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有关心理老化的迷思

第2章 有关心理老化的迷思 我有老年失忆症

如果被问到老年人的特点，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皱纹，然后就是健忘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的资料，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有63%的人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忘记自己熟悉的名字时，他就老了。持这种想法的人所占的比例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即使是在65岁以上的人中，有该想法的人数比仍然高达47%。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大量篇幅来反驳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事实上，健忘并不属于衰老的范畴。即使进入老年后，思维的某些方面仍然可以很敏锐，而且个体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就科技而言，我们常常把老年人看作卢德派分子（即反对科技进步者）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迷思9：年龄越大，头脑越不顶用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年龄越大，头脑越不顶用。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么认为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故事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战争爆发时，由于应征入伍的人很多，因此有必要先排除一些“智力不合格”的人，然后再根据其他能力对“合格”的人安排不同的军事训练。陆军甲种测验（the army alpha test，AAT）就被用于这一目的，它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团体智力测验。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个体在陆军甲种测验上的得分表现出随年龄增加稳步下降的趋势，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都是如此。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对衰老必然导致智力下降的假设提出质疑。保尔·巴尔特斯（Paul Baltes）和华纳·沙耶（Warner Schaie）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衰老与智商：对晚年的误解》 （Aging and IQ: The Myth of the Twilight Years）的文章。他们认为，不应该继续不加批判地接受“衰老导致智力下降”这一说法。他们在另一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 （American Psychologist）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了智力在晚年也具有可塑性的观点。可塑性指的是智力的可训练性，即智力可以通过练习和训练来加以改善。但霍恩（Horn）等人反对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与衰老有关的衰退不是误解，而是现实，因为许多证据表明，在测量智力许多重要方面的测验中，老年人的得分确实较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人员对年龄与智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们测量智力时通常采用的工具是基本心理能力测验（the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PMA）和韦氏成人智力量表（the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 。随着这些研究结果的发现，一幅更复杂的图景开始浮现——研究结果为前面两个观点都提供了支持，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既可能保持，又可能下降。

沙耶在他的发展性研究中用PMA进行了群体测试。他所用的PMA版本可以测量五个假定与智力相关的方面：V因素或言语意义（正确选择某个词的同义词） ；N因素或数的能力（解决算术问题） ；W因素或语词流畅性（主动说出词汇或根据词汇规则迅速想起词汇） ；R因素或归纳推理能力（推导出所需的原理来解决问题） ；S因素或空间关系能力（想象物体在空中旋转后的样子） 。总的来说，言语意义V因素、数的能力N因素和语词流畅性W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的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但归纳推理R因素和空间关系能力S因素，确实有证据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下降。

虽然许多人没有听说过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但却很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个体智力测验。多年来，WAIS已经历了多次修订，但总的来说，它包括两个部分：言语分测验（verbal subtests）和操作分测验（performance subtests） 。言语分测验测量那些存储在记忆中、通常从正规教育或所处社会中习得的知识和能力。言语分测验的例子包括词汇（解释词义） 、知识（成年人有机会了解的事实，如法国的首都）和领悟（需要对社会常识进行理解的问题，如当你看到有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却没有站起来时，应该怎么做） 。相比之下，操作分测验要求用新的方式去解决新的问题，如果答题速度快通常还有加分。操作分测验的例子包括数字符号（测试者看到一组与数字相对应的符号，然后需要尽快在一组新的随机排列的数字下面写出相对应的正确符号） 、木块图（测试者在观看了一些有几何图案的卡片后，需要用一旁全白、全红、或红白相间的积木照原样摆出来）和图案填充（每张卡片上的图案都有一处缺笔，测试者须指出这处缺笔及其名称，如画上的大象缺少了鼻子） 。

在采用WAIS对智力进行测量的研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发现就是广为人知的“智力的经典老化模式” （classic aging pattern）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言语分测试的成绩通常没有或只有很低程度的下降，所以被称为“对年龄不敏感” （age-insensitive） ；但是操作分测验的成绩则显示出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趋势，所以被称为“对年龄敏感” （age-sensitive） 。另一种表述这种区别的方式是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abilities）和流体智力（fl uid abilities） 。言语分测验被认为测量的是那些随时间推移而更加稳固的知识和能力，就好像是结晶的晶体一样；而操作分测验被认为测量的是应用新方法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需要进行流畅的思考。巴尔特斯提出了两个新的术语：实用性智力（pragmatics of intelligence）和机械性智力（mechanics of intelligence） 。实用性智力建立在掌握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基础之上，类似于晶体智力，通常能够随年龄的增长而保持稳定。机械性智力被假定为需要依赖大脑的基本功能，与流体智力相似，通常表现为随年龄的增长逐渐衰退。巴尔特斯特别强调说，实用性智力几乎不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会提高。此外他还认为，事实上，实用性智力还能够对机械性智力的衰退产生一定的补偿作用，在实用性智力的作用下，机械性智力的衰退程度会有所降低。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文中巴尔特斯和沙耶提到的可塑性，也就是智力可以通过练习和训练来加以改善。最近，神经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关于老化与认知的脚手架理论（the scaffolding theory of aging and cognition, STAC）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脑能够对神经衰退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尽管神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大脑细胞会日益衰弱） ，但大脑能够通过建立替代性回路或脚手架来进行适应。这种脚手架为老年人的大脑保持高水平的运作提供了可能。

在对年龄与智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认识到，除了要重视测量智力的方法，开展研究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针对年龄与智力的研究都属于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ies） ，现在也仍然如此。横向研究是指在同一时间点，对年轻人群体与老年人群体进行比较，而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则是对某一群体进行长时间的追踪。显然，与纵向研究相比，完成一项横向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会少很多，因为纵向研究很可能长达数十年。尽管横向研究的效率很高，但沙耶在一篇关于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经典论文中指出，一群出生在相同时期的人（被认为是一代人）会构成一个代群（cohort） 。处于同一代群的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在智力方面也会存在类似的特定优势和劣势，甚至可能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代群效应（cohort effects） 。例如，较早的代群（现在的老年人）可能不像后来的代群那样精通互联网，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强调拼写和语法，因此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会比年轻的代群要好。由于代群身份与人们的教育背景有关，因此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所拥有的能力。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横向研究上，当我们对30岁和70岁的人进行比较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年龄差异，还要看到代群差异。即使我们发现了智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证据，也无法肯定这到底是与年龄有关，还是与代群有关，抑或是与两者都有关。

