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有关自我整合的迷思

第3章 有关自我整合的迷思 老年人都不好相处

很多针对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性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但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差。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人格的改变大多是个例，并不常见。通常，人们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神经质，也更加不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患上疑病症。吝啬也是如此——人们通常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吝啬。然而，尽管人们常常会用一些赞许的话语来形容一个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如“节俭” ，但如果这个人在上了年纪后仍然很精打细算，就会改用“吝啬”来形容他，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至于喜欢诉说身体上的不适，事实上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

迷思17：老年人都是疑病症患者

说一个人患了疑病症，这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啊！甚至连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都提到过，并且在精神病学诊断中剔除了疑病症。在最近修订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中，美国精神病学会承认， “疑病症”这个术语“带有贬义，不利于有效治疗关系的建立” 。大多数以前被诊为疑病症的人现在会被诊断为“躯体症状障碍”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这些人有生理上的症状以及一些异常的想法、感受与行为；他们可能患有医疗诊断上的疾病，也可能没有。另外还有一种“疾病焦虑障碍” （illness anxiety disorder） 。在DSM-5中，疾病焦虑障碍是指对健康过度焦虑，但却没有具体躯体症状的一类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有相当多的研究依然在使用“疑病症患者”和“疑病症”这两个术语。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也沿用这些术语。

为什么“老年人都是疑病症患者”这一迷思会如此普遍？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在进入老年后，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会增加，其中一些疾病可能会伴有疼痛。骨关节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退行性关节疾病，常常会对人体那些负重的关节产生影响（如膝盖、臀部和脊椎，以及手指、手腕、肘部和颈部） ，它可以通过身体运动引起疼痛。虽然骨关节炎本身很少致命，但即使是轻微的关节炎也会使人感到酸痛和不适；严重的关节炎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时甚至会使人丧失独立活动的能力。因此，如果一个老年人抱怨身体不舒服（两三次） ，那么他是一个疑病症患者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他正遭受没有被诊断出来的疾病折磨的可能性大一些？

老年人不仅比年轻人更可能遭受健康方面的困扰，而且当出现某些不适时，他们也比年轻人更关注自己的健康。那么，是否有一些老年人误读了那些可能是正常老化所带来的变化，因此才担心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呢？斯坦（Stein）认为，对身体症状的关注可能是老年人应对自身健康状况变化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去看医生可以减少他们的焦虑，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积极地维护健康。许多老年人目睹了亲朋好友的疾病，因此对他们来说，时刻注意自己的症状，检查那些可能发展成重大疾病的小毛病是很重要的。对老年人来说，出现新的症状就去看医生并不是疑病症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原来强壮的身体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

与其他年龄段的人一样，老年人的疼痛阈限也各不相同，通常正是由于这些达到一定程度的不适，他们才去看医生的。因此，考虑人们如何感知、解释和报告他们的症状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可能是任何年龄段的人）可能快要昏厥了才会叫救护车，而有的人则可能碰伤了脚趾就去看医生。仅仅因为觉得第二个人的脚趾可能没有骨折就给他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是不公平的。人们对疼痛的敏感性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异可能会持续一生。

个体差异具有稳定性似乎是人格本身所具有的特征。麦克雷（McCrae）和科斯塔（Costa）的人格五因素模型（fi ve-factor model, FFM）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将人格看作一个整体，这对我们理解关于老年人格的一些迷思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视角。五因素模型在巴尔的摩纵向研究（Baltimore Longitudinal Study）的基础上，提出人格结构包含五个维度/因素：神经质（neuroticism） 、外向性（extraversion） 、开放性（openness） 、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 ，合称大五人格因素。每个人的人格在每个维度或因素上都有所不同。表3—1展示了这五种人格因素，以及每一种因素得分高的人的典型特征。

麦克雷、科斯塔和他们的同事所收集的证据表明，五因素模型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一理论在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韩国、爱沙尼亚、俄罗斯、日本、西班牙、英国、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国也适用。这些因素不仅描述了不同国家的居民，而且似乎也适用于不同年龄和生活阶段的成年人。在接下来几个将要探讨的迷思中，我们将对五因素模型进行重新审视。然而，与疑病症最相关的人格因素是神经质因素（N因素） ，N因素得分高的个体往往在焦虑、抑郁、敌意、自我意识、冲动和脆弱等特征上得分较高。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困扰，其中一种就表现在躯体主诉（somatic complaints）上。至于“老年人都是疑病症患者”这一迷思，纵向研究的结果显示，个体在五因素上的得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明显的改变，尤其是在中年之后。这意味着那些在生命早期神经质得分就较高的人，在成年后的神经质得分也可能很高。如果一个人在进入老年后表现出了疑病症的症状，那么他很可能是一直如此，而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才变得这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抱怨的具体方面会发生变化。按照五因素模型的说法，神经质因素的水平在整个成年期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因此， “疑病症在老年人群中特别普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不过，毫无根据地诉说身体不适或过度讲述身体上的症状，对于一个患有疑病症的85岁老人来说也可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针对疑病症患病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一项针对波士顿一家医院普通门诊病人的研究中，发现大约有4.2%至6.3%的人被诊断为疑病症，但这一比率并没有因年龄（65岁以上与65岁以下相比）或性别而有所不同。此外，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更可能患上疑病症。

1985年，科斯塔和麦克雷发表了一篇疑病症方面的重要文章，题目是《疑病症、神经质与老化》 （Hypochondriasis, Neuroticism, and Aging）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讨论了“健康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病情研究中概念化与测量上的困难” 。这些研究人员比较了三种描述躯体不适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模型。第一种模型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即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 ，代表了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总体看法：我们会从表面角度来看待他人的疾病主诉（medical complaints）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那些有症状的人确实有身体上的疾病，而且症状越多，病情就越严重。

第二种模型是“确切的精神疾病” （psychiatric-categorical） ，指的是一个人列出了太多的症状，以至于任谁都会觉得这些症状难以置信。这些人可能确实患有疑病症：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有病（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自我报告的症状可能不值得信赖，医护人员也需要判断他们是否存在身体疾病和/或精神疾病。毕竟，疑病症患者确实可能会患有身体疾病（显然，其亲属与护理人员难以判断这一点） 。

第三种模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型，被称为“躯体关注度”（dimension of somatic concern） ，由于人们在身体症状的感知、解释与报告方面所存在的个体差异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因此，每一个体自我报告出的症状都必须根据他的报告风格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过度报告”和“过少报告”都是很常见的事。

显然，对于卫生保健专家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区分实际存在的疾病与毫无根据的抱怨。当然，如果家属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将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不幸的是，人们通常很难肯定家中老人是不是真的身体不适。因此，如果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向你抱怨说这里痛那里痛，或者胸闷不舒服，或坐着的时候背疼、站着的时候不疼，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问问你自己，她是否总是在这些问题上夸大其词。但即使不是的话，也不要轻易假定这就是晚发性疑病症；相反，你应该先带她去看家庭医生。

