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今天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有一处历史学家熟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清代档案。其中有一种“上谕档”，是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以备事后随时查考。轮值的军机大臣亦在此上注签其姓，表示负责。但是，有关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于“上谕档”。军机章京将之誊录于另一种军机处档册——其名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想不到——“剿捕档”。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可是，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因此，尽管战争骤然而至，尽管清王朝全无准备，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道光帝交并轮番操之上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清王朝由“剿”而“抚”，后又回到“剿”的套路上去，一波三折，回旋再现。在今人的眼光中，可谓分寸大乱。

决策者自然有权多变，但每一变都会在战场上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从人物的出场来看，上一章的主角是林则徐，这一章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

一　初战

1840年7月5日，还是北京，一切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两样。

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1]

这一天，刚由翰林院散馆后授检讨的曾国藩，因客来访而耽误了读书，影响其学问修行，在日记中剖心切肤地狠狠自责了一通，自励须“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够“文章报国”。[2]

正当道光帝享以清静时，正当后来以武功名扬天下的曾国藩琢磨“文章报国”之道时，远去北京数千里的浙江省定海县（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舰船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

当时在广州出版的中国最早的杂志——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专门在6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舟山的地理位置与航线。尽管伯麦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这位初来乍到，新驶此航线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8天后，英军到达舟山群岛的南端——南韮山岛。

舟山位于杭州湾东南，扼苏、浙、闽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岛礁200余处，本岛是中国第四大岛。有一些背景值得注意：

一、由于清初与台湾郑氏、三藩耿氏作战需要，康熙帝对此地作出军政两项决策。就军事而言，设立定海镇，辖镇标水师三营，共计兵弁2600余人；就政治而言，设立定海县，县城在本岛的南端。[3]

二、也与康熙帝有关，1684年，康熙帝批准开放海禁，宁波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1698年，宁波海关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设“红毛馆”，以接待英国商船。1757年，乾隆帝禁英船入宁波，定海的对外开放也随之中止，但英人对此毫不陌生，颇具觊觎之心。[4]

1840年6月30日，正在巡逻的定海水师兵弁瞭见南韮山岛一带的英军舰队，立即回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得讯下令各营师船、兵弁、炮械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一带集结，命将统辖；自率船队出洋。7月1日，他见英军大队乘风而行，自忖不敌，便折帆返回，并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人报告。[5]

英军占领舟山的目的，是为其远途作战的部队建立起一前进基地，休整补给，据此展开其北上、南下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此外，英国政府也有意割占此岛，以便在比邻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一方站稳脚跟，将触角伸入华东，并由长江进入内地，尽管这一点后来没有成为事实。[6]

1840年7月2日，英军舰船缓慢地驶入定海道头港。当地军民似乎还记得昔日作为通商口岸的情形，并据鸦片飞剪船的活动，佥谓“夷船来售货物”。曾在台湾立有军功的总兵张朝发，却称其为风吹迷航误至。只有新任未久，正在主持生童观风试的知县姚怀祥有些着急。[7]7月4日下午，伯麦派人送来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并声称只等候“半个时辰”。[8]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此次伯麦的文件也不例外，不仅文句不美，而且还有错误。“半个时辰”在中文中应指1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参照英方文献，本意是指6小时。[9]

定海知县姚怀祥看到此文，显然比谁都着急。他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见到了伯麦。英方军事秘书吉瑟林（Jocelyn）记下了姚氏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这番话当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伯麦把进攻的时间推迟至7月5日。还须说一句，姚氏这些与“天朝”威仪不符的言行，不见于清方奏折。

尽管战后得知败讯的道光帝和林则徐，对定海清军的守备提出了严厉批评，[11]但据后来伊里布的调查，总兵张朝发在战前几天内，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备战。然而，相对于来犯的英军，定海清军实属寡不敌众。[12]据英方的记载，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的战斗，英军舰炮仅用了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其陆军在舰炮的掩护下，乘小舟在道头登陆，抢占道头东侧的东岳山，设置瞄准县城的临时炮兵阵地，并向县城攻击前进。但天色已晚，便停止进攻。次日清晨，英军再次攻击，至城门时，发现守军已在夜间溃逃。清方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明确承认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波火炮射击时，便中弹落水，后内渡镇海而不治。知县姚怀祥见军事不利，投水自尽，表现出儒吏在“蛮夷”面前应有的气节。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据裕谦战后调查，参战的1540名士兵中，战死仅13人，受伤13人，战死的人数比击毁的战船还要少。而英方宣称其在战斗中毫无伤亡。[13]

此后，英军又据其作战计划，对中国沿海的厦门、宁波、长江口等重要出海口，都实行了封锁。[14]

按照英军的计划，定海应是其侵华战争的首战。可在定海开战前，7月2日，炮声却首先在福建厦门响起。

1840年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率后续到达的英军北上舟山，准备与伯麦会合。7月2日，途经厦门时，派战舰布朗底号向当地官员送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该舰于当日中午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厦门岛一海里处下锚。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询问来意，英方递交了一封信，称欲明日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英军此信后被清军退回。

