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3 新核心同盟之二：TPP——殖民主义的“去国家化”
美国确立“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借助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巧实力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试图以最低成本实现金融资本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2016年2月签订的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其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不久即宣布退出TPP，但这并不影响本文所做的分析，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侵犯其他国家主权上将有所收敛。我们保留有关TPP分析的原文，日后类似的制度安排以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时，本文的分析可以作为参考。
从其针对中国“挑战”的战略及其预期的利益来分析，TPP乃21世纪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之争，是霸权国家占据高制度设计、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制高点的产物。TPP埋下了主权外部性的祸根：半殖民化的治外法权。
相对于1944年为战后美国工业化大生产占领世界市场而确立的GATT（关贸总协定），以及1994年为了产业资本全球化而确立的WTO而言，当前TPP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本阶段要求世界各国实现“去国家化”，[230]接受霸权国家控制的跨国公司的资本权力大于本国的国家主权，类似于重建殖民化时代靠着“炮舰政策”推行的“治外法权”，以此来推进泡沫化金融虚拟经济向全球扩张，并且同步转嫁危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
根据有关披露，发展中国家纳入TPP有三个“去国家化”承诺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对主权国家赋权货币产生的金融信用做“去国家化”承诺，以实现跨国资本“无边疆”地自由进出任何国家。
二是对主权国家法律体系的“去国家化”承诺，以保障跨国公司不受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制约，相当于重申老殖民主义时期的“治外法权”。
三是对主权国家安全基础的“去国家化”承诺，切断政府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取消政策优惠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危机爆发时不承担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任务。
WTO所代表的多边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步入难以继续发展的极限。接下来，全球格局将转变为核心国掌控的排他性贸易区域化。美国积极推进TPP、TTIP，加上原有的FTA，致力于建立太平洋及大西洋的排他性贸易及政治战略同盟，实质上将取代目前谈判陷入胶着的WTO。正如陈晓晨和徐以升的分析：
美国本来的算盘是通过自由贸易主导全球经济，并且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十几年来的实践并没有让美国达成全部设想。中国受惠于全球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尽管此间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美国全球化、自由贸易战略的赢家。[231]世界经济重心越来越转移到亚太地区。欧元区则在这十几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挺过了欧债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并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正因如此，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向：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用以美国标准设计出来的规则来达到扩大贸易、推动其影响力、推进其价值观的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希望将其自身的规则作为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
对上文，我们认为很难简单说中国是单方面的赢家，尽管中国付出了环境急速恶化和国民福利发展被压抑的沉重代价，成为第一工业产能国，以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国家。诚然，美国本以为可以借自由贸易完全打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并发挥本身的金融优势，全面支配中国经济，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不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不肯让渡经济主权，结果成就了中国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
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我们必须结合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全面升级的视角，才能理解美国在第一阶段全球化通过贸易逆差洪泄巨量美元进入全球实体经济，其目的是让实体经济国家的经济产出不同程度地“美元化”。虽然中国的发展也许出乎美国的意料，但是，从美国的战略分析，无论如何，目前是调整其贸易政策以更好服务于美国的币缘战略及维护其金融霸权的新阶段，其核心目标正是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TPP的要求比WTO更直白、更赤裸裸，就是要求加入者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让渡更大的经济主权，乃至于管治权，实质无异于“去国家化”。
一、针对中国“挑战”的TPP战略及其预期利益
TPP源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倡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接过来做了符合美国霸权需求的战略提升，定位其为与区内军事部署并驾齐驱的经济战略。换言之，美国一边在亚太区公开拉拢军事小北约，一边打造美国主导的亚太区经济北约。[232]
