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占领多元思考的创新至高点
那是1982年一个宁静的晚上。高产的发明家、工程师哈肯·朗斯（Hkan Lans）与太太英格（Inga）已经驾着帆船在斯德哥尔摩大小错落的岛屿间穿梭了好几天，在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下悠闲地徜徉。临近黄昏时，朗斯夫妇驶向一座小岛，并决定在岛上安静地散散步。朗斯先生一口气爬到小岛的最高点，然后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直到此次航行前，朗斯都一直记挂着一个复杂的难题。一年多以前，他了解到美军有一种最新的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这是一种由人造卫星组整列组成的系统，可帮助军方进行陆地定位及海洋定位。今天，GPS已广泛运用于商业——从追踪被盗车辆，到定位失踪儿童。但是那时候，GPS对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东西。
GPS当时主要被用作军用，但朗斯已经意识到它可以有其他用处。它可以作为一个更大技术系统的组成部分，增加飞机、轮船行驶的安全性。他设想了一套系统，在这套系统中，每架飞机都能与其他飞机实现协调，而不用依靠价格昂贵又故障频出的雷达站。朗斯设想的这套系统如果能成功运作，不仅能节省数十亿美金，挽救生命，还能给日益拥挤的飞机跑道腾出空间。
朗斯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朗斯需要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物理极限。为了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所有的飞机实际上都必须能在同一时间与附近的飞行物进行无线通信并通报自己所处的位置。今天，有一种叫多址联接方式（TDMA）的技术条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种技术当时还远未成熟。
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一技术的局限性，你可以想象成千上万人齐声呼喊的样子。他们的声音会迅速被淹没。此情此景，就像是动物们清晨在雨林中七嘴八舌地“交谈”。正因为如此，朗斯那套系统变得毫无用处。
坐在岛屿的山顶上，远离计算机和现代技术，有关导航系统中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集中了起来。俯瞰波光粼粼的大海，朗斯突然冒出一个主意：假设一架飞机只有在接近另一架飞机时才会发出信号，报告自己的所在位置，情况又会如何？毕竟，那不正是飞机有可能发生碰撞的时刻吗？难道那时就腾不出一丁点时间，可以让飞机从容不迫地通信？“这也许是有可能的。”他暗自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有可能的……
朗斯告诉我，他当时连呼吸都变慢了，感觉整个世界都停了下来。他激动得发抖，脑中的思维点一个个地扣在了一起，一整幅蓝图在他的眼前缓缓地展开。朗斯起身朝帆船奔去，是时候回去工作了！
第一节 想法的数量与质量成功的发明家身上到底有没有什么共同特点？有没有一种东西能比其他东西更真实地反映出那些具有开创新思维的人的本质？事实上真的有，那就是：最成功的发明家的想法和创意其实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事实上，新想法的数量与质量之间有着最强的相关性。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新产品、新歌、新书、新发布的科学论文、不断涌现的策略和想法的数量，你就能发现，在任何领域，创意的“数量所有权”都不是平均分配的。通常情况下，任何领域当中50%的创造成果都是由10%的创新者得出的。一些有创造力的个人或团队能想出比其他人或团队多出十倍、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创意。不仅如此，那些取得最多创造成果的人同时也是最具创造力的人物。这种现象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毕加索创作了2万件艺术品，爱因斯坦写出了超过240篇论文，巴赫每周都能创造一部声乐曲，爱迪生申请了1 039项专利。今天，除了大量原创作品，歌手王子（Prince）还私藏了1 000首未公开的创作歌曲，创业家理查德·布兰森创办的公司多达250余家。
让我们再看看最有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64年，欧茨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的大约12年间，欧茨一共出版了45部小说、29本故事集、8本诗集、5部剧本、9本散文集和16卷作品选。对欧茨而言，写故事就像写贺卡一样简单。这就是我所说的具有创造力的人。
那么，这些人为何能如此具有创造力？这背后的原因与我们所说的交叉点有没有什么联系？本章就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背后也解释了交叉点为何隐藏着强大的力量。答案就在于：不同领域、文化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必然会产生“独特思想”的组合，而且这种组合的数量十分庞大。因此，在寻找问题的正确答案时，立足于交叉点的人总是能捕捉到更多的想法。
事实上，在探索“交叉点”这个概念期间，我所遇到的每个人和组织都强调，人们必须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这样才能从中获得开创性的点子。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哈肯·朗斯更有说服力。尽管在此之前，你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不会影响他跻身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高产、最成功的创新者之中。