即使我们能够承担开展纵向研究所需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彻底了解年龄与智力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断地重复测试同一批人，那么就为学习效应（练习效应）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当测试的时间间隔很短时。学习效应会削弱那些与年龄有关的变化，因为人们能够通过练习来提高他们的测验成绩。此外，并非所有参与纵向研究的人都愿意或有能力参与后面的重复测试。有些人会退出研究，因此研究的样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如果流失的数据是随机的，并且不很极端，倒不会影响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但不幸的是，流失往往具有选择性。思考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会不参加后续的研究呢？——预约了但忘了去？搬家了、生病了？甚至可能是已经离世了。

西格勒（Siegler）和博特威尼克（Botwinik）的研究对选择性流失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展示，他们对杜克大学纵向研究的初始测试成绩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那些流失了、没有完成研究的人，一开始的得分就较低，而那些留在研究中的被试一开始的得分就较高。根据这一结果，似乎对智力进行的纵向研究可能会产生一个极为乐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就参与研究的原始样本都能够坚持完成整个研究的话，那么与年龄有关的智力测试的得分应该会保持得更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当研究是纵向而非横向的时候，智力的下降可能会出现得更晚一些，而且下降的程度要小得多。

除了不断关注研究智力发展的方法外，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智力的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使是现在，智力测验还在强调得分（分数、速度加分） ，而且测试项目的本质往往还是学术性的。而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可能是学生，所以这些测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更高的关联度。正如伍德拉夫-派克（Woodruff-Pak）所指出的那样，研究认知的人员对智力的看法在不断地发展。现如今，人们认为，智力不仅体现在与学术知识相关的测试的分数上，还体现在对人们如何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困境的定性衡量上。对智慧（Wisdom）这一主题的关注，其实就是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智力的一个范例（后面章节将对此进行探讨） 。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多数老年人都没有诸如老年痴呆症等器质性脑疾病，但这种问题的发生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参见后面对该问题的讨论） 。有些参与智力研究的老年被试可能具有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只是后来才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如果这些人的数据被纳入了研究中，那么就可能放大智力随年龄下降的程度。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智力与年龄的关系并非都遵循着相同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的确会下降，但通常不会急剧衰退，而且也不是所有方面的智力都会衰退。当对同一批人进行长时间追踪（纵向研究） ，而不是对不同代群、不同年龄组的人进行比较研究（横断研究）时，研究者发现，虽然衰退确实会发生，但通常发生在生命的较晚阶段，而且衰退的程度要比我们以为的小得多。流体智力（机械性智力）衰退的可能性要大于晶体能力（实用性智力） 。此外，对于那些认为智力会随年龄下降的研究，我们无法确保参与研究的每个人都没有老年痴呆症初期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最后，由于我们对智力的界定还包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学术能力） ，因此概括性地认为老年人的智力会出现全面衰退是不准确的。

迷思10：老年人不能或不愿学习计算机技术之类的新事物，他们宁可用古董手机也不愿用智能手机

你可能会听到人们说： “永远别去教你79岁的老父亲学电脑，你知道的。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老年人学不会新的技术。

但是，老年人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坚持用他们惯有的方式做事这一说法，到底有多准确呢？也许本书的某些读者从未听说过银行存折和图书馆的目录卡片，因此也就无法想象没有ATM卡的银行业务，更无法想象不用电脑直接去图书馆查找藏书的画面。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老辈人（也就是你那79岁的父亲或祖父）不能或不愿意熟练使用今天（乃至未来）的新技术呢？如果没有存折，他就不取钱了吗？如果没有目录卡片，他就不去图书馆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他必须克服这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个还很少有人拥有个人电脑的时代。简·安斯利（Jane Ansley）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一位在校研究生，他对当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看法产生了兴趣，即老年人害怕用电脑，如果让他们参与纸笔测验而不是计算机测验，那他们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但结果表明，纸笔测验和用键盘来进行测验的结果“半斤八两” 。首先，在关于“对控制论的态度”的自我报告调查中，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55～86岁，平均年龄70岁）与大学生的回答没有什么不同；其次，在以多项选择题形式呈现的词汇测验中，使用现在来看很古老的富兰克林王牌1200计算机进行测验的老年人并不比采用纸笔测验的老年人在投注“游戏币”的表现上更慢或更不准确，也没有表现出更少的谨慎（信不信由你） 。所以，即使是在个人电脑刚萌生的时代，也没有证据支持“老年人不愿使用或难以使用计算机技术”这一刻板印象。

老年人对技术的缺乏以及对技术的不熟练，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与就业有关的话题。很多雇主都希望员工拥有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并且在软件更新之后也愿意去学习如何使用。因此，如果他们认为老年人会抵触新技术，那就有问题了，尤其是当这一刻板印象并不准确时。查娅（Czaja）和夏瑞特（Sharit）对25～70岁的女性在计算机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这些人在参与研究之前没有谁明显拥有计算机数据录入、文档管理或文件目录管理方面的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缺少这种经历并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吃惊） 。结果发现，年纪较大的女性执行这些任务时的速度要慢于较为年轻的女性，但是研究人员推测，更多的经验会抵消这种速度上的落后。此后，夏瑞特等人对较年轻的老年人（50～65岁）和较年老的老年人（66～80岁）进行了电子邮件使用方面的培训，结果发现，四天后，两个年龄组的成绩均有所改善，但较年老的老年人的改善程度特别明显，而她们在一开始时获得的成绩却是较低的。这就表明，老年人愿意去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更多的练习。

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是，老年人学习既定程序的时间要比年轻人长。因此，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老年人不如年轻人灵活，这似乎就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们必须抛弃根深蒂固的习惯才能转换到新的做事方式。举例来说，老年人几乎都会戴腕表，但年轻人可能只把戴腕表当作一种装饰（首饰） ，他们看时间主要依赖手持设备。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不戴手表，那你觉得自己需要多久才能够适应想看时间的时候不再看向手腕？如果你已经戴了60年或70年的腕表，那么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吗？帕内克（Panek）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年纪较大的员工就不能被成功地培训，而且在压力不太大、学习时间够长的情况下，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提升。