最后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有些人在面对新出现的身体症状时，他们的反应不是过度警觉，而是否认。比如，如果老年人担心他们的认知症状与痴呆症有关，那他们很可能不去医院诊断，即使诊断结果可能并没有他们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或诊断出来的病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或心理干预。

总之，大量证据都不支持老年人更容易患疑病症的假设。当然，有些老年人确实会经常诉说身体的不适，但有可能他们在年轻时就是如此。毋庸置疑， “老年人都是疑病症患者”这一笼统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顺便说一下，还有一点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即使老年人确实有更多诉说身体症状的需要，那他们也并没有年轻人诉说的多，也许他们的行为方式正好与疑病症相反！

迷思18：老年人都很吝啬

“老年人都很吝啬！”毫无疑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吝啬”的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迷思，那就是很多人都会把年老与吝啬联系在一起。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吝啬”这个词的含义。吝啬可以涉及很多方面，但最常见的是金钱方面。在其中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意味着不愿意给别人钱或花钱，或在钱的问题上过于谨慎。吝啬的同义词还包括节约、一毛不拔和节俭。然而，吝啬的内涵远远不只“花钱特别谨慎” ，它还意味着不大方、不情愿、小肚鸡肠，同时它还意味着贪婪，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积攒财富。简而言之，说某人吝啬鬼可不是什么恭维话。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关于“贪婪的老头”的故事，这类故事非常常见。有时这些故事是关于老年人投票反对增加税收来资助学校、图书馆或改善道路。老年人怎么能对孩子或社区如此漠不关心呢？还有些故事涉及老年人在餐厅里给的小费很少。这些表现出色、值得酬谢的服务员被迫为了最低工资而工作，就指望顾客给的小费了，尽管小费不是顾客必须要给的，但老年人怎么就忍心给那么少呢？

在广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宋飞正传》 （Seinfeld）的一集里，有一个与吝啬有关的极端例子，杰里在当地书店里看到他的老年叔叔利奥入店行窃。这一集经常重播，几乎每次都能引起观众的笑声。事实上，入店行窃并不好笑，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一集如此搞笑呢？从《宋飞正传》的其他情节中，我们知道利奥叔叔并不富裕，但也没有穷到买不起书而要去偷的地步。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利奥叔叔就是一个“贪婪的老头”呢?在其他关于商店行窃的场景中，有的老年人会从药店偷助听器的电池，或者把生牛排藏到衣服里。有些人对年长的商店扒手表示同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打算付钱的，只是太健忘了。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而有关老年人入店行窃的报道更是加重了人们对老年群体的这种负面刻板印象。

现实情况是，入店行窃的人并不局限于老年人。根据美国预防扒窃协会2014年的统计，大约有25%的商店扒手是青少年。而且，许多成年扒手也是在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走上了这条路。已报道的入店行窃犯罪生涯最长的人是一位83岁的老妇人，她为了博得母亲的关注与关爱，从6岁起就开始到商店偷小礼品。她有一个五口之家，还当过护士，但几十年中她经常会到商店行窃。她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去行窃的，事实上，事后她经常感到内疚，并且会把偷窃来的物品还回去。令人欣慰的是，83岁的时候，她终于在心理治疗和抗焦虑药物的帮助下戒掉了这个习惯。

威德里克（Widrick）和拉斯金（Raskin）要求被试在“大方”与“吝啬”之间选择一个词来描述一些不同的角色，如律师、无家可归者、护士、老年市民、老年人、退休人员和祖父母。不出所料的是，更多的人选择用“吝啬”而不是“大方”来形容老年市民和老年人。这有可能是因为老年市民和市场折扣中的老年折扣有关，这触发了老年人“贪婪”的刻板印象。至于老年人，威德里克和拉斯金认为，总的来说， “老年”这个词就容易涉及负面印象。然而，有意思的是，负面的形容词——吝啬，并不会被扣到退休人员与祖父母头上，这两者更有可能被贴上“大方”的标签。为什么这两者的标签更积极呢？因为退休人员是与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种联系实际上已经终止了——这可能会引发一种积极的刻板印象。而自己的祖父母则更不可能被看作污名化群体中的一员，因为与其他人相比，祖父母更具个人情感色彩。在一项针对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的元分析（对许多研究报告进行的统计分析）中，凯特（Kite）等人发现，如果人们事先了解老年人的一些信息，比如健康、职业、财务状况，或与他们较熟悉，那他们对这些老年人产生负面看法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相反，当可获得的信息较少时，负面偏见就更可能出现。

如果说老年人在花钱方面确实比年轻人谨慎，那么此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另一个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节俭” 。尽管节俭通常不会让人联想到贪婪和不大方，但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吝啬的同义词。节俭通常指一个人很节约，也就是说他通常会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因此，你可能一边认为你的祖母和你的贝西大婶很节俭，一边认为老年人通常都很吝啬。

可想而知，现在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或中年人更节俭，那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代群指的是一群人或一代人，他们出生在大约相同的年代，并在成长过程中有类似的经历。现在这代老年人的父母可能正好成长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了节俭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不管是通过父母的语言还是行动。除了他们的父母是谨慎花钱的榜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老人的少年、青年乃至中年时期，信用卡还很难获得，所以他们在买东西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全款购买。即使对于某些大件商品会有偿付计划，但通常也只针对某些特定的商店。比如有的商店可以预付订金，但只有当人们付清全款后才可以拿走物品，并且还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所以，现在的老年人完全有可能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才变得节俭；相反，他们只是习惯于用现金或支票为大部分消费买单的本就节俭的一代人。

赫默特（Hummert）等人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让年轻人组、中年人组和老年人组分别去描述一个“典型的”老年人，然后对他们提到的频率最高的特质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担心财务问题”是被提到的20个最多的特征之一：有7.5%的年轻人、5%的中年人和高达35.5%的老年人提到了这一点。似乎老年人特别关注金钱（赫默特等人将这视为一个特征） 。

除了代群的影响，老年人的现实担忧——人还活着，钱花完了——很可能会加剧他们的节俭倾向。在媒体报道中经常被提到的在婴儿潮[1]中出生的人，最年长的现在也不过60岁左右，还有一些人是50多岁。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处于“世代挤压” （generation squeeze）状态——不仅要赡养年迈的父母，还要为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成年子女提供支持。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现在人们的寿命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通货膨胀。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媒体的头条新闻充分说明了医疗费用呈螺旋式上升的事实，以及对老年人（或其他任何人）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质疑。这些连续不断的提醒，再加上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认识，让老年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会远超他们的预期。对于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社会保障金。虽然最初社会保障金只是被当作一个经济的安全网，但现在在美国享受社会保障金的人中，36%的人的90%的收入都来自社会保障金。此外，2011年，美国有近360万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的8.7%）的收入低于贫困水平。如果根据补充性贫穷衡量标准（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SPM） ，将生活成本以及诸如自付医疗费用等项目上的地区差异都考虑在内的话，这一数字能攀升到15.1%。

