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货币政策

政客及其经济顾问一直低估了过去30年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的合力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通缩压力。同时，在维持物价稳定的成功中，他们又高估了其中可以归因于央行通胀目标制以及对通胀实施总体控制的部分。

在这一方面的成功国家，尤其是德国，过去非常倾向于通过经常账户的大幅顺差而非公共部门赤字和债务积累来实现经济平衡。当然，这给对应的赤字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此类赤字又部分或大多归咎于它们自身的财政无节制（而不是归咎于那些“更审慎”的债权国的政策）。

在全球财政赤字水平次优的背景下，必须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平衡全球经济。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利于社会上最有权力的各个部门，所以此类政策产生了额外的影响。央行行长成了各界的挚友，上至财政部，下至公司、有按揭贷款的家庭、富人以及老人。央行拉低了债务的利息成本，刺激资产价格攀升。只有年轻人和穷人在此间的直接受益相对较小。即使如此，也可以说（的确也是如此），扩张性货币政策推高了总需求，提高了就业水平，因此年轻人和穷人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但是，如果潮流转向，大逆转开始，又会发生什么？

正如全球财政政策在过去30年间呈现系统性的扩张不足，在未来的30年间，即2020—2050年，财政政策很有可能也会紧缩不足。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必须要承担起压降需求的重任，以实现其通胀目标。这意味着更高的名义和实际利率。但这显然不利于在过去几十年宽松货币政策中受益的人。

同时，正如过去几十年间央行在去通胀中的作用比其声称的要少，现在，央行要在不进一步损害增长的前提下将通胀水平控制在低位，其成功的可能也极小。过去和未来数十年长期通胀趋势或是一个非货币现象。

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推断就是，央行独立性可能会滑入危险的境地，但各国情形不一定相同。在左翼政府执政的国家或地区，央行独立性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究其原因，左翼的政府更少关注受益于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人群的福利，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希望出现金融恐慌、信用风险溢价扩大、在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消失等情况。对于这些左翼政府，独立的央行能在通胀上行环境下提供金融稳定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正是市场急需的。对于右翼政府，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府，并没有保护央行独立性的需求，因为富人和有权势的群体一般来说已经是他们的支持者。因此，如果右翼政府执政，央行独立性可能会受到最大的伤害。

事实上，右翼和民粹主义对央行独立性的抨击已经发生，这一点可参考比安奇等人（Bianchi et al.，2019）的论文。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人》在2019年4月13—19日这一期有篇社论，题为“干预日：独立的央行正在受到威胁。这对世界是个坏消息”。央行独立性在多数情形下是纸老虎。独立性通常源于某部法案，而一届议会通过了法案，下届议会可以废止该法案。即使保留原法案，政府一般可以通过改变对央行的授权，或更换央行管理层，让央行服从政府的意志。无论央行当前的宪法地位如何，央行在本质上是政治机构，央行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欧洲央行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受条约保护，而要修改条约需要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即使如此，欧洲央行也知道，如果推出的政策受到几大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则其自身也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央行独立性的光荣岁月也许正在走向一个不愉快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