第二节 想法新颖的创新者们哈肯·朗斯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谦卑的品质。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与他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平相差甚远。朗斯居住的房屋挺不错，但绝对算不上奢华气派，他开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朗斯不愿引人注目，可他显然也不是生性害羞的人。一旦他打开话匣子，便可以就任何话题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小时。
第二件让我惊讶的事情是，朗斯与本书里提到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几乎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一座离斯德哥尔摩不远的城市。那么，朗斯是如何打破自己的联想壁垒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尝试不同的学习方式。事实上，他自学了工程技术专业几乎每一个领域。朗斯主动在他学习过的领域中寻找交叉点，并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一点。时至今日，朗斯已成为瑞典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可他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博士学位都没有。他成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他是怎样取得这一切成绩的？
关于朗斯谦卑的品质，我们先按下不表。朗斯的人生经历仿佛是一部侦探小说，包含国际间谍、险象环生的法院审判，专利被窃取等曲折情节。他单枪匹马，向包括日立公司在内的大企业提起版权诉讼，向包括联合国及欧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发起挑战。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十分有想法的人。
朗斯最了不起的创造大概要数时分多址技术（STDMA），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耗费了朗斯许多年的努力，而且是全凭一己之力实现的。这套系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航空及航海导航的标准。然而，这仅仅是朗斯孜孜不倦地寻找交叉点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各种类型的交通工具、计算机和工程技术等。
朗斯作为发明家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这个经历和前文提到的领域也有关系。“那是一个春天，所有的孩子都在组装货车，而且都想要尽可能地完成这项任务。”朗斯回忆道。朗斯从小就特立独行，他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简单地把车组装起来。“我想要把摩托车的引擎装到货车上。但是这很困难，需要花很长时间。别的孩子都已经完成了组装工作，纷纷开始比赛。我却遭到了他们的奚落，因为我一辆车也没组装出来。”
一天早晨，朗斯终于把摩托车的引擎装到了货车上。他发动车辆，并把它开到学校里。他把车停在学校大门口，并让引擎保持发动状态。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目瞪口呆地望着这辆车。“我把发动机熄火，下了车，径直走进教室。这种感觉简直棒极了，那种骄傲帮我建立起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未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发明家。”朗斯如是说。
朗斯年轻时还组装过火箭。火箭成功飞上了天，却爆炸了。他还曾把自家的厨房给炸飞了。17岁的时候，朗斯决定造一艘潜水艇，但他身无分文，所以他想方设法拉来了一批赞助。他从一家公司找来一块钢板，找人帮他把钢板锻造成形，再找到另一批人帮他安装玻璃。这一切都是朗斯精心设计好的。他从医生那里学来了人工呼吸的知识，然后为潜艇设计了一整套救生系统。朗斯把这艘潜艇命名为“黄色潜艇”。黄色潜艇刚完工，朗斯便乘着它完成了一次60分钟的潜航，而且下潜到很深的地方。刚满18岁的时候，朗斯就成功让他那台小小的黄色“自制容器”下潜到330英尺（约100.6米）的水底。而当时整个瑞典海军也只有5艘潜艇。
朗斯时常展现出能把不同领域的不同概念相结合的杰出能力。彩色电视刚刚进入瑞典市场时，朗斯就想到计算机显示器也应当能显示色彩。当然，谁也不知道朗斯在说什么，那时候几乎没人知道“电脑”是何物。这种眼光促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出一种能够在电脑上绘制彩色图形的芯片。这项发明的影响不容小觑。那时候，几乎每一台计算机的彩色显示器里都安装了这种芯片。
同样的例子简直是数不胜数。朗斯利用空闲时间重新设计了飞机的座舱。提到飞行员使用的仪表盘时，他这样说道，“它看上去就像一家钟表店。”这种仪表盘能把飞机的所有基本信息都显示在一块便于观察的屏幕上。在职业生涯早期，朗斯需要一台昂贵的电子绘图板，可是他买不起。与其买一台又大又笨的设备，他还不如自制一支能连接电脑的电子绘图笔。与绘图板相比，绘图笔更加轻巧，也高效得多。这项发明后来演变为世界上第一只能够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制曲线的鼠标。这项发明在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发明的一代鼠标基础上，实现了巨大突破（后者被恩格尔巴特卖给德州仪器公司）。短短数年间，朗斯发展了计算机技术、水下声呐技术、密码调制调解器、脉冲发生器……这个清单似乎可以无尽地延展下去。为了好玩，朗斯还自制了一台飞机，它后来成了检验时分多址技术的测试飞机。