第二天，7月3日，布朗底号起锚逼近厦门岛，派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驾小艇登岸，清军以武力阻止。布朗底号遂向岸上清军开炮，引起双方一场炮战。罗伯聃的报告称，英军狠狠地教训了清军。而事后赶往厦门的邓廷桢奏称，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如同鸦片战争中所有的战斗一样，双方的战报永远不会吻合。但检视交战结果，又似可看出双方态势的优劣。清方称战死9人，受伤16人，炮台兵房被击破多处，民房又有震损，而英方宣称毫无伤亡。[15]

不管此战的具体情节如何，英方送信任务没有完成。根据巴麦尊的训令，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递地点应是：1．广州；2.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3．天津。[16]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以免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17]遂改为厦门。布朗底号投书失败后，于7月3日离开厦门，7月7日到达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义律再派一舰前往镇海，投递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据英方的记录，英军军官搭乘小船靠岸，获准登陆，也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该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此件上呈。英方估计，该文件已被抄录并上报朝廷。他们还注意到，镇海的“满大人们”（mandarins）没有称他们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贵国”（honourable nation）。[1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此事说法不尽相同，谓英军在海上扣住鄞县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递“其国伪相书”，要求转达廷臣。乌氏认为，英国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19]且不论此事的经过何说为真，就巴麦尊文书尚未到达清廷的结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达到目的。

此后，江苏官员又奏称，9月9日，英军在长江口截住一艘从广东开来的商船，逼迫船主转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给江南提督陈化成。[20]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但此事至此已无关紧要，巴麦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进呈中枢了。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带来了什么困难。

有论者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称英军大举北犯时，曾派舰5艘往攻厦门，因邓廷桢事先有备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说法并不真实。前面已经提到，英方派往厦门的英舰，属第二批北上的部队，与进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队无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舰队，只有军舰3艘（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不可能抽出军舰5艘攻厦门。[21]《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的作者们，很可能从7月2日厦门之战、7月5日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推绎出这种结论。

至于谓邓廷桢事先有备，因牵涉到我在第二章提到的清政府敌情判断的论点，须作一些说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道光帝以邓廷桢督闽，是害怕林则徐在广东的有力措施会使鸦片贩子北上，变福建为鸦片集散地；是看重邓查禁鸦片的经验，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现如同其广东任职的后期一样好。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职后，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命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22]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23]

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时，正值该地水师主力被邓廷桢抽调前往泉州一带巡逻。[24]据英方报告，厦门炮台仅有炮5门，岸上亦仅有二三百名士兵。[25]当天晚上，邻近的同安营参将胡廷寅得讯，率兵200名增援。[26]第二天，清军又架起了设炮3门的临时炮兵阵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数量，低于我在第一章中所述厦门平时设防；而种种临时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么能得出邓廷桢事先有备的结论呢？

实际上，邓廷桢自己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据邓廷桢奏折，1840年7月7日，即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得到报告即赴泉州。他此时不知道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认为厦门之战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射”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窜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27]7月13日，他收到诏安营游击的报告，得知澳门葡萄牙翻译透露，英国将派舰船40艘来华，方知窜犯厦门者非为“卖烟夷船”而是兵船。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方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开始着手在厦门布防。[28]

邓廷桢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敌情判断当与同人并无二致。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厦门之战（（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战（1840年8月25日），并表示击退了“英夷”的进攻，但上奏人并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起因，乃是英军的封锁。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国的主要海口已经被英军封锁，还兴致勃勃地经常与臣下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不过，英军这种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战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后，他们也放弃了（详见下节）。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29]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难后挂甲闲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园仅百步之遥，竟然成了西山脚下的小小世外桃源。

在这位后来表现出慨然有天下志的儒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今天似应思考一下，该如何估计和评论这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

二　“剿”“抚”之变

圆明园前提塘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各省的奏折、题本和咨文，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由驿卒骑驿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从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当然更快，但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各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以及他相应的对策。[31]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称清方火烧办艇篷寮，英方“实无能为”，非常高兴，朱批“所办可嘉之至”。

三天后，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32]他不免大怒。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更由于林则徐错误的敌情判断，使他误以为窜犯定海的“英夷”，不过是在粤、闽受挫的鸦片贩子，“藉势售私”。他在乌尔恭额奏折上的朱批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中屡立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攻剿。两天后，即7月22日，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夷”，“分窜各地，肆行扰害”。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卖烟英船，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处，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两天后，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上谕中称：“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续来军舰9艘、轮船3艘，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仅在林奏上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舰1艘进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又到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则徐严密防守，“不事张皇”。一面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原先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摇移。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并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33]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增添军舰，并投递“伪相”（指巴麦尊）文书等情。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称其得知定海战况欲赴浙江，但恐英军再犯福建，“转恐首尾不能相应”。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直到此时（即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他才发现自己对“夷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便想起几天前乌尔恭额提到“伪相”文书的情节，作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迹。但在此时，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顾及祖制。这对守成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然而，因不知道英舰是否会到天津，同一天，他还谕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如浙江的主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逐级加码。从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这么一个事实，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当然，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毫无疑问是主“剿”，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8月9日道光帝关于接受“禀帖”的谕令，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直隶总督琦善一开始也是主“剿”的。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

