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所以军事机构已经扩大，其高级成员已经直接进入外交界和政界。例如，马克·克拉克将军与任何其他美国军界领袖相比，大概都拥有更多的现役期间的政治经验。他“对其所说的‘密友体制’—政治家与军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笃信不疑”。他曾说：“过去，许多美国高级将领都倾向于如此评论政治：‘管它呢，咱们以后再谈政治。’但是，现在大家再也无法这样做了。”
1942年，克拉克将军在北非地区与法国海军元帅达尔朗和法国陆军上将吉罗打交道，然后统帅了驻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而后任奥地利占领军司令，于1952年成为新的主权国家日本的美军司令，领导了美军远东司令部，并任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担任总统的驻中国私人代表之后成为国务卿（1947年-1949年），后任国防部长（1950年-1951年）。副海军上将艾伦·柯克于40年代末担任驻比利时大使，后任驻俄罗斯大使。1947年，负责被占领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约翰·希尔德林少将。他“直接与掌管对德国、奥地利、日本和韩国政策实施工作的军事指挥官打交道。”弗兰克·海因斯准将是驻巴拿马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为驻俄罗斯大使。史密斯上将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50年-1953年），后任副国务卿（1953年-1954年）。担任驻德国占领军司令的是卢修斯·克莱上将，担任驻日本司令的是麦克阿瑟上将。J·劳顿·柯林斯上将绝非外交家，而是前陆军参谋长，于1954年前往陷入麻烦的印度支那，“以便在这个地区恢复一定的秩序。”他说，该地区“对东南亚和自由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很大重要性。”
此外，不仅在退役之后，而且在服役期间，高级军官都参与了政策辩论。作为对军人在文职政府决策中不应有的影响最能言善辩的否认者之一，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参加了国会各个委员会会议，并且出现在广大公众面前，支持涉及严格军事意义的政策，而且涉及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政策。例如，马歇尔将军针对瓦格纳-塔夫脱决议提出论点，赞成增加对巴勒斯坦的移民及其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成为犹太人的家园。与布雷德利、范登堡和柯林斯等将军，以及谢尔曼将军一道，马歇尔将军也在各个国会委员会面前为杜鲁门行政当局辩护，驳斥共和党对其远东政策的攻击，以及把麦克阿瑟将军从其远东指挥职位上驱逐。
布雷德利将军发表了多次演讲。对于这些演讲，塔夫脱参议员和汉森·鲍德温等人积极地解释为与1952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议题相关。汉森·鲍德温写道：“这一讲话促使布雷德利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进入本来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政治选举程序。”塔夫脱参议员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受行政当局控制，沦为其政策的应声虫，而不是仅仅提供专家建议。他自己则得到阿尔伯特·魏德迈耶将军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另外一位将军邦纳·费勒斯则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1952年的选举中，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违反了美国军规600-10条，在公开演讲中攻击正式当选的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并明确表示，他正在考虑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另一位尚未退役的将军艾森豪威尔获得支持，成功地得到了这一角色。这两位将军以及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政策，得到了其他军人的支持。这一问题毫无疑问：现在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将领。正如我们现在所熟知，也有一些军官支持和反对个别参议员，如麦卡锡，并在自己的军事立场方面倾向于一方或者另一方，以阐明或者隐藏自己的观点。
1954年，引人瞩目的一系列高级将领，为首的是退役中将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及担任参谋长的退役海军少将约翰·克罗姆林签名，以图征集一千万人签名支持麦卡锡的一项请愿。这是在这样一个军方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旧式军人麦克阿瑟说话已经不管用：“我们军方将始终完成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信任军人，一旦我们的政治家未能维护和平的话。”（1953年）“我发现存在着一种新的和迄今为止未知的与危险的观念，就是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成员首先应该效忠于政府行政机构中暂时行使权力的人们，而不是他们宣誓要捍卫的国家及其宪法。若论危险的说法则非此莫属。”（1951年）
但是，与有关政治角色、私人建议或者公开讲话的自负相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更复杂类型的军事影响：高级军官获得了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的支持，以及广大公众的认可，而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历来被视为军方的适当干涉领域的范围。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会对军方的一贯敌视已被改造成某种“友好和信任情况下的”奉承。若论受到参议员们敬重，则非高级军官莫属，当然除了J·埃德加·胡佛之外。我们在一份政府官方报告中读到：“无论是在已做过的及其拒绝做的事情当中，战时国会都一贯地，几乎毫无疑问地与参谋长的建议和请求合作。而在联盟战略中，虽然总统和总理‘做出决策’，但其决策也是得到军方赞成的，这些选择是在军方所组织和提交的选择方案当中做出的。”
根据宪法，国会应该负责支持和治理国家的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就是二战以前，国会中的职业政客的确与军方争论军事生活的细节问题，并为其做出决策，辩论战略，甚至决定战术。二战期间，国会议员就曼哈顿计划等项目进行“表决”，却丝毫不了解其在军事预算中的存在。当时，有谣传说，杜鲁门参议员猜测有某种事件正在发生时，而作战部长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他放弃所有的调查。战后时期，简单的事实是，国会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关军事问题的真实信息，更遑论对其加以评估的能力与时间了。在其作为专家的“可靠地位”和“权威”背后，军界高层在具有基本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的决策方面的政治作用已经大大地扩充。其之所以得到相同或更大程度的扩充，是因为文官在政治上的玩忽职守—这种情况也许是必然的，鉴于国会的组织与人事状况—而不是由于军方的任何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