最后，可能确实有一些不那么富裕的老年人，甚至是富有的老年人在享受老年折扣、早客特价[2]、更低的财产税，甚至更少的图书馆罚款。但我们不要忘记，也有许多富裕的老年人正在为慈善事业、文化机构和宗教组织做贡献。请记住，在美国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中，大约有25%的人在医院、学校、公园、动物园和博物馆等地方做志愿者。据估计，随着在婴儿潮中出生的大多数人步入老年，大约有50%的人将通过某种形式的志愿工作为他们的社区效力。简而言之，老年群体代表着一支相当大的自由劳动力大军，这对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和机构都有好处。而且，不管是十分富有还是不那么富有的老年人，都在为他们的后代提供经济支持，比如支付孙辈的牙齿矫正费用、学费以及大学开支等。

总而言之，被认为吝啬的老年人实际上可能只是在未雨绸缪，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孩子现在或将来的经济负担。节俭意味着谨慎，而不是浪费。不幸的是，对于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节俭可能被很多人理解成吝啬（不大方） ，所以“老年人都很吝啬”的迷思就自动传播开来了。可能老年人确实比他们的孩子和孙子更节俭，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节俭，他们才不需要向子女和孙辈寻求经济支持，而且甚至可能成为年轻一代的经济援助来源。

迷思19：老年人的脾气都很暴躁

在我们的文化中， “老年人的脾气都很暴躁”这一刻板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电影《斗气老顽童》 （Grumpy Old Men）[3]的名字听起来似乎并没有“政治不正确” 。至于典型的脾气暴躁的老妇人，你只需要看看各种贺曼贺卡以及贺曼公司推出的带有玛克辛[4]标志的小礼品（如咖啡杯、T恤和日历）就知道了，贺曼公司将玛克辛塑造成了一个“暴躁女王”的形象。即使是小孩子，也无法摆脱暴躁老妇人这一刻板印象的影响。2007年，鲁宾孙（Robinson）等人对34部迪士尼动画电影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25%的老年人物都是易怒、脾气暴躁或严厉的。

从定义上看，脾气暴躁的人往往喜欢发牢骚、抱怨、生闷气、动不动就发脾气。还记得人格五因素模型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宜人性。麦克雷认为个体的宜人性在30岁之前会不断提高，然后就开始下降或增加得非常缓慢。由此看来，一个具有宜人性特质的人似乎不太可能会脾气暴躁。而且，老年人还常常喜欢关注事情的积极方面，比如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积极信息，而对消极信息则关注较少。研究发现，当要求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四位不同的医生和四种不同的保健计划中进行选择，并让他们自由查阅由研究者提供给他们的关于这些医生与计划的资料时，老年人会比年轻人在选择之前更多地查阅每位医生和每种保健计划的积极信息而不是负面信息。随后，当要求老年人回忆他们所选择的医生与保健计划时，研究者发现他们回忆出来的积极信息要多于负面信息。只有当老年人被特别提示需要注意他们所获得的资料与细节时，这种关注积极信息的倾向似乎才会消失。

许多研究已经对老年人与年轻人如何解决人际情感方面的难题进行了考察，比如与家人或朋友的冲突。这些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少直接面对人际困境；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否认、逃避，或被动地接受存在的问题。博迪特（Birditt）等人认为，当存在人际冲突时，与年轻人不去争吵与吼叫而是选择“开打”不同，老年人通常更愿意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这种趋势似乎也存在于婚姻关系中。卡斯滕森等人曾经开展过一项研究，他们首先让一些中年夫妇与老年夫妇讲述他们婚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分歧，然后让夫妻双方就这一分歧进行15分钟的交流，并对交流过程进行录像。随后，对这些录像进行客观观察的人认为，年龄较大的夫妇在言语内容、声调、面部表情和手势方面表现出的情绪反应较少。总而言之，跟中年夫妇相比，老年夫妇表现出了更多的情绪调节，或对负面情绪进行了更多的控制。

尽管在变老的过程中，我们会遭受一些丧失，如视力与听力的下降，以及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我们体验到的情绪变化却往往是积极的。在对几项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进行总结后，沙伊贝（Scheibe）认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往往更快乐、平静，情绪也更加平衡。老年人有着更高水平的情绪幸福感，在日常生活中也更积极、快乐和满足，较少有悲伤、愤怒与焦虑等负面情绪。

2011年，查尔斯（Charles）提出了强弱整合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 SAVI） ，用来解释老年人在处理压力时与年龄有关的获得（优势）与丧失（弱势） 。根据这一模型，只要压力水平不是太高或是慢性压力，老年人就可以用他们一生解决困难的经验和修炼出的能力来调节情绪反应，并克服压力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持高水平的幸福感。尽管如此，该模型也承认，当压力太大或持续时间太长时，经验和情绪调节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沙伊贝指出，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可能无法在情绪调节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当压力很大且不可避免时。

在结束讨论“老年人的脾气都很暴躁”这一迷思之前，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会这样。首先，有些疾病（如关节炎）更容易在老年人中出现，这些疾病往往会伴随长期的慢性疼痛。此外，老年人还可能会遭受他们无法解释的弥漫性疼痛。一旦有这种情况，作为旁观者，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总是无来由地心情不好——脾气暴躁。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些处于痴呆症早期的老年人虽然还能够“自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务，但他们可能已经开始出现健忘的症状。一旦出现下面这些情况，比如东西不见了、忘记查看邮件，以及乱放钥匙、眼镜等，他们就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尊而责怪他人。如果被责备的人没有意识到老年人的问题源自他们的痴呆症，就可能认为老年人的脾气暴躁。

如果某位老年人没有被你的笑话逗笑，你会不会就认为他脾气不好？确实，老年人欣赏笑话的能力可能有所降低。其中听力丧失可能是一个原因。如果沟通中漏听了某些部分，那么患有老年性听力丧失（即所谓的“老年性耳聋” ，其特点是听不到某些高频语音，对语速过快的话语理解困难）的老年人确实可能会错过某些笑点，并因此看起来似乎“脾气不好” 。

总而言之，一般来说，老年人并不会随便发脾气。除非出现上面提到的一些情况，如身体疼痛或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认知或知觉上的改变。沙伊贝认为，总的来说，老年人有着较高水平的情绪幸福感， “老年期可能是一个快乐与内心平和的时期，而不是暴躁与沮丧的人生阶段” 。

帮我做饭，做完就快走吧

读者可能对这样的刻板印象并不陌生，即老年人既需要他人、依赖他人，又有点孤僻。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可能更喜欢别人为他们准备饭菜，而不是自己去准备；可能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参加聚会。与大多数刻板印象一样，可能有些老年人的确如此，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大多数老年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老年人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人和社会效力。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更愿意自己做饭；即使不喜欢做饭，也宁愿自己叫外卖。至于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宁静的生活，事实上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偏好。在这些方面，人们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迷思20：老年人喜欢被照顾——他们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