朗斯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我在最基本的科学发现中寻找拼图碎片，再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他说。这些碎片帮助朗斯产生无数想法。他从中挑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想法，然后把它们变成现实。
朗斯有着超越常人的想象力。他成功创造了几项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并成功使它们得以应用。他常常把不同的技术结合起来，产生新的应用，并且对这样的结合抱有极大热情。这些都是朗斯独特的地方。然而，他还有一个品质，是站在思维的交叉点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共同具备的。朗斯脑子里的想法多到让人难以置信，更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萃取其中最优秀的部分。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第三节 成功的创新人士是怎样产生海量想法的——良性循环成功的创新人士是怎样产生海量想法的？常见的答案是，这些人实现了“良性循环”。过去的成功为未来的突破埋下了种子，并带来更多机会。比如，一些企业家在交叉点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投资者们将更有可能为他们的下一次冒险提供资助。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科学家与艺术家。一位写出过优秀博士论文的研究者更有可能进入名声赫赫、师资力量雄厚的机构，收获更强大的人际关系，从而更有机会得到研究资助。所有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巩固“良性循环”，导致优秀的论文与想法越来越多。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对于单向创新来说，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然而对于交叉性创新来说，这种解释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创造的过程是随机的。这种随机性表明，过去的成功未必能带来未来的突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的创造性突破，均依赖于随机因素。
第二个事实是，实现突破性思维创新的人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想法。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所流传下的曲目仅占他们创作的全部作品的35%。我们只看见了毕加索全部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爱因斯坦所著的大部分论文，如今也不再有人引用参考。许多世界知名作家曾写过许多粗劣糟糕的作品；许多才华横溢的导演也执导过毫无创意的烂片；有过卓越成绩的企业巨头也有过失败的投资；站在学科前沿的科学家，也发表过在同行之间无法引起任何波澜的论文。比如，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进化论后，还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泛生说”。按照这种说法，后天获得的机体特征也可以遗传给后代，如发达的肌肉。再看看萨巴尔·巴希亚（Sabeer Bathia）的例子，他创立的Hotmail邮箱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巴希亚在电子邮件服务中加入了具有市场机制的创新点——电子邮件的自动群发功能。巴希亚的下一次冒险是创立在线服务市场——Arzoo。这家公司虽然包含了巴希亚的许多创新思想，最终却走向没落。很显然，一次创新成功并不能确保另一次成功。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成功的思维创新者都是“大规模生产者”？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在其著作《天才的源泉》（Origins of Genius）中解释了产出与成功的关系。西蒙顿表示，思维创新者不是由于获得成功而实现产出，而是因为有产出所以成功。新颖想法数量上的大幅提高，最终必然导致思想质量的提高。
基于创造力的随机属性，这种说法有一定逻辑。既然交叉性思维是不同概念随机结合产生的结果，那也就意味着这种结合越随机，越有可能产生出乎意料的想法。西蒙顿将这套理论拓展到逻辑推理之外的范围。他想证明这套理论在现实情况下是否管用。
西蒙顿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科学家们创意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当一位科学家发表一篇论文，衡量论文质量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有多少科学家援引这篇论文的内容。如果许多科学家引用某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极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领域。绝大多数科学论文很少被引用，但是极少数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论文，被众多科学家反复引用。
