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批判理论
理查德·沙普科特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换句话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的政治理论不回答那些为了美好生活而需解决的权利、自由、秩序、正义等问题？为什么国际关系的词汇表中的关键词是结构、必要性和战略等？怀特（1967）将国际舞台视为一个“重现与重复”的领域，无政府状态的持续存在使人们理论性的美好生活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新一代学者开始挑战怀特的理论，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一直被赋予了规范性的内容因而愿意接受政治理论的词汇。这一新词汇表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肇始于德国魏玛时期，而后在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怀特的主张并避免了人类自由问题从国际政治研究话语中消失。
法兰克福学派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启迪，文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引自Devetak 2001, 146）他们试图振兴“实践哲学”这一经典理念，这是一种以理解、评估和实践导向的知识研究形式（Shapcott 2004）。特别是他们将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条件、可能性和自由作为人类科学的第一要义。对于解放的兴趣必然促使人类的研究转向对积极变化可能性的调查，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按康德（Kant）的说法，这叫作启蒙；按黑格尔（Hegel）的说法，这叫作历史的精神（Geist）；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叫作解放。对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来说，批判理性的运用能将我们引向解放这一理念，良好社会曾包含一个理念，即个人能够实现其自主潜能（Horkheimer 1972）。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试图通过在国际背景下发展“在整个世界社会范围内实现人类更高层次自由的前景”（Linklater 1990a, 7）。具体来说，一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共同体困境”进行了探讨，即囿于边界的共同体（国家）成员们如何决定国际体系中的包容和排斥形式（Linklater 1992）。这一课题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对于解放的“内涵”和普世主义的规范性研究、对于解放的“条件”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及对于既定秩序，特别是当前秩序下解放的“手段”的人类行为学研究。
第一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解放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也会引发论争。对于当代批判理论学家来说，解放既意味着摆脱不必要的痛苦，也意味着就对所有具有影响的事务进行对话、表示赞同和审慎思考的自由。其结果是，批判理论致力于为地球上所有人如何实现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高度融合的问题。然而，这就要求人们摒弃当前主导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式，因为它在拒绝接受所谓的价值中立或客观性这一假设，同时又需致力于更综合的研究。批判理论将这一规范性目标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位置。因它具有多学科性，带着实用性意图开展阐释性和评估性理论化。通过以这种方式设置议程，批判理论家志在向该学科呈现一个挑战，从而为他们的见解和目的提供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方面的正当理由。
批判性理论研究既是多学科，也是跨学科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取代其他的理论，而在于将它们整合到一种更为“完整”、更具道义上的方法之中。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规范叙事与解释彼此割裂。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对社会领域的陈述必然同时是一种对变革与自由可能性的陈述，也是对既定或可能的背景下自由的意蕴的一种反映。为此，我们很难按照人们传统上的理解将批判性理论划分为一类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定位也更为复杂，因为它既包含“大理论”又包含“应用性”的研究。任何对于批判理论的研究都至少分为两个核心部分：其一是理论的认知与方法。其二是对世界的规范性和主体性诠释。换句话说，在本章中对“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际关系？”以及“我们怎样研究国际关系？”做了解释：首先，我们探讨了批判理论的本质及其与主流国关理论的区别与挑战。其次，探讨了批判理论提出至今而做出的贡献。本章首先对批判性理论以及批判性国关理论的源起进行简要探讨，然后对它们的主要观点和成就再做研究。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要注意批判性的理论（critical theory）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二者通常是不同的，只有批判理论指的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批判性的理论包括一些对解放方案持怀疑态度的方法，而法兰克福学派列举的这种方法包括后结构主义、（某种）女性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其中有些差异源自不同的认识论，其他差异则源自不同的伦理出发点。批判性的理论当中的很多方法拒绝融入安德鲁·林克莱特的共同体方案，在哲学上抵制有关解放的讨论。共同的是，它们全都关注权力与自由。此外，批判性的理论拥有自己的思想轨迹，该轨迹延伸至国际关系之外。而本章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
