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形象所描述的某些特征与一般的现代美国总统并没有很大区别，因而是可以识别的，尽管对其所做出的解释有些无边无际。在已经达到美国政府最高权力地位的人们当中，人们可以找到至少两三个人，代表了人们所寻求的几乎任何东西。人们可以无休止地收集有关他们的传记轶事和鲜艳的图像，但这些加起来不会构成有关领导人及其生平的任何结论。我们必须明白，历史和传记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塑造美国政治进程的，因为每一个时代都选择和形成自己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及其主流形象。
这是需要牢记的一点：当今许多普遍存在的政治家的形象事实上源自从前的时代。因此，“美国政治家”被视为一种宝贵的鼻祖，但也被看作廉价的工具，既是高层政治家又是肮脏的政客，既是公务员又是狡猾的阴谋家。我们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对高高在上的人们的看法一样，我们也倾向于根据从前时期的困惑成见来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
对美国政治的经典评论—来自托克维尔、布莱斯和奥斯特洛高斯基—建立在19世纪的经验基础上，一般而言从安德鲁·杰克逊到西奥多·罗斯福都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漫长的中间时期内曾经决定着政治形态的许多趋势，仍然发挥着作用，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政治时代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家类型，特别是在权力的中层，即国会中。但在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及其重要性。美国的政治体系已变得更加紧密团结，范围得到扩大，并且更为接近自己所构建的几乎所有社会体制。越来越多的危机已经出现，但这些危机看来却无法在旧的地方和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卷入这些危机的人们则越来越多地指望国家来加以解决。由于国家的形态与实践方面的这些变化使一些人可以动用的权力增加，而他们会通过政治体制攫取和动用权力，所以新类型的政治人物的地位一直呈上升趋势。
高层政治家并不构成任何一种心理类型；不能从任何一组标准的动机角度对其加以梳理和认识。像其他行业的人们一样，政治家无论职位高低，都有时会受到对自己的活动—竞选、密谋和执政—的技术性爱好的驱动；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受到自己的成功所带来的声誉的吸引而从政；事实上，“为了权力而谋取权力”—非常复杂的一系列动机—通常牵扯到行使权力所带来的享有声望的感觉，吸引他们的很少是他们担任公职的报酬。
我们可以赋予“政治家”的唯一一般含义就是，他是或多或少地经常在政治机构中承担职务，并最起码把这看作自己的主要活动之一的人。因此，由于美国有两种主要类型的政治体制，所以也有两种主要类型“政治家”。
政党政治家的工作生涯是在一个特定类型的政治组织中度过的：他是党的人。此外也有政治职业人员。其职业生涯在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中度过，其之所以带有“政治”色彩，是因为他晋升到不再办理公务员的例行公事的、制定政策的层面。就纯粹类型而言，这种政治家是一位前官僚。
作为类型，政党政治家与政治官僚是现代政府的职业人员，即使仅仅是从一种意义上讲，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政治轨道范围内度过。但是，并非所有从事政治的人都是政党意义或者官僚机构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事实上，今天处于政治最高层的人们成为官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而成为政党政治家的可能性要小于成为政治局外人的可能性。
政治局外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工作生涯的主要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外面度过的，并且可能是被带入或者强行进入，或者出入于政治秩序之中。他的职业由非政治经验构成，他的职业生涯与人际关系都在政治圈子以外。作为一种心理类型，他挂靠在其他体制范围内。事实上，他通常被职业人员视为政府内部的某种非政府利益或者集团的代表或者代理人。政治局外人绝非局限于共和党。在民主党执政情况下，他更有可能平步青云，努力获得大公司老总的认可。而在共和党执政情况下，他通常是一个已经可以接受的，因而比较自信，也对重要人物将会如何解释其决策比较有把握的人。重要的另外一点是，在共和党治下，他可能不那么虚伪。
当然，这种局外人凭借把大量时间用于行政管理工作，因而使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期望和政府联系起来，可能会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专家。他们可能通过在一个政党内部建立关系，并且逐步地使自己的权力和职业生涯建立在其政党关系基础上而成为政党政治家。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实现这两种转型当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可能会简单地进入一个小圈子，作为获得任命的顾问，在获得信任情况下与正式的高级官员建立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政治权力源自这位官员。
可以肯定，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可以对人们进行政治动物的归类。但是，这些类型—政党政治家、职业行政管理者、政治局外人等—完全可以用于了解当今美国政治景观中的社会构成与心理学上的复杂混合。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主动性与决策的中心已经从国会转移到行政机构。国家的行政机构不仅大大地扩充，而且逐步实现了集权，并且利用使之获得权力的政党本身。在立法事务方面，它不仅通过否决权，而且通过专家建议与咨询，接管了较多的主动权。因此，正是在行政机构，在其所派生的政府机构与权力机关、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中，许多利益冲突和权力竞争达到了白热化，而不是在旧式政治的公开角斗场中展开。
