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怎樣從「絕對的弱者」轉變成「撼動兩隻狗的尾巴」？本書無法提出完整的答案，只能建議三個探索方向：制度、思想與人。
就制度而言，台灣的大陸政策自始就與民主化過程如影隨形地同步演進。做為一個「正在民主化的國家」，台灣一直是一面制訂及修訂遊戲規則，一面玩著權力與決策的遊戲。自一九八八年起的短短十二年內，中華民國共計修憲七次之多。每次修憲，政府內部與朝野之間的權力關係就重整一次。同樣的，戒嚴時期的許多法令一再修正，因應新時期需要的新法令也不斷誕生。這個變動不居的制度與法律狀態自然讓某些精英份子更容易玩弄權力或政策。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進，權力更加分散，更多的團體與個人可以影響兩岸與外交決策。
此外，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前分成中央、省、縣及鄉鎮等四級，九八年凍省後成為三級。每級的行政及立法部門都有不同的任期（分別為三年、四年或六年），所以在本書涵蓋的二十年內，只有一九八八、一九九九、二○○三年、二○○七年等四年沒有選舉，其他十六年每年都有選舉。而台灣地小人稠，雞犬相聞，為了搶占地盤，每場選舉幾乎都是兵家必爭。這就讓原本可以理性快樂的國內環境經常（尤其在下半年）瀰漫著濃濃的選舉味。而先天就容易情緒化的大陸政策，放在選舉的大氛圍中，更難進行成熟理性的討論。
這些制度因素的影響是：大陸政策決策的政治操弄的比重升高，理性考量的成分降低；國內因素的比重升高，大陸與國際因素的分量降低；短期利弊的考量永遠大於國家長期利益的計算；口號的動聽性重於政策的可行性；做秀重於做事。
就思想而言，民主化也給台灣帶來全新的風貌。這表現在兩個關鍵議題的民調上。關於統獨議題，不同民調長期以來均顯示台灣大多數民眾支持中間選項的「維持現狀」，而不是左右兩端的「統」或「獨」。反映在圖表上，就像把英文字母U倒轉過來。這個倒U在李扁時期一直不曾變化。
變化的是另一組議題「認同」。民調顯示，在九○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將近人口半數，而「只是中國人」認同遠大於「只是台灣人」。但九五年飛彈危機後，「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開始黃金交叉，後者並開始超越前者。至二○○○年，「台灣人」認同已與「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等高，形成雙峰現象。後來「台灣人」認同更是持續攀升。[4]
若合併檢視「認同」與「統獨」民調就會發現，「台灣人認同」不等於「支持獨立」。換言之，許多感性「認同台灣」的人卻在理性上支持「現狀」，而非「獨立」。不然「維持現狀」不可能獲得這麼高的支持度。
在「獨立」與「現狀」間，在感性與理性間如何選擇，就牽涉到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在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間，不管他心裡怎麼想，不管他做了幾次「統一」的宣示，他的政策作為很明顯是跟著理性走，也就是「維持現狀」。只在他任期最後一年，在少數內神通外鬼的官員協助下，他偏離「現狀」，打出「兩國論」的新路線，但在美中強大壓力下，很快又縮回「現狀」。
陳水扁則不然。他出身以台獨為黨綱的民進黨。如第四章所述，自民進黨建黨以來的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台獨條款，都有他的烙印。在大選前幾年他也多次用理想號召支持者。只在選前數月才突然推出「新中間路線」。選後第一年為了鞏固權力及緩和北京敵意而略加收斂。但第二年隨著小布希總統宣示「願盡全力協助台灣自衛」及李登輝出面挖鬆「藍皮綠骨」牆腳後，陳水扁就由慢而快，化暗為明地推動法理台獨。
他的台獨政策最後失敗，實因他及同黨某些人錯誤解讀了台灣的民意。他們誤以為，感性「台灣人認同」的升高就等同於理性支持台獨力量的增加。他們不知道兩者其實不能劃等號。他們更忘了，其實早在蔣經國時期，蔣已認識到感性與理性不能劃等號的道理。所以蔣經國任內，雖然「中國人認同」遠高於「台灣人認同」，但他推行的政策其實都是「維持現狀」，而非「統一」。正因為蔣經國是理性執政，才讓台灣保持幾十年的安定與繁榮。陳水扁偏離「理性」，追求「感性」，固然滿足了部分人的情感需求，但卻讓更多人害怕失去「現狀」。
要是有一天台灣的感性與理性都轉向法理獨立，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答案的部分線索恐怕要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近期政策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