1 法兰克福学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批判理论与“传统的”或问题解决型理论不同。传统理论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从公正的或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阐释社会进程，预测人类的行为进而约束。传统理论有体系维护性（system-maintenance）的倾向，因为它以自己所认知的世界为本原，仅研究如何对其进行操纵，进而实现既定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与希腊人所称的“技艺”（technê）相仿。霍克海默尔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所有的理性都被简化成了技术性的、工具性的手段，即目的理性。结果，认为理性引发理论（theoria）而不是技艺（technê）的古典认识已经被遗忘或扭曲。批判理论试图复活这一更深层次的、对“良好”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的理性的概念。它不仅研究了如何才能实现（technê）“良好”而且还研究了“良好”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良好社会。这类研究落入批判理论的范畴，因为此类研究的兴趣在于一种关于解放的体验，这种体验感受源于对权力关系的批判理解（Bernstein 1976, 189）。结果，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理论，因为，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1986，210），它“允许人们选择一个规范性秩序以取代和现行秩序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它还具有一个主体性但不明确的概念，即它将成为一种个人命运“处于他［原文如此］自己行动所决定的限度之内”（Horkheimer 1972, vii）的秩序。
30年后，尤尔根·哈贝马斯重温了霍克海默尔的主张。像霍克海默尔一样，哈贝马斯也关注人们将理性简化为技艺以及“通过完善社会管理以获得对于历史的技术性掌握的企图”（Bernstein 1976, 187）。他认为不同理论提供的有关世界的知识类型并不相同，而且这些理论的目标或知识构成（认知）的兴趣（interest）也是不同的。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实”依赖于他们的兴趣所在。所有理论都有助于构成这个世界，他们声称自己只是对其进行描述，其结果就是这样所产生的知识是不完整的或有失偏颇的。哈贝马斯（1972，308）发现了三种兴趣及三种相应的理论化模式：“经验——分析科学的方法包含了一种技术性认知兴趣；历史诠释科学的方法包含了一种实践性兴趣；以批判导向性科学的方法则包含了解放认知兴趣……”例如，实证主义有选择性失明的行为，因为它包含一种对自己的知识的运用未予承认的兴趣。实践性兴趣是对技术性兴趣的提升，因为它了解社会生活的主体间本质并试图将行为体当作这个世界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其臣民。然而，实践性兴趣有所缺失，因为它没有反映出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系统性扭曲沟通的可能性。只有具有解放性旨趣理论才能对其进行补给。至于哈贝马斯是否的确发现了理论与兴趣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认知关系或他是否只是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描述性类型学方法，人们还有争议。不过，哈贝马斯的框架强化了霍克海默尔有关纯粹公正的或超然的理论或理论家具有误导性这一观点。
此外，霍克海默尔批评了忽视社会背景和现实的理想主义理论。对于人类解放的研究必然导致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以及理性运作的物质/社会条件。成功的批判理论必须能够提出有关社会条件和自由可能性的启迪，并用于指导真实世界行为体的实践。为此，霍克海默尔采用的方法是内在批评，即对现有社会安排中的紧张关系以及可能导致渐进式社会转型的信念的分析。因而，批判理论对解放的规范性、社会学以及人类行为学因素进行了反思。
“解放”这一术语必然促使人们思考“解放”从何而起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将解放作为本质上具有争议的一个概念，目前它仍是批判理论中最难令人理解的术语之一。这一术语能够给予理论家一种特权，他们可以提供关于解放的洞见，就像精神医生那样对何时实现解放有独断的权力。康德、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的挑战是利用理性对康德所说的“人类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进行反思，并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地审查，以便人们能够“主动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Horkheimer，引自Bernstein 1976, 181）。将理性用于被视为理所应当或像是自然法则的表现的社会状态，例如通过性别不平等或奴役的状态，是有可能判断它们是否真的像“法则”。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像哈贝马斯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后来出现的理论家认为，这一目标的障碍在于扭曲或病态的自我理解及其沟通形式（Honneth 2004），特别是那些被权力和利益所扭曲的沟通。解放在于消除或校正这些扭曲。然而，这是一项遥远的任务，我们永远无法肯定地认为我们本身的理解就没有被扭曲。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解放从未实现过，但是一种激励人心的理想。另外，评估我们对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它们公开，即与他人进行自由的开放式的讨论，并加以检验。故而，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而在于创建一个能够公开对话的社会政治条件。
