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受到军界领袖及其军事观点影响的决策领域，则非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莫属。在这些领域中，军方的崛起与另外一些力量相巧合。这些力量促使文官外交作为一种技艺，以及文职外交服务作为一个人才组织的衰落。军方的崛起和外交的衰落发生时，恰逢国际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处于最重要的国家决策的核心，并且日益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相关。由于精英阶层接受军方有关世界现实的定义，所以按照我们对职业外交官的了解或者我们可能对其的想象，职业外交官简言之已经丧失了在高层的任何有效的发言权。
战争曾一度被视为军人的事情，而国际关系被看作外交官的关切。但是现在，鉴于战争看来已经成为全面和长期的，所以君主们的自由游戏已经变成民众之间被迫的自相残杀，而国家之间的外交信誉已经崩溃。和平不再被当回事；只有战争才是重要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敌对意识也变成机械的、团体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发泄。一旦几乎所有旨在求得和平协议的谈判都有可能被看作是“绥靖”，即使不是叛国的话，则外交官的积极作用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外交活动沦为战争的前奏，或者战争之间的插曲。在这种背景下，外交官为军界领袖所取代。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外交官的三种事实与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认识相关：职业外交部门的相对弱势；其由于“调查”和“安全”措施而进一步弱化；以及负责这件事和军方观点的人们的崛起。
1．只有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意图的细微差别混在一起的背景下，“外交”—其既是一项政治职能，也是一项社会艺术—才能得到履行。这种艺术看来需要通常由得到上层阶级的教育和生活作风的人们通常获得的社交礼仪。而职业外交家其实是代表了富裕阶级。
但到1930年，在外交部门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带来大使级别职位。在1893年到1930年担任美国大使的86人当中，只有大约1/4在任职以前曾经在外交部门担任职务。哈特曼曾指出：“英国大使标志着外交部门中确定无疑的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而美国大使职位却仅仅是一位商人、政治家或者律师晚年的插曲。”
在民主党职位的长期任职期间，形成了建立在上层社会人才招募基础上的、类似于一支职业人才队伍的某种东西。在1942年的32位大使和高级部长当中，将近一半都是私立预备学校毕业生。到这些学校学习的经常是大都会400家族以及外交机构中的118位高级官员子女，其中51位外交高级官员是哈佛、普林斯顿或者耶鲁等大学毕业生。
1953年共和党人上台时，有1305位外交官员（而政府工作人员总数为19405人）。这些官员供职于72个外交使团和198个美国领事馆。72个美国使团负责人当中有40位曾经是职业外交官，“其担任具体职位的任命可能是总统做出的，但其在外交机构中的任期却没有受到行政管理领导更迭的影响。”职业人员可以考虑的有两个替代选择—他们或者可以退休，或者可以辞去职务，从而有机会担任新的行政当局治下的其他职务。
到这时，最终晋升为大使的外交机构职业生涯看来已经有了比较根深蒂固的基础，因为最高级别的25位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大使当中，有19位是职业人员。但也可以说，到1953年，对著名企业家、律师或者政治家来说，被任命为驻几乎所有这些职业人员都任职的一般小国的大使已经不再是一种“荣誉”。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政府执政的晚期开始任命不成功的政治家和政治上的帮手担任到那时为止一直专门由职业人员任职的小国的职位。就这样，在马德里，竞选康涅狄格州州长失败的约翰·洛奇取代了资深外交官詹姆斯·邓恩。在利比亚，滑雪专家兼“支持艾森豪威尔公民”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人约翰·塔平替代了职业外交官亨利·维拉德。在人们所觊觎的外交职位中，代表美国的则是百万富翁银行家、最富裕的阶层的成员、亲属与顾问、大公司高级律师、女继承人的丈夫。
2．甚至在行政权力更迭之前，职业人员队伍的士气和能力就已经由于调查和免去一些人员的职位而被严重削弱。当时，麦卡锡参议员的同事斯科特·麦克劳德离开联邦调查局担任了国务院的安全和人事两个机构负责人。麦克劳德先生“认为‘安全’是外交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他说，在审查所有其他资历之后，他扪心自问：“我是否喜欢让他与我一起，在一场枪战中躲在一棵树后？如果你沿着这种思路思考，你就会得到很高的标准。我也正是喜欢在这些调查中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有许多人“不适合于”与警察麦克劳德一起“躲在树后”。在仍然保住职位的许多外交机构官员当中，“一种印象变得更为强烈，其就是就任何外国局势向华盛顿报告真相都是不安全的，因为真相与华盛顿人士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合拍。”
