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资本主义的引擎
规划谬误只是普遍存在的乐观偏差的表现之一。大多数人眼中的世界比真实世界更美好，我们觉得自己的性情比实际情况更讨人喜欢，追求的目标也更容易实现。我们还易于夸大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导致我们过于乐观，过度自信。就其对决策的影响而言，乐观偏差很可能是最严重的认知偏差。乐观偏差祸福相依，你如果天性乐观，应该为之感到欣慰，但同时也需要保持警惕。
乐 观 主 义 者
Miriam A.Mosing et al.,“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Optim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n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A Study of Aging Twins,”Behavior Genetics 39 (2009): 597-604.David Snowdon, Aging with Grace: What the Nun Study Teaches Us About Leading Longer, Healthier, and More Meaningful Liv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1). Elaine Fox, Anna Ridgewell, and Chris Ashwin,“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Biased Attention and the Human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76 (2009): 1747-51. Manju Puri and David T.Robinson,“Optimism and Economic Choi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6 (2007): 71-99.乐观主义是正常现象，但有些幸运儿比常人更乐观。如果你天性乐观，无须别人提醒，你就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在获得幸福感的性情中，乐观占有一席之地。乐观让人更容易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如果你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许个愿，那最好是祝他（她）乐观。乐观主义者通常喜气洋洋，因此颇受欢迎。他们能快速从失败和磨难中恢复，患临床抑郁症的概率较低，免疫系统更强大，能更好地呵护自己的健康，感觉比其他人更健康，也确实更可能长寿。有些人认为自己的预期寿命高于统计预测，针对这类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对未来收入更乐观，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更大（典型的“希望战胜经验”），更倾向于投资个股。当然，只有那些略带偏差、在“强调积极因素”的同时不忽视现实的人才能享受到乐观主义的好处。
乐观者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他们的决策会带来改变。这些乐观者是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而不是普通人。他们寻求挑战、敢于冒险，最终实现了目标。他们既有天赋又很幸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幸运。他们的乐观可能是天生的，一项针对小企业创始人的调查得出结论，企业家的人生态度比中层管理者更乐观。他们的成功经历证实，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掌控事件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们的自信心因他人的钦佩而增强。这一推理引出一个假设：对他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可能处事乐观、过度自信，承担的风险超出自己能意识到的程度。
证据表明，当个人或机构自愿承担重大风险时，乐观偏差就在发挥作用，有时甚至发挥的是主导作用。在多数情况下，风险承担者低估了自己面对的不利条件，投入大量精力确定胜算的大小。乐观的企业家往往会因误判风险，而以为自己是谨慎的，即使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坚信自己会成功，这有助于他们从别人那里获取资源，鼓舞员工的士气，提升获胜的希望。需要采取行动时，乐观主义，哪怕有轻微的妄想成分在，也可能是有益的。
企 业 家 的 妄 想
Arnold C.Cooper, Carolyn Y.Woo, and William C.Dunkelberg,“Entrepreneurs Perceived Chances for Succes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 (1988): 97-108.美国小企业的5年生存率约为35%，但个体创业者并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适用于自己。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企业家容易相信自己的生意前途光明：他们对同行成功率的平均估计是60%，几乎是实际情况的两倍。在评估自己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时，这种偏差更加明显。81%的企业家认为自己的成功率为70%，甚至更高。33%的企业家表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这种偏差的方向性不足为怪。如果你采访一家开业不久的意大利餐厅老板，你不会期待她低估自己的成功前景，或者低估自己作为餐馆老板的能力。但你一定想知道：如果她费点儿心思了解成功概率，或者，如果她知道成功概率（60%的新餐厅在开业3年后倒闭），并且重视这些数据，她还会投入金钱和时间吗？她可能不会想到要借助外部视角。
性情乐观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但坚持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托马斯·阿斯特布罗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揭示了乐观主义者收到坏消息时的情况。“发明家援助计划”是加拿大的一家机构，它收取较低的费用，为发明家创新项目的商业前景提供客观评估。托马斯从那里获得了数据。该机构的评估方式是，在37个标准上对每项发明进行细致的评级，包括产品需求、生产成本和需求趋势预估等。分析师用字母来确定等级，D和E表示预测结果为失败——他们评估的70%以上的发明都属于这类。失败预测非常精确：在411个评级最低的项目中，只有5个实现了商业化，其中没有一个获得成功。