2 对国际关系的批判如果说霍克海默尔的学说是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知识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那么国际关系的批判性转向则是受到了越南战争及第二次冷战导致的紧张状态的影响。实证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治与道德灾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被证明是所谓因技术上的理由导致了国际政治中的失败（一些现实主义者也怀有这种关切，特别是汉斯·摩根索），进而导致了“科学范式”的胜利。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担心超级大国关系紧张状态及核武竞赛会达到新高峰，一些专家忧虑国际关系学科是否有助于解决国际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当人们挑战国际关系学者时，常常引用罗伯特·考克斯的话（1981，128），“理论总是为某人和某个目的服务”（原文如是强调），进而反映出他们自己的“认知兴趣”与目的。批判理论中对解放的关注常被用来挑战国际关系是“社会科学”这一自我定义以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自我定义是肯尼思·沃尔兹作品中明确提出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缩影。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建构主义者都对这一研究议程，包括对后来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建立科学哲学观提出了异议。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考克斯都采用了霍克海默尔的分类，将新现实主义描述成技术或解决问题的理论（同时也发现了传统或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可能性）。由于其“极度简约”，新现实主义必然限制其研究对象，结果只看到战争的连续性、大国敌对，以及系统的自我生成与修复，而忽视了其转型或发展的可能性。它不仅过滤掉了转型可能，而且还提倡符合对现实描述的政策，从而有助于其解释的现实的延续。新现实主义不仅为核恐怖的现状背书，而且未能意识到这一恐怖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道德问题。
此外，在新现实主义描绘了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必然性以及主权决定的世界，而不是由理性来决定人类命运。然而，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来看，只要人们认为战争以及国际上的再生产超出了人类控制、服从于类似自然的不变法则，人类就无法获得解放。对战争研究的批判性理论方法将考察新现实主义和战争本身是否只是表现出倾向维持现状的解决问题理论偏见的意识形态。这种元分析并不仅限于新现实主义，而且扩展到了主流群体中。在解释国际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林克莱特认为霍克海默尔的三重区分与怀特的三个传统是一致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主义）以及革命主义（他将其重命名为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一样，林克莱特（1990b，10）认为：
对外交互动中的语言和文化分析，进而推动国际共识的理论，是对被操纵和被控制的兴趣所构成的复发性力量理论的超越……［然而］试图理解扩展人类自决能力前景的研究则是更大的超越。
解释学的方法认为语言和沟通为人类赋予了物质条件的含义。这些方法通过阐释和理解行为体对他者的自我理解，而不是独立的机械进程的“解释”，解释或重构行为体的一般意义。因此，林克莱特将自由制度主义和所谓的英国学派或格劳秀斯的方法论等同于哈贝马斯的“实践性兴趣”。如此，尽管据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他们带来的新知识“变革”很感兴趣（见Keohane 1988）（假设导致其局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变革而不是变革国际体系），因为它同样显示出一种维持现状的偏好。自由制度主义并不是为了质疑国家体系，或造就一个不同的或许更具“政治性的”世界秩序。从单纯的无政府状态到制度主义者所描绘的一种高度反思性制度化的无政府状态或成熟的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代表了从形式性的战略技术理性到一种合作性的技术理性的转变。因此，国际领域可能变得更具可预测性，但仍不受制于“批判性推理”。
英国学派一直认同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这一理念，这些国家不仅共存而且彼此认可其共存的权利，并认可基于上述理念的很多行为规则。
因此，英国学派强调行为体之间的沟通和一致，并探讨了现存的国际体系转型为国际社会的方式。转型后，国家之间将更加“文明”，由规则支配进行互动。在构建国际社会过程中，各国能够开发一个共同的、增加道德进步范畴和可能性的意义领域。对林克莱特而言，英国学派具有一个优势，因为它更倾向于规范性反思和对策，不管它受到了多少限制（Bull 1983; Jackson 2000; Shapcott 2004）。
“实践性”认知兴趣也与解释性或阐释性科学的理解性（Verstehen）范式以及建构主义的见解一致，即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各国造就”（Wendt 1992）。这是一个意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质权力的领域。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理解和解释在国际领域的运作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对该领域的建构。然而，从哈贝马斯的视角来看，建构主义之所以价值受损是因为它保留了社会科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从而把“实然”问题与“应然”问题割裂开来。对批判理论家来说，保持“事实”与“价值”间区别的问题在于，“尽管这种分析可以揭示这些规范的构成，但还是缺少对这些规范进行理性批判评估的智力资源”（Bernstein 1976,168）。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提供多少可用于对自己所提供信息进行评估的标准。为此，理查德·普赖斯和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所提出的（1998，288）建构主义就像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必然是‘批判性的’……”（着重部分由笔者标明）也许过于乐观了。因此，尽管阐释性方法是一种进步，但它们还不足形成一种适当的批判性理论方法。