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34]

琦善的这些方法，与前章所叙广东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种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35]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禀帖”上谕的第二天，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鳌与英舰威厘士厘号舰长马他仑（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非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久官北方不谙对外体制的琦善，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随奏附呈时未作任何评论。

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在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36]

“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谕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舰接受“照会”，谕旨中没有相应的规定。琦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37]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38]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39]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40]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41]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42]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43]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就无祖制可守可循。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更兼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巴麦尊照会由琦善进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阅。[44]8月19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当日并未发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发下军机。期间他是否垂询过军机，今已无从查考，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并颁下不少于9道的谕旨（内容从旅顺设防到旌表民妇不一），又可见之于《实录》。可见道光帝职守所在，公务繁众，心不能一。尽管他自称对巴麦尊照会“详加披阅”，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必不能潜心研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倾心于主“抚”。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45]

尽管巴麦尊对其照会的汉译提出了详尽严格的要求，[46]但该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就有严重错误。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

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48]，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迷。[49]

前面已经提及，道光帝除此照会外，还收到琦善进呈的懿律“咨会”中有“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和琦善奏折中称英军军官的“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的言词。所有这些，使英方的表现显得“情词恭顺”。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从巴麦尊照会来看，前面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对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指被焚鸦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50]五、赔偿军费。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讨贼檄文”之类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巴麦尊照会显得不那么义正辞严。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由于道光帝没有（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来研究巴麦尊照会，更由于他头脑中的“天朝”观念使之不得要领，他对英方对林则徐的指控，[51]印象比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对英方的各项要求，觉得荒谬无理，自忖不难严词驳斥，更况大皇帝之于外藩，本有权力“施恩”或“不施恩”。

8月20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52]

第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访查，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告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已属“施恩”，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道光帝似乎没有能看明白或没有注意，[53]未给予指示。此外，他对巴麦尊照会中的一个细节，即要求“赐令特派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进行谈判，又格外注重，专门指示琦善：“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第二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谓：

在这道堂堂俨俨的谕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风。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还表示将派琦善为南下查办的钦差大臣。

从这两道谕旨来看，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道光帝的后一道祸及林则徐的谕旨，很可能与林则徐的建策也有关系。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奏称：

林则徐提出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转呈美国商人之禀帖，称英军可能往诉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内称“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指省城广州）英国领事、商人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55]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一、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求通贸易”；[56]二、北上的英军必定会全力攻讦自己。

于是，林则徐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动要求钦派大臣来广东查办。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英方公告中点明的“强逼”缴烟和“停止”贸易，都已请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据，绝对清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而此时“边衅”已开，圣怒随时可能发作的情势下，[57]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仅仅听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词，自己将百喙难辩。

林则徐的这份夹片于8月3日到达北京，[58]距道光帝8月20日发出谕旨，仅差17天。

从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优加怀柔”“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与道光帝的办法确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两人中的不同点：一、林要求将“递词人”由内河送往广东，道光帝命令英军“返棹南还”；二、林要求派大臣来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当”；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时尚不知定海已经失陷，“优以怀柔之礼”应当理解为不必立即开枪开炮，而道光帝此时已倾心于主“抚”，将会出台一些给予英人的“优惠”政策。林则徐与道光帝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59]

以上我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叙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献翻译错误显得“情词恭顺”而倾心于主“抚”，只是谈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据道光帝后来诸多谕旨和朱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似乎仍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这种心思的，要数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61]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道光帝不无豪迈地写下“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时为1840年10月13日。此时英军已果如其命，“返棹南还”了。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决意主“抚”的两道谕旨后，立即派人寻找正在山海关一带游弋的英军舰队，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来听宣”。此后的20多天里，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共达10通，并于8月30日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与懿律和义律直接面谈。在最初的日子，他听到一位“通事”（翻译）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觉尚有把握；[62]然而后在长达6小时的直接谈判中，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帐外人的耳中，又觉得事情不那么好办。[63]尽管他内心清楚，以武力对抗并非善策，但在谈判一无进展之时亦决定，若英军登岸滋事也只能“开炮轰击”。[64]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时发出两道谕旨，据“理”辩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

懿律和义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将结束于何时；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冻，将给舰船的行动带来不便。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65]

琦善在会谈和照会中，感到烟价一事绝不会轻易了结，奏折中也数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中，对此答曰：“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66]用“天朝”语言的角度来看，琦善这一段答词，似乎没有承担赔偿烟价的义务（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从西方的外交词令来看，又似乎已承担了义务。“天朝”与西方的话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距，致使此后的谈判，屡屡出现此类问题。依据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在复照中称：“是为货价之所以必行偿还”，“本大臣等接文，将大见安慰”，[67]于是立即率军南下。而琦善的真实用意，其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