1954年秋，在人们接连不断地由于“忠诚”的缘故而被解职之后，任职已有23年历史的职业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被解职，不是由于忠诚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缺乏判断力、悉心的斟酌与可靠性”。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十年前的意见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不合拍。职业人士在此事问题上的评论表达了他们的心态。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一位新成员写道：“人们希望，美国公众最终会认识到，‘安全’一词已经成为一种委婉的说法。这包括最近5年来政界的一种原始动机，即消除政府公务员队伍中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差异，而是使政府充斥着政治上的顺从者。”例如，在经过改组的外交机构领导下，学校的录取教育标准明显地越来越低。没有思想的平庸的人们已经成为理想人才。资深外交官和外交事务的杰出学者乔治·凯南曾经劝告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班的学生不要选择外交机构作为职业。换言之：“这里的士气已经被严重破坏，因而其最杰出的人才逃离该部门，并且劝告别人也要逃离。”
3．当然，使馆的武官们现在已经驻外多年，据说他们在那里不仅成为大使们与情报机构的联络员，而且担任其助手。但是，“其中许多人在战后年代中一直毫不掩饰地蔑视外交机构和国务院，几乎使自己的工作与自己应当效力的大使们相分离。”
然而，问题远远超出这种比较低级别的紧张关系的范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军人不仅已经成为特使，而且成为大使。在许多重大国际决策中，职业外交官被忽略，问题由军界高层和政客所组成的集团决定。在美国和西班牙1953年9月签订的防务协议中，就像在1945年和1946年处理日本人所夺取的西太平洋岛屿方面一样，军方是在没有外交官的建议，或者不顾其建议的情况下制定具有外交重要性的政策。日本和平条约不是由外交官，而是由将军们所安排的。尚未与德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各国军队之间仅仅有联盟和协议。在板门店，朝鲜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一位外交官，而是由一位穿着开领衣服和不系领带的将军通过“谈判”达成的。伦敦《经济学家》周刊写道：“美国军人所成功地灌输的思想是，这些事情纯粹是军队的事情，牵扯到他们的问题文官不能很好地评估。而英国的理论和经验则驳斥了这两种说法……”
因此，海军上将雷德福曾经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必须摧毁红色中国，即使这需要进行一场五十年战争。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主张动用500架飞机在奠边府失陷之前对越盟部队投放战术原子弹。如果中国公开插手，我们被非正式地告知，就要给予北京原子待遇。他对这种政治局势的定义是军事性的，因而他以像其文职上司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响亮的声音进行辩论。1954年8月，马克·克拉克将军公开表示，应当把苏联赶出联合国，并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同意其密友的意见，但总统的话并没有阻止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公开表示认同克拉克将军的观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重要决策问题上以及决策圈子内，联合国经常被忽略。联合国并没有组织日内瓦会议。联合国没有研究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冲突方面联合国的被忽略，及其总体而言的在政治上的弱化，是战后时期外交工作衰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军方在人事和观点方面地位的崛起。
在美国，外交工作从未作为训练有素的和有才干的职业人员的一项高深的技艺得到培养。操此业的人们一直未能企望获得现有的最高外交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基本上一直根据政界和商界的决定所授予。美国所拥有的职业外交人员队伍，连同今后扩充这支队伍的可能性，由于最近的调查和解职而遭到破坏。目前，军方不断地进入外交工作的各个高级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