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决策模式，平衡理论背后所依据的是阶级理论。阶级理论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期开始就为人所熟知，并且是18世纪的美国建国者们所坚信的理论。也就是说国家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系统，因为社会是一种阶级平衡，而社会是一种阶级平衡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中轴和稳定器是强大和独立的中产阶级。
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其中大量小型和权力相对平等的组织非常繁盛。在这种平衡社会中，存在一个以小企业家为中心的经济、一个具备有效运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形式。即便有时它并不是小企业家的世界，但至少它始终是小企业家们能在权力平衡中发挥真实作用的一个世界。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中，存在的是一个在关键领域中小企业家已被少数集中式企业所取代的经济以及一个权力划分失衡的政治，其中在政体中，行政部门至上，立法部门降低到权力中层，司法部门则由于时间上的滞后无法提出政策草案。最后，这个新社会明显是一个政治经济事务杂乱深刻纠缠的政治经济形态。
在杰斐逊式理想的浪费多元主义流行的社会中，大概有五分之四的自由白人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经营者。但在美国内战后的时代，独立经营者组成的旧中产阶级开始衰退，并且在一个接一个的行业中，更大和更集中的经济单位开始获得支配地位。在进步时代的后期，由农民和小商人组成的独立中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并且丧失了他们在政治平衡中成为决定性角色的最后机会。正如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所言，吸引他们的是对想象中的他们过去历史的怀旧式崇拜，他们似乎希望这种过去历史能驱散20世纪的现实。在拉·福莱特（La Follette）1924年的竞选中，这类情绪突然短暂地再次爆发，并且他们也是罗斯福新政支持者中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关于中产阶级的两个事实以及关于劳工的一个事实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则已经具有决定性作用：
1．独立的中产阶级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国家机器。例如，人们普遍觉得，美国最成功的“游说团体”是美国农业集团（The Farm Bloc）。实际上，这个集团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很难将它视为是一个对多个政府部门施加影响的独立力量。它已经与这些部门（尤其是与参议院）牢固地交织在一起，其中，由于代表特殊的地理因素，这一现象得到了过分且充分的表现。从思想上讲，由于利用了关于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杰斐逊式神话，因此作为一种产业成员的大型商业农场主们就被接受为一种需要由特殊政策支持的国家利益方，而不是其中的特殊利益方。这种特殊政策就是平价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政府应当为这个自由企业制度的行业的产品保证一个价格水平，使商业农场主享有的购买力要相当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繁荣时期所享有的能力。从字面意思上来看，这当然是“阶级立法”，但它是“中产阶级立法”，并且它是如此完美地作为政治事实被确定下来，以至于在此类理念兴盛的奇怪的现实领域中，它仅仅被认为是合理的公共政策而已。
作为补贴企业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富有的农场主就是商人，并且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乡巴佬和反叛者已经被50年代的农村商人所取代。农场主的政治控制仍然很强大，但作为一种对政治上层的需求，这更多是令人不安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农场主们被认为只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并不包括政治外行现在所面对的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而与农场主有相当关联的衰退与繁荣问题，现在并不是政治外行主要关注的内容。
2．在旧有的独立中产阶级旁边，出现了在企业社会内部崛起的、由白领雇员组成的新依赖型中产阶级。在过去两代人中，就在整体中产阶级中所占比例来看，旧有中产阶级大约从85％下降到44％，而新中产阶级则从15％上升到56％。由于很多原因（我在其他地方曾设法进行说明），这个阶级不是平衡社会的政治轴心，而更多是迈向大众社会的明显趋势的后卫。跟农场主、小商人和蓝领工人不同，白领雇员出现得太晚了，以至于无法获得哪怕短短一天的自主权。构成白领前景的职业定位和地位趋势让挣薪水的雇员成为历史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前锋。他们不以任何政治方式结盟，也不相互依附。他们的联盟与工会接近，整体上是在走下坡路。
旧有中产阶级曾短暂地成为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新中产阶级则不能。政治自由和经济安全根植于小规模的独立财产，这些东西并不根植于新中产阶级的工作世界中。分散的财产和它们的持有人通过自由和自治的市场而在经济上整合在一起。而新中产阶级的工作则是通过企业权力整合在一起。白领中产阶级并不构成独立的权力基础：从经济上讲，他们跟缺少财产的蓝领工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中；从政治上讲，他们出境更差，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