按照琦善的这一说法，9月13日他给懿律的两道照会，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复；后一道是据道光帝“相度机宜”的谕旨，[68]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进行劝告的“说帖”。此时道光帝尚未同意赔偿烟价，琦善虽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担义务，故“隐约其词”。[69]

可是，就我们看到的这两份公文来说，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为照会事”，结尾作“须至照会者”等语，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虽说“照会”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创意，[70]也为当时中英平等文书的往来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他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分不清对外国说来，朝廷或直隶总督都代表政府，都应承担责任；个人的“说帖”不应由官方名义出现。无怪乎懿律等人将后一道名为“照会”实为“说帖”的文书，当作正式的答复。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是“说帖”，琦善这种“隐约其词”的方法，又哪里像是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

然而，对道光帝说来，英军的南返，无疑证明其主“抚”决策已明验大效，就连由琦善进呈的懿律和义律的照会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兹据贵爵阁都部堂钦奉谕旨，令为南回粤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将依照而行。”[71]（重点为引者所标）明确表示对大皇帝的“恭顺”。同时，他还因为琦善善体其意，晓谕开导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上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内阁明发上谕，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一面由军机字寄上谕，让琦善料理完结大沽口诸务后，“迅速来京请训”。[72]

有论者将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抚”，概括为“投降”，并引申出“投降派”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此论似缺乏历史感。

就中文的本义而言，“抚”指的是“抚慰”、“安抚”，有时也作“据有”讲，如当时的一句套话，“大皇帝抚有万邦”。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术语中，“抚”的意义大抵相当于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别。“抚”与“羁縻”可以互通互换。它是指中央朝廷对各地的造反者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或国家，采取妥协的方法来达到和平，其结果不外乎对受“抚”者作出一些让步，并加官晋级。它有着由上而下，居于主动的地位，也意味着受“抚”者对施“抚”者的臣服。施“抚”者与受“抚”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按照儒家的理论，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对于“负屈”的外藩理应为之“伸冤”，方显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实践，英国本属“化外”，若非问鼎中原而一时难以“剿”灭，作一些迁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荡皇“恩”，也不失为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道光帝此时主“抚”，全可从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据，非为无来历，“抚”与“降”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73]巴麦尊要中国伏“降”，道光帝却要英国就“抚”，今人看来实属荒谬，然当时决定“抚”计和执行“抚”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却感到道顺理合。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面聆圣训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对他讲了什么，今天成了难以查清的谜；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74]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在琦善一行仪仗前驱摆队列班的威风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5个月后，他披枷带锁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英军南下了。

琦善也南下了。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为了使英军顺利南下，他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以免再战。为了节省军费，他收到山东巡抚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75]尽管此时定海还在英军的手中，但全国紧张的局势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静下来，他估计战事即将结束。[76]在一派踌躇满志之际，他又忽然想到当时主“剿”时的忙乱，觉得是一场虚惊。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77]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78]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79]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80]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81]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82]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83]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84]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85]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夷”，不是他当年得心应手对付的边疆少数民族了。

与北方的琦善相比，伊里布的困难又似多了一层。道光帝交给伊里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86]

虽说舟山本岛至大陆的镇海，海上距离不过30公里，而至大陆最近端，仅有10余公里，渡海作战也算不上远洋进攻。但是，这么一道窄窄的海峡，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伊里布的进兵路线，更何况镇海一带海面，尚有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军舰。

伊里布到达镇海时，乌尔恭额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调集的兵弁已经齐结，共有水师3000名，陆师2000名。对清军说来，一地集结兵力5000人并不算少，但当时清军的情报称定海英军有战舰30余艘，陆军七八千人，伊里布自然不敢“冒然进攻，轻为尝试”。虽说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里布所调安徽寿春镇王锡朋部1200人，以及随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当时人的观念，用于陆路进攻的兵力不乏；但伊里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师战船，却没有着落。而且，伊里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镇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而无法进行。

因此，8月28日，伊里布发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苏集结备调的水师2000人，四省大军汇合，联合进攻，收复定海。[87]

伊里布的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今日的军事知识观之，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则闽、粤水师仍不是英军对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军击溃（邓廷桢已觉察），[88]再则闽、粤因英军的压力而颇感兵力不敷，绝不可调出数千水师。事实上，1840年8月4日，伊里布还在两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请求调粤、闽水师北上时，曾上过一道奏折，支持乌尔恭额的建议，四省联合计划，萌生于此时。由于该奏折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发往北京的，道光帝迟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时的伊里布已是负责攻剿、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了。这一论调不免使道光帝大怒，朱批驳斥。[89]道光帝站在全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尽管他对英军未来行动的判断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实在地指出了此类行动有拖延时间、互卸责任的弊陋。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不论伊里布上奏时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四省联合进攻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至少需几十天兵力集结的时间，使伊里布有了缓于进攻的理由，获得了他此时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本应由他一人承担的进攻定海的责任，通过调派水师的行动，分散到粤、闽、苏等省官吏身上，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这或许是伊里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在伊里布正式上奏此计划不久，道光帝的这段朱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90]面对这道严旨，他后来上奏时讪讪地自我辩解：调集水师的计划只不过是“先壮声势”，以便乘机将陆军偷运至岛上，“直捣其虚，袭取城邑”。[91]这番话明显是为了顺合帝意而编造，绝非真实想法。

