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威塞尔，“来自喀尔巴阡山区小镇的犹太男孩”，出生在罗马尼亚的锡盖特。他从小将意第绪语作为第一语言，并学习希伯来语。但该地区于1940年被移交给匈牙利，1944年，纳粹“清洗”了城镇中的犹太人——有多达2万人被纳粹成群结队地押送到集中营。在抵达波兰的奥斯威辛—比尔克瑙营地后，威塞尔被与母亲和妹妹分开，她们俩后来遭到杀害。他和父亲被选中在附近的一家橡胶制造厂做苦役，父子俩在那里忍饥挨饿，还遭到毒打。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他们被转移到德国的布痕瓦尔德。威塞尔的父亲在1945年美国第三集团军解放集中营之前不久，因不堪虐待而死于非命。威塞尔获得自由后前往巴黎做记者，直到法国文豪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鼓励他撰写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于1958年以小说《夜》的形式问世，成为反映大屠杀的经典文学作品。1986年，威塞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篇华丽的演讲是他在白宫面对克林顿总统发表的。
54年前，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座小镇，距离歌德热爱的小城魏玛不远处，在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有个犹太小男孩苏醒了。他虽然最终获得了自由，但在心里却没有快乐可言。他本以为再也无法重启自己的人生。然而，就在被美军解放的前一天，他记得那些美军官兵面对眼前景象时的愤怒万分——即使已经变老，他仍会因他们当时的愤怒和同情而充满感激。
小男孩虽然听不懂美军官兵的话，但他们的眼睛告诉了他想知道的——他们见证了并将记住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略）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新千年，而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将留下什么遗产？在新千年，它将如何被铭记？当然，它将受到评判，受到严厉的评判，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这些失败给人类蒙上了一层阴影：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内战，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暗杀（甘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萨达特、拉宾），（略）如此暴力，如此冷漠。
什么是冷漠？从字面上理解，冷漠就是“漠不关心”。这是一种陌生而奇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光明与黑暗、黄昏与黎明、犯罪与惩罚、残酷与同情、善良与邪恶之间界限模糊。它的进程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什么？它是一种哲学吗？有没有一种可以想象的冷漠的哲学？人们是否可以把冷漠视为一种美德？当周围的世界经历着痛苦的动荡时，我们是否有必要时不时地践行这种哲学——只是为了保持理智，正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餐和一杯葡萄酒？
当然，冷漠可能是吸引人的，甚至有诱惑力。目光远离受害者要容易得多。这样就更容易保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希望，使之免于被粗暴地打断。毕竟，卷入他人的痛苦和绝望令人尴尬，也会招惹麻烦。然而，对于冷漠的人来说，邻居无关紧要。因此，邻居的生活没有意义，他们隐藏的甚至可见的痛苦都不会引起注意。冷漠将他人简化为抽象概念。
在那里，在奥斯威辛的黑色大门后面，所有囚犯中最悲惨的是被称为“活死人”的人。他们裹着破损的毯子，坐在或者躺在地上，茫然地凝视虚空，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在哪里——他们对周遭的一切感到陌生。“活死人”不再痛苦、饥饿、口渴。他们什么都不怕。
他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们死气沉沉，一无所知。
基于我们的传统，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被人类抛弃并不是终点。我们觉得被上帝抛弃比被他惩罚更糟糕。不公正的神要比冷漠的神稍好些。对于我们来说，被神忽视是比成为他愤怒的牺牲品更加严厉的惩罚。人可以生活在远离上帝的地方，但不能脱离上帝而活着。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在痛苦中？是的，即使在痛苦中。
在某种程度上，漠视痛苦会让人变得不人道。比愤怒和仇恨更危险的，是冷漠。愤怒有时具有创造力。人可以谱写出伟大的诗歌、伟大的交响乐。人出于人道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因为他对自己所见证的不公正感到愤怒。但冷漠没有任何创造力。甚至，仇恨也会激起回应。你要抗争，你要谴责，你要缓和。
冷漠无法引起回应。冷漠不是回应。冷漠不是开始，而是结束。因此，冷漠永远是敌人的朋友，因为它有利于侵略者，而不是他的受害者。他或者她感到被遗忘，痛苦会被放大。牢房里的政治犯、饥饿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难民——不回应他们的困境，不给他们希望的火花以缓解其孤独，就是将他们从人类的记忆中清除。我们否认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就是背叛自己。
那么，冷漠不仅仅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惩罚。这是在即将结束的本世纪广泛进行的善恶实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
在我来自的地方，社会由3类人组成：杀戮者、受害者和旁观者……我们感到被放弃、被遗忘。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唯一能够可悲地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相信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严格保守的秘密；同盟国的领导人不知道在这些黑色大门和铁丝网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的军队及其帮凶针对犹太人发动的战争，并将之视为对抗盟国的战争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如果这些领导人知道，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地干预。他们会极愤怒和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会轰炸通往比尔克瑙的铁路，就炸铁路，一举成功。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了解了，我们发现五角大楼知道了，美国国务院知道了。
（略）“圣路易斯”令人沮丧的故事[1]就是一个例子。60年前，它把人当作货物——将近1000名犹太人——运回纳粹德国。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一次由国家发起的大屠杀之后，数百家犹太商店被捣毁，犹太教堂被烧毁，数千人被投入集中营。那艘已经开到美国海岸的船被送回来。我不明白。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好人，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知道那些人需要帮助。
他为什么不允许那些难民下船？有1000人——在美国，伟大的国家，有着“最伟大的民主制度”，在现代历史上所有新兴国家中最宽宏大量。这是怎么了？我不明白。
为什么最高层对受害者的苦难如此冷漠？
但是后来，有些人对我们的悲剧很敏感。那些非犹太人，那些基督徒，我们称之为“正义的外邦人”，他们无私的英雄主义行为拯救了他们信仰的荣誉。为什么这样的人这么少？为什么在战后拯救党卫军杀人犯所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战争期间拯救受害者的努力更多？为什么美国一些最大规模的公司与希特勒的德国做生意，一直做到1942年？据文件记载，有人提出，如果没有从美国获得的石油，纳粹德国国防军将无法入侵法国。他们的冷漠该如何解释？
不过，朋友们，在这个痛苦的世纪，也发生了一些好的事情：纳粹主义失败（略），以色列在祖先的土地上重生，种族隔离消亡，以色列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爱尔兰的和平协定尘埃落定。总统先生，让我们记住您在这个地方召集的拉宾和阿拉法特之间充满戏剧性和激情的会议。当时我在场，我永远不会忘记。[2]
（略）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以史为鉴？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已经改变？人类是否变得不那么冷漠，而变得更为人性化？我们是否真的吸取教训了？我们是否不再对发生在远近各地的种族“清洗”及其他形式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麻木不仁了？（略）
那么，孩子们呢？哦，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我们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看着他们。他们的命运总是最悲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成年人发动战争时，儿童就会毁灭。我们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我们是否听到他们的恳求，是否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每一分钟，他们当中都会有人死于疾病、暴力、饥荒。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此多的人——本可以得到拯救。
我再次想到了那个喀尔巴阡山区的犹太小男孩。在多年的追求与奋斗后，我已垂垂老矣，但那个小男孩的身影一直陪伴我左右。他将与我一起，带着深深的惊恐和无限的希望，走向新的千年。
注释：
[1]1939年，载有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的德国“圣路易斯”班轮先后被古巴、美国和加拿大拒绝入境。船上的乘客后来被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接纳，其中许多人最终被纳粹杀害。
[2]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白宫草坪会晤并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