如果我给你一盆绿植，并对你说： “这是一盆不错的绿植，你可以好好地欣赏它，我们会替你照料的。 ”你会有什么感觉？非常开心，对吧。那如果是下面这种方式呢： “这里有盆绿植，如果你想让它活下来的话，那你需要每天给它浇水。 ”实际上，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是在真实的场景——养老院中进行的。一半的老人在得到绿植后被告知要照顾它；另一半人也得到了绿植，但并不需要去照顾它。一段时间之后，与那些仅仅坐在那里、由工作人员来照顾绿植的老人相比，那些一直负责照顾绿植、使绿植茁壮成长的老人，心情更加愉快、思维更加敏捷、参加活动更加积极、幸福感水平也更高。这项研究的发现显然与老年人没有责任感的说法相矛盾。

在另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真实研究中，研究者组织了一群大学生去看望养老院的老人，其中一组老人可以选择大学生来看望自己的频率以及每次看望的时长；另一组老人也获得了相同的看望次数和看望时间，但是无法选择大学生的看望频率和时长。研究者在对看望次数、看望时长和看望质量进行控制之后，发现当老年人能够控制看望频率和时长的时候，大学生的看望对他们的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明显更大。

那么那些住在社区而不是养老院或其他护理机构中的老年人呢？格吕内瓦尔德（Gruenewald）等人连续七年追踪了一个来自麦克阿瑟成功老龄化研究项目（MacArthur Study of Successful Aging）的老年样本（70～79岁） ，这些人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认知功能方面都位于所在年龄段的前30%。经过七年的追踪，研究者发现那些在一开始就报告说觉得自己对他人有用的老年人，与那些不觉得自己对他人有用的人相比，在研究结束时失能的可能性更小，活着的可能性更大。

托马斯（Thomas）采用同样的方法对689名来自成年人社交网络研究项目（Social Networks in Adult Life）的全美国老人样本进行了分析，以考察是“给予他人支持”更好，还是“获得他人的支持”更好。参与研究的被试需要提交自己社交网络中的人的姓名，然后报告自己与这些人之间所发生的接受与给予支持的情况，包括情感支持（如信任、安慰）与工具性支持（如疾病护理） 。总的来说，与那些获得的支持多于给予他人的支持的老年人相比，那些给予他人的支持比获得的支持多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更高。给予他人支持似乎能够增强老人的独立感与价值感，而且能够为成年子女以及朋友提供支持具有特别积极的作用。但有趣的是，托马斯还发现，接受支持并不一定就对幸福感产生消极作用——从配偶或兄弟姐妹那里得到支持与积极情绪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来自成年子女的支持则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不密切——这可能是因为这不符合人们认识中的“父母应该照顾子女”的自然法则，而且还可能会剥夺老年人的独立感。不过从总体上来讲，托马斯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给予”要比“接受”好。

现在，你可能已经认为感觉“自己有用”和有“控制感”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学者对其工作原理的探讨。黑克豪森（Heckhausen）等人将控制分为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 processes）与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 processes） 。初级控制指的是人们主动去影响与改造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行动。比如，如果你住在一所养老院里，那有权选择大学生来看望你的频率和时长就是一个很好的初级控制的例子。如果你的选择得到了尊重，一切就会很好。然而，无论年龄如何，初级控制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的，而且也未必会成功。当无法使用初级控制，或者使用了也不可能成功时，人们通常就会转向次级控制，而这则更多地依赖于内部资源。一般来说，次级控制包括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对目标与期望进行调整。

在此，使用家庭情境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初级控制与次级控制的概念。如果一位85岁的老妇人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中独立生活，那她就可以在淋浴间安装一个扶手杆，在电话上装一个闪光灯，以免听不到铃声，这两种行为都属于初级控制的范畴。她可能还会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自己做家务，自己开车去市场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独立生活可能会变得极其困难，她需要重新定义 “独立” ，将独立理解为“能够继续住在家里，但未必要亲自去做所有的事情” 。一旦她调整了独立生活的概念（一种次级控制的形式） ，她就可以雇人来完成一些自己以前可以但现在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清理烤箱或更换床单。她还可以要求别人开车送她去杂货店，回家之后帮她打开买的东西。尽管接受了一些帮助，但她仍然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

黑克豪森使用“初级控制与次级控制的最优化模型” （model of optimiz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来解释人们如何才能维持满意度和幸福感。根据这一理论，与年龄有关的身体、认知或社会损失可能会降低老年人只通过初级控制来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因此，老年人在初级控制上的努力应该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促使老年人在那些成功率最高的方面实施初级控制。如果他们想在很多方面都进行初级控制，甚至是在那些更难控制的方面，那他们很可能遭受挫败，并因没有成就感而变得沮丧。拉赫曼（Lachman）认为，如果老年人善于将自己希望实现的方面限定在可能实现的方面，或者选择少数领域来进行初级控制的话，那他们将拥有最大的机会获得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

总之，关于“控制”的研究并不支持老年人特别想要或者需要他人照顾的观点，即使是身体孱弱的老年人。仅仅是给养老院的植物浇水这一点控制感，就能让他们获得比那些由别人来浇水的老年人更高的幸福感。当初级控制失败或无法实施时，次级控制仍然是一件大好事。此外，如果老年人能够为别人提供支持，而不是接受支持且从不回报，那他们会有更高的满意度。对年轻人和中年人来说，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很自然地想照顾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不指望他们能在什么方面有控制力，从长远来看，这种态度对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好处。

迷思21：老年人性格内向，喜欢独自待着

“老年人性格内向，喜欢独自待着”这一迷思可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on Human Development）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展堪萨斯成人生活研究项目（the Kansas City Study of Adult Life） ，该项目对这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城市中的40～70岁的社区居民进行了访谈。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了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 ，他们向被试展示了一些处在模糊情境中的人物图片，然后要求他们根据图片内容讲一个故事。结果发现，40多岁的人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是精力充沛的，敢于冒险去承担外部世界的挑战。相比之下，那些年龄较大的人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则不太愿意面对挑战情境，更不愿意在别人身上进行情感投资。在诸如主题统觉测验之类的测试中，人们对意义模糊图片所做的反应可能反映出了他们内心不太愿意或者不能够清晰表达出来的一些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人们从40多岁长到70多岁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喜欢反思，更关注内心世界，这一倾向被称为“内在性的增强” （increased interiority） 。这一观点也是对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理论的补充，荣格认为，在进入成年晚期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就会减少，因此就会从外向变得内向，进而变得更喜欢反思。

基于堪萨斯成人生活研究项目主题统觉测验的研究结果，卡明（Cumming）和亨利（Henry）提出了社会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逐渐脱离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开始脱离老年人的世界，期待他们能给年轻一代“让位” 。因此，老年人的“退位”是符合社会期望的，遵从这一社会期望的老年人也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然而，社会脱离理论在老年研究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它引发了一场争论，关于老年人是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更快乐（这是以往的假设） ，还是更愿意脱离社会活动。