1.“新冷战”思维下战争话语与TPP的相关性
美国重返亚太与TPP在战略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在推动和宣传TPP时爱用一种冷战甚至是热战式的战争话语。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2015年4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讲中说，就最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TPP与再造一艘航母一样重要。其后，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7月21日也说，TPP相当于10艘航空母舰，如果美国能成功建立TPP，美国将大大提升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形容贸易是现代战争的一种。
只有回归冷战思维，才能理解美国这套关于航空母舰与TPP相关性的战争话语，其中所针对的敌人非常清晰——中国。[233]
明白背后的“新冷战”思维，就明白以战争话语来表述一份所谓的贸易协议，在一个霸权国家声称维护和平的时代并不显得奇怪。
TPP的真正悖论是其措辞及实质内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从表面的战争话语上看，TPP是不欢迎中国的高级俱乐部，中国被设定为敌对方；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却多番暗示不排除中国最终有可能加入TPP。
2.中国纳入TPP的利益测算
只要我们理解，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TPP对于促进贸易的中短期实质利益并不如美国宣扬的那么大，那么就不难明白，美国的目的是希望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把中国乃至其他新兴国家最终纳入其主宰的贸易秩序之内。
彭支伟和张伯伟在论文《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中估算了不同的自由贸易方案对亚太各国的实际GDP及福利的影响，如表3.1所示。
表3.1 不同FTA方案对主要APEC[234]成员GDP和福利的影响
注：TPP12——目前成员，TPP13——中国纳入TPP, 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
来源：彭支伟、张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问题》2013（4），第83—95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估算显示：如果把中国纳入TPP，美国所获得的实质利益将是非常巨大的（TPP12：452.41亿美元；TPP13：608.38亿美元）。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口硬心痒，表面上是要抗拒中国，但实质上是希望最终把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以符合本身利益的游戏规则纳入TPP。
换言之，这本质上是一场企图先发制人、关于未来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之争。所谓21世纪最先进的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企图在高制度、软实力的外衣下再现殖民化时代的“治外法权”。
二、新世纪的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之争
在理解TPP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需要分析其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话语权。
1.自由贸易的话语意义及其实际作用
TPP制定者自诩TPP比WTO更接近理想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因为WTO是降低关税，TPP却是取消所有关税。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协议要取消数以千万计商品的关税，但就算只是部分取消也要花几十年。成员之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美国，其政府要取消1.8万项商品的关税。例如，日本的进口小汽车关税将在15年内从2.5%降至2.25%，降至为零需要几十年，进口卡车关税要再过30年才能彻底取消。按这样的蜗牛速度，TPP实质上不比现在实施的双边或多边区域贸易协议有更多优势。
再举例来说，越南的纺织品出口美国，关税为18%—36%。TPP的零关税承诺对越南具有很大的优惠，但根据TPP的要求，产品由原材料到加工都必须在TPP成员内完成，才能享受零关税。但越南的纺织品原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越南很难在目前的TPP范围中找到可以替代的供应链。[235]那么所谓零关税优惠，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请看彭支伟估算不同的自由贸易方案对亚太各国进出口的影响，如表3.2所示。
表3.2 不同FTA方案对主要APEC成员进出口的影响
来源：同表3.1。
当然，在目前的阶段估算，任何一份自由贸易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上面的初步估算可见：TPP对于区内主要经济体进出口的影响，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可以说，这份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协议对成员的利益，比不上其他更具包容性的协议，例如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2.新世纪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是要害
高调的话语措辞和真实的收益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说明，对于美国而言，TPP的战略意义并不如宣传的那样，是因为自由贸易而带来收益，实际上，这是关于21世纪国际制度权的斗争。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逾95%的潜在客户都住在美国以外时，我们就不能任由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订立规则。这些规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制定，为美国产品开拓新市场，并设定标准去保障工人和保护我们的环境。”