该辩论早期阶段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解放性研究议程的本质，以及批判了学科认识论的假设。自其在国际关系中发端以来，批判理论就面对着大量常见的反对意见，例如，它只顾着议程设置和方法论的反思，但不愿也不能给国际关系带来“实质性”成果。罗伯特·基欧汉（1988）认为“反思主义”范式缺少连贯的研究议程，故而难以使其对学科做出贡献，亦难以提供真正的知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认为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并未能像经验主义那样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说法得到了普赖斯和罗伊—斯米特的响应（1998），后者更是将它与建构主义在该方面的成功进行了比较。然而，对于批判理论本身而言，规范和元理论是其根基。在准备完善前，很难开展实证研究。这就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之外的道德和哲学传统进行研究。这些批评揭示了主流理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或许会成为未来的趋势，亦反映了经常性的无法充分区别批判性理论与批判理论方法之间或批判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区别的行为。故而，批判理论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对主流国际关系学科挑战的本质，以及它对规范和多学科理论化的抵触。
3 今天的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本节将阐述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主要成就。除了批判性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该研究议程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批判可以给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启迪，进而发展成一种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宏观的“大理论”，进而发掘当前所有潜在的“解放”的可能性。现阶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该方案有所贡献的实际上只有一人，即林克莱特。下文探讨采用林克莱特的框架来说明其“大理论”并对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论述予以概述。第一种类型最重要的论述研究了国际体系的嬗变及其组成部分（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或性别与安全在这一解放方案中的角色。批判理论是女性主义思想的天然盟友，因而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尽管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本就有独立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化的思想文化史。女性主义作品的主旨是“变革”或“批判”［先前J.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对摩根索的解读（1995）可能很容易被理解为有关批判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是从解放和终结男女不必要的痛苦的角度，来进行立论研究的。最明显的是，女性主义者关心的是性别差异的变革，这些差异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质疑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研究（见Hutchings 1996, 98）中的许多男性化假设。这对布鲁克·阿克利（Brooke Ackerly）、玛丽亚·斯特恩（Maria Stern）和杰奎·特鲁（Jacqui True）（2006）触动很大，这几位发展了一种批判性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批判性安全研究试图对传统安全的定义和实践“宣战”，目的是为了解决“因普遍秩序而变得不安全的人的解放问题”（Wyn Jones 1999, 118; 2001）。它削弱了战略领域是一个独立且不受道德进程影响的领域的主张，从而对国际关系的主流提出了挑战。在对这一战略/安全领域进行“去魅”过程中，它同时展示了安全研究如何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并代表了某种维持现状的关切。
然而，从国际及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来看，林克莱特对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的批判理论”的贡献是无可匹敌的。最具雄心的地方在于，他采用历史社会学观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旨在引导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道德政治理论。林克莱特研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其论述的综合性、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中的当代辩论的介入以及视野的广泛性。
4 规范方案规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国际关系的自我理解之外（绝大部分有关论述都来自政治理论和哲学，例见Beitz 1979），但客观而言，国际政治理论或规范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涌现，尽管20年前这一领域近乎空白（Frost 1996; 2000; Hutchings 1996; Cochran 1999; Shapcott 2001; Brown 2002）。因此，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对解放的内涵及当前秩序与未来理想秩序的可能性方面，进行的系统性反思方面的贡献巨大，并非偶然。林克莱特与回归政治理论的议程表保持同步，他认为“应优先考虑社会学中的规范性目的。澄清这一目的不仅更为紧迫，并将有助于研究对象的定义”。一直以来，林克莱特对哈贝马斯观点的应用是澄清工作的核心所在。“对话原则”为道德普世主义提供了基础，并要求政治共同体实现“三重”转型。解放的目标被理解为对所有其他人的行为有表示同意的自由，或被纳入开放式对话的自由。解放仍然与普世性、在自由交流条件下人人同意的原则相关联（见本书埃克斯利撰写的第二十章），承认对话的道德品质意味着解放：
