通过此举，美国有可能在加强对关岛地区控制的同时，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与大洋洲等同的地位。
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以及加罗林岛群，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订有防御协定联盟，或虽为独立国家却因贫穷而欢迎此类协定。美国在大洋洲的地位是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陆战队员用鲜血把这些岛屿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大洋洲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因为它足够接近东亚，在中国扩展DF21导弹和更先进的反舰导弹应用的过程中，又处于反介入战略的范围之外。美军未来建于大洋洲的基地很低调，不像在日本、韩国和（20世纪90年代前）菲律宾的“岗楼”基地那么扎眼。关岛离朝鲜只有4小时的飞行时间，到台湾只需坐两天客船，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为美国所有，并在经济功能上依赖于美国，美国可以在此进行一些巨大的国防投资，而不必担心被驱逐。
目前，关岛安德森（Andersen）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世界上最大的指挥平台，美国硬实力可以由此任意投射。这里任何时候都保持10万枚炸弹和导弹的储备量以及6 600万加仑喷气燃料，是空军最大的战略油气库，可即加即走。跑道上排满大型运输机、C-17环球霸王远程重型运输机（Globemasters）和F/A18大黄蜂战斗机（Hornets）等。关岛也是美国潜艇中队驻地和扩大中的海军基地，它与附近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均为美国所有，几乎处于日本和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对等点上。
还有大洋洲西南端的澳属阿什莫尔和卡地亚群岛，这里是极好的离岸锚地；澳大利亚西部海岸的连接点，从达尔文到珀斯，战略潜力也相当巨大。这些地方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下方守护着印度洋，后者是新兴世界经济的大动脉，也是石油和天然气从中东输往东亚新兴中产阶级国家的必经之地。根据加勒特计划，美国海军和空军将利用大洋洲的地理优势，构筑“区域存在待命系统”，以“地平线之上”为基地，监控从虚拟的大中国边界到欧亚大陆的主要航道。“区域存在待命系统”是英国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100多年前的“舰队存在待命系统”的一个变种，意味着分散驻扎的船舶在必要时可以迅速集结成统一的舰队；而“地平线之上”则反映了离岸平衡与参与力量重组的结合。
美国正加强在大洋洲的空中和海上军事存在，这反映了一种妥协的态度，既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大中国，又不同意由中国海军充当第一岛链巡逻官的角色。毋庸多言，这一计划也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美国的船舶和飞机继续出入中国反介入战略影响区域的同时，其“遗产”基地却缩回到第一岛链区域。
该计划还设想美国的海军活动将在印度洋急剧扩张，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不会再建立基地实体，而改由严格意义上的“作业位置”和防御协定来保证其在相关国家的军事利益，包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印度洋的岛国如科摩罗、塞舌尔、毛里求斯、留尼汪岛、马尔代夫、安达曼群岛，其中许多由法国和印度直接或间接管理，幸而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国。这将保证美国在欧亚大陆航行自由，能源运输畅通无阻。该计划还将降低日本和韩国现有美军基地的重要性，并用美国散见于大洋洲各地的军事存在缓解关岛不堪重负的压力。对于那些容易遭受打击的“主导”基地来说，此举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
在主权问题异常敏感的时代，随着大众传媒的煽动，定点驻扎的海外基地越来越难以为当地居民所接受。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对土耳其基地的启用就遇到了困难，2010年短期使用日本基地也遇到麻烦；美军在韩国的军队作战能力也有所削弱，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近年来已从3 800人降到2 500人，首尔市中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军放弃。
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掌控已经开始松动。当地居民对外国基地的抵制日益加剧，崛起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既恐怖又迷人，美国与其太平洋盟国的双边关系更趋复杂化。
当然，这也是迟早的事。以2009年至2010年的美日关系危机为例，没有经验的日本民主党新政府希望改写双边关系的规则，同时大谈与中国发展更深层次的关系，这本应该在几年前就发生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难以为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时的遗产，这次大战给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则是60年前南北战争的副产品，不可能永久不变。
在东亚中心和西太平洋地区，一个大中华正在政治和经济上兴起，并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域表现出显著的海军实力，与此同时，北京还参与了印度洋沿岸港口建设项目和军备转让事宜。我们只能指望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因为某种突发原因变得糟糕，才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在这一新的权力王国外围，集结着成群的美国军舰和来自印度、日本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舰队，尽管可能抵制不了中国的虎威，至少在某段时间内会对其形成制衡；随着中国自信心的增长，其蓝水力量可能更少地着眼于领土之争，而被这个联盟结构同化。
政治学家罗伯特·S.罗斯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但因为东亚特殊的地理条件，中美力量对比相对而言会更加均衡，因而更加稳定。在冷战期间，美国海上力量尚不足以遏制苏联，还需要欧洲陆军的支持；但现在即使整个朝鲜半岛都倾向中国，也不需要陆军部署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美国海军相对于现在的中国仍处于优势。当然，美国在日本的陆军规模正在减少，但其目标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中国，而是朝鲜。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与之相伴的越来越大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仍将导致紧张局势达到极致。按我的理解，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观点即是美国作为西半球的地区霸主，将设法阻止中国成为大半个东半球的地区霸主。这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大戏，麦金德对此也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吧。
(1) Finlandization，指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的邻国的政策决定，基本上属贬意词汇。类似冷战时芬兰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对纳粹德国也是如此。——译者注
(2) RAND，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