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变化

9.3 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变化

日本国内工作岗位的重新配置。

日本制造业和农业吸收的劳动力占比直线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22%和5%下降到2018年的16%和3%。自然，越来越多的份额流向了服务业。

如果制造业无法维持其盈利能力，则其自保能力微乎其微，而盈利能力本质上与生产率相关。但是，服务业可以利用涨价在收入和成本之间形成一个本地的缺口来保护自己（例如，提高产品相对于工资的价格）。与制造业不同，许多服务业不能外包或进口，因此竞争也难以阻止服务业公司利用提高价格来保护自己。

日本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的一个原因，可追溯至制造业的逐渐萎缩和服务业的不断扩大，进而可追溯至导致这种重新配置的全球因素的重要性。这种重新配置背后的国内变化相对简单：

• 资产泡沫破灭和两大不利因素，即乏力的经济增长、昂贵且萎缩的劳动力资源，共同导致了投资衰退。

• 在国内自保能力最差的制造业，开始从三方面提高生产率。第一，冻结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长，然后慢慢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此过程中，每个工人的可用资本（生产率的粗略衡量）慢慢开始上升。第二，制造业生产开始缓慢向海外转移。第三，选择将哪些活动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将设计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部分留在国内，将生产线上机械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海外。

• 制造业不愿吸纳其历史上所占的就业比重，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消费的稳定性而保持稳定）开始面临劳动力供给增加的问题。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随之上升。

• 为了保护盈利，服务业随后通过压低工资增速，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制造一个缺口。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在寻求摆脱其体制惯性的方法时，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最终结果是：随着日本企业有策略和有目的地提高生产率以自保，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境内和境外被重新配置。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这些成就，不仅因为它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十年”，还因为它提高了人均生产率，使日本的人均生产率几乎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

为了做到这些，日本企业必须在日本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规范的约束下开展工作。其结果是虽然劳动力萎缩，但并未导致工资上涨。

菲利普斯曲线：劳动力萎缩为何没有导致日本工资上涨？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2014年的讲话中称：“与美国和欧洲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往往会上升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相反，工资却大幅下降。”

在这个事实简单的声明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这种复杂性为大多数分析难以调和的一个经济事实提供了线索。这个事实就是为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未能导致其价格上升？

我们认为，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并未导致日本发生通胀，其原因有三。

9.3.1 全球化

如前文所述，在日本劳动力逐渐萎缩的时候，世界上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却十分充足。因此，日本的可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制造业，将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尤其是中国。这意味着制造业吸收就业下降，主要是高薪的“内部人岗位”（insider jobs）减少，导致劳动力转向薪酬较低的“外部人岗位”（outsider jobs）。

9.3.2 “内部人”与“外部人”

在日本，内部员工的忠诚大多是对公司的忠诚，而不是对工会的忠诚，而雇主的对应承诺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维持雇佣关系。因此，经济周期的变化更多传导至工作时长的变化而非失业率或工资的变动，这一因素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十分平坦。日本当地长期雇佣的惯例使得大规模裁员和缩减工作岗位变得不可行。

外部人的议价能力明显不足，并承担了服务业反通胀压力的大部分负担，即通过压低工资增长，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形成缺口。

有时，一个简单的情景颇具启发性。1993年日本资产价值崩溃最严重的时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到了5.5%，但也仅此而已。在其他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从未超过3%。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也慢得惊人。GDP增长率从1989年的6%下降到1994年的2%，失业率仅从1990年的2%左右上升到1995年的3%。直到2003年，失业率才达到5.4%的峰值。相比之下，美国在自身住房危机期间的失业率上升至10%。劳动力市场明确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日本经济中有一部分不参与经济调整，那就是就业，即菲利普斯曲线在日本一直是平坦的，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平坦。