老年人是继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最开心，还是更喜欢脱离社会，独自待着？研究者对上述项目中被试所完成的关于活动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水平的测试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与幸福相关的模式。不仅一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被试报告说自己感觉很快乐，一些（一小部分）社会参与度较低的被试也报告说自己很快乐。简而言之，让某位老年人感觉快乐的事物未必对另一个人也是如此。这很可能取决于个人的人格特质。

让我们重温一下麦克雷和科斯塔的人格五因素模型，我们曾在迷思17中讨论过“老年人都是疑病症患者” （详见表3—1） 。回想一下，人格五因素模型将人格特质划分为五大维度或因素：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与现在这个迷思直接相关的因素是外向性，通常来说，在外向性因素上得分较高的人开朗、喜欢社交、健谈与热情；相反，得分较低的人（内向型）则沉默寡言、拘谨、不爱说话、严肃。

在研究人格与年龄之间关系时，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对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比较（横断研究方法） ，也可以在人们变老的过程中长时间追踪同一批人（纵向研究方法） 。当研究者对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比较时，相同的人格因素与对应的特质似乎也会出现。同样，在对同一批人进行长时间的追踪研究中，这五个因素中的具体人格特质也能够保持时间上的稳定——那些年轻时在外向性因素上得分较高的人，到了老年时也基本如此；同样，那些年轻时在外向性因素上得分较低的人，年老后也不太可能变成交际花。就外向性而言，整个成年期都体现出了相当大的稳定性。

但是那些与外向性相关的特质与行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各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例如，一个外向的年轻人可能拥有一个庞大的社交圈，并且经常与朋友们聚会。但等到这个人到了中年，每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工作和照顾孩子，那他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去跟同事与家人以外的人社交了。在进入老年后，他可能会从有薪水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也不那么忙于照顾孩子了，但社交的机会可能也少多了。因为随着退休，大多数人都难以维持原来那些与工作有关的社交网络。此外，通常来说，此时孩子们也已经离开了他们去组建自己的家庭，有可能住得很远，只是偶尔来探望一下他们，而且一些人的配偶也可能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好朋友也去世了，或者搬到了离他们的家人较近的地方，抑或是住进了保护措施更好的养老机构中，以便随时获得所需要的帮助。老年人也可能已经不再自己开车，而且身体健康问题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总而言之，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很大的老年人来说，大部分人都能体会到社交圈子的缩小。这意味着早年时代可以轻易获得的社交机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一结果乍看起来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沮丧，但在接受这一貌似令人沮丧的结果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它们可能会修正我们觉得老年人脱离社会，喜欢独自待着的刻板印象。兰格（Lang）等人对70～104岁之间的老年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人，社交网络（确实）越小；但即使是年龄非常大的老年人，大部分也依然保持着有意义的社交网络与情感联系网络。兰格等人在另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即使到了80多岁，与外向性因素得分较低的同龄老年人相比，那些得分较高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也更大。社交网络的绝对规模可能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缩小，但绝对不会消失。更确切地说，在老年期的晚期，社交网络的规模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稳定性：与那些外向性得分较低的老年人相比（有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低） ，那些得分较高的老年人倾向于拥有更大的社交网络，即使这些社交网络的绝对规模要比他们年轻时候的小。外向的人并不会因为到了晚年就变成内向的人，尽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不如以前那么外向了。

下面，我们将围绕着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来探讨年龄与社交活动之间的关系。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当代的一个毕生发展模型，直接涉及社交活动的本质以及个体社交网络的规模。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看来，人们参与社交活动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获取知识，二是管理情绪。获取知识的动机指的是个体对接触新鲜事物的需求与渴望，这个目标在生命的早期占据主要地位，但其重要性在个体进入中年后开始下降；相反，管理情绪（即情感上的满足）在人生早期阶段的重要性不如获取知识的动机，但是在进入中年期之后，其重要性逐渐提高；到了晚年，管理情绪就成了人们参与社会交往的主要动机。

社交动机与你喜欢交往的具体对象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参与社会交往的主要动机是获取知识，那你可能会选择去结交新朋友，参加一些新的社交活动。因为新的社交活动可能会给你的社交生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新的社交活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那些你不熟悉的人可能会很无聊、很令人讨厌，甚至会伤害或侮辱你的自尊。另外，如果你参加社交活动的主要动机是管理情绪，那你可能更喜欢和熟悉的人交往，这样你不仅可以享受到交流的愉快，甚至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自尊。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看来，有时，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减少实际上是一种适应性的终生选择过程：老年人更喜欢和熟悉的人交往，并借助他们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如此一来，那些重要的以及能够满足情感需求的社交关系在老年期会继续存在，被过滤掉的只是那些表面的迎来送往而已。尽管如此，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与外向性程度较低的老年人相比，外向性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所保持的有意义的社交网络的规模可能更大。

一个尚未承担难以推卸的责任的年轻人可能确实会比老人更喜欢与新认识的人交往，但当被要求想象自己要在不久的将来移民到遥远的国外去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在离开前的短暂时间里更多地与当地的家人或好友聚会，而不是与新认识的人。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年轻的亚洲人和年老的亚洲人被要求想象自己要在不久后移民，结果发现，年轻人与老年人一样都选择了在剩下的时间里与熟悉的朋友或家人来往。总而言之，一个人选择的社交对象受他们所感知到的剩下的时间的影响。显然，年龄通常与剩余时间知觉（perceived time left）相关——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可能觉得将精力投入到那些自己熟悉、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社交活动中更明智，不应将剩余的时间用来结识新朋友。

总而言之，认为老年人内向并喜欢独处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显然是一个迷思。首先，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是如此。有些老年人比其他老人更开朗、更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很可能年轻时就是如此。即使搬进了养老机构，那些开朗的老人也很可能会经常参加预定的社交活动。其次，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社交网络，尽管这个网络的绝对规模要比他们年轻时的小。社交网络的缩小可能是那些无法取代或老年人根本不想去替换的社会关系丧失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通常会和自己圈子里的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余生如此短暂，为什么还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通常来说，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害怕变老，所以他们认为那些进入老年的人会抑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看法。是的，老年人很可能会体验到丧失：失去亲爱的人、失去某种程度的独立能力、再也不能做自己以前喜欢做的事。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在变老的道路上，未必会有巨大的人格改变在等着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会改变，但我们自己并不一定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不过，人格的某些重要方面具有稳定性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就会“故步自封” 。有些人可能从小就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并且一直如此，然而，与其他年龄段的人一样，许多老年人也认为未来充满了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它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变得更好。

迷思22：老年人放弃了所有的希望与梦想

对未来没有希望与梦想意味着对未来没有积极的期待，甚至是对未来根本就没有憧憬。但在讨论老年人是否还有希望与梦想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上都有哪些发现。

