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印度和非洲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人口不利因素？
从数值上讲，可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极不可能。就数量上看，那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劳动力可能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那些正在迅速老龄化的经济体中的人口不利因素。全球劳动力的增量可能来自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和一些其他新兴经济体（图10.6）。
图10.6 印度和非洲将抗衡全球老龄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世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这些经济体中的丰富劳动力。首先，从这些经济体向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移民可以直接抵消那里劳动力萎缩的影响。其次，如果在经济体之间转移劳动力这一更直接的方式不可行，那么资本则可以流向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这些资本可以与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中的本地劳动力供给相结合，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又可以被出口到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
10.2.1 印度能否像中国一样推动全球增长？像几十年前的中国一样，印度得益于其有吸引力的初始条件，具有不少优势。
第一，印度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将在2050年之后继续增长，资本劳动比急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吸收新技术。第二，随着这些优势变得更加明显，资本可能会继续流向印度。考虑到极低的资本劳动比，任何这样的资本积累都将是变革性的。第三，新资本的流入也将带来内嵌于资本的最新技术。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会改善资本劳动比，还会提升这种相互作用的质量。使用过印度新旧机场或大都市地铁系统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第四，选举结果越来越取决于现任领导人能否说服有抱负的选民相信一个美好的经济未来。莫迪总理以压倒性胜利当选，许多邦的选举也都是在这个简单的主题下获胜或失败的。最后，监管机构正在利用科技来升级不堪重负的合规网络。例如，央行建立了一个银行和不良企业的数字化数据库。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Aadhar）意味着资金能被直接汇到目标收款人的银行账户，而不是在途中“丢失”。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增长在2018年和2019年受到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印度和中国在2018—2019年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放缓，投资者将这种放缓过多地（分别）归因于政治狂妄和贸易战，而很少归因于影子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在过去几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放贷后，印度银行部门正在对其公共部门的银行进行大规模整顿，并清理坏账。尽管目前的贷款限制造成严重的混乱，但如果印度要进入资本积累时期，那么清洁的银行体系至关重要。
印度破产法（IBC）对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它已经适用于制造业的大量公司，亦适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逾期贷款人。它的解决机制已经帮助贷款人收回60%的本金（相较而言，历史回收率只有20%）。与此同时，它对逾期借款人施加的成本将抑制过度债务积累，从而有助于未来的金融稳定。
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甚至再下一个10年，印度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将超过中国。然而，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印度将无法像中国过去那样提振全球增长。
第一，全球环境在两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在中国崛起期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崛起引起）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中国的崛起不被视为零和博弈。社会舆论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印度面对的情况不仅是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北亚和东欧等制造业大国的劳动力供给也在萎缩。如果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幅、通胀和名义利率将上升，那么老龄化经济体的增长将难以改善，因此反对向印度转移生产的政治阻力也将更大。
第二，人口结构的球门柱（goalpost）发生了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出现另一个“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是中国的举国动员力，还有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全球经济的辉煌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基层创造出一个创业、生产和效率体系。这样的体系是非洲等小企业体系不够完备且高度分散的经济体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的。受绵延数百年的帝国影响，印度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但其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往往成为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障碍。鉴于人口结构面临的挑战之大，我们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中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印度虽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但由于行政资本的缺乏及其民主制衡体系，无法实现一心一意的中国式增长模式。
印度的行政资本正从极其薄弱的水平起步，多党制内部以及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内部冲突，使协调增长的政策难以管理。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排名，印度在过去四年上升了73位，但仍仅排在第67位，而2015年印度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40位。在某些指标（许可证和跨境贸易）上，印度得分极高。然而，在基础设施质量和执行合同等需要更多协调和努力的指标上，印度仍然排在非常低的位置（例如，执行合同指标排在第163位）。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较容易取得进步。印度完全有可能在其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利用技术来保持发展势头，但我们认为，在需要广泛参与的变革中，实现这一目标更加困难。