3．旧有中产阶级日益投入到国家机器中，而新中产阶级则在产生时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形态，并且他们是以一种决不会实现的方式发展起来。在这两者旁边，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30年代的政治舞台：那就是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短暂的时间内，劳工似乎能够成为独立于企业和国家但又能作用于和对抗企业和国家的一个力量集团。但在变得依赖于政府制度后，工会的权力很快就下降了，并且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几乎没有它们的角色。美国现在没有劳工领袖能在重要的决策中对掌控有形政府的政治外人施加有意义的影响。
从一个特别的视角看，工会已经成为在国家权力精英中选择和形成领导者的组织，这些领导者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在政府内外的企业高管们旁边以及在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旁边找到自己的位置。跟社会运动和政党一样，工会的一个功能就是尝试推动这种理事会的形成。作为新的权势人物，劳工领袖们只是刚进入全国舞台而已。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可能是第一位成为全国权力精英一员的劳工人士（虽然只是暂时的并且相当不稳定的）。他主动尝试确立自己在这个精英中的位置，从而让劳工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到一起。这些使他成为全国劳工事业的一个模范和典型。当然，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并不是唯一一位在40年代经历这个过程的劳工人士，但他在战争年代早期的领导作用、他关于自己是全国精英一员的那种意识以及他作为其中一员所获得的真实和想象的认可（“跟西德尼一起清除它”）都预示着在罗斯福新政中工会的大幅扩张后，劳工领袖们能更多地进入政治精英群体。随着杜鲁门公平政策（Fair Deal）和艾森豪威尔改革运动（Great Crusade）的到来，再没有劳工领袖能轻易地拿（正式或非正式地）成为权力精英一员这类严肃的概念开玩笑。德金（Durkin）这个并不起眼的劳工人士从他弱小的内阁职位上的提前退出，清楚地反映了想要成为权力精英成员的劳工领袖所面临的状况，以及作为权力集团的工会所拥有的地位。他们正处于顶层委员会的下方，只属于权力中层。
劳工领袖在过去20年中所做的很多古怪的行为和策略可以用他们对全国权力精英身份的渴望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声望上被轻蔑会显示出极度的敏感。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到达了那个位置，他们想要获得权力身份的外衣。在中小规模的城市中，劳工领袖在国内企业中与商会官员坐在一起。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希望并且他们获得了在生产委员会和价格控制机构中的位置。
他们对地位和权力的索求依赖于他们已经增强的权力，而不是依赖于财产、收入或出身。并且这类情形中的权力是不安的根源，也是一种运作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一种拥有惯例和法律力量的、有牢固底部支撑的连续基础。他们对声望问题的敏感（尤其是在全国性的场合中）原因在于：（1）他们自我奋斗的特征，以及（2）他们的自我奋斗得到了政府以及政府在1935年后的10年中创造的氛围的大量帮助。他们是政府制造的人，并且他们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会被政府打回原形。他们的地位焦虑还在于（3）他们不熟悉权力精英群体的作风，并且（4）他们觉得自己的公众（即他们的工会成员，在这些成员面前成为“大人物”或者与传统敌人过于密切都是很危险的）与他们新找到的同伴和生活路径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
很多观察家将劳工领袖的地位外衣错误地理解为劳工权力的证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不是这样。当它们以权力为基础并且产生权力时，它们是一致的。但当它们变成给领袖们设下的地位陷阱并且不会产生权力时，它们就不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牢记的是，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鸡是权力，它先出现，而产生的蛋就是地位。
在20世纪30年代，工会首次在全美国兴起。除了“组织那些未被组织起来的劳工”这句口号外，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政治目标。现在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但没有后退指令的劳工仍然是没有政治方向（或者经济方向）。跟小企业一样，工会领袖也试图遵循农场主的方式。农场主过去曾是叛乱的来源，而在最近的历史中，劳工似乎变成了这样。大型农场主现在是有组织集团中的一个单位，他们现在已在这个福利国家中扎下了根，并且能对国家施加压力。虽然劳工更大的客观目标是对抗作为工资制度的资本主义，但他们现在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无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