日本劳动惯例的起源。二战改变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此之前，只有部分高级雇员享有长期雇佣合同。为确保就业和鼓励忠诚度，这种做法在二战期间得到推广。战后，雇主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做法对提升员工士气和忠诚度有好处，并将其变成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不仅扩展到长期雇佣，还包括在职培训、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以及基于资历的工资和晋升福利（即年工序列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整个社会都开始把工作保障放在首位。艾哈迈德吉安和罗宾逊（Ahmadjian and Robinson，2001）写道：“工作保障在日本社会价值观中享有高度优先地位。除非是在非常罕见和真正特殊的情况下，否则雇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终止雇佣关系，都是令人不悦的，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令人反感的行为。”在如此严格的社会规范下，日本没有像大多数经济体那样出现经济增长衰退伴随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裁员的调整。由于日本的就业无法通过大量裁员来迅速调整，因此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时和工资不可避免的下行压力来调整的（见图9.7）。日本的长期雇佣习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年工序列制，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内部劳动力市场”允许员工在组织内部流动。经连会（Keiretsu，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体系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使得在这些庞大体系内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在长期雇佣合同以及年工序列制的双重制度下，在“内部”工作的人受益，但伤害了“外部人”。

在压力时期，偏向于“内部人”的雇佣倾向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当需求下降时，企业对成本上升的反应，改变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及其工资动态。

我们之前引用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2014年的讲话，尽管没有明确将日本惯例考虑在内，但很好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为了降低成本以应对收入低增长的压力，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求降低工资成本。面对黯淡的增长前景，雇员们宁愿接受减薪，也不愿冒失业的风险。对非正式雇员，即那些没有长期合同的雇员来说，工资成本更容易控制（图9.8）。

随着成本压力的增加，兼职员工（即非正式员工）的占比有所增加。他们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约13%上升到2018年的近30%。从企业的角度看，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比率的下降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外部人”没有长期合同，他们的工资更容易被压制。企业改变这一比率的动机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全职雇员实际上被裁员的时期，兼职雇员的就业增长率仍然是正的，甚至有所上升。

简言之，黯淡的增长前景迫使企业降低成本以自保。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惯例不允许日本企业出现西方式的快速调整，即裁员并迅速推高失业率。相反，日本企业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战略，改变了雇佣结构，并将大部分调整放在工资和工时方面。

9.3.3 劳动参与率

正如在菲利普斯曲线那一章（第8章）中单独指出的那样，当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并且5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时，关键的差距就是就业和退出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日本一直领先全球，近几十年来，年龄在55～65岁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日本，“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动员效率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图9.9）。

过去几年，日本55～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快速上升，现在达到了75%，仅次于新西兰、瑞典和冰岛。

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临退休人群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造成这一普遍趋势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会活得更长，因此他们此前计划的储蓄似乎不足；其次，养老金福利普遍下降（旨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具体问题，并通过一个小型案例，详细说明德国的临退休人员对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不利的养老金福利变化所做的反应。

在65岁以上人口中，日本的劳动参与率仅略低于2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前列（图9.10）。

更多的闲置劳动力和独特的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在2000年初的潜在富余劳动力远远大于日本失业率水平显示的规模。此外，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即内部人员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外部人员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仅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比其他地方平坦得多，而且日本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比其他地方低得多。

9.3.4 为什么西方不会步日本后尘

简言之，几乎大多数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后的情况都无法复制日本的故事。

首先，未来30年的全球大背景将与过去30年截然不同。过去30年是人口红利期，整个世界劳动力人口十分充沛，但未来30年里，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简言之，日本在其本土劳动力萎缩的时候，还拥有全球逃生阀，但随着全球制造业的整体老龄化，这些选项根本不存在。

其次，日本式的劳动力市场惯例并不适用于西方。例如，在欧元区，裁员虽然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成本，但没有一个西方经济体面临像日本一样的社会约束。其结果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就业能够成为劳动力市场调整的主要渠道，从而减轻了对工资和工时的调整压力。

再次，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其他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仍远低于日本的水平，要接近日本的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与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成反比。拥有慷慨的养老金体系的经济体劳动参与率较低，养老金福利必须迅速下降才能推高劳动参与率。养老金福利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不同组合将使一些发达经济体在未来比当下的日本享有更大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