科技给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带来了改变，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工作领域。年轻人在高中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科技设备。但是，现在的老年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应用电池供电的学习辅助设备，而那批年纪最大的老年人甚至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工作场所之前就已经退休了。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退休人员想要学习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并渴望参加由社区大学、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甚至是居住公寓所提供的各种继续教育项目。他们知道，通过电子邮件可以轻松地与远方的亲人保持联系，Skype[1]能够拨打和接听视频电话，你甚至可能听说过当某个小孩的父母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他的奶奶通过Skype来给他讲故事。有些老年人还装了Face Time[2]应用程序——一个并非系统自带的程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截至2012年，在65岁以上的手机用户中有8%的人下载过应用程序。

如果老年人不是科技产品的重要消费者，那么厂商就不会专门设计用来吸引这一群体的产品了。对于手机制造商来说，老年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客户群体。让我们来看看Snapfon公司[3]对 “老人手机”所做的一则广告： “超大按钮！易于阅读的屏幕！增强的音量！ SOS应急呼叫按钮！高功率LED手电！”如果你不喜欢这款，那就试试Jitterbug Plus[4]吧，你会看到同样花里胡哨的信息。许多大公司也开始追赶这个潮流，截至2013年5月，在美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有76%的人拥有手机，其中18%的人拥有智能手机，相比之下，在美国所有的成年人中，拥有手机和智能手机的比例分别为91%和56%。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对科技产品用户的人口学资料进行了整理。下面是一些有趣的信息：

● 截至2012年4月，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49%的人至少偶尔上网，而在所有年龄段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79%；

● 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47%的人至少偶尔使用电子邮件，而在所有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73%；

● 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15%的人至少偶尔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或其他移动手持设备访问互联网，而在所有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53%；

● 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48%的人拥有台式电脑，而在所有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58%；

● 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32%的人拥有笔记本电脑，而在所有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61%。

● 手机用户：

   ☆ 在65岁以上的人中，有32%的人会使用手机发送或接收短信，而在所有年龄段的手机用户中，这一比例为79%；

   ☆ 在65岁以上的人中，有49%的人会使用手机拍摄照片，而在所有年龄段的手机用户中，这一比例为82%。

老年人会通过电脑在网络上了解政府相关机构和健康方面的资料，或查阅消费品方面的信息，比如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其他用户的评价等。此外，他们还在网上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从股票、债券，到书籍、衣服、机票等。网上购物对那些不能再开车的老年人尤其便利。通过社交网站，老年人可以有效地减少孤独与寂寞。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查，2008年，社交网站用户中只有11%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这一数字在2010年已上升到了26%。很明显，这个群体已经在网络空间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在Facebook上，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旦注册，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在65岁以上的Facebook用户中，至少更新过一次状态的人占61%；66%的人至少发表过一次评论，64%的人点过赞，40%的人和所有的亲密好友都进行过交流。

总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学习并应用计算机的基本知识，老年人也投身到了这场科技革命中。此外，陈（Chen）与佩尔森（Persson）的研究表明，与不使用网络的老年人相比，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水平更高。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新闻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俗称老年痴呆症）的头条。这也是许多正在变老，或家中有老父老母的人所担心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仍是一种既无法预防也无法治愈的疾病。头条新闻往往是对新研究的报道，并强调这项或那项发现还只是预防或治愈阿尔茨海默病这条漫长道路的开始。事实上，对于心智功能的衰退超过正常老化的结果，是存在很多原因的，其中有些是可逆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对老年痴呆症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产生的根本原因持一个总括性的预期。这种想法可能会使我们在面对失去往日风采的家人时，不再积极地去求助，只因觉得这是一件注定没有希望的事情。此外，这种想法还会阻止我们让老年人使用科技产品或参加一些有助于他们跟上时代变化的活动。

迷思11：当人们变老时，他们会变得健忘，这就是痴呆症的征兆

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老态龙钟” ，以至于《纽约时报》博客的一位读者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为了下面这段话的观点而生气： “我讨厌人们在雪中打伞，除了老年人。我之所以能够忍受老年人，是因为他们身体柔弱、老态龙钟，我们必须体谅他们。 ”

过去，当人们变老并且看起来头脑有些糊涂时，他们会被形容为老态龙钟。这个词似乎暗示了一种必然性，所以最终这个词变得不再受欢迎了，变成了一种不太好的形容。 “老年痴呆症”这个术语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而且还短暂地流行过。在那之后，痴呆症就成了一系列在记忆、语言、抽象思维、推理、决策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有障碍的常见术语。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将痴呆症称为神经认知障碍（neurocognitive disorder） 。尽管如此，我们在本书中仍然使用“痴呆症”一词，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还没有使用“神经认知障碍”一词。痴呆症，而不是老年痴呆症，使人们更容易记住这些症状并不局限于老年人，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因中风或脑损伤而患上痴呆症。此外，长期酗酒、脑肿瘤、帕金森症、艾滋病、多发性硬化症也会引发类似的症状。另外，还有拳击手痴呆症（dementia pugilistica） ，也就是发生在拳击手身上的痴呆症。

即便如此，痴呆症的发病率仍然在随年龄而升高。据估计，在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8%甚至10%的人受到痴呆症的影响；85岁以上受此影响的老人则高达25%或30%，甚至更高。居住在公共机构中的老人患痴呆症的比例还要高——大约58%的人患有某种形式的痴呆。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痴呆症本身就是导致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决定将老年人安置在公共机构的主要因素。

尽管痴呆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但大多数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并没有患上痴呆症。那么，出现在某些社区居民身上的健忘又是怎么回事呢？健忘是预示痴呆症必然发生的征兆吗？这不一定。在正常的老化过程中，确实会逐渐出现某些形式的遗忘。比如，尚未被确诊痴呆症的老年人会抱怨自己忘记了某些事或某个名字，后者尤其令人心烦。他们抱怨自己遇到越来越多的舌尖现象[5]（tip-of-tongue） 。此外，老年人会报告出较高水平的心不在焉，比如为了某个目的而走进房间，但进入房间后，却不记得自己原本想做什么或想拿什么（顺便说一下，你我都有过多少次打开冰箱后，却不记得自己要找什么的经历）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忘记的行动目的、事情或名字，过段时间后还能被想起来。尽管老年人可能会为自己的健忘而烦恼，但是忘记某些经历的具体细节以及心不在焉，并非就是不祥的预兆。

