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的崛起不仅在高层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圈子内是明显的，而且军界领袖，以及追随他们的吹鼓手和代言人，也正在试图在广大民众当中使自己的观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二战期间，军界领袖的支持者作为支持穷兵黩武政策的代言人公开露面。例如，战争期间弗兰克·诺克斯、查尔斯·威尔逊和詹姆斯·福莱斯托的讲话充斥着重要的当权者所持有的有关未来的军事憧憬。这种憧憬现在也绝非已经消失。事实上，二战以来，在军界领袖授意下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和深入的公关计划。他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熟练的公关人员，既有军队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来向公众和国会兜售他们的想法和他们自己。
这项大规模工作的内容显示出其根本目的：按照军方的方式界定国际关系的现实，以对文官具有吸引力的方式来描绘军队，并从而强调扩建军事设施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确立军事机构的声望，形成人们对军人的尊重，因而使公众准备接受军方所赞成的政策，使国会准备并愿意为落实这些政策买单。当然，另外一个意图就是使公众准备应对战争的到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华盛顿的军界领袖准备了进行沟通和公关活动的广泛手段。每天，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们都向新闻界和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的三四十位新闻记者发布消息和报道。他们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准备了稿件，制作了录音，并且拍摄了照片；他们在美国东部设有最大的电影厂，是1942年从派拉蒙公司收购的。他们随时准备为杂志编辑提供现成的文章。他们为军人安排演讲活动并提供讲稿。他们建立与重要的全国性组织之间的联络，为其领导人以及商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娱乐界高管和主要负责人安排迎新情况介绍会和实地考察。他们已经在大约600个社区安排了“咨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其传递信息打开方便之门，并就不利的反应向其提供建议。
新闻和无线电广播中出现的与军队相关的一切都得到总结和分析。新闻机构所发布的一切，包括有关退役将领的报道，都受到审查。
这项计划的费用因年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据对此感兴趣的参议员估计，其数额为500万到1200万美元。然而，这种估计意义不大，因为军方的立场是，在一年内，他们就能够欣赏他们合作制作的大约价值3000万美元的影片；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视免费广播时间，按照《综艺》杂志估计，还获得广播电台大约600万美元的免费广播时间。
此外，1951年哈里·伯德参议员对从事宣传、广告和公关的2235名军人和787名文官的估计准确地揭示了这项计划的规模。因为在部分时间内把许多军人用于公关目的并不困难。当然，高级将领们也有自己的公关人员。1948年，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就包括了负责宣传的135名军人和40名文官。担任参谋长期间，艾森豪威尔拥有44名军官和113名文官。将领们自己也不断学习宣传方式。即将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在一个空军基地对毕业生说：“地球上最了不起的兄弟情谊就是空军将士……你们不仅是战斗机驾驶员……更要承担起了解和宣传空中力量作用的更为广泛的责任……不愿面对真相的人……必须被不断地、抱着热情和合乎逻辑地告知，空中力量将会拯救世界，使之免于毁灭……”
这是军方的宣传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微妙问题。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完全有利于他们的成功：在整个多元主义的美国，在动用时间、金钱和人力就相关问题提出一种观点方面，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没有任何可能的利益结合，哪怕是与军方接近，从而可能与军界领袖及其所雇用的人员日常提出的观点进行有效竞争。
这意味着，关于军事政策或具有军事意义的政策，没有任何自由和广泛的辩论。但是当然，这与职业军人要求进行指挥与服从命令的训练及其精神素养是相吻合的。这种素养当然不是一个对决策付之投票的辩论社团所具备的。这也符合大众社会的一种倾向，就是用操纵代替通过明确辩论产生的权威，并符合全面战争的事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和平民之间的区别被抹杀。现在，军方对民间舆论的操纵和军队入侵平民的思想领域，是军界领袖不断发挥威力的重要途径。
军方宣传的程度，以及反对这种宣传的力量的缺位，也意味着其所宣扬的不只是某个建议或观点。在没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情况下，可以采用宣传战的最高形式：宣传一种现实的定义，在其中，只有某些有限的观点是可能的。得到落实和加强的是军方的观点—这种思维方式认定，国际现实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军方崛起的宣传员们不必真正加以努力，才能把这一观念灌输给重要人物：他们已经接受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