增加被对话和同意而非被权力和武力支配的社会互动的范围；增加能进入一个可能普世化的言论共同体的人数以及创造该共同体所有成员进行有效而不是名义上参与的社会经济前提（Linklater 2001, 31）。
在规范层面，这一方案要求人们反思对话与同意的本质，“同一”与“差异”、“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并反思边界的道德意义。林克莱特与哈贝马斯为世界主义伦理观提供了一个最为有力的论据，把当前国际秩序的辩论的本质和可能性推向更深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就此而言，批判理论遭到了反世界主义者的一些重大批评，后者质疑前者有垄断普世主义的倾向。最重要的是，批判理论的解放概念在文化上的倾向性过于明显，只能反映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至少会带来一种颇有争议的普世主义，它威胁要对现存的所有重大差异（Hopgood 2000; 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予以同化并立法。这一说法的争议之处在于，是否有一种世界性的伦理能够相当公平地对待差异，或者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只发生在对世界主义对话的解读之中（Shapcott 2001）。
反过来，林克莱特把哈贝马斯的理论与世界主义伤害原则（Linklater 2006）结合起来，经修改后，他认为解放的终极价值在于防止不必要的痛苦，同时也强调个人理性的价值。基于此发展而来的，是对发展世界主义伤害原则必要性的强调，这些原则将关注延伸到对全人类的伤害问题之上。这也符合对话伦理学的观点，因为对于与潜在的以及现有的有害实践相关的伤害和同意的含义的解读，要求在可能受到某个行动影响的所有人之间进行开放的对话。
5 社会学方案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维度是该理论与旨在解释和理解那些塑造国际秩序的力量的传统研究趣味关系最为紧密的方面。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指责是，它并未严肃对待时代的局限性。理想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低估了国际领域自我复制的倾向及其对改革派意识形态的抵制。然而，因批判理论以实践目标为基础，它不仅研究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也研究它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以及什么可能性会让它改变。解放前景取决于现有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任何变化都应顺势而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议程需与某一社会理论相结合，它虽考虑时代形势，但不将它具体化。关于人道主义、民主和人权规范的传播，它借鉴了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成果，从而确认了普赖斯和罗伊—斯米特的观点：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能够互相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涉及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后者利用技术理性、货币理性和生产性交换来探讨现实世界的“殖民化”问题。这种殖民化既对自由构成了威胁，也带来了过度管理的风险，但也为更普遍的联系创造了机会（Weber 2005）。
马克思关于人类创造了世界而非人类自主选择的观点是批判理论最合适的出发点。世界并不总是由不同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这一看似平凡却极其深刻的认识，使人们得以去研究世界是怎样形成及未来的变化。于是这又要求人们认清哪些力量是维护现存秩序的，哪些是反对普世主义的。林克莱特认为，对于解放的兴趣，要求人们去研究人类历史如何致力于开展的不同层面的普世性实践，即国家体系的比较社会学应当重视“长期的历史方法，特别是对于人类统一的愿景影响国家体系的发展”（Linklater and Suganami 2006, 231）。
希瑟·雷（Heather Rae）（2002）和保罗·基尔（Paul Keal）（2003）的作品中都有这类研究的因素。雷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回应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尔的关切，对现代性的黑暗与进步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以激进的排他性为前提的国家解放可能性的问题。雷认为具有排他性的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的演化与少数不顺从者被排除在全体国民之外有关。建国者甄别哪些小派别不符合其理想，或者哪些人会威胁其领土权威。在国际竞争和不安全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针对这些内部“威胁”采取了“病态的”（即蓄意谋杀的和种族灭绝的）做法，这一点在20世纪的犹太人大屠杀和亚美尼亚族种族灭绝时达到了顶峰。通过研究最近一份关于被国内和国际行动所规避的潜在的病态做法的案例，雷确认了对该课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在现实逻辑层面的可能性。
基尔的研究则透露出对解放的兴趣。这一兴趣在于了解国际社会剥削、压制原住民或强制他们与欧洲同化时对其的伤害。基尔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探究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为了自身合法性而剥削原住民所造成的影响。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殖民地，就被认为是建立在这种剥削而来的非法基础之上。在他的研究中，历史/经验方面的事实并未妨碍对其他做法的反思，在受其影响者看来，这些做法或使当代国家与国际社会更具合法性。