表2—1提供了一些具体信息，以帮助人们区分未必是病理性的典型记忆丧失与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征兆的记忆丧失（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随后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

需要注意的是，潜在的病理性行为包括对技能和能力的遗忘，当然，对于这些技能和能力，个体在之前是能够轻松做到的，比如，不记得怎么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游戏，或不记得在熟悉的街区中怎么回家。当然，这个遗忘清单中还包括遗忘或忽略了自己需要去做的一些基本事项，比如洗澡。大多数人都能够把这些基本活动的执行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种被认为预示着痴呆症即将到来的行为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遍一遍地重复相同的问题或故事。所以你的莎莉阿姨又给你讲了一遍上个月讲过的故事，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不要为她担心，只要有礼貌地倾听即可，尤其是当这个故事是她当前唯一的烦恼时。

2011年，有一份报告分析了16 964名参加护士健康研究（the Nurses’ Health Study）的女性的资料，这些女性的年龄在70～81岁之间，结果发现，有些老年人虽然没有被诊断为痴呆症，但她们表示感觉自己的记忆差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健忘程度。这种主观认知衰退（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表明当老年人的遗忘是潜在的病理性征兆时，他们自己是有可能察觉到的。

然而，要将正常衰老过程中发生的遗忘与那些预示痴呆症初期阶段的遗忘区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年龄相关记忆障碍（age-associated memory impairment，AAMI）是指当人们进入老年时出现的轻度记忆丧失。看起来，AAMI似乎并不是那么恐怖，但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区分AAMI和预示阿尔茨海默病（AD）或其他类型痴呆症的记忆丧失。如果老年人的认知困难超过了平均水平，通常就会被认为患有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 。MCI的一个子类别是遗忘型MCI，记忆受损是其最突出的认知症状，有这种症状的人在记忆测试中的成绩要低于同龄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AD的标准，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现言语方面的障碍或困难，而且仍然能够正常生活。截至2013年，MCI也被专业人士称为轻度神经认知障碍。

让老年人完成特定认知任务的脑成像研究表明，患有遗忘型MCI的个体所激活的大脑区域不同于那些没有患这种障碍的个体。那么患有遗忘型MCI的老年人发生痴呆症的风险是否高于平均水平呢？到目前为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早期被诊断患有遗忘型MCI的患者，在四五年后大概有55%的人被进一步诊断为痴呆症，而记忆正常的人中只有不到5%。正因如此，现在遗忘型MCI被视为痴呆症的潜在先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肯定哪些被确诊患有遗忘型MCI的人最终会被诊断为痴呆症，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少部分没有遗忘型MCI的人最终也发展成了痴呆症。

总而言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健忘，不一定就会发展成痴呆症。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会体验到各种形式的遗忘，某些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剧的遗忘未必就是痴呆症即将到来的征兆。

迷思12：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是一回事

许多人将痴呆症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AD） ，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痴呆症会对大脑中的神经元（脑细胞）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产生影响。这种由机体问题引发的症状被人们与阿尔茨海默病联系到了一起。事实上，AD只是痴呆症的一种类型，虽然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AD似乎是影响老年人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约占该年龄组痴呆症病例的50%。

通常来说，AD是逐渐出现的，因此初期很难检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认知功能会出现明显的退化，最终这种认知损害不仅会影响记忆，还会影响语言和问题解决能力，甚至会影响到人的个性。在AD的后期阶段，患者常常头脑混乱、无法辨识方向，甚至无法完成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如吃饭、穿衣、自主排便等。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症状，原因在于神经元的死亡、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断裂，以及大量的神经炎性斑块和tau蛋白（神经原纤维缠结的主要成分）的产生，后者会对神经元的功能和存活产生影响。其实，一些年纪非常大的老年人即使没有痴呆症的行为表现，他们的大脑中也存在这种斑块和缠结，只不过通常来说其面积远远小于AD患者大脑中的斑块。

第二种常见的痴呆症是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aD） ，在老年人所患的痴呆症中占大约15%至20%。VaD的风险因素是高龄、吸烟、糖尿病、心脏病、中风或高血压史。VaD与脑血管阻塞有关，而后者通常会导致脑组织的局灶性破坏（focal destruction） 。局灶性破坏意味着大脑的某个特定部分受到了影响，这不同于伴随AD出现的脑细胞广泛受损。多发梗塞性痴呆症（multi-infarct dementia, MID）是一种由中风引起的VaD。与AD的渐进而隐蔽的发病模式相反，VaD发作得较为突然。此外，与AD引发的缓慢而稳定的退化相反，VaD引发的退化可能是梯段式、波动式的，可能是由于一系列的中风所致，也可能是由于在每次中风后的数周或数月的恢复阶段， （还没有完全恢复）又中风发作了。此外，VaD的病程并不像AD那么长，在80岁前被诊断患有VaD的患者中，三年之后活着的人大约占50%，而在80岁前被诊断患有AD的患者，其存活期至少有10年或更长。与AD相比，VaD患者的个性更不容易发生变化。出于某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即使考虑到女性的整体寿命更长，老年女性也更容易患AD，而老年男性则更容易患VaD，但其中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直接对阿尔茨海默病（AD）和血管性痴呆（VaD）进行区分性诊断（即当不同病症存在一些相似的症状时，能够正确地诊断） ，因为在这两种病症病程中的任何时间点上，它们的症状都很相似。有时医务人员会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来帮助确诊。CT扫描可以检测大脑结构中的恶化区域（或萎缩） ，而MRI扫描使用磁场来检测软组织的异常。如果扫描检测到大脑中出现了细小的灶性病变，则建议进行VaD或多发梗塞性痴呆症（MID）的诊断；如果检测到脑部大范围的变化（出现液泡） ，则可能属于晚期AD。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同时患有AD和VaD的情况并不罕见。此外，最近有些科学家认为，血管风险可能是引起VaD和AD的共同因素。