可是，话语可以随意编造，而收复定海的任务却不是用言词而能敷衍的。它是摆在伊里布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

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正当伊里布为收复定海之事而一筹莫展之际，北方局势的变化，又给他带来另谋出路的生机。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里布赴浙途中发来的奏折，根据天津的形势，给予指示：“必须访察明确，谋定后动，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92]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及时地解了伊里布的围。它虽然没有改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93]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94]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95]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96]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97]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98]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除安突德等人外，风鸢号被俘船员29人亦可一同释放；二、先前英方来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为奏请”。[99]

伊里布复照时，伯麦不在舟山，由英舰伯兰汉号舰长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军务。他和伊里布于9月25日和28日互换了照会。[100]

9月28日，即发照给辛好士的当日，伊里布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先是吹嘘了一下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的设想，表明自己已“密为部署”；然后笔锋一转，声称天津的情况已证明英方已“俯首贴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时宜应“招抚”，以符合道光帝“弭衅息兵”之意；最后，他才托出了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表示将效法琦善，等到伯麦回到舟山之后，将“备文向其开导”，“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101]这道奏折于10月7日到达北京，道光帝颇为欣赏，朱批多有褒语，立即批准。

9月28日，正是伊里布上奏的当天，他所等待的伯麦未到，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里布的照会后，即于9月29日复照，言词强硬，声称若不释放被俘人员，将认为清方已开始了“敌意行动”，他将可能“亲自到镇海”。[102]

伊里布见懿律有交战之意，连忙复照解释。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获英俘事在奉到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广东会谈的谕旨之前，当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不能视为交战之举。他仍将释放英俘和归还定海联系在一起。[103]

10月2日，英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伊里布、余步云等人与之直接会谈。英方要求释俘，清方要求归地。参加会谈的伊里布家仆张喜曾录下一些伊里布的话，让人可以了解其内心想法：

前一句话说明了伊里布对“通商”的看法，实际上也托出其对解决中英争端的底价；后一句要求互给台阶“下得去”的话，已不见“天朝”大吏对“逆夷”应有的敌忾之气，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场老手才能为之。这一次会谈理所当然地毫无结果。但伊里布听到义律曾脱口说出“不欲久据定海”一话，觉得此事还有希望。[105]此后，10月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10月4日，伊里布复照，内容仍是一方要求释俘，一方要求归地，与前并无二致。[106]

用今天的知识作判断，很显然，伊里布的计划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肯定行不通。英国在其殖民史上，对战俘一事，大多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迫对方屈服。然而，此时中英刚刚进入对等直接谈判阶段，预定的广东会谈尚未进行，懿律和义律虽曾发出不惜动武的暗示，但毕竟不敢轻率行动，只是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可是，伯麦、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书，义律亲赴镇海谈判，反使伊里布误以为安突德是一个重要人物，更觉奇货可居。由于错误的情报，伊里布以为英军原有定海撤军一半的计划，他曾打算英军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将“酌量释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

定海英军撤退一半的消息，伊里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据琦善的奏折，白含章得自与英军军官的交谈。从英方资料中，我还找不到相应的记载，看来此事难以对证。从情理来判断，英方在天津谈判期间似乎还不可能对定海驻军的数量作出决断。但是，当懿律和义律回到定海之后，确实有放弃此地的设想，前面提及伊里布听到的义律作“原不欲久据定海”一语，并非空穴来风。

9月28日，懿律和义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此地英军正处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次，死亡448人。[107]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就住院人数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作标准（1762人），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尽管严重的病疫使英军难以久留，但他们也不愿白白放弃。9月29日，懿律和义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给外相巴麦尊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条件是，订立一项包括赔偿鸦片、割让广东岛屿、开放通商口岸诸条件的条约。[108]这与伊里布的释放俘虏、恢复通商的承诺相比较，差距实在太大。

尽管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未能落定，但伊里布和懿律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约定，这就是后来被人广泛宣扬的《浙江停战协定》。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里布10月4日的照会后，复照伊里布，没有要求释俘，反而称先前的交涉中双方都有“误解”。他声称自己没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时，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他要求伊里布在“咨会”中明确表示已奉到这一谕旨，同时，他也将下令英军停止敌对行动。至于归还定海一事，他提议，将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连同其他问题一起解决。[109]

懿律此处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当指英军从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一事。伊里布先前的照会亦提及此事，但未说明谕旨的内容。可是，懿律的这份照会，如同鸦片战争中诸多英方文件一样，汉译不甚明白，伊里布未解其意。[110]于是，他在复照中仍坚持归地释俘的说法。[111]