奥巴马的指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国家。显然，说中国有能力单方面制定全球的贸易和经济规范是夸大其词。一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更多是要遵守及内化并非由中国单方面制定的国际规范，所以奥巴马的话我们更应该逆向来理解。
奥巴马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不容许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改变一直以来由核心国家、近年来更是由霸权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状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是究竟21世纪的全球制度权，应该像19世纪及20世纪那样继续掌握在核心国手上，还是新兴乃至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参与，共同制订更平等互利，而且能兼顾各国实际情况的国际制度。
读者若明白了这是游戏规则的延续而不是创新，便好理解TPP谈判过程中措辞与现实的矛盾。
而事实上，TPP涉及的不仅仅是国际贸易制度，而是更广泛的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下整个经济制度及相关的社会制度。在TPP协议的30章里，除了第1章的《初始条款及一般定义》外，其余29章中只有5章直接和传统的贸易范围有关，其他的章节涉及金融、信息、知识产权、企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公共品及公共福利等多方面。简言之，TPP是为了适应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而推行的新制度安排，其辐射的影响力，可以说非常广泛和深远。
3.透明度问题的背后
TPP谈判缺乏透明度这一点一直被参与谈判的成员猛烈批评。有关谈判超过5年，其间条款内容极度保密，公众、媒体和民选议员对协议内容一无所知，只有少数政府高层官员和跨国大企业以作为市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的理由获准阅览协议文本，并能够讨价还价，对细节施加影响力。奥巴马共有28个贸易顾问委员会，覆盖航空航天、农业、化工、制药、服务、金融、科技、工业标准、电信及电子商贸等领域，均由大企业和贸易组织主导。
如果这真的是一份高规格、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协议，那么为什么谈判过程中的协议细节会如此不透明？归根究底，TPP协议的谈判，还是以核心国的跨国企业利益为主导。[236]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国会议员只能对整个一揽子立法投赞成或反对票，不得提出任何修订案。难道这算是民主的体现吗？
日本早前批评亚投行缺乏透明度，所以拒绝参与谈判。但是日本参与TPP便无异于自己打脸。而长期研究全球贸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批评TPP协议与自由贸易无关，而是贸易管控，代表了每个国家最强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由它们来管理各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他甚至认为一些条款会限制公开竞争，阻碍自由贸易。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更直指：说TPP是一份自由贸易协议简直是个笑话；它实际上是具有极端保护主义倾向、限制贸易自由的措施，其核心与贸易无关，而是投资者的权益。[237]
三、主权外部性：半殖民化的“治外法权”
在核心国和后进国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本来就不平等的现实条件下，以平等竞争之名，解除后进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等于以隐蔽的方式设置了某种形式的主权外部性。
1.去国家化的ISDS
TPP协议中一项最富争议的条款是“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即外国投资者如果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影响其当前或潜在的未来利益，可以绕过东道国的法律框架，对该国政府提出法律诉讼，索取赔偿。换言之，投资者在某国投资，不受该国法律所规范。一旦出现争端，不在当地根据该国的法律体制来寻找仲裁解决。
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实质上获得某种“治外法权”，这无疑是对一国主权的侵蚀。亦即，TPP协议设置了某种主权外部性。
目前WTO或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下的贸易纠纷仲裁，还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而TPP容许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僭越国家主权，企业可以不受当地法律规范而起诉该国政府。这基本上是在全球化趋势下，遵从了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摆脱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规定的意愿。如今通过TPP把这种趋势制度化，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这份号称21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在ISDS方面实则也并无新意。如果我们不善忘历史，就会记得中国在半殖民时代，也曾经出现租界这种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制度。TPP无异于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里设置了一个经济租界。
虽然有分析认为，TPP条款设有严格的规定来限制仲裁委员的行为准则，要求ISDS受理案的所有流程公开，而且有些规定限制了外国投资者“起诉”政府监管法规的条件，所以预计实施起来难度大。诚然，ISDS将来的实际运作究竟如何，现在只能推测，毕竟，国际上的仲裁最后还是看控辩双方背后的国家实力。但是，就制度设计的本意而言，无疑是要设置某种形式“治外法权”的主权外部性。
甚至日本人也能感受到这种主权外部性。有日本学者指出，TPP是美国继1853年派“黑舰”强迫日本开放并签订《日米修好通商条约》（1856年）、1945年美国军事接管日本及1951年《旧金山条约》以后，再一次对日本主权的侵蚀。[238]
事实上，跨国企业利用美国的贸易及投资协议，至今已索取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赔偿，主要是涉及环境、能源和公众健康。而目前还有140亿美元的索偿要求正在处理中。知识产权法也成为美国企业防止对手占领市场的强盾。最突出的例子是三星被裁决需赔偿苹果公司9.3亿美元（仍在上诉）；苹果公司同时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申请禁止三星产品进口美国。