路易体痴呆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DLB）是另一种形式的痴呆症。弗雷德里克·路易（Frederick Lewy）是第一个在神经元中发现异常微小蛋白质沉积物的人，并以自己的名字为这种沉积物命了名，路易体通常只有在死后通过组织学方法才能识别。DLB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它比以前认为的更普遍。事实上它可能是老年人中第二或第三常见的痴呆症类型，占尸检痴呆症病例的10%至15%。路易体出现在脑干和皮层，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DLB患者会有运动和认知症状。DLB导致的运动障碍（如曳行步态、震颤和肌肉强直）与帕金森症（PD）相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DLB经常被误诊为PD，但PD导致的认知症状通常不会在运动症状出现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发生；DLB与阿尔茨海默病（AD）类似，认知症状通常与运动症状同时发生。与AD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DLB也会导致认知症状逐渐恶化，但患者在混乱和清晰的思维间存在更多的“切换” 。DLB患者会有睡眠障碍和复发性幻视，而且有跌倒的危险，吞咽困难和血压波动等自主神经症状也很常见。DLB的诊断标准仍在制定中，因为它与PD和AD引发的行为和症状很相似。

还有一种形式的痴呆症是额颞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 ，它与大脑额叶或颞叶中神经元的渐进性衰退有关。FTD以社会行为与语言方面的困难为特征[皮克（Pick）于1892年首次对该类病症的症状进行了描述，此后有时将FTD称为皮克病]。行为改变的例子包括社交中举止不当、饮食偏好的变化、忽视个人卫生以及难以表达基本情绪等；语言问题可能包括说话时对词或短语的重复，有时还伴随着越来越不爱说话，这种疾病通常不会引起记忆方面的问题。通常来说，45～65岁的人更容易出现FTD，而阿尔茨海默病（AD） 、血管性痴呆（VaD）和路易体痴呆症（DLB）则在年龄更大的人群中更常见。一旦被确诊为FTD，病情就会急速且稳定地恶化。

总之，并非所有的痴呆都是阿尔茨海默病（AD） ，并且对于不同类型的痴呆症，所需的治疗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尽可能地进行准确的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对于AD来说，处方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减轻症状，但目前尚未有能够治愈或永久停止疾病恶化的药物；对于血管性痴呆（VaD）来说，对潜在风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进行及时的干预和治疗可能有助于防止其恶化；对于路易体痴呆症（DLB）来说，对患者的居所或其他相关环境进行调整，以便其方便行动或不会轻易摔倒，并且细心地治疗与照顾他们，可以有效地帮助其控制症状。最后，如果出现的类似痴呆症的症状是由营养不良、药物反应或低血糖等因素引起的，那就有可能是可逆的，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疗。

迷思13：阿尔茨海默病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别再浪费时间和金钱去诊断记忆问题了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AD）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愈方法，但这并不能否定区分性诊断的重要性。第一，药物治疗能够对症状进行暂时性的缓解；第二，环境性因素可以决定一个AD患者的未来生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自主，以及能够保持多长时间、活成什么样子；第三，如果没有早期诊断，那么任何干预措施成功的可能性都会大大降低；第四，处在AD早期阶段的个体的身体机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还不错，诊断能够使他们在身体机能衰退前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并计划好自己所希望的护理方式；第五，那些最初看起来好像是AD的症状很可能实际上并不是，而是其他可治疗的疾病的症状。

研究者仍然在努力探查阿尔茨海默病（AD）的成因。虽然现有治疗方式的效果还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但确实有一些药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还有一些疗效更好的药物也在研发中。显然，即使这些药物中只有一种被证明可以延缓症状的恶化，对AD进行诊断也是值得的。

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独立生活的时间长短的呢？某些特定的环境可以为AD患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例子。1994年，里根向公众宣布了自己患有AD的消息。当然，对于里根是否在在位期间就出现了症状，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即使有，总统所具有的条件也可能使其免于AD的影响：他不需要开车，私人助理会帮他记住各种约会，其他员工会为他安排饮食、核对支票本（总统需要支票本吗） 。此外，他也不存在迷路的风险（特勤处会进行安排） 。但如果一个独居的老人开始出现AD症状，情况又会如何呢？在什么情况下，患者（及其家属）需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AD患者需要制订一个计划。随着病情的恶化，他们将不能再独自生活，而那些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也需要做好看护的准备。

如果AD患者在早期就得到了确诊，那他们就有机会充分利用症状恶化之前的剩余时间。他们可以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情况下独立做出决定，他们可能需要获得医疗保健代理方面的最新文件信息、设立或更新自己的遗愿与遗嘱、确定未来的照顾者，甚至是去他们一直期待的西西里岛旅行。做好财务计划也很重要，因为AD患者的护理费用可能非常高昂。最后，如果早期确诊的AD患者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那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自己的症状。

一旦出现认知方面的症状，那么寻求准确诊断的一个极佳理由就是，这些症状很可能根本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大观杂志》 （Parade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名59岁男子的案例，该男子曾是一名顶尖的销售员，但突然出现了说话和走路方面的困难，后来还记不住妻子的名字等熟悉的事物。在随后的七年中，他无数次地看医生，但得到的诊断结果并不一致，从帕金森症到阿尔茨海默病都有。最后，在该男子首次出现症状的九年后，一位神经科医生对他进行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他患的是正常压力脑积水（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患有NPH的人，大脑周围的液体不能被完全吸收，并最终会引发行走与记忆方面的问题。为了减少大脑的内压，外科医生可以通过在颅骨上钻一个洞并植入一个能够排出多余液体的分流器来治疗NPH。这次手术使该男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并使他的记忆力有了显著的改善。

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像这名59岁销售员的经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是，如果认知症状的根本原因是血液循环不良、高血压、一次或多次中风，那么针对性的治疗就可以防止这些症状的恶化，并有望改善个体的机能。只有对脑血管疾病和吸烟、高血压等风险因素进行适当的筛查，才能确定认知症状的原因。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最近有推测认为血管风险不仅是血管性痴呆的风险因素，也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素。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针对血液循环方面的治疗不仅对血管性痴呆有用，甚至还能够间接地促进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