10月13日，懿律照会伊里布，再次询问是否奉旨“著令戢兵”。[112]伊里布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于10月14日复照，谓：

在此照会中，伊里布还询问懿律何时“起椗赴粤”？[113]

伊里布的这份照会，提出了浙江停战的关键性的条件，即互不进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谕旨的原意，[114]搁置了经道光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地承认了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暂时占据定海。此后，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与琦善谈判。其策略是送走这尊难对付的“瘟神”。

懿律收到此照会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整整搁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会伊里布，提出停战的条件：一、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二、舟山在英军占领期间，应视为是属于英国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军队或密探，停止煽动民众反抗。他还声称，伊里布若同意这些条件，须发布“告示”。[115]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他仅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使英方大员可以早日南下。于是，他在复照中，谎称已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116]同时，他见英方既不肯退兵归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张喜前往定海，与英方直接谈判。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此次伊里布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让他戴上六品顶戴，权为折冲樽俎的使臣。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根据张喜自己的记录，他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轮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舰威厘士厘号，与懿律直接面谈。张喜根据伊里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广东，并称英俘在关押期间不会受到伤害。英方所关心的是伊里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还当面取出地图，“指明地界，暂归夷人管辖，俟广东事定后，即行纳还”，并让张喜将此划界地图带回交给伊里布。[117]10月28日，张喜返回镇海，还带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会。[118]

伊里布此时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军提出的将定海问题放在广东会谈中解决的方案，于10月30日照会懿律，声称其“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至于释俘和归地，将在英人与琦善“会议完竣”后解决。[119]11月4日，懿律照会伊里布，表示即将南下，并称将约束部属，“不得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120]11月6日，懿律发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浙江停战是伊里布的“杰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变了道光帝“圣旨”规定的任务。停战使他避免了毫无胜利希望的武力进攻定海的战事，避免了难有中意结果的外交谈判，而原本由他承担的收复定海的责任，此次竟不动声色地转移到负责广东谈判的琦善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军事统帅的伊里布，无需进攻，也无需防守，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天朝”中的大吏，聪明过人者莫如伊里布。

有论者谓，伊里布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书，称伊里布仅仅奏报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协定”。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所谓《浙江停战协定》，并不是一项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之类的文件[121]，而是由伊里布和懿律多次照会等文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里布的《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战通告》。伊里布的《告示》称：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称：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划归对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众的往来”；三、英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中国人”。[122]所有这些内容，双方在照会中都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地界的划定，[123]懿律曾让张喜带回地图，而伊里布在后来的照会中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作默认。

其次，《筹办夷务始末》所收伊里布奏折皆有删节。从档案来看，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之事，先后上有7道奏折，而在这些奏折之后，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会和他自己的10通照会。[124]可以说，伊里布时时事事均有奏报。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军南下广东，伊里布随之遵旨裁减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125]等待着广东谈判带来好消息。

但是，在当时“天朝”的氛围中，顺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对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无法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

先是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发难，奏称英军在舟山肆虐，并有久据之心，暗喻和平收复计划不可行。然后是途经浙江的钦差尚书祁寯藻上奏，称舟山父老乡亲纷纷要求进兵，并将民众公呈附奏御览。而最使伊里布不适的，是他的下属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裕谦的言论。他本与浙江事务无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义愤和责任感，上奏要求武力进攻舟山，且一次次报呈进攻方案。至于京城的言官，更是纷纷扬扬，奏章不绝。

就内心而言，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惧怕，上奏时左遮右挡，自我辩护，甚至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当伊里布将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万万没有想到，同官的攻击使他的命运与广东会谈紧密相连。万一定海不能收复，圣怒必然发作，自己必定牵连进去。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可是，广东传来的偏偏是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1840年12月31日，伊里布奏称，他将加强镇海等处的防守，而对舟山的英军，则打算购备火船，进行骚扰。

1841年1月9日，伊里布奏称，浙江防兵万名仅够防守，不敷“攻剿”，要求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4000名援浙。

1月17日，伊里布奏称，已拟就进攻舟山的作战计划，但“炮尚未齐，兵尚未集”，须等到炮、兵诸项准备就绪，然后乘英军“骄惰懈弛”之机再动手。

1月29日，伊里布再次奏报其作战计划，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两要素外，又提出须“添造二十四桨快船，雇备商舟渔艇，招募熟识水性水勇”后，再“设法进剿”。附奏的夹片还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

2月2日，伊里布奏称，广东谈判尚未有最后结果，浙江不能贸然进攻，以免英人得讯后在广东更加猖獗。[126]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骗不了同官们。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与路过杭州的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密谋后，联名出奏，要求启用已被罢斥的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切攻剿事宜”。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也触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127]

就在这关键时刻，伊里布的转机到来。

1841年2月7日，伊里布收到琦善由广东发来的六百里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详情见后节）。他闻讯大喜，当日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张喜去舟山，准备履行他与懿律的前约，一面释俘，一面归地。

