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逆转
你接到一项任务，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确定赔偿金。你接手的是一名男子因枪伤丧失右臂功能的案子。他所在社区的一家便利店遭到抢劫，他进店时遭受了枪击。
Dale T.Miller and Cathy McFarland,“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Victim Compensation: A Test of Norm Theor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2 (1986): 513-19.受害者家附近有两家便利店，其中一家他经常光顾。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
（1）抢劫发生在他经常光顾的店。
（2）他常去的店因葬礼关闭，他去了另一家，在那家店遭受了枪击。该男子在哪家店遭受枪击是否应该影响他的赔偿裁定额？
你在联合评估中做出了判断。在联合评估中，两种场景是一起考虑并进行比较的。你可以运用一条规则：如果你认为第二种情况应该得到较高的赔偿金，就应分配给它更高的金钱价值。
人们的答案几乎一致：在这两种情况下，赔偿金应该相同。赔偿是针对致残损伤的，与事发地没有任何关系。与受害者补偿相关的因素是什么？对两种情况的联合评估让你有机会审视自己在该问题上的道德准则。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点不是考量因素。与其他需要明确比较的情况一样，此时的思考是涉及系统2的慢思考。
心理学家戴尔·米勒和凯西·麦克法兰是这两个场景的原创设计者，他们将其呈现给不同的人进行单独评估。在被试间实验中，所有受试者只看到一个场景，并为其分配金钱价值。他们发现（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如果受害者在很少光顾的店遭到枪击，他获得的赔偿金远多于因在经常光顾的店遭到枪击而获得的赔偿。辛酸（类似于后悔）是一种反事实的感觉，之所以会引起这种感觉，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到“如果他去的是经常光顾的店就好了……”。熟悉的系统1的替代和强度匹配机制将人们对故事的情感反应强度转化为金钱等级，造成赔偿裁定额的巨大差异。
两个实验的比较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时看到两种场景的受试者（被试内实验）几乎都认同一个原则，即辛酸并非合理的考量因素。遗憾的是，只有当两种场景放在一起时，该原则才有意义，而生活通常不是这样运转的。我们通常是在“被试间模式”中体验生活，那些有可能改变想法的对比场景是不存在的——“所见即一切”似乎理所当然。因此，在反思道德问题时，你认同的信念不一定能支配你的情绪反应。在不同情况下，你产生的道德直觉不具有内部一致性。
对这一理解最早的贡献来自Max H.Bazerman, George F.Loewenstein, and Sally B.White,“Reversals of Preference in Allocation Decisions: Judging Alternatives Versus Judging Among Alternativ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992）:220-40。奚恺元引入了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的术语，提出了重要的可评估性假设，该假设提出一个观点来解释逆转，即某些属性只有在联合评估中才具有可评估性。“Attribute Evaluability: Its Implications for Joint-Separate Evaluation Reversals and Beyond,”in Kahneman and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对抢劫的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之间的差异属于“判断和选择逆转”。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又译作“喜好逆转”）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发现的，多年来，研究者报告了许多其他类型的逆转。
向 经 济 学 发 起 挑 战
Sarah Lichtenstein and Paul Slovic,“Reversals of Preference Between Bids and Choices in Gambling Decis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9 (1971): 46-55.林德曼也曾独立得出过相似的结果，见Harold R.Lindman, “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Among Gambl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9 (1971): 390-97。在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对话史上，偏好逆转占据着重要地位。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报告的逆转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两位心理学家是阿莫斯在密歇根大学读研时的同届校友。他们对两个赌局的偏好进行了实验，以下是实验的简化版。