西蒙顿证实了数量与质量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位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这位科学家最常被引用的前三部作品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换句话说，要想知道谁写出过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论文，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谁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你可以用100多种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论证，但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只要看一看某位19世纪的科学家论文参考文献的长度，就能猜测这位科学家今天的知名度。要想预测谁更有可能获得殊荣，比如，诺贝尔奖，最好的方法就是数一数此人发表论文的数量。事实上，要想预测一个人是否能提出被世人认可的方案，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提出有价值方案的总数。
西蒙顿接下来做的事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他研究了几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如果“良性循环”理论是成立的，那么当一位科学家发表了一篇优秀的论文后，他接下来的论文将会写得越来越好。但是人们事实上不会这样认为。科学家们写出有突破性意义论文的时间点是随机的。但是当他们发表的论文达到一定数量后，写出优秀论文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科学家们最有可能创造出最好的作品，取得了不起贡献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他们最高产的时刻。碰巧的是，这个时间段也是他们最有可能写出研究生涯中最差论文的时候。考虑到思考创意活动的随机本质，这样的结果倒不会让人意外。
西蒙顿还发现，质量与数量的关系理论同样适用于艺术家。以古典乐作曲家为例，他们往往是在废弃了大量不成功的作品后才创造出最伟大的杰作。一个人曾经产生过一次有创新意义的想法，不代表此人获得另一次创新的机会更大。相反，破除这一限制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地产生新想法，这就是创新认知为何如此多产的原因。
多元化思考点上的爆发
为什么不同学科、不同文化的交叉点对于人类的创造性思考是充满生机的土壤？在前两章中，我们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交叉点增加了想法奏效的概率。这是由于交叉点使得不同领域的不同概念汇集到一起，前文提到的万智牌例子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加有力的原因。当你把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你会让独特概念的组合实现指数级增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大爆发。简而言之，假如多产是实现创新的最佳策略，那么交叉点就是孕育创意的最好温床。接下来的故事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是大名鼎鼎的维珍集团创始人，他是在1971年收获好运的。考虑到布兰森超凡的人格魅力，他或早或迟都能创造出维珍集团这样的企业，只是方法不同而已。然而正如刚才提到的，要想实现突破，人们需要一点运气。而布兰森的运气就是他遇到了腼腆害羞的嬉皮士少年——迈克·欧菲尔德(Mike Oldfield)。事实证明，欧菲尔德有一些关于音乐的新奇古怪的想法，而布兰森想要成立一家创纪录的唱片公司。从他们敲定合作关系的那一刻开始，腼腆的少年就注定要跻身大不列颠最负盛名的音乐家之列。那张让他们两人事业腾飞的专辑叫作《管钟》（Tubular Bells）。
因为布兰森缺少推广经费，这张专辑刚发行之初，销量可谓惨淡。然而仅仅通过口口相传，这张专辑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大约一年后，《管钟》已经攀升到英国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而且在榜首盘踞了长达15个月之久。迄今为止，《管钟》已在全球范围内累积售出了1 600万张，而且每年依然能售出大约10万张。
考虑到《管钟》有别于在它之前的所有音乐专辑，它所取得的成绩似乎更加了不起。这张专辑破天荒地把摇滚乐和古典音乐结合在一起。欧菲尔德把这两种音乐结合得很深，绝非是摇滚乐队演奏古典曲目或交响乐队演奏流行乐那么简单。《管钟》站在了两个领域的交叉点上，把同时出现在这两个领域的多种音乐元素结合了起来。那么话说回来，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假如今年是1973年，也就是欧菲尔德发行《管钟》的年份，而你是一位摇滚乐家，正巧想要尝试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应对挑战的一种方法是将构成一首摇滚乐曲的各种元素进行分解，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其重组。尽管存在着许多变化与概念，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只考虑定义摇滚音乐的三组元素：乐器、音乐结构与发声方法。
乐器：早期的摇滚乐是一种严格按照所使用的乐器进行区分的音乐形式。一支乐队通常包括吉他、鼓和贝斯。其他乐器偶尔也会加入进来，如萨克斯风和钢琴。但经典的乐队通常非常简单。在这里，我们假定一般情况下的摇滚乐作曲家会使用四种乐器组合进行创作。
音乐结构：摇滚乐的音乐结构有着严格的限制。摇滚乐的和弦数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每一首都是由两到三个段落组成，中间夹带副歌。我们假定，共有12种不同的音乐结构供作曲家选择。