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自我概念”一词来指代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尽管人格特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随着人们进入老年，看到自己身上所出现的变化，他们能够并且确实会修正自己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不仅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总体认识，还包括其他许多组成部分（自我图式） ，这些部分与身体能力、外表、认知/智力能力、创造能力、社会角色和社会能力等不同领域相关。例如，一个人可能有这样的自我图式，即认为自己擅长弹奏乐器、逗人发笑，但却不擅长运动。在整个成年期，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自我图式进行重新评价甚至是修正，并对构成自我概念的各个自我图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调整，以实现对自己相对准确的认识。

可以肯定地说，当我们回忆过去的自己时，肯定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自我图式（例如，我年轻时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对于现在的自己，我们也会有各种图式（例如，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优秀） 。此外，对于觉得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图式（例如，我将来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擅长运动，但只要有可能，我会继续做一个活跃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比你优秀的运动员） 。这些指向未来的自我图式被称为“可能自我” （possible selves） ，包括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希望自我” （hoped-for selves） ，以及我们害怕自己将来会成为的人，即“畏惧性自我” （feared selves） 。

那么，老年人的可能自我呢？当未来貌似所剩无几时，可能自我会消失吗？史密斯和弗洛伊德（Freund）对一项长达四年的访谈记录进行了研究，在这些访谈中，70～103岁的老年人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担心。结果发现，即使是年龄最大的老年人也表现出了动态的可能自我——在这四年中，既有增加的图式，也有被舍弃的图式。不过，与年轻人的可能自我不同，在60岁以上老年人的图式中，与职业和事业有关的较少，更多地与健康、身体功能以及休闲活动有关。对于老年人来说， “希望性可能自我” （hoped-for possible self）也许是“独立自我” （independent self）和“健康自我”（healthy self） ； “畏惧性可能自我” （feared possible self）可能是“依赖自我” （dependent self）或“不健康自我” （unhealthy self） 。

可能自我能够促使个体去做那些他们觉得能够使自己更接近目标的事情，但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可能自我不仅包括人们想要成为的人，还包括他们害怕自己成为的人。例如，作为一个年轻人或中年人，你可能希望自己成功、富有，有人爱，因此，你可能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使你有机会实现这些目标的事情。你也许有一个特定的希望，如想成为一名知名的厨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你的技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甚至可能会花钱、花时间去厨师学校参加培训。至于畏惧性可能自我，你可能害怕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能的人，孤苦伶仃，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去做一些能够尽量减少这种可能性的事情。

在可能自我方面，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会对自己的可能自我进行设想。老年人也希望成功，不过这种希望更多与保持健康、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能够继续参与某些有趣的具体活动有关。再次说明，希望能够引发行动。比如，一个希望通过继续开车来实现继续独立的老人可能会参加老年驾驶课程来维持自己的驾驶技能（同时可以降低保险费率） 。为了保持身体的灵活性，他们可能会报名参加健身班；为了维持认知技能和/或社交网络，他们可能会玩宾果游戏或国际象棋。通过努力实现这些希望，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畏惧性可能自我的出现。

总之，我们能说老年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或梦想吗？当然不能！如果他们没有希望和梦想，那么他们的意识中怎么会有可能自我呢？又为什么会采取一些认为有助于自己实现希望性可能自我、避免畏惧性可能自我出现的行为呢？我们不得不相信老年人与其他人一样，也能够意识到未来正在到来——他们将会看着它，并且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好。

迷思23：老年人顽固不化

我们经常看到或听说老年人“顽固不化” 。例如，在一个专为即将成为老年人护理者的人服务的网站上，我们发现了以下给计划搬回去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的建议：

在家庭管理中，你愿意甘当“副手”吗？这是他们的家，而不是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老年人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如果为了防止他们摔倒而挪动桌子都会导致一场“战争” ，那你觉得在涉及重大决策时会发生什么呢？你们会有平等的发言权吗？

甚至是给专业人士的建议也反映了这一迷思的存在。美国心理学会的《老年人心理实践指南》 （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with Older Adults）提醒那些提供心理服务的人要意识到负面刻板印象的不准确性，如“老年人是僵化而固执的” 。显然，这项建议的提出者认为，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也持有“老年人顽固不化”的刻板印象。

让我们从麦克雷和科斯塔的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探讨这一迷思，这一人格理论我们在迷思17中已经介绍过。在该理论中，与本迷思直接相关的人格因素是开放性因素。开放性因素得分高意味着个体拥有以下一些特质，比如对幻想开放（如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对美学开放（如能够欣赏艺术与美丽的事物） 、对行为开放（即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多样化） 、对观念保持开放（如重视新知识、拥有好奇心、兴趣广泛） 。根据人格五因素模型，我们知道在个体的一生中，这些特质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来说，老年人对新经验的开放程度并不比年轻人低。

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在进入老年期后，个体所拥有的选择机会可能会变少，即走上一条全新道路的机会可能会减少。责任的增加、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及对长期关系的忠诚都可能限制现有的选择。因此，就像外向性一样，一旦人们不再年轻，对新经验的开放性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

如果“顽固不化”的意思是指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那么肯定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老年人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许多美国老年人充分享受着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其他组织所赞助的各种国内的和国际的旅游机会。此外，老年人对诸如马路学者[5]（Road Scholar）等组织资助的教育项目也有着很高的需求。仅在2010年，就有近10万老年人参加了马路学者项目。该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有90%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85%的人报告说他们遇到了有趣的同伴；45%的人说他们因自己的项目经历而焕发了活力；25%的人迈出了他们的舒适区；20%的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还有15%的人实现了一生的梦想。奥舍终生学习学院（Osher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s, OLLI）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些课程，使这些老年人在工作了多年以后，终于有时间满足他们学习新事物和结识新朋友的好奇心。

当人们觉得老年人“顽固不化”时，他们可能想到的是老年人喜欢采用他们习惯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希望事情“就照老办法去办”就好。从根本上来说，对新经验的开放性可能不会带来多大改变，但如果按老办法来，生活也许会更加简单。毕竟，对新经验开放并不意味着要经历翻天覆地的混乱。当体力日渐衰退、孙辈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后，把房子重新整理好可能是一种解脱。在外出旅游观光或参观回到家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香皂和洗发水也都在原来的位置，也会让人觉得很舒心。这能够节约精力，尽管看起来似乎是在抗拒改变。同样，在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很多年的炖肉后，尤其是发现大家似乎都很喜欢吃时，许多人可能就不会再有兴趣尝试新方法了。毕竟，身上不痒痒，为什么要挠它呢？坚持去某家自己喜欢的餐厅也是同样的道理。尤其是当预算紧张时，一顿令人满意的饭菜相对于在一家新餐馆里可能吃到的难吃食物，明显更有吸引力。此外，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老年人以某种方式做事的时间可能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要长得多。因此，换一种新方法可能意味着彻底改变那些长久以来的偏好或做事方式。