这些呈现为政治金字塔形态的制度变革已经使新的政治指挥职位变得值得努力获取。它们还促成了平步青云的政治人物类型的职业生涯方面的变化。它们意味着，政治生涯现在比较有可能直接晋升到最高层，因而回避地方上的政治生活。19世纪中叶，即1865年到1881年，政府高层人士当中只有19％是在全国层面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但从1901年至1953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精英是在这一级别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中，大约42％的人是在全国层面开始从政—对美国的全部政治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12)
从1789年一直到1921年，一代又一代，政治精英阶层当中曾经担任地方或者国家公职的人所占比例从93％下降到69％。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中，这一比例下降到57％。此外，当前的这一群体当中只有14％的人，在20世纪早期的政治家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曾经供职于州立法机构。而在1789年至1801年的美国国父那一代人当中，高层政治家有81％属于这种情况。此外，曾经供职于美国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高层政治家所占比例也明显下降了。
担任国家一级职位之前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级的见习的减少，以及在立法机构中经验的匮乏，与另外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趋势相联系。由于较低级别和立法机构级别上有如此之多的通过选举担任的职位，而且由于国家一级上的职位较少，所以政治精英阶层最新的成员很可能是通过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获得其职位。曾几何时，攀升到政治最高层的大多数人是由于人民选举他们，使之沿着公职的等级体制向上攀升。直到1901年，政治精英阶层的一半以上，通常超过三分之二，在担任国家最高级职务之前，是通过选举担任所有或者大多数职位的。但是最近，在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强化的时代中，人们在政治上之所以变得炙手可热，是因为自身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的人们的小集团对其提出任命：从1933年到1953年，只有28％的高层政治家的晋升主要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公职；9％的人通过选举和通过任命获得的机会一样多，62％的人在攀升到最高职位之前的所有或大多数政治职位都靠任命；1％的人事前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职位。在艾森豪威尔集团中，36％的人都是通过选举担任高层职位；50％的人此前所获得的任命职位多于选举职位，14％的人事前从来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职务。
对作为一个集团的美国政治家们而言，从政年数的中位数为22.4年，而从事非政治性活动的年数则为22.3年。因此，这些政府最高级别的成员用于政治工作的时间与从事其他职业的时间相同（当然，在其中一些年里，他们是同时在政府内外工作）。但是，这一总体而言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误导，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历史发展趋势：南北战争以前，高层人士在政界度过的时间多于在非政治性事业上度过的时间。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政治精英阶层的一般成员在政坛以外工作的年数多于从政年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涯在1801年至1825年的一代人中达到峰值，他们全部工作生涯当中的65％用于从政。政界以外的活动于1901年至1921年的进步时代中达到峰值：当时，职业人员和改革者看来都短暂地进入了政界高层，这一代人活跃的工作时间当中有72％的部分被非政治活动占用。对自从1933年以来的政治家进行此类估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尚未结束。
所有这些趋势—（一）政治精英阶层的职业生涯在国家一级开始，因而回避了地方和州政府的公职，（二）从未供职于全国性立法机构，（三）职业生涯中获得任命的次数多于当选次数，（四）全部工作生涯当中从政时间所占比例减少—全都表明，立法机构衰落了，高层政治生涯中也发生了回避选举产生职位的现象。这些趋势显示出政坛的“官僚机构化”，以及政治高层当中属于通过选举沿着政治阶梯攀升和在选举政治活动方面经验丰富的、简单的旧式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的人数减少。总之，这些趋势指向了政治局外人。虽然这一类型在前几个时期曾经占上风，但他们在我们的时代中更是风光，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内部平步青云。事实上，当今的行政当局基本上是政治局外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他们已经接管了行政机构中关键的管理指挥职位；这个行政当局由大公司的富翁阶层以及军界高层的成员及其代理人所组成。他们与主要在国会中担任职位的有选择的职业政党政治家建立了不牢固的联盟，后者的利益和关系网遍布各个地方层次上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