你可以在两个赌局之间做选择，它们是有36个区的轮盘赌。
赌局A：11/36的概率赢得160美元，25/36的概率输掉15美元。
赌局B：35/36的概率赢得40美元，1/36的概率输掉10美元。
你要在安全赌局和风险较大的赌局之间做选择：一个赌局几乎确定能赢得不多的奖金，另一个赌局有小概率会赢大奖，大概率会输钱。安全至上，B显然是更受欢迎的选择。
现在分别考虑这两个赌局：如果你拥有它，你的最低售价是多少？记住，你不是在和任何人讨价还价——你的任务是确定你真正愿意放弃赌局的最低价。试着给出答案。你可能会发现，在这项任务中，可赢得的奖金最重要，你是基于其价值来评估赌局价值的。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一猜测，赌局A的售价高于赌局B。这就是偏好逆转：人们选择B而不是A，但如果想象只拥有其中一个，人们给A设定的价值却比B高。在抢劫的场景中，偏好逆转的发生是因为联合评估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的某个方面（赌局A远不如赌局B安全），而这个事实在单独评估中不那么明显。对选项进行联合评估时，导致单独评估中选项判断差异的特征（受害者进错店的惨痛结局，或锚定在奖金上）被抑制了，或被认为是无关的。系统1的情绪反应更有可能影响单独评估。在联合评估中进行比较，总是需要更慎重、更费力的评估，必须调动我们的系统2。
关于这次著名访谈的文本记录，见Sarah Lichtenstein an Paul Slovic, eds.,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偏好逆转可以在被试内实验中得到证实。实验中，许多选项被分为两组，受试者对两组中的项目分别定价，并在二者之间做选择。受试者没有意识到不一致性。面对不一致性时，他们的反应很有趣。1968年，萨拉·利希滕斯坦采访了该实验的一名受试者，那次采访已成为心理学领域永恒的经典。研究人员与困惑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谈，这位受试者选择了赌局A而不是赌局B，但随后又愿意花钱将刚选择的A换成刚拒绝的B，这种偏好逆转反复循环。
理性的经济人绝不会受偏好逆转的影响，因此这一现象是对理性主体模型的挑战，也是对建立在该模型之上的经济理论的挑战。挑战本可以被忽视，但事实上并没有。在偏好逆转发表几年后，两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戴维·格雷瑟和查尔斯·普洛特在享有盛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他们对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所描述现象的研究。这可能是引起经济学家关注的首个实验心理学家的发现。就学术论文而言，他们的前言语惊四座，而且意图明确：“在心理学领域，大量数据不断积累，诸多理论蓬勃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对此感兴趣。从表面上看，这些数据与偏好理论不一致，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报告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这些实验旨在证明，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不适用于经济学。”
格雷瑟和普洛特列出了13个可以解释其原始发现的理论，并报告了精心设计的用来检验这些理论的实验。其中一个假设是，之所以产生这些结果，是因为研究人员是心理学家！（不用说，心理学家觉得屈尊了。）最终，只有一个假设成立：心理学家是对的。格雷瑟和普洛特承认，这个假设最不符合标准的偏好理论，因为“它允许个人的选择依赖于做选择时的环境”——这显然违反了连贯性原则。
你可能以为，出乎意料的结果会引起经济学家痛苦的反思，因为它成功地挑战了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但这不是包括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运作方式。理论信念坚不可摧，要对既定理论提出重大质疑，一个令人尴尬的发现是远远不够的。格雷瑟和普洛特的报告一针见血，令人钦佩，但它对经济学家（可能包括他们自己）的信念几乎没产生直接影响。然而，论文促使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心理学研究，从而极大推动了跨学科的交流。
类 别
“约翰的身高如何？”如果约翰身高5英尺，那么你的答案将取决于他的年龄。如果他6岁，那就很高；如果他16岁，那就很矮。你的系统1会自动提取相关常态，自动调整身高等级的含义。你还可以匹配不同类别的强度。请回答这个问题：“在餐厅吃一顿饭花多少钱，算是与约翰的身高匹配？”你的答案取决于约翰的年龄：同样的价格，对16岁的约翰来说肯定比对6岁的约翰来说划算得多。
现在请看以下描述：