2013年，马修斯（Matthews）等人报告了英国痴呆症患病率下降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对象是7635名在1989年至1994年间接受评估的65岁及以上的人，以及7796名在2008年至2011年间接受评估的65岁及以上的人。结果发现，后一组老人中的痴呆症患者人数要比仅仅根据人口老龄化所预测的低了24%。当然，将此结果推论到美国时必须谨慎，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为这些国家在预防血管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当人们出现认知方面的症状时，另一个潜在的致病因素是药物的副作用。有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记忆方面的问题，比如用于控制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2012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在这类药物的处方信息中添加了安全警示，称其具有丧失记忆的风险（尽管很罕见） 。安眠药也有损害认知能力的风险。比如，被广泛使用的安比恩，现在的警示语中就包括了老年人服用的剂量应低于年轻人的信息，因为这种药物有导致认知能力受损的风险。

同时使用几种药物，即所谓的多药疗法会如何呢？ 2008年，一项针对57～85岁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有29%的人至少同时服用五种处方药，其中75～85岁的人服用处方药的比例最高；在那些同时服用五种处方药的人中，还使用非处方药的人有46%。老年人服用的非处方药数量已经很令人担忧了，如果同时还服用处方药，那么就可能导致认知障碍。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药物间的相互作用，抑或是它们共同导致了记忆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对记忆方面的症状进行早期诊断并不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第一，药物治疗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即使是进行性疾病（progressive disease） ，也可以充分利用环境因素使个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三，早发现、早治疗；第四，病人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梦想；第五，虽然有的个体出现了一些认知症状，但其所患的可能并不是阿尔茨海默病，而是其他可治疗的疾病，早期诊断有助于发现这一点。

越老越智慧

下面我们将讨论一些相互矛盾的概括性说法：老年人是充满智慧的，除非他们表现得像个傻瓜或做决定时太过谨慎。这是真的吗？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基本上都不准确。首先，年老并不代表一定有智慧。其次，老年人有礼貌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其他年龄的人更容易被骗光存款。最后，通常来说，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做决定更快，而不是更慢、更谨慎。

迷思14：智慧源自年龄，所以老年人是充满智慧的

人们普遍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所以作为一个群体，老年人是充满智慧的，至少比年轻人更睿智。这种说法要想说得通，我们要先接受“人的智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源于人的生活阅历”这一前提。如果智慧的提升需要时间，并且与年龄的增长同步的话，那我们确实可以预期智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在讨论智慧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智慧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个学派认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是一个拥有能够使他洞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曲折人生的知识的人，也就是拥有关于生活基本实用领域的专业知识体系，即已故的发展心理学家保尔·巴尔特斯及其同事们所谓的生活中基本的实用性知识。此外，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明白，不同个体的生活情境是如何随着个体所属的文化和人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的。因此，当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被他人寻求建议时，他会考虑事情的背景；而且，他们不仅能提供有见地的建议，还明白人的本性远非完美。最后，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的行为是令人钦佩与符合道德规范的。

许多人认为智慧与智力有关，但比伦（Birren）与费希尔（Fisher）认为，智慧并不是指你拥有多少知识；相反，它是指你知道自己还没有掌握哪些知识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充满智慧的人会对已知和未知的方面进行仔细的思考，会在做决定之前反复考虑各个方案所带来的后果，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保持冷静和公正，因为他们明白，在面对问题时，需要保持一种反思性状态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因此，一个有智慧的人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草率做决定。此外，一个有智慧的人还能够认识到真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个体所采取的视角，并且能够将各种对立的观点整合到一起，能够考虑到复杂与不确定性情境的各个方面。

杰斯特（Jeste）等人曾经进行了一项调研，以确定智慧领域的研究者对智慧的定义是否存在共识。结果发现，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智慧是一个与智力和灵性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都同意智慧是一种罕见的个人品质，体现了认知和情绪的高度发展。此外，还有许多理论家认为智慧的发展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智慧方面的理论包括外显理论和内隐理论。外显理论指的是研究者们对智慧所下的定义，而内隐理论指的是外行人（也就是那些不是研究人员的普通人）对智慧的理解。外行人的内隐理论也显示出了相当高的一致性，即将智慧看作一个多维度构念，包括博学、具有反思思考和考虑多个角度的能力、关心他人，以及在艰难的情况下保持镇定的能力。

阿尔德特（Ardelt）认为，东西方关于智慧的内隐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西方的智慧概念更强调认知方面（拥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和抽象推理能力)，而东方则更强调反思与悲悯（仁爱和关心他人） 。格勒克（Glück）和布拉克（Bluck)认为，即使是在西方文化中，对于什么是智慧，以及智慧是如何发展的，人们的内隐看法也不统一，并且认为智慧取决于个体的年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智慧概念的复杂性。他们对非智慧研究学者的普通人进行了大样本调查，调查对象从13～93岁不等（平均年龄为47岁） ，调查对象需要对涉及智慧是什么以及智慧如何发展的测试条目进行重要性评估。基于这些评估，格勒克和布拉克提出了两种智慧，即认知性智慧与整体性智慧。在认知性智慧中，知识的重要性是核心，而智慧的发展则主要是通过经验的学习以及与智者的接触。在整体性智慧中，知识很重要，但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怀同样重要，更被强调的是情感因素对智慧发展的影响，比如具有情绪冲击的生活经验。他们发现，步入成年后，人们头脑中的智慧内涵更加强调情感方面；过了20岁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智慧的整体性，而非认知性。

