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将军们已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工作，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与世界观的军事训练的影响。而在其新的高级职业生涯中，其成功的概念则已经改变。今天，如果对其加以仔细观察，就会意识到，一些人与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公司高管并没有很大区别，另一些人则看来更像某种令人好奇的政客，而不是军人的传统形象。
据说，一位军人，比如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人，实际上可能比一位文官更像文官，因为文官对军事与军人知之甚少，因而很容易被周围的将军们所蒙蔽。人们也许还会觉得，从政的军人没有一系列坚持主见的、新的和果断的政策，甚至感到在文职政治领域中，将军们变得毫无目标，而且由于缺乏技能和目的，甚至变得软弱无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通过军事训练与职业逐渐灌输到头脑中的自信：通过这一过程，在军事生涯中成功的人们常常获得一种自信，他们很容易地将这种自信带入政治和经济领域。与别人一样，他们当然欢迎老朋友的建议和更多支持，而后者在军事生涯的历来的孤立状态下，则以军人为主。无论个人的情况可能如何，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群体，现在在国家政策问题上，军队大概是最能胜任的。没有任何其他群体接受过协调经济、政治与军事事务方面的更多训练。在决策工作中，没有任何其他群体有过如此持续不断的经验，也没有任何其他群体如此驾轻就熟地将其他群体的技能“吸收到自己内部”，或者代表其他群体如此驾轻就熟地施展其技能，也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能够这样持续不断地获取全世界的信息。此外，也不可以说，在最为带有文官色彩的政客当中，现在普遍占上风的军方对政治与经济现实的定义，使得军界领袖们的信心、其制定政策的意志，或者其在高层的决策能力减弱。
15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军界高层的“政治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团的成员，一些军人在扩展军队的一切事业方面，形成了既得利益—个人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作为官僚，一些人热衷于扩大自己的具体领地。作为当权者，一些人滋生出极大的傲慢，另一些人则相当精明，热衷于追逐权势和行使权力，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乐趣。但是，并非所有军人都出于这种动机。作为一类人，职业军人本来并不试图追逐政治权力，或者，人们至少不必将此事置于对动机的任何此类诋毁之上。因为即使他们渴望获得政治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实质上可能是政治性的，并由于文官的不称职而自然而然地加在他们身上—文官也没有在政治用途方面，对其大加利用，无论是否情愿这样做。
从政党政治家的立场来看，一个训练有素的高级将领在使政策获得合法性方面是极佳的人选，因为有心地选用他常常使政策有可能“超越政治范畴”，就是说超越政治辩论，进入行政管理领域。在那里，正如政治家杜勒斯在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时所说，需要有人能够“做出重大决策”。
从行政管理者的立场来看，军人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有用，是因为他们构成一个人才蓄水池。这些人受过行政管理技能方面的训练，但却并不公开认同任何私人利益。由于缺乏一支挑选和培训职业人员真正的公务员队伍，所以利用军人当中的人才就更有诱惑力。
就这样，政客们在就政策进行辩论这一本职工作上玩忽职守，隐藏在假定具有的军事专业知识背后；行政管理者则在创建一支真正的文职职业服务队伍这一本职工作上玩忽职守。这两种玩忽职守的结果是，职业军人实现了崛起。正是由于此类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缘故，军事精英阶层—其成员可能既不是获得政治任命，也不负有政治责任—被吸收参与制定高层的政治决策。
一旦他们进入政坛，无论是自愿地、不自愿地，抑或不知不觉地，他们都当然受到批评。他们成为政治上有争议的人。像任何其他政治活动家一样，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哪怕是在军方没有明确地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他们也受到政治上的攻击。在老百姓不信任的美国背景下，军方一直都是一个方便的政治上的出气筒。但是，现在情况不止如此。1953年，正如汉森·鲍德温所说的那样，麦卡锡参议员“试图接管陆军指挥权，对长期忠于职守的军官们大发雷霆，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正统的上司的命令”。就这样，他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踏进指挥系统。军界领袖认识到，此类攻击实质上破坏了公众的尊重，以及政府部门的内部士气，因而他担心军队内部也会空心化。此外，因为他掌握着影响经济事务的权力，在政府预算中占有多数份额，所以他很容易受到既依赖他又对他不满的新的文职行政部门领导的攻击，也容易受到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的非难，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他的“失误”，或者给他栽赃。
就像政治干涉军队一样，军队也介入政治。一方面由于文官玩忽职守，另一方面由于老百姓对军事决策的批评，军方一直就被政治化。
军方并非总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军事专家”面具笃信不疑，并且习惯于发号施令，因而常常以一种相当死板的方式对批评做出反应。在军方的行动手册里，没有任何有关与一位参议员做斗争的任何标准行动程序。看来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是在战争期间，绝对的战场指挥和无条件服从命令，因而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以军人的风度采取行动或撤退，维护自己的尊严。另一种方式就是政治性的，采取传统的方式，与政治人物建立联盟。由于政治人物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所以也许还可以采取某些新的方式。因为只要军人继续从戎，他们就无法在政党意义上明确和公开地充分实现政治化，尽管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但总体而言，他们必定会谨慎而秘密地行事—简而言之，他们对于从政将会持开放态度，他们将与其他军人、大公司高管和政治领导机构以及国会成员一起，组建或者加入在高层支持军方的集团。
还必须记住的是，由于职业军人所受到的训练及其经验，所以他们对军方所认定的世界现实笃信不疑，因此，鉴于新的和大规模的暴力手段，以及文官在外交上的令人不安的不作为，所以他们的确对于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心。抱有最坚定信念、并且自认为有能力的人们将会感到失望，因而龟缩起来，仅仅承担严格的不过问政治的暴力实施者的角色。此外，许多人身居高位，并且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因而无法以军人的风度安然退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军界领袖在政坛上的行为方式，以及在美国权力精英阶层内部，军人现在已经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虽然据说，军人仅仅是政治家的工具而已，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做出政治上的决策。当然，把这种政治决策当作“军事需要”来对待就是把文官的职责，即使不是其决策权拱手让给军界精英。但是，如果接受文职精英阶层现在死抱着不放的军方观点，那么按照其定义，战争就是我们时代的唯一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