约翰6岁，身高5英尺。
吉姆16岁，身高5英尺1英寸。
单独评估时，人们一致认为约翰很高，吉姆不高，因为他们是与不同的常态做比较的。如果有人问你一个直接比较的问题：“约翰和吉姆一样高吗？”你会给出否定的回答。答案很明确，不会让人惊讶。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事物和事件构建了自己的比较情境，可能导致人们对重要问题做出不连贯的选择。
你不该产生一种印象，觉得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总是不一致的，或者判断是完全混乱的。我们的世界被划分出许多类别，每个类别（比如6岁男孩或桌子）都有常态。判断和偏好在同一类别中是连贯的，但当被评估对象属于不同类别时，可能就不连贯了。请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你更喜欢苹果还是桃子？
你更喜欢牛排还是炖菜？
你更喜欢苹果还是牛排？
前两个问题中的食物属于同一类别，你立马就能判断出自己更喜欢哪个。此外，你会在单独评估中找到同一份排名表（“你有多喜欢苹果？”和“你有多喜欢桃子？”），因为苹果和桃子都让人想到水果。你在同一标准下比较不同的水果，并暗自在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中进行相互比较，因此没发生偏好逆转。与“类别内部”的问题相比，苹果和牛排的比较没有固定答案。与苹果和桃子不同，苹果和牛排不是意料之中的替代品，不能满足同样的需求。你有时想要牛排，有时想要苹果，但你很少说它们可以互相替代。
想象一下，你收到一封募捐倡议电子邮件，来自你比较信任的组织：
许多繁殖地的海豚生存受到污染的威胁，这将导致海豚数量下降。我们设立了一个由私人捐助的专项基金，为海豚提供无污染的繁殖地。
这个问题引发了什么关联？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想法和记忆都会浮现在脑海中，你会特别容易想到保护濒危物种的项目。对“好/坏”的评估是系统1的自动运作，你对海豚在物种中的排名形成了大致的印象。海豚比雪貂、蜗牛或鲤鱼更可爱——在人们下意识进行比较的物种中，海豚受欢迎程度的排名很高。
有证据表明，物种对人们的情感吸引力和人们为保护它们而捐款的意愿有相同的排名。Daniel Kahneman and Ilana Ritov,“Determinants of State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ublic Goods:A Study in the Headline Method,”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9（1994）:5-38.你要回答的问题并非是否更喜欢海豚，而不是鲤鱼，你要做的是确定金钱价值。当然，以往遇到这种征募请求，你从未理会过。但请花几分钟，将自己想象成回应请求的捐款者。
与许多其他难题一样，对金钱价值的评估可以通过替代和强度匹配来解决。金钱的问题很难，但较容易的问题唾手可得。你喜欢海豚，所以可能觉得拯救海豚是善举。下一步也是自动发生的，你将对海豚的喜爱程度转化为捐款等级，从而产生具体的捐款金额。你记得自己以前对环保事业的捐款力度，它可能不同于你对政治或母校足球队的捐款力度。你知道多少钱对你来说是“巨额”捐款，多少钱属于“大额”、“中等额度”和“小额”捐款。你对物种的态度也划分了等级（从“非常喜欢”到“一点儿也不喜欢”）。因此，你能将态度转化为金钱，自动将“非常喜欢”转化为“大额捐款”，从而确定具体金额。
在另一种情况下，你收到了不同的捐款请求：
在烈日下工作数小时的农场工人患皮肤癌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经常体检可以降低风险。我们将创立一个基金，支持受威胁群体的体检。
这是个紧急问题吗？在评估紧急性时，它作为常态让你想到哪个类别？你如果自动将其归为公共健康问题，那么可能会发现农场工人皮肤癌威胁的排名并不高——几乎可以肯定，其排名低于海豚在濒危物种中的排名。你对皮肤癌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形成了一个印象，将这个印象转化为金钱时，你可能会想到一个捐款额，它比保护可爱动物的捐款额要小。在实验中，单独评估时海豚吸引的捐款比农场工人多。
接下来，在联合评估中考虑这两项慈善事业。海豚和农场工人，哪一个应该得到更多的捐款？联合评估强调了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单独评估中不明显，但一旦被关注，它就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农场工人是人，海豚不是人。你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它与你在单独评估中做出的判断无关。“海豚不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出现，因为你记忆中激活的所有相关问题都有这个特征。“农场工人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出现，因为所有的公共健康问题都关系到人。单独评估的窄框架使海豚得到较高的强度分数，通过强度匹配获得很高的捐款率。联合评估改变了问题的表征：只有当二者放在一起时，才凸显了“人与动物”的不同特征。在联合评估中，人们对农场工人的偏好是一致的。相比保护可爱的动物，人们愿意为农场工人的福利捐献更多的钱。与赌局选择和抢劫枪击案一样，人们在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中做出的判断不一致。