对林克莱特来说，对国家体系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初步研究为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的演化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当代的国际秩序在为全人类获得更高层面的关切而进行的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将民族自决的规范和国际人权规范的起草与实施、将战争法中有关禁止以平民为目标使用地雷等无差别武器以及将强奸视为战争犯罪，通通这些作为国际社会限制对个人的伤害的指标。同时，普世性伤害协议要求人们承认一个人类主体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痛苦被视为对人性、个人和自主的攻击。此外，尝试提出了对核心工业国家间关系“和解”的可能性，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实现更深刻转型的可能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这些发展使人们有可能做出一种论述，即人类进步首先是从国际体系到国家社会，然后再从“多元”国际社会到“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从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转向世界主义社会就有了可能。
人们不应低估这些规范的重要性，因为没多少证据能证明世界主义思潮对历史上的其他国际秩序曾产生过类似的影响。同时，对当前国际秩序中世界主义伤害原则的制度化所取得的相对成功与全球经济关系趋势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给穷人带来了痛苦。然而，人们对不必要的痛苦容忍度的整体下滑，以及平等信念的不断传播，可能使人们愈发难以容忍富人强加给最贫困人士的国际经济秩序（Pogge 2002）。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维度证明了其对经验研究毫无兴趣的说法并不正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暗示该理论必然会整合很多学派的见解。例如，马克思主义将生产领域及国家构建纳入对国家体系的理解之中，诠释了物质再生产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局限性，意味着它难以全面实现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107]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基础”的强调使它忽视了国家间不安全的另一种逻辑可能，而这种逻辑可能与现实主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普遍潜力背道而驰。
林克莱特（1990b）声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地缘政治、国家构建以及战争逻辑，有助于维系部落、民族或国家等排他性的共同体。在有威胁性的国际环境中，对普世主义的诉求可能被推翻，或被置于对安全和稳定的诉求之后。“反恐战争”的话语就表明了这一趋势。如果人们认为危机威胁到了“存在”与“文明”，人们就会有想从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日内瓦公约》在内的普世性规范和联合形式中退出的压力。
因此，国家在不确定的无政府环境中生存的必要性，限制了从现代化、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全球化中萌发的普世性力量。
同样，现实主义者的道德怀疑论专注于伴随霸权和大国傲慢而来的那些明显虚假的普世性案例，因而也有助于规范性的构建。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世性自负的批评就是很好的证明，将美国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的做法有失偏颇，容易招致他国的敌视和抵制。然而，现实主义者和“格劳秀斯”主义者对大国地位的重视也揭示了国家间关系稳定的根源。反过来，这表明世界主义有可能发现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各大国彼此协调并致力于普世主义。
基础的国家体系全球社会学的见解，为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计划的第三部分提供了条件。与规范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规范实践有关的人类行为学需要人们对社会、物质和规范条件有所了解，而人们对于解放事业的追求可能正在这些条件下展开。下文将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6 人类行为学方案人类行为学研究计划拓展于将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对当下进行规范性批评的“实用哲学”、一种对替代性的更具规范性未来的叙述，以及一种对目前的实践加以指导的责任。换句话说，它涉及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义的解放价值是如何为自己在目前所处于的第一议程内进行辩护的，并对第二议程所需条件进行理论化的探索。人类行为学可能是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中开发程度最低的一个，部分原因在于它依赖于规范和社会学的发展进程。然而，对于一个最终关系到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了解世界的学派来说，人们需要做的确实还有很多。该哲学难题在于如何能够启迪民众，而不是把它变为工具主义或纲领。正如某个评论人士所观察到的，这一紧张状态可能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任何实践成果都将极其有限（Rengger 2001）。
批判理论不是唯一致力于对自由和平等实践进行思考的传统。毋庸置疑，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都极其成功。批判理论对自由主义开展的规范和社会学批评是成功的，但还无法做到像自由主义那样，在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方面取得成功。对于解放的实践如何超越了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仍是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未兑现的承诺。
然而，有关解放的目标在实践中如何逐步开展，现在正在几个方面不断呈现。对林克莱特来说，解放实践需要“减轻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的各种痛苦。它涉及一种全球共同体的构建，该共同体将制度化对伤害原则的尊重，并使人们都有权表达自己的对于伤痛的脆弱和痛苦的关切和担心”（Linklater and Suganami 2006, 277）。这一实践有两个主要关切：发现在国际和全球决策中实现更包容的不同渠道及补救人类在当前全球关系中可避免的各种痛苦。
