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将领们最接近于任何类别的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是在公司高管陪同下，在大陆汽车公司的休养地打野鸭子。实际上，一家保险公司“已为军官们保险达15年，历经二战……并在朝鲜战争中幸存……而在战区服役的军官投保人的死亡率却低于整个工业界的平均死亡率。”而进一步的事实是，马歇尔准将的研究表明，在二战中的任何给定的战斗中，在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对敌人射击的士兵当中，实际扣动扳机的人大概不超过25％。
比起人们对战士的一贯想象，高级将领们更像是职业化的行政人员。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级将领中，有三分之二毕业于西点军校，所有的海军上将，不仅1900年的，而且还有1950年的，都毕业于海军学院(10)。大多数人都在一战中服役，也都经历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普遍反对军事扩张的和平年代，否决军火方面的预算。而在他们头顶上，则屹立着（陆军特级上将）潘兴式的光辉形象。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年代，他们的职业生涯波澜不惊。这在某些方面就好像一位医生从不给病人看病而虚度年华的情形类似，因为军方并没有受到召唤，去运用自己的职业技能。但他们仍在服役。也许这就是他们在这种时期的发展线索：他们满怀壮志激情，他们把渴望深深埋藏，以致难以察觉，难以归类和识别，他们从不在下属面前失态，最关键的是，他们从没想过要违抗上司的命令。重要的是，他们的上司没有察觉到下属有任何异心。无论在本土还是在他乡，职业军人的生活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继续，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完全隔离。在民众的普遍不信任气氛中，军方被认为是“不干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看来也很乐意这样做。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年代，军官们的军事生活以军衔为重心。一直到晋升为上校，都是论资排辈，横亘在军官面前的都是一条“驼峰航线”（the hump）—聚集着四五千名军官，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命的。要想越过这道坎儿，一个人得花“22年时间才能从初级舰长爬到高级舰长。在50岁之前跻身海军最高级指挥官行列无异于痴人说梦”。
战争间歇年代，军官们的社会生活也以军衔为重心。针对平民世界，以及在军官们得不到赏识的自己圈子内，他们有着强烈的军衔意识。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夫人在回想起这一段时光时，追述了一名军官夫人的评论：“在这种茶会上，大家总是请最高级别军官的夫人喝咖啡，而不是喝茶，（因为）咖啡品味高于茶。”她还回忆了经济不景气时期上校的生活，正如她在别处所提到的那样，当时军队经费拮据，连打靶训练都不得不缩减：“我们在莫尔特里堡的军营根本不像个家，而是一家旅馆。房子是海岸炮兵在其辉煌时期建造的，如今已年久失修。它有42扇法式门，通往低处和高处的阳台，阳台分布在房子的三侧。”马歇尔当上陆军上将以后：“别墅前面停着一辆崭新的漂亮帕卡轿车，取代了我们的小福特车。因此，他为荣升上将激动了好一阵，因为在大萧条时期，帕卡车的确是了不得的刺激。我当时也乐颠颠的。”
另一位上校夫人回忆道军官夫人当中的座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去购买图书，军医太太了解我的弱点，小声提了我的名字，可是上校夫人却指派了在场的三位丈夫级别较高的女士。”她还回顾了高级军官在海外的生活：“在中国，我们家中的佣人有5个……大萧条时期，削减了弹性津贴，军饷冻结，这对低级军官的伤害更甚。但除了一位海军上将，没有任何将军受此影响。军队中75％的削减落到上尉、中尉、准尉和护士头上。”就是在战争间隔的这些岁月中，艾森豪威尔少尉结识了玛米·多德，玛米的父亲家境富裕，36岁就退休了，与家人一道在丹佛享受生活，冬天去圣安东尼奥度假。
据报道，到1953年为止，“45岁到50岁的职业军官一般可能积攒了5万美元保险金。”关于这一时期海军军官的生活，有报道称：“夏季的巡航令人兴奋，上流社会的金质肩章和额外特权让你飘飘然。你……学会了优雅的举止，在某个圣诞节假期拜访同窗好友在费城的豪宅，第一次体会到社会对海军中可爱的年轻人的宠爱。你聆听到许多教诲，告诫你不要自我感觉比平民高人一等，你如果流露出这种想法，就有失体面。”
但是，正如范伯伦所说，美国的情况一般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战争是光荣的，军人的武功也应该受人尊敬”。军官们一般而言也并非出身于或者属于范伯伦的有闲阶级。这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海军而不是陆军之中，空军是新军种，因而不属于此列。总体而言，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一直是中上阶层人士，而不是属于真正的上等阶层，或者明确无误地属于下等阶层。他们当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一直都是专业人士、商人、农场主、政府官员和军人子弟。他们当中新教徒占压倒性多数，主要是圣公会或长老会教徒。很少有人从普通士兵起家。(11)
对于今天的几乎所有军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一次重大转折。这是现代军旅生涯，以及围绕军旅生涯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氛围的转折点。今天高层中的年轻一代是在团或师一级领兵打仗，而在美国的大扩张过程中，得到迅速晋升的年纪较大的人们则荣升到国内外的最高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