2.金融无边疆：解除国家信用货币化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ISDS是配合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机制。
ISDS的“涵盖投资”（covered investments）项目超越了传统上的实体投资。根据美国的双边投资及贸易（BIT）概念，投资更多是指金融投资，这符合美国作为发达金融资本国家的利益。包括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权益则是在新经济下的延伸概念，而TPP的投资更包括了投机性金融资本。传统的投资者一般在实体资产受到当地政府影响时寻求补偿，例如，该国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导致不动产（土地与厂房等）损失等。传统上的实体投资起码从长远而言对东道国经济会有所贡献，因此其合法权益应该获得当地法律的保障，而TPP框架下的投资则不考虑它对东道国的经济是否会造成伤害。
金融投机性资本自由进出，在多空操作之中利用各种危机获利，转移利润，却不顾及对当地的冲击和影响，这就是当前金融全球化的现实图像。任何坚持经济主权、维护宏观调控能力、维持有效管治的主权国家，在某些环节上都有可能对这种“自由”构成限制。
虽然TPP许可国家在经济危机时采取适当的救市措施，但是被ISDS机制引入了灰色地带。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中国香港在1997年或内地在2015年6月份采取的救市措施，导致外国投机性金融资本因为部署做空而失利，跨国公司可以通过ISDS申请赔偿。
事实上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却没有引起注意：中国采取救市措施之后，立刻被欧美金融界指责为央行政策“不透明”。西方当然知道，中国央行是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部门，不是美国那种私人银行家组成的美联储。难道一个国家根据其经济主权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之前都要预先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们广而告之不成？再考虑协议强调的“反汇率操控”“金融自由化”等理念，TPP实际上是要求解除那些仍然有能力维护经济主权的国家防御全球过剩流动性冲击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简言之，资本就是资本，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化地获利。这是投资者的特权（investor’s privilege）。所谓TPP代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先进性”，在于它的核心已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核心国利用其货币霸权地位大量制造全球金融流动性泛滥，趁机牟取巨额利润。
3.扫清发展中国家尚有竞争力的国有资本
如果仔细研究TPP条款，不难发现其内含的贸易管控关系是不对称的。这是一份为保护核心国的产业优势而量身定制的FTA，即其条款更有利于核心国的优势产业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并且阻止对方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及扶育本土的产业来和核心国优势产业竞争，从而避免未来出现潜在竞争对手。而纵观近代产业发展的历史，很少有国家的优势产业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性扶助或保护。
换言之，这种金融资本阶段的新的制度安排，是把核心国优势产业当前的“比较优势”，制度化为长期的“绝对优势”。
例如，TPP协议在平等竞争的名义下专门限制国有企业，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其他优待。一方面可能阻断政府依靠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经济安全责任，弱化国有企业配合政府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服务公众长远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核心国优势产业因此而扫清了所有竞争对手。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在殖民时期惨遭剥夺，只在少数有条件通过革命剥夺宗主国跨国资本的国家，建立了由政府部门掌控的国家资本，只有以国家之力或特殊的保护措施，方能打造一批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不仅在内成为政府推进逆周期调节和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在外也足以和核心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国际上形成竞争。而如果加入TPP，则意味着预先阻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保护，这难道不就是相当于为核心国的优势产业扫除对手吗？
退一步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的救市本身就属于国家补贴的一种形式。假如美国的战略性部门及其企业在资本市场遭遇失败，美国会允许外国金融集团趁着市场价格的“自然”低谷来收购国内的重要企业吗？美国深知其中的利害，对于经济主权，可谓寸步不让，但对于要纳入TPP的发展中国家则恰是反其道而要求之。
四、高制度设计、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制高点
TPP是WTO协议、新西兰—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ANZSCEP）等FTA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充，而且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其“门槛”之高超越当前其他普通投资贸易协定。其中除了贸易自由化之外，TPP还涉及经济立法、金融改革、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知识产权和竞争中立等多方面，每一方面都是高标准。
有评论认为，TPP的标准之高，甚至连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存在是否可以达标的问题。[239]当然，为了达成协议，还是少不了妥协。
那么，这是否真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体现高标准的先进制度贸易协议呢？