在获得明确的失败预测结果后，大约一半的发明家知难而退。但即使得知自己的项目毫无希望，仍有47%的人选择继续开发。这些坚持不懈（或一意孤行）的人在最终放弃时，平均损失是最初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乐观人格测量中得分较高的发明家（发明家的乐观得分通常高于普通人），听到劝阻建议后通常选择继续坚持。总体而言，个人发明的回报率很低，“低于私募基金和高风险证券的投资回报率”。更普遍地说，个体经营者的经济收益一般：在同等资格条件下，靠技能为雇主工作获得的平均回报高于自主创业回报。证据表明，乐观主义很普遍，不易改变且代价高昂。
心理学家已确定，大多数人确信自己的优良特质千里挑一——他们愿意在实验室里为这些信念押上一笔小钱。当然，坚定的优越感在市场上会产生重大影响。大企业的领导者有时会在高昂的并购中下大赌注，误以为自己会比当前所有者更好地管理那家公司的资产。股市通常导致收购的公司贬值，因为经验表明，兼并大公司的结局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被误导的收购可以用“傲慢假说”来解释：收购公司的高管们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称职。
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和杰弗里·塔特通过公司股份持有量来识别乐观的首席执行官。他们观察到，过于乐观的领导者承担了过高的风险。乐观的首席执行官会承担债务而不是发行股票，而且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高价收购目标公司，进行有损价值的并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首席执行官的评估过于乐观，并购公司的股票在并购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股市显然能够帮我们识别出过度自信的首席执行官。这一观察结果为他们免除了一项指控，同时也提起了另一项指控：企业领导者并非因为用别人的钱下注才做出不合理的决定。相反，他们在自己面临危机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当商业媒体将过度自信的首席执行官捧为名人时，他们造成的危害会更严重。有证据表明，有声望的新闻机构授予首席执行官奖项，会给股东带来高昂的代价。马尔门迪尔和塔特写道：“我们发现，首席执行官获奖后，公司在股票和经营业绩方面均表现不佳。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报酬增加，会将更多时间耗费在公司外的活动上，比如写书和担任其他公司董事会成员，也更有可能参与收益管理。”
多年前，我和妻子去温哥华岛度假，途中寻找入住的旅店。在森林中央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我们找到了一家门可罗雀的精致汽车旅馆。店主是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坦率地聊起自己创业的故事。他们曾在艾伯塔省教书，后来决定换一种活法，用毕生积蓄买下了这家12年前建造的汽车旅馆。他们告诉我们，之所以能以低价买下它，是“因为前面的六七任业主都没能把它经营好”。他们的讲述不带嘲讽意味，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还说，想贷款在旅馆旁建一家餐厅来提升人气。他们期望在六七任业主失败的项目上获得成功，却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其中的原因。从汽车旅馆老板到超级明星首席执行官，这些生意人的共性是大胆且乐观。
企业家的乐观冒险肯定有助于激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即使大多数冒险者都以失望告终。然而，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尔塔·科埃略指出，当小企业创始人要求政府支持其失败概率极大的决定时，会导致棘手的政策问题。对未来几年内可能破产的企业家，政府是否应该提供贷款？相比靠自己储蓄，“自由家长主义”有助于人们提高储蓄率，这得到了很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认可。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小企业，以及如何支持小企业，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竞 争 忽 视
用“一厢情愿的想法”解释企业家的乐观主义很有诱惑性，但情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认知偏差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系统1的“所见即一切”。
· 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计划为出发点，忽视相关的基础比率，让自己陷入规划谬误。
· 我们关注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忽视他人的计划和技能。
· 在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时，我们都关注技能的因果作用，忽视运气的影响，因而，容易产生控制错觉。
· 我们专注于已知，忽视未知，这让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过度自信。
Paul D.Windschitl, Jason P.Rose, Michael T.Stalkfleet, and Andrew R.Smith,“Are People Excessive or Judicious in Their Egocentrism? A Modeling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Bias and Accuracy in Peoples Optimism,”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2008): 252-73.“90%的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这是公认的心理学发现，已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常被作为更普遍的“高于平均水平效应”的例子。然而，近年来对这一发现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人们以前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膨胀，如今则将其解释为认知偏差。请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你是一名好司机吗？