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提供了许多偏好逆转的例子，下面的例子是其中之一（见表33-1）。要评估的是二手音乐词典。
表33-1
以单独评估的方式展现时，词典A的价值较高，但在联合评估中，偏好发生了变化。该结果说明了奚恺元的可评估性假设：在单独评估中，词条量没有被赋予权重，因为单独的量是没法“评估”的。相比之下，在联合评估中，词典B的词条量显然更占优势，而且词条量也比封面状况重要得多。
不 公 平 的 逆 转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司法机构在某些领域受到可预测的不连贯性的影响。证据部分来自实验，包括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部分来自对法律、法规和诉讼案的观察结果。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从得克萨斯州陪审团名册中招募到一批模拟陪审员，要求他们评估几起民事诉讼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些案件是成对出现的，每对案件都包括人身伤害索赔和经济损失索赔。研究人员先要求模拟陪审员评估其中一个案件，然后展示与之配对的案件，要求他们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下是一对案件的摘要：
案件1：一个小孩在玩火柴时，睡衣着了火，造成中度烧伤。睡衣生产商没能确保睡衣有足够的防火性。
案件2：某家银行进行了不良交易，导致另一家银行损失1000万美元。
一半受试者先判断案件1（单独评估），然后在联合评估中比较两起案件。另一半受试者的判断顺序正相反。在单独评估中，陪审员判给被骗银行的惩罚性赔偿金比判给烧伤儿童的高，可能是因为惨重的经济损失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锚点。
然而，将两起案件放在一起考虑时，对个体受害者的同情压倒了锚定效应，陪审员提高了给孩子的赔偿金，其金额超过了给银行的赔偿。平均而言，在类似的成对案件中，陪审员进行联合评估时确定的人身伤害赔偿金是单独评估时的两倍多。对儿童烧伤案件进行单独评估时，陪审员给出了与其感情强度相匹配的赔偿金。他们无法预期，与金融机构的大额赔偿金相比，儿童的赔偿金会显得不足。在联合评估中，对银行的惩罚性赔偿仍然被锚定在损失上，但对烧伤儿童的赔偿金增加了，这反映出因疏忽导致儿童受伤所引发的愤怒。
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更宽泛、更全面的框架通常会带来理性，联合评估显然比单独评估更宽泛。当然，当控制你所见事物的人能从你的选择中谋取既得利益时，你应该警惕联合评估。销售人员很快了解到，操纵顾客看到商品的环境会极大地影响其偏好。除了这种蓄意操纵外，有一种假设是，涉及系统2的比较判断比单独评估更稳定，而单独评估往往反映了系统1的情绪反应强度。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机构如果想做出谨慎的判断，会努力为判断者提供评估个案的宽泛背景。我从卡斯·桑斯坦那里得知，陪审员在评估惩罚性赔偿时，被明确禁止考虑其他案件。这让我很惊讶。与心理学常识相反，法律系统倾向于单独评估。
Cass R.Sunstein, Daniel Kahneman, David Schkade, and Ilana Ritov, “Predictably Incoherent Judgments,”Stanford Law Review 54（2002）:1190.在另一项有关法律体系不连贯性的研究中，桑斯坦比较了美国不同的政府机构实施的行政处罚，这些机构包括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他总结说：“在同一类别中，处罚似乎非常明智，至少较严重的伤害会受到较严厉的惩罚。对于违反职业安全和健康规定的行为，处罚最严厉的是重复违规，其次是蓄意和严重的违规，惩罚最轻的是无犯罪记录的初犯。”各机构的处罚力度差异很大，对此你不应感到惊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和历史因素，而没有从全局角度关注公平。“严重违反”工人安全规定的罚款上限为7000美元，而违犯《野鸟保护法案》的罚款最高可达25000美元。相对于机构设定的其他处罚，罚款额度是合理的，但与不同机构的处罚进行比较时，就显得很奇怪。正如本章中的其他例子一样，只有将两起案件放入宽框架中比较时，你才能发现其荒谬之处。行政处罚体系在各机构内部是连贯的，但整体来看却是不连贯的。
谈 谈 逆 转
“在我了解到空调单位的差异有多大之前，英制热量单位（BTU）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联合评估至关重要。”
“你说这是一场出色的演讲，因为你比较的是她的其他演讲。与别人的演讲相比，它仍是逊色的。”
“通常情况下，当你拓宽框架时，你会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当你孤立地看待案例时，你很可能会受到系统1情绪反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