由于邦与邦之间以及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内部政治摩擦，民主障碍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一些普通问题上也存在政治摩擦的情况表明，印度要制定和遵守一项国家战略，将财力和物力投入中国式动员的可能性非常低。
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印度增长的主体。反过来，私人部门增长能力和增长意愿的高低将决定印度的增长路径。与国有企业在国家支持下的发展不同，私人部门需要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蓬勃发展。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政府能否快速有效地改革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10.2.2 要抵消全球人口的不利影响，印度需要非洲的帮助然而，跨越非洲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动员，可能远比促进印度的增长更困难。
一些非洲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得分确实比印度高，少数得分甚至比中国还高，然而，非洲存在两个关键问题，妨碍了其吸引和配置资本的能力，使其不足以抵消发达经济体人口结构方面的不利因素。首先，非洲是一组分散的经济体，这意味着通过协调机制建立一个能与中国匹敌的制造业综合体的可能性非常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它们缺乏印度所拥有的大量人力资本，也缺乏中国经过数个世纪磨炼的根深蒂固和广泛的学徒制、行会和效率体系。
2019年，非洲人口约为13.2亿，几乎与印度的人口相当，但其面积几乎是印度领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的10倍。在该地区，非洲由54个国家组成。因此，非洲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其分散性。54个国家都有其国内政策，每个国家都像印度一样存在着摩擦，这意味着协调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将困难得多。这也意味着，由于国家边界的原因，非洲各国家之间的移民比印度国内各邦间的移民要困难得多。
地理上的分散与人口结构相互影响。由于印度境内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其人口结构可以被视为单一的。劳动力可以相当迅速地转移到快速增长的地区，因此无论在哪里，劳动力都是对资本的有效补充。然而，非洲的边界没有印度开放的邦界那么宽松，而且其经济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因此，劳动力充足、经济效率低的经济体的劳动力无法无缝地跨越国界，进入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正在提高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刚刚开始其人口红利期，但非洲许多地区已进入人口红利的后期，其行政效率已相当领先（IMF，2015）。
不幸的是，在人口丰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整个非洲，过去20年里，尽管许多地方经济显著增长，另一些地方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治理得分普遍下降。在非洲，只有在那些已经走上相对稳定道路的经济体中，政治稳定和暴力减少的情况才相对明显，而那些开始时政治就较为脆弱的经济体，情况则进一步恶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治理得分全面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善的方法。充足的劳动力很可能吸引资本，这反过来可能迫使这些经济体采取措施，保持领先于当地竞争对手的地位，以吸引这些资本流入。然而，与印度一样，不太可能通过充分利用非洲的劳动力，就足以抵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不利因素的影响。
除治理外，非洲快速增长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障碍是其人力资本。在世界银行2019年的人力资本指数中，印度排在第三个四分位。只有6个左右的非洲经济体排名在此区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排名在最低的1/4中。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国家层面的数据在最开始时可能会产生误导。在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初期，最有才华的劳动力通常会被最有利可图、回报最高的活动吸引。这就是非洲分散化造成的问题所在。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分布在仅占非洲1/10的面积上，辅以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市场。但非洲在这两方面都无优势。人口密度显然远低于印度，因此选择一个制造业基地，仍然意味着跨越50多个国家的远距离出口。人力资本的可得性仅限于少数确实有能力吸引资本的经济体。其他的国家将不得不从他国引进人才，或者通过发展教育体系在本国慢慢培养人才。这将继续严重阻碍将流入的资本大规模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总而言之，尽管印度和非洲拥有庞大且相对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但它们都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的崛起。它们自身的进步很可能是稳健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但很可能达不到老龄化的全球经济所需的动力。克特里考夫（Kotlikoff）的一般盖达尔模型（General Gaidar Model，GGM）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些进步，但同时也发现其程度令人失望，即“非洲、中东、印度和其他历史上缓慢增长的地区出现了追赶式增长，但速度非常缓慢”（Kotlikoff，2019；Benzell et al.，2018）。
德斯梅特等人（2018）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坚决主张采用第三条道路来实现这种趋同。他们认为，除非国际和国内的移民步伐加快，否则技术转移到当前生产率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将导致有利于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生产率逆转”。该模型的直观认识源于作者在全球不同地区发现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由于他们使用了非常详细的地理模型，甚至在经济体内部也发现了这种相关性。在当前的状况下，他们的模型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亚的许多高人口密度、低生产率地区正在变成高人口密度、高生产率地区，而北美和欧洲在人口和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了。”
然而，他们的模型有一个关键的不足之处，即行政管理基础设施的作用缺失。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它们执行复杂、需要协同的长期经济战略的能力。我们甚至会说，新兴经济体之所以无法转型为发达经济体，不是因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行政管理陷阱。德斯梅特等人的预测虽然令人鼓舞，但仍取决于这些经济体缺乏的行政资本存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