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和社会学的关切将主要关注甄别那些有助于推进共同体“三重转型”的行为体和政策或实践。无疑，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因此，批判性人类行为学的目标旨在发现各国和国际社会所能接触到的世界主义政策和实践。尽管全球“市民社会”在人类解放中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各国尤其是大国才最有可能推动国际秩序走向进步。
因此，这种实践的第一个因素就在于提出国家作为好的国际公民的可能性，或者按照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说法，国家是世界共同利益的地方推动者，他们意识到“通过将痛苦施加给他人，或联合起来对给他人痛苦，或者利用弱势群体的弱点来受益，进而来推进我们［原文如此］自己社会的利益是错误的”（Linklater 2002a, 145）。此外，各国还面临发展“伤害协议”的挑战，具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双边关系：“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第二类，第三方关系：他们对彼此的作为。第三类，全球关系：我们对彼此做了什么（Linklater 2002b）。在第一类的案例中，一个共同体将破坏性实践、商品或副产品“出口”给另一个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有责任考虑对彼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责任对自己直接负责的非国家行为体和个人的有害行为加以阻止和惩罚。在第二类的案例中，某个国家涉及伤害自己所在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或它的邻国，比如实行种族灭绝等。为此，第三方和国际社会也有责任对做出这些伤害的加害者进行预防、制止或惩罚。第三种关系指像全球变暖这种由很多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促成的实践。各国都有不向整个世界输出伤害的消极义务以及促成对这种伤害所引起问题积极解决的义务。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应该致力于实现对于国际、地区和国家秩序的民主治理更为包容的普世性安排。这一民主方案要求实现国际领域的民主化，以便使其更有可问责性，更能代表每个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好的国际公民应当不仅关注改变自身的实践，还应当力求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型，从而不会因他们自身的行为而造成、参与或受益于不必要的痛苦。
7 结语：批判理论的贡献自由问题及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西方历史上政治理论话语的核心所在。批判理论力求对自由的本质和可能性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而自由被理解为国际领域的道德普世主义。这一辩解从西方启蒙传统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出了挑战。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防止了个人自由问题及其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话语中从此消失。
本章仅对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元素进行了回顾，因而很难再进一步地详细探讨那些对批判性理论的批评或问题。然而，有若干要点还是可以简单提一下。国际关系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仍然属于一个相当小的精英圈子，这或可（或无法）反映出这一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当前，对解放的“元叙事”进行构建并不时髦，这一术语使人们想到解放被奴役者，以及向人们逐步灌输一个单一的人类行为模型的理念是理论家的事情。尽管批判理论家们已经非常卖力地试图消除这一理解，哈贝马斯自己也拒绝使用它，对很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有问题的术语。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界的绝大部分人仍把规范反思视为“别人的事情”，而不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自我认识显然限制了批判性国际关系的选择，并且还将继续。
人们通常津津乐道的是，批判理论在挑战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构建一个替代性研究议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由于批判理论的自我构建处在社会科学的主流认识之外，因此对绝大部分社会学科学家来说，批判理论的贡献和见解似乎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那么主流群体对这个世界及其观点本质的叙述就是“有限的”或不完整的。特别是它对主流路径和实证主义路径发起了挑战，以便对他们自己的方法论、认识论和规范立场做出更加一贯的论述。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来看，争论的影响不利于事实/价值观差异的延续，因此可以说举证责任在于主流一方。受实证主义者影响的学派要么需要表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一分割的不准确性，要么需要捍卫目标与兴趣的分离，及理性解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此外，争论的力量必然会吸引主流学派去解决规范问题，既包括世界政治中的内容，也包括它们与背后的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因此，要么他们必须放弃其认识论偏袒现状的主张，要么就要为这种偏见辩护。不论他们以哪种方式进行回应，他们都将被有关社会科学本质，以及自己要实现目标的特定规范问题所吸引。最终，他们会被吸引到有关自由和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和本质的评价问题领域中去。本《手册》的结构和主题设置恰恰证明了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在推进这一议程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