尽管研究者对智慧进行了各种界定，但对智慧进行测量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但为了确定智慧是否会随年龄而增长，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史密斯（Smith）和巴尔特斯曾经对智慧进行了测量，他们的被试是不同年龄段的、高学历的柏林居民，所采用的方法是两难故事法。在这些实验中，被试会看到一个虚构的人物（目标人物）面临的家庭或工作中的两难困境，然后他们被问到会给目标人物提出什么样的解决困境的建议。比如，一位年轻男子刚刚失业，而他的妻子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主妇后，最近又回到了高薪的工作岗位上，对此他们有什么建议呢？被试被要求边思考解决方法边大声地说出来，以便目标人物可以用来解决困境。之后，由受过培训的评分者对每位被试所提的建议进行智慧程度评估。对于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并不存在所谓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有些建议确实比其他建议更高明。为了获得高水平的智慧评分，解决方案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从不同角度对目标人物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与思考；2.为目标人物提供了多个解决方案，并指出了各个方案的优缺点；3.认识到所有方案都存在不确定性，能够评估每个方案所存在的风险；4.建议对选定的备选方案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加以修订。结果发现，只有5%的被试的回答被评为高智慧水平，这一结果也支持了“智慧是罕见”的这一观点。然而，那些被认为是明智的建议在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中是平均分布的。简而言之，年长者的回答并不比年轻人更明智，但也没有出现智力随年龄增长而衰退的现象。总的来说，当目标人物与被试的年龄相仿时，被试的建议特别明智。因此，对于年轻目标人物所面临的困境，年轻被试和中年被试的建议所得到的智慧评分要高于老年被试的建议；相反，对于老年目标人物所面临的困境，老年被试的建议比中年与年轻被试给出的建议获得了更高的智慧评分。这一结果也支持了杰斯特等人的智慧理论，即智慧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阿尔德特通过让训练有素的采访者对一组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富裕的欧裔美国老年女性的智慧进行评分来测量智慧，这些老年女性都是伯克利纵向指导研究项目的被试。即使是在这个高度精挑细选的群体中，被试所获得的智慧评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趣的是，那些被采访者认为在智慧的认知、反思和情感指标上得分较高的老年女性，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自评得分也较高。显然，智慧是令人向往的，但即使是在这个精心挑选的样本中，年龄也没有自动带来智慧。

总而言之，与大多数关于衰老的迷思不同，老年人充满智慧这一说法有着积极的内涵，因此反对这一说法似乎显得有点不地道。尽管如此，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并不支持老年人比年轻人聪明的说法。不可否认，有些老年人确实是充满智慧的，而且充满智慧的老年人通常也会有更高的幸福感。但是，年老并不代表一定有智慧。

迷思15：老年人容易上当，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

考虑到“智慧必然会随着年龄增长”的迷思，当我们提到另一个迷思时，似乎就会觉得不可思议，那就是“老年人是容易被骗子欺骗的傻瓜” 。媒体上关于老年人被欺诈的报道数不胜数。事实上，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月度公告中就会定期发布一个名为“诈骗警示”的专栏，该专栏专门报道一些老年消费者被欺诈的案例。这些案例旨在教育老年人如何识别那些“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保护自己不受骗子和不诚实商业手段的伤害。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萨克（Sacher）描述了这样一个骗局，在这个骗局中，有许多明尼苏达的老年人被劝说去购买一种名为递延年金的产品，销售代理告诉这些老人，这可以使他们的遗产无须支付遗嘱认证的诉讼费用。但这些老年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财产很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支付遗嘱认证的诉讼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购买递延年金的老人平均年龄为75岁，而他们在14年内不能取回自己的钱，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很明显，这种理财产品完全不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好消息是，销售这一年金的公司最终被罚款700多万美元。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并没有被保护免于这些不地道的销售策略，一旦他们购买了产品，就无法再取回自己的钱。

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杂志上，沙德尔（Shadel）采访了一位改过自新的诈骗者，以了解他是如何说服人们掉进他的虚假交易圈套的（例如，商品价值远远低于受害者所支付的金额、虚假的商业机会，以及房屋净值贷款和反向抵押贷款骗局[6]等） 。他声称老年人是自己诈骗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通常会有大量的现金积蓄或已付清贷款的住房，所以这名改过自新的诈骗者将这些老人看作可随时取现的提款机。此外，他还声称，老年人往往喜欢同别人分享自己对财务和健康状况的担忧与不安，而这也为他的诱骗活动奠定了基调。然而他也赞美般地指出，这些老年受害者所积累的现金与资产也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才智——被他诈骗的老年人有许多曾经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或教授。

虽然老年人并不一定比年轻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但他们更容易成为受骗对象。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称，老年人之所以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是因为骗子们觉得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去举报欺诈行为。骗子们可能认为老年人不知道该向谁举报，或者会因被骗而感到羞耻，或者会担心亲戚们觉得自己的脑子没那么管用了。此外，骗子们还觉得老年人没有什么作证指认的能力，在案件审理时会记不清重要的细节。

老年人之所以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还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一年龄段所固有的特点和需求。事实上，老年人的健康、收入通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为那些居心不良的商人提供了机会，类似长期护理险、补充医疗险、人寿险、反向抵押贷款等所谓的适合他们的产品层出不穷。有时老年人虽然遭受了损失，但严格来说他们掉入的并不是骗局。但是，由于各种不合理的或隐形的收费，老年人花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钱，而这些钱都进了那些销售人员的口袋。除了医疗保健、健康与人寿保险以及住房诈骗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警告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另一种针对他们的诈骗，那就是葬礼和公墓方面的欺诈（比如在不需要火化的情况下，被高价推销火化用的棺材） 。

正因如此，我们假设，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老年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根据美国大都会保险熟龄市场研究中心的资料，美国老年人每年因欺诈而损失的钱多达29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欺诈受害者的年龄在80～89岁之间。然而，尽管老年人似乎特别容易上当受骗，但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他们容易受骗是因为年老，因为这可能是由一些与年龄有关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老年人的哪些特征（除了年龄本身）使他们更容易被骗呢？虽然本节的下一个迷思将探讨“老年人对于做决定太过谨慎” ，但实际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做决定之前，在各种备选方案的考虑上所花费的时间更少，做决定的速度要比年轻人快，中间问的问题也更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更容易被那些兜售特定产品的骗子说服。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导致老年人更可能成为诈骗对象的因素是代群效应。一种假设认为，老年人成长于一个信任度更高的年代，因此他们比年轻人更可能觉得那些与他们交谈的人是诚实的。然而，诸如庞氏骗局之类的诈骗伎俩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所有年龄段的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没有逃过骗子的诡计。

也许老年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对陌生人热情友好。基希海姆（Kirchheimer）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对70多岁的退休夫妇，每月的社会保障金是2200美元。有一天，患有早期痴呆症的丈夫去开门，敲门的是两个自称是当地大学生的吸尘器推销员，虽然妻子并没有痴呆症，但她事后表示自己从小就被教育要礼貌待人，因此觉得无法将他们拒之门外，最终这对夫妇以高达8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台价值4400美元的真空吸尘器，而且还是六年前的产品。

