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国内：自动化、劳动参与率、移民
这三项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国内生产免受即将到来的劳动力萎缩的影响。自动化旨在通过替代劳动力在生产中的角色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老年人口更高的劳动参与率或增加移民则试图直接改善劳动力的流量。
10.1.1 自动化是对全球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自动化仅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能够代替劳动力。从全球人口结构的角度看，自动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换句话说，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多的自动化。自动化不一定会让某种工作变得多余，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老年护理相关的工作肯定会增加。如果没有自动化，人口结构将产生比我们描述的更为不利的经济影响。
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疾病，第4章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都不会导致过早死亡。事实上，随着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许多老年人将长时间患有这些疾病。从广义上讲，老年护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但不一定能像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那样大幅增加未来的国民产出。换言之，大部分病人护理都是消费品，而不是在未来能创造价值的资本品。
制造业就业可能会减少，转而流向服务业。这部分可能是由自动化造成的，但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劳动力再配置趋势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萎缩。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已面临种种困境，但在全球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张的时期，这些就业趋势保持了稳定（除周期性波动外）。除非科技的发展使服务业整体出现严重的失业，否则老年护理相关服务业需求的增长将抵消自动化的影响。根据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数据，到2032年，美国将面临12万名内科医生短缺的局面，这表明自动化尚未对医疗行业产生足够的影响。
我们更愿意对自动化的最终影响持怀疑态度。这就是持一种平衡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自动化的颠覆力，另一方面也反对将自动化带来的希望过分外推至所有时期或全部活动。由于自动化的颠覆性维度（有点太过）众所周知，以下论述试图指出目前有关自动化的常规观点的缺陷，并对之进行拓展，以得出更为平衡的看法。我们不是要对最终结果做出任何预测，而是试图提出一种平衡的观点，即什么情况下，世界上会出现工作岗位短缺，而不是劳动力短缺。
自动化被广泛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载体，过去几十年里，这个词被多次用于预示技术驱动的变革。自动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使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预见其未来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否实现，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延续早期的进展，并将其转化为广泛的应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动化将明显有利并广泛适用的地区，恰恰是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不太需要自动化的地区，例如，在资本存量和资本劳动比均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自动化带来的损失非常小。相反，自动化可以帮助这些经济体避免付出整整一代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经济体中已变得多余），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提高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我们预计，未来的许多创新将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首先将现有技术调整到适合自己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最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自然拥有相对较高的资本劳动比，但它们大多位于北亚，人口老龄化迅速。那些最能从广泛采用自动化中获益的较贫穷经济体，其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尚不严重。
就全球范围而言，自动化的好处尚不明朗，还不足以抵消全球经济老龄化的影响。就目前而言，认为可以由机器人满足复杂的养老需求也不现实。
10.1.2 65岁以上人口能否工作到更大年龄？简单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更困难的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劳动参与率。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都高于今天的水平。当时，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要小得多，预期寿命也低得多，所以真正上了年纪的人要少得多。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体呈稳步下降趋势。但从那以后的30年左右时间里，这一劳动参与率一直在稳步上升。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80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人口中高龄人口增多，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更低。然而，随着高龄人口对6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上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意味着劳动参与率将持续下降（图10.1）。
图10.1 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何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OECD。
那么，为什么按照上述构成变化，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应该下降，而实际上却上升了呢？我们怀疑这是两股相关力量作用的结果。首先，接近退休年龄的人一定是看到了预期寿命的增加。其次，随着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开始加重政府和养老金体系的负担，管理者也明显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为了提高这些体系的可持续性，许多养老金福利被削减或降级。较长的寿命和较低的养老金福利可能导致了劳动参与率上升。巴顿（Button，2019）以美国为例讨论过这些因素（图10.2）。目前的养老金制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预期寿命的增速尽管在放缓，但仍在持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必须继续上升，至少是对老年人口中较年轻的那部分人群而言。
图10.2 预期寿命增加了，但退休年龄没有增加
资料来源：OECD，联合国。
不幸的是，未来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幅度有限。我们在下面列出的原因并不详尽，但已经很长了，而且我们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证明未来的劳动参与率不会有大幅的改善。
第一，由于55～64岁年龄段（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上升了。在未来还能上升多少呢？换言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所需提升的部分已经在今天基本实现，当人口结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时，未来改善的空间就更小（图10.3）。
第二，一国养老金制度的慷慨程度与其劳动参与率成反比，我们的关键假设是养老金/退休福利可以减少，但不会大幅减少。
图10.4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养老金制度越慷慨，劳动参与率就越低，下文探讨的德国养老金改革经验的案例也高度暗示了这种关系。
图10.3 退休前的劳动参与率已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OECD。
图10.4 当养老金福利较高时，劳动参与率往往较低
资料来源：OECD。
德国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的经验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尽管在大多数十国集团（G10）经济体中，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上升，但德国的该劳动参与率由于养老金改革法案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该法案于2003年年中提出并于2004年通过。
博尔舍-苏潘和威尔克（Börsch-Supan and Wilke，2004）展示了1958年和1972年法规的早期变化如何使德国养老金体系在进入老龄化时代后变得不可持续。1958年的改革将养老体系由完全积累制转变为现收现付制。1972年的修订不仅保证了较高的退休金，而且还允许工人在63～65岁之间的任何时间退休，且不会因提前退休受到任何惩罚（另请参见Börsch-Supan et al.,2014）。
1992年的第一次改革试图减少养老金负担（将基于总工资指数调整为基于净工资指数，并取消大多数人的“退休窗口期”），但改革力度太小，而且时间太长，难以产生实质性变化。随后，2001年将现收现付制转变为多支柱制，其中一个支柱是规模较小但不断增长的预筹积累制（pre-funded）。不幸的是，养老金预算在这个“世纪改革”通过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就经历了另一场危机。作为回应，吕库普委员会（Rurup Commission）在2003年8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于2004年通过成为法律。它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是：第一，将现收现付制支柱（2001年以来的制度）转变为缴费确定型制度，通过在指数化公式中引入可持续因子，使后者与前者在理论上是相同的；第二，建议提高退休年龄。
其结果是，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从吕库普委员会提出建议前的约45%急剧上升到最近与日本几乎相同的水平。劳动参与率急剧上升的情况如图10.3所示。大约在2003年改革提案提交之际，劳动参与率开始大幅上升，并随着减轻行政负担、提高个人责任等更多改革的推行继续上升（就像其他十国集团成员国一样）。
德国的上述经验表明，确保更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可能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更好地反映预期寿命。然而，德国和希腊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在债务可持续性危机和相当大的市场压力下，政府才会采取这一不受欢迎的举措。在严峻的市场压力下，巴西经过数次尝试，终于通过了该国的养老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是一项极不受欢迎的举措，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国政府能够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岁以上。
劳动力流动（即从劳动力充足的经济体向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迁移）能否抵消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如果仍然维持目前的移民趋势，则答案是否定的。净流入发达经济体和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移民人数在2007年达到峰值，约为2 400万人。然而，如果与人口规模相比，这些流动规模太小，远不足以产生影响（图10.5）。
净移民已经转向。流入发达经济体和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移民人数已经减少。随着人口不利因素的加剧，更多的移民是必要的，但这仍然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如果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目前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通过引进劳动力来抵消当地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就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另请参阅博尔舍-苏潘于2019年6月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图10.5 净移民在需要增长的时候却正在消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鉴于发达经济体中民粹主义政府和反移民右翼政党的盛行，向老龄化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劳动力似乎不太可行。
如果劳动力不能轻易地跨境流动，那为什么不把资本输出到人口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在那里生产并从那里进口制成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