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军事机构长期以来一直与经济相关。工程兵部队历来就是西点军校的佼佼者。在和平时期，他们一直控制着河流和港口建设。地方上的利益集团以及国会也希望有分肥的可能性，不顾工程兵反对，垦拓局制定了有关在河谷地带进行多用途开发的计划。在其“无法打败的游说集团”的讨论中，阿瑟·马斯告诉我们：“实际上，直到1929年，工程兵部队一直占政府的一般性总开支的12％。”
但现在，军事机构的经济重要性却处于一个质的不同规模之上。国家预算有所增加，而在其范围内，军队的开支所占百分比也增加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百分比就从未低于大约30％，平均占全部政府预算的50％以上。事实上，1955年宣布的预算的每三美元当中，就有两美元留作军事安全之用。而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加，军方在政府中的作用也增加了。
我们要始终牢记，军方的崛起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只是暂时进入了经济和政治的高层圈子，以应对“紧急情况”。直到二战，他们才以决定性方式介入。鉴于现代战争的性质，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无论他们是否想要如此，就像他们不得不邀请经济实力人物进入军队一样。因为除非军人列席公司决策会议，否则他们就吃不准自己的方案是否会得到实施；除非大公司老总们了解战争计划的一些情况，否则他们也无法规划军工生产。因此，将军们为公司总裁们提供建议，而公司总裁也为将军们进言。莱文·坎贝尔中将说过：“我1942年6月1日成为军械处长后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建立一个个人咨询工作班子，其中包括四位杰出的工商业领袖。他们对批量生产的各个阶段了如指掌。”
二战期间，企业经济与军事官僚机构之间的合并获得了当今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勤供应”的规模之大，必然使之获得了经济上的决定性地位：《财富》杂志1942年评论说，后勤供应“也许……可以比作大型控股公司。事实上，由于负责大约320亿美元开支，即今年美国全部战争开支的42％，这让美国钢铁公司看起来像是一家不讲信用的商行，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如同一家乡村酒店的总机，使得杰西·琼斯的RFC或者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显得像一个小城镇的小摆设。事实上，在华盛顿全城，几乎没有一扇门—从哈里·霍普金斯的弹药分配局一直往下数—是萨默维尔将军或其副手还没有进入以乞求、借钱或偷窃的。”战争经济学的组织工作本身就促使经济和军事首领之间的利益不谋而合，在政治上如胶似漆：“军械处长有一个咨询工作班子，由约翰斯-曼维尔公司的伯纳德·巴鲁克、克莱斯勒公司的刘易斯·布朗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本杰明·费尔利斯组成。军械合同由四个主要机构授予……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得到一个咨询工业集团协助，后者由该机构主管的武器的主要生产商代表组成。”
当然，军事机构和大公司正式地归文职政治家管控。作为美国最大的法人团体的管理者，“军方拥有一个董事会……成员包括总统、各军种部长、国会各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但是，董事会的成员，即国会议员，除了表达对管理层的普遍信心或者缺乏信心之外，实际上爱莫能助。就连最有影响的董事、总统和国防部长，通常与管理层的争论也只能像外行与专业人员争论一样—这种关系与工业界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
大公司与军方的团结，在其关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的时间选择与规则的共识中最引人瞩目地显现出来。军队可能失去权力；公司将不再按照自己持有的主要合同生产；而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如果不认真加以对待，极有可能打乱军工生产开始之前普遍存在的垄断格局。将军们和薪水低微的高管们竭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二战结束后，军事需求继续深刻影响企业经济，并决定着其发展速度。因此无怪乎，最近十年，许多军事将领不但没有退役，反而成为董事会成员。
很难回避这样的推断，即军界领袖在用自己的名望换取财富过程中，被公司高管发现比较有用，因为他们在军界的人脉及其对军规和军队中的办事方式的了解，而不是因为他们对金融和工业本身的了解。鉴于军方与私营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所以我们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商界新闻记者公开阐明：“麦克纳尼比谁都了解康维尔公司的最好顾客五角大楼—他的朋友、康维尔公司董事长弗洛伊德·奥德勒姆熟知这一事实。”“在商界，消息已经传出：给自己找个将军。政府什么部门花钱最多？军队。与协助公司取得政府合同以赚取5％佣金的五厘掮客相比，谁更是官样文章的专家？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那么，就让他做董事会主席。”
然而，军界与企业界之间日益增加的人员往来，作为有关美国社会结构现实的一条线索，要比处理军需合同的快捷方式更为重要。在高层的这种转变，以及其所依赖的日益增多的军事预算背后，有现代美国资本主义迈向永久的战争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在一代人时间内，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发达社会，同时也是主要军事国家之一。当然，年轻一代军人是在经济军事联盟的氛围中成长，但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受到密集而明确的教育，要他们继承这一事业。与经济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关联的“武装力量工业集团处”处于军事教育体系的最高层。
对19世纪的乐观自由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十分吊诡的事实。当时的大多数自由主义代表都以为，工业主义的增长很快就会使穷兵黩武在现代事务中降低到十分次要的角色。在工业社会温婉可亲的标准下，军事国家的英雄主义的暴力活动肯定会消失。工业主义的兴起和19世纪漫长的和平时期，不正是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经典自由主义预期已经被证明大错特错。20世纪的主要潮流已经揭示出，随着经济集中化和纳入巨大的等级结构之中，军队规模扩大，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左右整个经济结构。此外，经济界和军界在结构上深入地相互关联，因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看似永久的战争经济；军人和其政策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企业经济之中。
阿瑟·克罗克在1953年4月报道说：“与朝鲜半岛无限期的战争相比，官员们更为担心的是和平……这种和平憧憬可能会诱使自由世界放松警惕，破坏在西欧建立集体安全的缓慢而代价高昂的进程，而与此同时，苏联人则保持和加强其军事实力。这种憧憬足以使当权者举棋不定。在克里姆林宫突然做出和解性表示之后发生的股票市场抛售支持了一种看法，就是美国迅速的经济繁荣与战争经济相关，表明了国内可能会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