作为一名司机，你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吗？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答案张口即来：大多数司机都回答“是”。第二个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大多数受访者几乎不可能给出严谨且正确的回答，因为这需要评估司机的平均水平。此时，人们用较简单的问题来替代较难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在未考虑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将自己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对“高于平均水平效应”的认知解释有一个证据，即当被问及在困难任务中的表现时（比如“与陌生人搭讪时，你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吗？”），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低于平均水平。结果是，对自己稍微擅长的事情，人们往往给出过于乐观的评估。
我曾多次向新成立的创新型企业的创始人及其合伙人提出一个问题：你的努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公司所做的事情？这显然是一个简单问题，答案来得很快。在我抽取的小样本中，答案从未低于80%。即使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成功，这些有胆量的人也认为自己的命运几乎尽在掌握。他们当然判断错了：初创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竞争对手的成就和市场变化，也取决于自身努力。然而，“所见即一切”发挥了作用，企业家自然会关注自己最了解的事情——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以及迫在眉睫的风险和机会，比如，可周转资金。他们对竞争对手知之甚少，因此在其想象出的未来中只有很少的竞争对手。
科林·凯莫勒和丹·洛瓦洛创造了“竞争忽视”的概念，他们引用了时任迪士尼工作室总裁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概念。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多高成本电影在同一天（如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独立日）上映，他回答道：
因为傲慢。是的，傲慢。如果只考虑自己的生意，你会想：“我有优秀的编辑部，有优秀的推广部，我们一定可以做好这些电影。”你不会想到，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在一年中的某个周末，有5部电影上映，但观众肯定没有那么多。
在易贝卖家选择结束拍卖的时间点上，我们也观察到一种形式的竞争忽视。简单的问题是：哪个时间点投标人的人数最多？答案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00左右。卖家应该回答的问题更难：考虑到在高峰时段结束拍卖的卖家人数，看我拍卖的投标人在什么时候最多？答案是：中午时分，此时投标人的数量相对于卖家的数量来说很大。那些心中想着竞争并避开黄金时间的卖家会得到更高的价格。Uri Simonsohn,“eBays Crowded Evenings:Competition Neglect in Market Entry Decisions,”Management Science 56 (2010): 1060-73.坦率的回答直指傲慢，但回答本身并没有表现出傲慢，也没有表现出对竞争对手的优越感。竞争没有成为决策的考虑因素，难题再次被更简单的问题所取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将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考虑进来，我们的电影还会有多少观众？制片公司高管们考虑的问题较简单，仅仅思考他们最容易了解的情况：我们是否有卖座的电影和优秀的推广部？“所见即一切”和“替代”是系统1熟悉的过程，它导致了竞争忽视和“高于平均水平效应”。竞争忽视的后果是超额进入，即进入市场的竞争者超出了市场盈利能力，因此其平均结果是亏损。对市场上的典型进入者来说，超额进入的结果令人失望，但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是积极的。有些创业公司虽然失败了，但向能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发出了新市场的信号，乔瓦尼·多西和丹·洛瓦洛将它们称为“乐观的殉道者”——对经济有利，但对投资者有害。
杜克大学的教授们耗费数年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请大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估计下一年标准普尔指数的回报率。他们收集了11600份预测，检验了这些预测的准确性。结论很简单：调查对象对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向一无所知，其估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关系数略小于0！他们预测市场会下跌时，上涨的可能性略大。这些发现不足为奇。真正的坏消息是，首席财务官似乎并不知道其预测毫无价值。
除了预测标准普尔指数的回报率，参与者还提供了另外两个估值：一个是他们有90%的把握确信会过高的值，另一个是他们有90%的把握确信会过低的值。这两个值之间的范围被称为“80%的置信区间”，超出该区间的结果被称为“意外”。多次设置置信区间的人预计约20%的结果是意外。正如在此类预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意外发生的比例要大得多，发生率为67%，是预期3倍多。这表明首席财务官对自己预测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过度自信是“所见即一切”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在估计某个量时，依赖的是想到的信息，然后构建出一个估测合理、逻辑自洽的故事。人们不可能考虑到那些没有出现在脑海里的信息——原因或许是对其一无所知。
作者计算了将意外的发生率降到20%的置信区间，结果出乎意料。为了让意外的发生率保持在期望水平，首席财务官每年都应重复同样的话：“明年标准普尔指数的回报率有80%的可能性在-10%和+30%之间。”正确反映首席财务官知识（更准确地说，是无知）的置信区间比他们所说的宽4倍以上。
坦率的首席财务官所能提供的答案显然是荒谬的，因而，社会心理学在此派上了用场。如果首席财务官告诉同事，“标准普尔回报率很有可能介于-10%和+30%之间”，他可能会受到嘲讽。宽泛的置信区间意味着承认无知，对靠金融知识为生的人来说，这种预测是不被社会认可的。即使高管们知道自己知之甚少，也会因为承认无知而受到惩罚。杜鲁门总统曾要求经济学家立场明确，他厌倦了经济学家不停地说：“另一方面……”