除了与年龄有关的因素外，与人生阶段有关的因素也可能在老人容易上当受骗这一问题上产生影响。作为一个群体，老年人可能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孤独，融入社会的程度更低。许多人住得离家人很远。一旦退休，他们就脱离了原来工作中的社交网络，而原本的这些社交网络能够使他们与同事相互交流信息。如果老年人不再工作，那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并因此接到更多的电话，而这也是骗子寻找受害者的常见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老年人就可能被那些“看起来很真诚友好”的人欺骗，他们没有办法或根本就想不到要去考察这些人是否真的真诚、可靠。根据美国大都会保险熟龄市场研究中心的资料，绝大多数老年受害者都是独自生活的，并且需要一些医疗护理或家庭护理方面的帮助。其他一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诈骗对象的特点包括行动不便和思维混乱。

大多数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都是健全的，并没有痴呆症。但即便如此，人们在认知信息的加工方式上也存在着年龄差异。例如，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错误记忆[7]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比年轻人更难将错误信息从自己的记忆中排除掉。这一特点使老年人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因为骗子可能会坚称该老年人之前已经同意参加某场销售宣讲会，或已经答应购买某种商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老年人很难记清他们以前是否答应了某件事，那就可能屈服于来自骗子的压力。

在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UCLA Soci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和大脑成像中心（UCLA Brain Mapping Center）的学者所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年轻人（20多岁）与老年人（55～84岁）被要求首先观看一些面部照片，这些照片分别包含着“可信赖”线索（如自然的笑容、坦诚的目光）与“不可信”线索（如虚假的笑容、回避的目光） ，然后对照片的可信赖程度与可接近程度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对于带有可信赖线索的照片，年轻组与老年组的评分相似，这表明这些照片给他们留下了相同的印象。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不可信”线索的照片，两组的评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年轻人倾向于将这些面孔评为不可信和不可接近的，而老年组则认为这些面孔更可信、更容易接近。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一个包含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小样本，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测量了他们在观看面部照片时前脑岛皮层（anterior insula，该区域与厌恶情绪有关，会提醒我们某些事情不太对）的大脑活动。FMRI显示，年轻组的前脑岛比老年组更活跃，并且在观看“不可信”照片时的差异更大。这也就是说年轻人的大脑在提示他们需要警惕，而老年人的大脑则没有对这些线索进行同样的反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认为，老年人大脑中更低的活跃程度可能表明他们并没有抓到这些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欺骗的线索。

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大脑加工过程导致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上，还应该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逐渐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卡斯滕森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觉得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更倾向于看到事情光明的那一面，不会因小事而紧张。实际上，这种情绪调节特征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身上，也体现在那些被诊断患有绝症的年轻人身上。因此，这种积极效应的基础不一定就是年龄，而是感知到的剩余时间。无论如何，这种积极效应都可能导致老年人无法对帮助他们避开骗局的警示信号做出反应。积极效应可能对心理健康有益，但同时也可能使老年人更容易受骗。然而，另一种对积极效应的解释则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杏仁核中的选择性神经退化可能会削弱个体对消极信息的情绪反应，但对积极信息的情绪反应则无影响。杏仁核位于颞叶的前部，与情绪的处理有关。

总之，对于被骗的人数我们是无法进行准确统计的，因为很多人（无论老少）都羞于承认或报案；但是，即使我们有准确的数字显示老年人的被骗率更高，也不能直接下结论说他们被骗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年龄。他们更容易被骗可能是因为骗子专门挑选老年人作为诈骗对象，以及他们可用于消费的资产和所需要的产品更适合诈骗计划。此外，还有一些包括代群效应（如老年人更加客气）在内的其他原因，决策风格和认知处理方面的年龄差异也增加了他们被骗的风险。最后，老年人更积极乐观的心态也可能使他们容易成为骗局的受害者。

迷思16：老年人对于做决定太过谨慎

人们常常认为老年人过于谨慎，尤其是在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在关于反应时的实验室研究中，老年人的反应速度的确比年轻人慢。当需要对多个刺激做出反应，并且反应方式不止一种时，这种缓慢往往更加明显。一般而言，随着反应时测试情境的复杂性的提高，与年龄有关的反应时的差异越发明显。确实，实验室中的选择反应时与复杂反应时测试都表明，老年人要比年轻人的反应慢得多。作为选择反应时测试的一个现实例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开车时看到前面的交通灯变成了绿色，但同时你也注意到路边有个小孩在玩耍，你必须在保持速度以通过绿灯和踩刹车减速以避免撞倒小孩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是一个涉及两种刺激（绿灯和玩耍的小孩）和两种可能反应（保持速度或减慢速度）的测试。

但是基于实验室反应时研究的结果，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年人在做决定时总是比年轻人慢？即使老年人反应较慢，就能归因于谨慎吗?与老年人做决定比年轻人更谨慎的假设相反，最近几项采用真实生活情景模拟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在做选择之前往往比年轻人更少地思考相关信息，而且做决定的速度也比年轻人要快。在卫生保健领域，例如在选择医生和医疗保健计划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种趋势。此外，当要求老年女性从一系列乳腺癌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以及当要求老年男性对前列腺癌治疗方案进行选择时，研究者都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都比年轻组或中年组的男性和女性更快地做出决定。

约翰逊（Johnson）曾经开展了一项研究，要求年轻的成年大学生和年长的退休人员做出一个许多人都会面对的消费决定——购买哪种汽车。被试可以使用电脑获取各类汽车各方面的信息，如油耗、舒适性、维修成本、安全测试记录、汽车造型、销售价格和未来转售价值等。总的来说，在最终决定购买哪辆车之前，两个年龄组的人所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年龄较大的退休人员所阅读的汽车信息条目数更少，尽管他们花在每条上的时间要比年轻人多。简而言之，在做决定之前，年长的退休人员并没有像年轻人那样考虑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这表明他们更不谨慎。

总之，对反应时和做决定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当面对需要深思熟虑的选择时，通常来说，老年人并没有过于谨慎，他们考虑的信息要比年轻人少，而且通常会在没有系统地考虑所有可用信息时就做出决定，即使这些决定并非小事。某些时候，他们似乎更急于做出决定，甚至比年轻人做决定都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作为决策者，老年人要比年轻人谨慎。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