起码在生态保护方面，环保人士不会认同。在两千页的条文中，尤其是第二十章《环境》中，居然没有提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及改善当前效率低下的环境监督机制，而是仅仅表示“成员承认转变为低碳经济需要集体行动”。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执行董事迈克尔·布鲁恩（Michael Brune）就认为，TPP协定全文对“气候变化”只字不提，不配称其为21世纪的贸易协议。其《环境》章节的许多规定软弱无力，没能为协定的支持者提供任何保护。学者指出，《环境》章节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噩梦。[240]关注互联网信息自由的人士也担心TPP将会是对国际互联网自由的最大威胁。例如，假设有人通过互联网来揭露某些企业的不当行为，有可能被检控。
正如上文的分析，我们如果从TPP的当前政治意义高于中短期经济意义来理解，就会明白TPP在措辞高度和实质内涵之间的落差。事实上，TPP只有最终把新兴国家纳入核心国家主导的贸易系统，才能完全实现它对核心国家的长远的潜在的经济利益。
全球霸权国家公开指出：TPP的当前核心战略意义涉及更多制度权之争。这是一份为保护核心国的产业优势，尤其是金融资本优势而量身定制的高制度设计，它的战略意义在于为核心国取得意识形态制高点，进一步利用教育、媒体和人文社会研究等方式丰富其话语软实力，以便能倒逼新兴国家向符合核心国利益的方向进行体制转换。而事实上，不少事事以核心国的软实力宣扬为“政治正确”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迫不及待地歌颂TPP的先进性及高标准，纷纷呼吁要趁此良机倒逼新兴国家进行内部改革，想尽办法也要进入这个高级俱乐部。
总而言之，新兴国家不应该被TPP的高调话语所迷惑，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以自主创新的方式保持本身已有的制度优势，以适当的速度、为了本国的长远利益而进行良性改革，并且以平等、互利、照顾各国特殊情况的原则来组成各种区域性贸易协议。如是，方为上策。
小结：币缘战略下新世界体系的“后冷战”意识形态
通过2、3两个专题分析可知，冷战结束20多年后形成的“六方货币同盟”这种币缘战略产物，以及TPP这种保障“治外法权”的后殖民化体系，从其排他性及延续“二战”后的地缘政治同盟关系来看，仍属于资本主义升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际需要构建的“后冷战”制度体系；并且与被核心国称为软实力的“后冷战”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这些体系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冷战时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翻版。
也就是说，冷战意识形态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亡，反而在金融资本主义遭遇全球危机、加剧向贫困人群和资源环境转嫁成本的条件下得到了自我复兴的机会。
人们对这种冷战体系在新世纪的“复兴”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我们可以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类似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的教训。
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一战”中形成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在“一战”后随民主制度普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或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而消亡，反而变本加厉，结果只隔了短短的20年便带来了更惨烈的数亿人伤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理，虽然西方同盟自诩为民主自由斗士，但有识之士都明白，冷战及其意识形态实际上服务于“二战”客观形成的双寡头瓜分世界的传统地缘政治，是在核威慑竞争中多次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愚蠢斗争，且不计朝鲜战争及越战中死亡的平民人数，仅看冷战中败北的苏联，10年间人口减少了600多万，可见这场斗争的惨烈程度，不亚于任何“热战”。
尽管教训如此惨痛，但仍阻挡不住西方中心主义政治家继承罗马奴隶制的殖民化遗产，继续推行愚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于是，“后冷战”体系还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借由这次重大的损人利己的“制度创新”而复活。
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生产力去解决全世界贫穷问题的今天，当富裕社会只要拿出他们过度丰裕的物质享受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大大改善全世界大部分贫穷人口的生活之时，发达国家政治家却把创造力放在建立和延续一个确保能延续其因殖民化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制度之上。
当联合国的千禧目标已铁定失败之际，当全球每日因为战争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绝不少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今天，我们却只能战战兢兢地目睹一个纳入“旧冷战”意识形态的新币缘战略同盟形成。
综观历史，金融与军事暴力总是如影随形。[241]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金融资本不受抑制地膨胀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金融资本主义发达国形成了币缘战略同盟。为稳定全球风险性日增的金融体系，货币与流动性互换协议应由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共同参与。但核心国在掌控旧的国际金融工具——世界银行和IMF之外，另外形成西方的六方货币同盟，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表面是货币金融同盟，但实际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同盟。
再看，核心国稳定了内部金融货币秩序，同时积极在全球展开新的地缘军事战略部署，而且处处以冷战思维设定敌人、打击对手。今天我们看六方货币同盟，有如目睹“六方轴心国”形成。与此同时，全球地区性冲突硝烟不断，有识之士不能不忧虑核心国之金融与军事战略结合的“金融军国主义”，大有祸延全球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