此后的中英交涉，因照会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积压英货、先释俘还是先交地等细故而颇费周折。2月20日，伊里布突然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两江总督本任，不免大惊失色；而更让他心慌意乱的是，这位新大臣对老上司还有一通毫不客气的咨会，“安突德等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须查讯！”[128]

伊里布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作补救而挽帝意，不愿让眼看到手的功劳反为裕谦享有；他更知裕谦鲁莽激越，若将英俘交到他的手中，还不知会惹出何种乱子（关于此事，详见第五章）。于是，他一反官场常规，不是坐等新大臣到来，而是加紧收回舟山的交涉。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议定，伊里布心急如焚。当晚，他与余步云紧急商议至二更，最后决定：一、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二、派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派兵前往，是伊里布不得已而用的险着。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严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129]

可是，实际的行动，却不免有些滑稽。

2月23日晚，张喜按预定计划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依计答复：若英方归还舟山，便释放安突德；若英军不归还舟山，便杀了安突德，大军开战。可正当张喜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际，只见安突德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德的清军两名下级军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德，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收缩部队，准备离境，而此时接收定海县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军，而是3人（张喜和两名下级军官）。张喜连夜返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这两名无奈的军官只能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25日，英军登船南下广东。26日，葛云飞等部才会合齐集，收回舟山。[130]

而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情况就不同了。

2月24日，他派出张喜和葛云飞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声称已与英方约定24日交还舟山，裕谦尚无抵浙日期，若按常规等待新大臣的到来，须得与英方改期，迟碍收复失地；且他策划已久的进兵计划亦有可能泄露，往后难期得手。因此，他为了不失时机，自行作主，仍于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场抢功的把戏，竟被他说成是不诿卸责任的勇为。针对道光帝历次武力攻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还在同日专上一折，胡编了所谓的进攻计划：派兵3000人为主力，另捐银1万两，在舟山密雇乡勇；若英军拒不归地，内外结合同时并举，进攻县城；若一时不能获胜，便在岛上据险分驻，以图后举，云云。明明是一项仓促的决策，竟被他说成是计划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动。[131]

尽管伊里布在奏折上大话连篇，但心里并没有底。上奏后的当日夜晚，张喜返回，告知清军并未到达。不久，裕谦又来咨会，宣告2月27日到职视事。而葛云飞等前方将领出发后，一连3天居然全无消息。这可吓着了伊里布，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当伊里布终于得知清军复据舟山后，总算松了一口气。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编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

这一段无一字为真的言语，把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堂皇气派的正剧。值得注意的还有，伊里布为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折，都没有附呈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133]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本是游离于鸦片战争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几笔带过。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逐一记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的人们对此研究不多，致使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厘订清楚。二是过去的人们往往在不清晰的记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里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134]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很显然，他的想法与前节所叙道光帝的主“抚”思路，并不吻合，而到了后来“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围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他很幸运未奉派主持中英谈判，还可以不公开说出其真实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范围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激起同官们、道光帝以及许多人的憎恶。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白，使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能立于可信可靠的基础之上。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无疑是错误的。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从以上我对他的叙说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种种手段。也算是他的幸运，局势的突变，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来是无路可投，竟也给他一条出路。[135]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陈志刚亦不得详……”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136]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137]

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赔偿被焚鸦片。

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商欠。

五、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并发给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误，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该草案共有十条：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

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138]

如果我们将此两文件对照，就会发现，《条约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条为《致中国宰相书》中所无，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行商制度。对清朝说来，后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和义律的第4号训令指出，条约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条，是“必不可缺的条件”，[139]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即割让沿海岛屿，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还明确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须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140]由此看来，只有第十条，即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时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何巴麦尊在《致中国宰相书》中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麦尊在其《致中国宰相书》开列其全部要求，必会遭至道光帝的严拒，就不会有主“抚”这一层波澜，更不会有琦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词恭顺”的英“夷”，并不打算开多少“恩”，主持操办的琦善，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裁的有：

一、惩办林则徐。

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实际操作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141]

四、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142]

此外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闻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眼开眼闭，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为看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与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进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也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胃。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义律和清方代表琦善，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全权代表本为懿律和义律两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体不适去职。[143]义律成为唯一的全权代表。他虽有“全权”之名，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他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交涉。[144]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其职权范围比义律还小。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全权，而且据清朝的律规，他亦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全权，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他在京请训期间，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无从查考。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对英“夷”的“桀骜不驯”，道光帝是绝不让步，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琦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义律由舟山南至澳门，29日，他发照会给琦善。也就在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广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发照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他似乎没有把巴麦尊训令放在心上，从现存文字材料中，似从未和盘托出巴麦尊起草的《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以后的出牌又不停地变化。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义律来华已达6年，由随员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全权代表，期间从未回国。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得寸进尺。在与邓廷桢、林则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突然实现能与“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从他给巴麦尊的报告来看，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向非常感兴趣，企图诱导这种意向的发展而不是挫败之。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模糊朦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个力压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当然，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来不那么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而对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殊恩”，即可大体成交，而没有想到对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无厌。因此，在步步设防之后，他又作出一些退让：一、烟价增至600万元；二、“代为奏恳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会中不断更换角色，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而不太像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还须指出，尽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这也是义律可以接受、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详见绪论）。

