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自由社会中，国会领袖、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各种施压团体之间流行一套均衡和妥协。权力和决策的形象就是平衡社会的形象，其中所有权力单位的实力只能让它们在与其他此类力量的妥协抵消中逐渐缓慢向前移动，因此，在较高的圈子中也就不存在团结，更不用说协调了。一些此类形象加上公共舆论的学说，仍然是正式的民主权力体制的官方观点，是大部分学术社会科学家的标准理论，以及大部分既不是政治发言人也不是政治分析家的受教育公民的潜在假设。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权力结构的意义和政治影响也发生了变化。权力制衡并不是神奇的或者永恒的。在革命时期，权力制衡作为对未组织和组织的民众的一种约束可能是重要的。在严酷的独裁时期，权力制衡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方法可能是重要的。只有在一个已经相当均衡并且内部建立了一个平衡社会的国家中，权力制衡才意味着对统治者的约束。
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们将个体公民考虑成是权力单位，而古典经济学家们考虑的是由个人经营的小企业。从那时起，权力单位、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制衡的意义就发生了改变。至于相对平等的均衡单位存在很大的分散性，它们存在于权力中层，根植于主权所在地和间歇性施压团体，并在国会中达到顶点。因此，我们必须修订和重新设置关于各利益方之间巨大分散性的已有概念，因为当我们进行长时间更近距离观察时，我们就能发现，这些中层利益方中大部分都只关心他们特定的利益和他们特定的既得利益领域，并且这些通常没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虽然其中一些对福利来说会非常不利）。在这种利益多元主义之上，在任何均衡中都非常重要的权力单位（经济、政治和军事）在数量和权重上几乎无法与权力结构的中层和低层的群体相比。
那些仍然认为权力体制反映平衡社会的人混淆了现在的时代与美国历史的早期，并且将现有制度的顶层和底层与它的中层混淆在一起。当概括成一种权利制度的主模型时，平衡理论就变得不具有历史指向性了，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模型，它应当指定只适用于美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杰斐逊时代以及相当不同的条件下，如新政的早期和中期。
权力体制是一种平衡社会，这种观点还假设，均衡中的单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对于企业和劳工或者企业和政府来说，它们就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他们就不能被视为是自由和公开均衡的一部分。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推动自己的多种利益时，主要的既得利益者之间并不会经常产生对抗，而更多的是在很多利益点上保持一致，甚至会在政府的保护下结合在一起。经济和政治权力单位不仅变得更大和更加集中，而且他们在利益取得一致，成为明确和心照不宣的盟友。
现在的美国政府不仅是一个框架，它让相互竞争的压力方运用手段获得利益并玩弄政治。虽然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政府现在让这类利益方根植于它自己的等级结构中，当今并且一些利益方要比其他利益方更高级和更有优势。当今并不存在针对大商人（指的是那些现在占据指挥位置的政治外人）与优势军队人士（指的是那些现在经常在较高级的委员会中发声的、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人）之间联盟的有效抗衡力量。那些在当今的美国拥有真正权力的人并不仅仅是权力掮客、冲突解决者或者各种相互矛盾利益的调停者—他们代表了并且的确体现了相当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政策。
虽然职业政党政客有时仍然会充当权力掮客、利益调停者、问题谈判者，但他们不再处于国家的顶端，或者整个权力体制的顶层。
那种认为权力体制是平衡社会的观点让我们假设国家是自主权力的有形面具，但实际上，决策权力现在牢固地由国家把持。旧有的有形或无形的游说集团就是现在的有形政府。这种“游说集团的政府化”在立法和行政领域以及两者之间都在进行。行政官僚制度不仅变成是权力的中心，而且是所有权利冲突获得解决或拒绝解决的舞台。行政替代了选举政治，而派系操纵代替了政党冲突。
90年代的农民反抗、从80年代开始间歇进行的小企业反抗以及30年代的劳工反抗都失败了，但它们也都是成功的。作为可能对企业富人的权力产生抵消作用的、由小财产者或者有组织的工人进行的自发运动，它们是失败的，并且有可能成为政治上自主的第三党派但它们没有，它们也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扩张国家中的既得利益者，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成功的，并且作为位于特定选区和州中的地方性利益方，它们也是成功的。它们是均衡权力中层的特征。
实际上，属于这些中层权力集团的大多数都是那些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在要求顶层权力时被击败的或者从未提出这种要求的阶层和利益方。他们包括：农村的小财产者、城市的小财产者、蓝领工会、所有消费者以及所有主要的白领团体。他们的确仍处于一种分散状态。他们在结构上无法实现自身内部的团结，但却的确能在一种半组织僵局系统中实现彼此的均衡。他们之中没有人有机会进入到顶层圈子中，因为来自企业机构和军队的政治外人正牢固地掌控这个圈子。
当多样化的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平衡轮时，职业政客就成为优势的决策者。当中产阶级作为一组自治政治力量衰落时，作为权力体制的平衡社会就会衰退，地方主义至上的政党政客们也会被降级到国家权力的中层。
这些结构趋势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初步出现的政治形态，而当时当然是一个不景气时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掩盖了这些事实，但它并没有改变它们。而作为事实，它们对于理解现在的权力精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