那么所谓的“耳根子软”呢？严格来说，固执己见的人应该很难被说服。与人们所认为的不同，伊顿（Eaton）等人发现，老年人实际上比中年人更容易被说服。这一发现与老年人顽固不化的观点背道而驰。顽固不化的另一原因可能在于态度强度（attitude strength） 。态度强度指的是态度的影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强硬的态度可以被看作个体顽固不化的一个标志。即便如此，伊顿等人也发现态度强度在中年期最高，对态度改变的抵制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社会角色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中年人在工作中和社会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人到中年需要做很多决定，他们在对社会规范的界定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掌权”的人，人们期望他们能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伊顿等人指出，与下属相比，管理者更应该具有明确的意见。人们宁可他们固执，也不希望他们立场不坚定。同样，人们也喜欢看到那些掌权的人所展现出的坚毅。人们也被鼓动去投票反对那些在议题上摇摆不定的政客：“要么反对，要么支持。 ”

在我们结束对“老年人顽固不化”这一迷思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事实：对于那些在老年期越来越频繁发生的事情以及生活中的重大变化，我们通常需要改变看法。退休意味着日常生活的重大改变，并且个体很可能还需要建立新的身份认同；而丧偶意味着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与伴侣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亲朋好友的失去，不管是因为死亡，还是因为他们搬家或自己搬去了新的地方，都意味着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后，健康问题也要求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如在饮食和活动量上做出必要改变） 。如果老年人真的顽固不化，那他们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些所需的改变呢？在那些需要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去适应的重大生活事件上，可能老年人才是顶尖好手！

迷思24：变老令人沮丧，难怪老年人要比年轻人抑郁

“抑郁”是一个被从多种意义上广泛使用的词。外行人倾向于随意地使用它来指代从轻微的心情不好到有自杀想法的各种状态。在一项涉及26个国家的研究中，3323名被试都认为老年人要比其他年龄群体的人抑郁。很明显，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很抑郁。

当心理健康专家使用这个术语时，他们会将重度抑郁与其他抑郁状态区分开来。重度抑郁会妨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能力，患有这种疾病的个体不能像以往那样正常地工作、学习、睡觉、吃饭，也无法从以前喜欢的活动中获得乐趣。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抑郁症状都没有那么严重，尽管它们会对生活质量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使人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任何特定时刻，美国都有4.1%的人口患有重度抑郁，有5.1%的人处于其他抑郁状态。然而，针对65岁以上人群的统计数据却低于这一数字，分别为2.1%和4.8%。18～24岁的人群是其他抑郁状态发病率最高的人群，而45～64岁是重度抑郁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

默哈塔巴伊（Mojtabai）和奥尔森（Olfson）连续12个月（而不是在某一具体时间点）考察了近1000名50岁及以上的社区居民的重度抑郁患病率。这些人是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赞助的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项目（the U.S.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的一部分被试。结果发现，在这些人中，重度抑郁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50～54岁的患病率为9.2%，55～59岁为7.7%，60～64岁为5.6%，65岁以上为4.0%。这些数据略高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估计，但这可能是因为这项研究持续了一年，一年中对抑郁症的诊断要比某个具体时间点要多。此外，不同的诊断方式也会影响对患病率的估计。无论如何，50岁及以上的社区居民的重度抑郁发病率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我们承认，老年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抑郁是令人惊讶的。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生活似乎含有更多令人沮丧的元素。甚至研究人员也为之感到奇怪：默哈塔巴伊和奥尔森指出， “从个体丧失的角度来看，身体疾病和机体失能通常都出现在年长者身上，但令人惊讶的是，重度抑郁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却在下降” 。这些研究者还发现，一些与重度抑郁有关的因素（与抑郁症同时出现，但不能说是导致抑郁产生的因素）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是基本相似的，这些因素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失业、分居、丧偶或离婚，以及收入较低。

如此看来，很容易就能打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抑郁”这一迷思，至少对那些居住在社区中的老年人来说是如此。但对于那些住在护理机构或养老院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吗？ 2006年，沃森（Watson）等人在美国马里兰州中部地区随机选取了22家大型与小型护理机构，对其中的196名老人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86岁，大多数人在80岁以上。结果发现，这一样本的抑郁比例相当高：有24%的老人患有抑郁症，其中8%的人有重度抑郁。遗憾的是，其中只有43%的人在接受治疗。抑郁的人在日常生活上更需要他人的帮助，比如洗澡、穿衣与吃饭。当然，现在还不能说这种“生活不能自理”到底是抑郁症的起因还是结果。不过研究者们指出，有人认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那么养老院的情况又如何呢？ 2007年，莱文（Levin）等人对美国俄亥俄州921家养老院（共76 735人）的抑郁记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人中有48%的人是主动求诊的。与刚刚讨论过的护理机构样本一样，这些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有23%的人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治疗。情况可能比听起来的更糟：处于弱势地位的养老院人口，如非裔美国人，以及在身体和认知方面存在障碍的人，更不可能前去求诊，就更不用说治疗了。因此，除非俄亥俄州是一个特例，否则养老院就是抑郁症老人的集中地。

总而言之，抑郁症在社区老年人中的发病率并不高（顺便说一下，他们占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 ，甚至可能还要低于年轻人。因此，变老本身与抑郁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不幸的是，那些住在护理机构以及养老院的老人却是例外。最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身体上和认知上的障碍而不得不住进护理机构和养老院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抑郁。

迷思25：心理治疗不会给老年人带来什么好处

当人们想到心理治疗时，为什么他们不会马上就把老年人当成主要客户呢？毕竟，老年人确实有许多适合接受心理治疗的问题——丧失、伤心事，以及对新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变化的适应，等等。然而，有一种迷思认为心理治疗不会给老年人带来什么好处。其实，在这个迷思背后潜藏着一种观念，那就是老年人太死板、太顽固不化，根本就不想去改变。然而，正如我们在迷思23中所讨论的“老年人顽固不化”一样，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老年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不愿意改变。这个迷思的另一个方面是认为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应该用于那些更年轻的人，因为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中受益。

但是，心理健康服务真的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吗？事实上，现在临床心理学家或其他心理健康专家已经不再缺乏，因此，这方面的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限了。心理健康领域的职业非常受欢迎，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这方面的研究生项目或扩展了已有的课程。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获得临床社会工作、咨询和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些新晋的专业人士正准备进入这一领域，但他们却在争抢那些为数很少的工作机会，特别是为年轻人服务的岗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如此一来，心理健康从业者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看法，确定谁才是真正需要服务的人。