组织如果相信过度自信的专家，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针对首席财务官的研究表明，预测标准普尔指数时表现最自信、最乐观的人，也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其公司前景，这将导致公司比其他公司承担更多的风险。正如纳西姆·塔勒布所说，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必然导致经济主体承担本该规避的风险。然而，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市场上，乐观主义都备受推崇。相比说出真相的人，那些提供危险的误导性信息的人获得了更多奖励。造成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在某些时期，专家之间和组织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导致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集体忽视。
Eta S.Berner and Mark L.Graber,“Overconfidence as a Cause of Diagnostic Errorin Medicine,”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1 (2008): S2-S23. Pat Croskerry and Geoff Norman, “Overconfidence in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1 (2008): S24-S29.偏袒过度自信的专家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金融预测领域。其他专业人士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被期望表现出高度的自信。菲利普·泰特洛克观察到，过度自信的专家最有可能受邀在新闻节目中卖弄学识。过度自信在医学领域似乎也很普遍。一项针对死于重症监护室患者的研究，将尸检结果与医生在死者生前的诊断结果进行了比较。医生也表现出自信。结果是：“对临终诊断‘有十足把握’的临床医生，有40%的诊断是错的。”专家的过度自信受到了患者的影响：“通常而言，临床医生如果表现出不确定，患者就会认为那是懦弱无能。人们更看重信心，而非不确定性有多大，向患者透露不确定性会招致大多数人的谴责。”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专家可能会被更自信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后者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客观理解不确定性是理性的基础，但这不是人们和机构想要的。在危险的情况下，极端的不确定性会让人失去行动能力。风险很高时，承认自己只是猜测尤其不为人所接受。不懂装懂，并据此采取行动往往是首选的解决方案。
支持过度乐观的情感、认知和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酿成令人陶醉的美酒，有时会导致人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了解概率，人们本可以避免这些风险。没有证据表明，经济领域的风险承担者偏好高风险的赌博，他们只是比胆小者更缺乏风险意识。我和丹·洛瓦洛创造了“大胆预测，谨慎决定”的短语来描述风险承担的背景。
过于乐观对决策的影响最多是好坏参半，但乐观肯定有利于执行。乐观主义的主要优势是面对挫折时的复原力。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乐观的解释风格”通过捍卫自我形象来增强复原力。从本质上讲，乐观是指将成功归于自己，但很少为失败承担责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乐观是可以教授的，塞利格曼已证明乐观训练对多种职业的影响，这些职业的特点是失败率很高，比如保险业的电话推销（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常见做法）。当推销员吃了愤怒主妇的闭门羹，在内心告诉自己“她是个粗鲁的女人”显然比“我是个无能的销售员”要好。我一直认为，乐观主义对科研领域的成功同样至关重要：我还没有遇到哪位成功的科学家，在夸大自己研究的重要性方面缺乏能力。我相信，一个人不断经历小挫败，成功的机会却寥寥无几，倘若内心没有虚幻的意义感，最终将会一蹶不振，而这正是大多数研究人员的命运。
事 前 分 析 ： 部 分 补 救 措 施
J.Edward Russo and Paul J.H.Schoemaker,“Managing Overconfidence,”Sloan Management Review 33 (1992): 7-17.训练能克服过度自信吗？对此我并不乐观。为克服这一倾向，很多训练采取的方式是，让人们说出反映其不精确判断的置信区间，但成功率很低。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地质学家在接受培训后，了解了一些已知结果的案例，对可能的钻井点的评估就变得不那么自负了。在其他情况下，当鼓励判断者考虑相互对立的假设时，自负就会减弱（但并没有消除）。然而，过度自信是系统1特征的直接结果，可以驯服，却无法征服。其主要障碍是，主观信心是由人们所构建故事的连贯性决定的，而不是由支持其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的。
组织可能比个人更容易驯服乐观主义，也更容易纠正个人的乐观倾向。最绝妙的方法是由我的“对抗性合作者”加里·克莱因提出的，他为直觉性决策辩护，反对偏差的说法，对算法持敌对态度。他将自己的提议称为“事前分析”。流程很简单：在组织即将做出某个重要决定，但还未正式敲定时，克莱因建议召集了解该决定的人开个小会。会议的开场白是：“想象一下，我们穿越到一年后，实施了目前的计划，结果一败涂地。请用5～10分钟的时间写下那场灾难的简史。”
加里·克莱因的“事前分析”通常会快速激发大家的热情。在某次达沃斯会议上，我随意描述了该措施，身后有人喃喃自语道：“就凭这个好点子，来达沃斯开会值了！”（后来我发现，说这话的是一家跨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事前分析”有两个优点：其一，它克服了集体思维，一旦做出决定，集体思维会对很多团队产生影响；其二，它可以将有识之士的想象力引入关键方向。
当团队就某个决定达成共识，尤其是领导表明立场后，对计划行为是否明智的公开质疑会被逐渐压制，最终被视为对团队及其领导不够忠诚的证据。在一个只有决策支持者有发言权的群体中，压制质疑会导致过度自信。“事前分析”的最大优点是使质疑合法化。此外，它还鼓励决策的支持者寻找之前没考虑到的潜在威胁。“事前分析”并非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也不能彻底防范负面意外，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所见即一切”偏差和不加批判的乐观主义造成的计划危害。
谈 谈 乐 观
“他们产生了控制错觉，严重低估了障碍。”
“他们似乎遭受了‘竞争对手忽视’。”
“这是过度自信的例子。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的要多。”
“我们应该召开一次‘事前分析’会议。或许有人会指出被我们忽视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