发声方法：与上述情形不同，摇滚乐使用各种形式的发声概念。摇滚歌手的嗓音可以嘶哑、尖锐、有力、微弱、柔和、深情等。摇滚歌手们甚至不一定非得知道怎样唱歌。鲍勃·迪伦（Bob Dylan）就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让我们假设摇滚乐手有50种可选择的发声方式。那么根据上文提到的变量，一个摇滚乐作曲家究竟可以创造出多少种组合形式呢？也就是说，如果作曲家可以将不同的乐器、音乐结构与发声方法相结合，总共可以产生多少种组合？只要将几组变量简单相乘，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创作新曲时，一个摇滚乐作曲家可以得到4×12×50，也就是2 400种组合。音乐家们不一定会主动把这些音乐元素相结合，但是这一过程会在音乐家构思新乐曲的过程中发挥潜在的作用。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古典乐作曲家是什么情况。他们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可选择方案。
乐器：古典乐作曲家可选择的乐器五花八门。以交响乐为例，这种音乐形式可使用的乐器包括小提琴、喇叭、长笛、竖琴、铜锣、鼓等。让我们假设古典乐作曲家有30种可选择的乐器。
音乐结构：与摇滚乐作曲家相比，古典乐作曲家在音乐结构方面有着更多的选择余地。古典乐不需要过多重复，因此显得更加流畅。每个小节的长度变化较大，有些小节甚至超过30分钟。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先假定古典乐作曲家可以在40种音乐结构中做出选择。
发声方式：古典乐的发声方式十分有限。严格地说，交响乐是不需要歌唱的。在其他形式的古典乐中，歌唱往往是以合唱形式为主。我们可以假设古典乐有两种可选择的发声方式。
如果按照刚才计算摇滚乐组合方式的方法来算，就不难发现古典乐作曲家在创作新乐曲时，一共有30×40×2，也就是2 400种可选择的方式。实际操作时的选择数量比案例当中给出的多得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例子真实地反映了摇滚音乐与古典音乐在创作元素方面存在着差别。
由此，可以看出这项假设所表达的关键：如果一个人同时掌握摇滚乐与古典乐的知识，但是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领域，那么在寻找新的音乐灵感时，他只能从2 400种组合中做出选择。如果他像欧菲尔德在《管钟》里所做的，打破两个领域间的联想壁垒，情况又会是怎样？由于作曲家可以把不同领域的想法自由地重组，由此能获得的概念组合总数将急剧增加。事实正是如此。实际上，这一数字获得了指数级的增长如图7-1所示。作曲家将会得到2 400×2 400种概念组合的方法，这几乎等于产生了近600万个新想法，准确地说是5 760 000个。
这个数字看起来大得夸张，事实也是如此。打破思维的联想壁垒，踏进不同领域的交叉点，我们可以让有效的思想组合的数量剧增，远超过我们在某个单一领域里能获得的数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元化的团队比单一群体更有创造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多样化的职业经历能极大地增加创造性思维的数量。多领域的交叉点，不仅为大相径庭的想法提供了完美的汇聚场所，同时，还使无数不同的想法汇聚在一起成为可能。
图7-1 概念组合数以几何级数递增
迈克·欧菲尔德那无穷无尽、独一无二、妙趣横生的音乐灵感源泉在于，他一直与交叉点休戚与共。吉他是欧菲尔德最主要的乐器，但他在《管钟》里用到了超过20种乐器。至于歌喉，欧菲尔德在这张专辑中几乎没怎么展示，仅仅在“《皮尔当人》（Piltdown Men）”一曲中小露一手。据说，这首歌是他灌下半瓶威士忌以后录制的。不过在这张唱片之后，声音在唱片专辑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迈克·欧菲尔德的朋友，大卫·贝德福德（David Bedford）后来为他录制了改编成管弦乐形式的《管钟》。这张专辑发行数年后，贝德福德如此评价道：“迈克·欧菲尔德之所以在摇滚圈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只有他的音乐具备合乎逻辑的结构，而且他的音乐能把人们带进古典音乐的意境中。假如他投身于古典乐，他的音乐多半会有摇滚乐的感觉。他的整个音乐背景都是摇滚范儿，这一点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看得出来。”
摇滚乐与古典乐的交叉点（正如后来出现的民谣与电子乐交叉）为迈克·欧菲尔德提供了一生都能受用的素材组合。就像马库斯·萨缪尔逊所创造出的新菜谱有时那么出人意表一样，迈克·欧菲尔德的音乐组合也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比如，《奥玛》（Ommadawn）被公认为欧菲尔德最好的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的一个片段里，他用到了电子布祖基琴、风笛和吉他。在另一个片段中，他把电子吉他的声音叠录了64次，所产生的效果仿佛是64位吉他手一同演奏同一部音乐作品。这一部分的处理方法类似于古典乐作曲家所用的方法。这种组合十分奏效，而且大获成功。
在交叉点上引发的思维爆炸，让创新者们有可能产生出如此多的伟大想法。交叉点为他们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拿迈克·欧菲尔德来说，《管钟》之后，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到千禧年时，他已经发行了25张音乐专辑，而且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有些专辑的销量一败涂地，但还有一些却售出了数百万张。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是思维爆炸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