心理健康专家，如心理学家、咨询师和精神病学家，都可以选择与老年人打交道的工作。有一些工作坊和培训项目可以帮助在这方面经验不足的心理健康从业者提升为老年人服务的能力。对65岁及以上的老人来说，老年医疗保险是健康保险的主要来源，也是促使他们更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以及心理健康领域从业者更愿意处理老年人问题的重要因素，如今心理健康服务费用的报销范围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研究老年领域的专家一直在努力宣传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2012年，卡莱尔（Karel）等人的研究发现，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包括居住在社区和养老院等机构的老人，大约有五分之一符合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情绪障碍和认知障碍。也许会让一些人吃惊的是，这一数字在年轻人中也基本如此。虽然符合精神障碍标准的人口比例随年龄变化不大，但不同的精神障碍在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认知障碍如痴呆症（第2章已经讨论过了）在老年人中有着更高的发病率。因此，如果治疗师的工作对象是老年人的话，那他们很可能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

平心而论，老年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受到的关注要少于其他年龄段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心理健康机构的态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老年人在思想上还不习惯接受或寻求心理治疗。不幸的是，在有些老人的记忆中，他们所认识的某个人曾被关进了“疯人院” ，他们不希望自己也被关进去。老一辈的许多人认为只有“疯子”才需要治疗，或觉得治疗是一种软弱或可耻的表现。在那些年龄很大的人看来，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一个陌生人是不光彩的，更何况还要付钱给那个人，这完全就是浪费！

多亏了教育与广泛的宣传，现在进入老年期的人才能意识到治疗的好处。在不久的将来，有关“疯人院”的想法将不再是人们提到心理健康工作者和心理治疗时的第一反应，而且婴儿潮世代也不会再认为把自己的问题告诉心理健康专家而不仅仅是朋友是一件浪费或令人尴尬的事。

2013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充分说明了老年人在治疗态度上的转变。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83岁的退休男子，他并没有抑郁症的临床症状，但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 ，希望与治疗师探讨这个问题。多年来，他一直遭受着偏头痛的折磨，并且经历了第一任妻子的突然去世和多年商业伙伴的去世。他年轻时从未考虑过寻求心理帮助，但现在，在进入老年期后，他发现自己与一位临床精神病学教授每月一次的会面极大地改善了自己与现任妻子以及成年子女和孙辈的关系。他声称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早点去寻求心理咨询。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了导致人们产生这一迷思的另一个原因，即认为治疗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浪费，这是多么地短视！老年人通常也是家庭系统的成员，虽然他们不一定会与所有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但他们的健康状况（比如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却实实在在会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影响。简而言之，治疗永远都不会太晚，这不仅仅对老年人有益，而且对老人社交网络中的其他许多人来说也有益。

那么老年人的哪些问题需要心理健康专家的治疗呢？老年人可能会面临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回忆疗法（reminiscence therapy）也许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干预手段。回忆疗法是一种鼓励老年人对过往经历进行回顾，并对经历的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评估和整合的治疗方法。如果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来进行指导，那么整个过程将能够有效地缓解那些居住在社区和养老院的老人的抑郁与悲伤情绪。除了过去未解决的问题，老年人还可能面临一些直接的压力源，如健康问题、配偶照料、经济问题、亲人丧失，以及不得不适应新的生活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准确设计的疗法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他们应对这些似乎令人难以招架的情况。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变老令人沮丧：难怪老年人比年轻人抑郁”这一迷思。正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那样，虽然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更容易抑郁，但抑郁症确实可能是影响所有成年人最常见的疾病。这种情绪障碍是可以进行药物治疗的，尽管这些药物可能会有副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还有其他健康问题的老年人，他们原本要吃的药已经够多了，如果再增加种类的话可能效果并不好。心理治疗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都是非常有益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能够有效地缓解那些不能或不愿意服用抗抑郁药物，但又必须处理压力性情境的人的抑郁症状，包括重度抑郁。

库吉珀斯（Cuijpers）等人比较了心理治疗干预对患有轻度到中度抑郁症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治疗效果。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112项（其中有20项是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对已接受了心理治疗的人群与尚未接受治疗的控制组进行了比较。总的来说，心理治疗对老年人的效果与对年轻人的效果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这些研究的被试很少有超过70岁的，因此库吉珀斯等人无法确定心理治疗对那些更年长的人是否同样有效。

我们经常听到体育锻炼对改善情绪的好处。难道老年人不可以不去做昂贵且耗时的治疗，而是去积极地锻炼吗？平夸特（Pinquart）等人对57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元分析，这些研究考察了心理治疗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效果。他们发现，总的来说，认知行为疗法和其他非药物治疗在缓解症状方面的效果优于单纯的体育锻炼，尤其是对于轻度抑郁症患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心理干预对60～80岁的老年人似乎与对年轻人一样有效。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治疗对抑郁症很有帮助，但现实中它并没有被经常使用。魏（Wei）等人分析了从1992年到1999年抑郁症老人的医疗保险赔付资料。他们发现，大部分赔付都是关于抗抑郁药的，只有25%的赔付中包含了心理治疗。此外，正如我们在迷思24中所指出的，那些居住在护理机构和养老院中的大部分老人的抑郁症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

在老年人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医疗保险赔付申请中，另一个占很大部分的是焦虑症状与焦虑障碍。有时（虽然并非总是） ，焦虑还会伴随着抑郁出现（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焦虑与抑郁） ，但在某些情况下，焦虑要比晚年抑郁症出现得早。根据艾尔斯（Ayers）等人的研究，约有10%的社区老年人患有可诊断的焦虑障碍（diagnosable anxiety disorders） ，如果算上那些有焦虑症状但并没有进行明确诊断的焦虑障碍患者，这一比例可能会高达20%。在患有身体疾病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可能还会上升。焦虑不仅会对个体的总体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日常生活的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如导致产生冠心病） 。此外，患有焦虑症的人还经常过度使用医疗服务。

不幸的是，仅通过药物来治疗焦虑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这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对认知功能和生理功能的负面影响，比如导致人们跌倒。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是否有证据表明心理治疗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并且没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同时教会老年人掌握那些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技能。虽然在已发表的研究中，对老年焦虑的研究要少于对老年抑郁的研究，但艾尔斯等人还是找到了17项关于几种类型的心理治疗对老年人焦虑的有效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放松训练与认知行为疗法对焦虑症的治疗特别有帮助。

显然，在对老年人进行治疗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和能力。例如，对于那些处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的老年人，个体咨询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焦虑、抑郁和悲伤。团体治疗也可能是有益的——在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家的指导下，老年人可以在讨论中分享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各自付出的努力。然而，就阿尔茨海默病而言，如果老年人的症状已经过了早期阶段，那就可能无法从那些需要进行大量认知处理的治疗方式（比如认知行为疗法）中获益。此时，行为疗法可能会比较适用，也更加有效。行为疗法是指通过控制环境中的线索，在个体表现出某些他们被希望掌握的行为（如吃饭、上厕所）后，对其进行积极的强化，从而使他们慢慢学会这些行为。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治疗是对资源的一种明智利用。治疗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在不承受药物副作用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有额外的好处——当老年人的情况得到改善时，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社交网络中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也能够得到改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