实际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琦善对英国的了解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一、“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茶叶大黄制敌说已不再提起，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那么，林已革职、林的举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英国还有何“冤抑”，还有什么理由非分要求不休呢？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既没有人向他说明，而且即使有人说明他也不可能理解。因此，琦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照会上仍游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但在天津经历过6小时争吵的琦善，一直拒绝。1841年1月5日，义律终于搬出巴麦尊训令中的杀手锏，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145]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清军大败（详见后节）。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1月11日，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擅自作主，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代奏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146]很可能在其心目中，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外加英军从沙角、大角两处撤退，还算是有利的生意。琦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也全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风度。他明明知道琦善照会上所允的一切，只不过是“代奏”，算不上是正式同意，尚须得到圣旨的批准，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1841年1月20日，他据琦善照会中那句含义不确的话，宣布已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一、割让香港；二、鸦片赔款600万元；三、中英平等外交；四、1841年2月2日恢复中英广州贸易。[147]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1月2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清军将领，声称有“文据在案”，要求撤退香港岛上清军。[148]

义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激起巴麦尊的极度不满，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149]

如果说从澳门到伦敦长达6个月以上的通信周期，使义律有充分时间放开手脚越权，那么，从广州到北京仅仅40天甚至更短时间的快报来回，本不应给琦善如此之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可是，琦善抗旨不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12月7日发），态度已有转变，即下旨让琦善准备剿办之事。[150]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12月14日发），认为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毫无希望，遂下旨“乘机攻剿，毋得示弱”。同日，道光帝恐广东兵力不足，命四川、湖南、贵州备兵共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151]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12月19日发），大为光火，下了一道不留任何余地的严旨：

他还下令启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林、邓协助琦善“妥为办理”。[152]

此后，道光帝在谕旨中，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琦善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由此可见，道光帝一接到广东谈判的奏报，旨意顿变，由主“抚”而转向主“剿”。而1月6日的谕旨，更是明令关闭谈判的大门。他本因英“夷”的“情词恭顺”而主“抚”，此期的变化亦在情理之中。12月19日以前的“夷情变化”，虽仍不出《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各项要求的范围，但此时对他又成了新鲜事情，可见他对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并无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忘得差不多了。

根据清方的档案，前引第一份上谕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前引第二、第三份上谕皆以“六百里”的速度发出。其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在1841年1月中旬。[153]据琦善奏折，他于1月20日收到1月6日的上谕。因此，若按照旨意办事，琦善最晚也应在1月20日改弦更张，转向主“剿”。[154]

但是，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27日和28日，双方进行了有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155]谈判陷于僵局，琦善见势不妙，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156]

琦善回到广州后，于1月31日拟定了中英条约的修正案，即《酌拟章程底稿》（后将分析），派人送给义律。但义律拒绝此案，坚持己见，并以战争相威胁。双方照会频频。后根据琦善的提议，双方定于2月11日再次会谈。[157]

与广东的情势正好相反，1月27日，正当琦善和义律会谈于虎门莲花山之际，北京的道光帝收到沙角、大角战败的奏报（1月8日发），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逆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字寄上谕给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这道谕旨于2月9日到达广州，[159]可是琦善仍旧不肯回头。2月10日，即收到谕旨的第二天，他依然按计划离开广州。11日和12日，他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举行第二次会谈。

关于此次会谈，义律的报告称，“两人长达12小时的讨论的结果，成功地拟成了全部条文”，但琦善没有签署这个条约，要求展期10天。[160]看来，琦善在英军压力下已经不敢公开抵制，只是耍了个滑头，到了关键时刻没有签字溜了回来。琦善对这次会谈也有报告，但已经全是谎言了。他奏称前往虎门是为了查勘该处的防务，适遇义律求见，为“缓兵之计”而与之会谈。他还奏称，会谈完全围绕香港问题，他批责了英方强占香港的行径，再次声明，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161]

此后，琦善如同前面所叙的伊里布，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2月13日，琦善从虎门回到广州，收到了两份重要的文件：一是道光帝于1月30日的谕旨，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集大军前往广东“剿夷”。[162]二是义律根据蛇头湾会谈拟就的条约草案——《善定事宜》，并在照会中要求早日会晤，共同签署。[163]同一天内受到两方猛击，琦善已无路可走。2月14日奏折中，他称会见义律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是“缓”道光帝“之计”；他又称会谈围绕香港问题，很可能是风闻同僚广东巡抚怡良乘他不在广州，于2月11日出奏弹劾他“私许香港”。[164]

由上可见，最晚从1月20日起，琦善一直对抗道光帝的谕令，拒不攻“剿”，坚持用和谈来解决争端。而到了此时，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换马已成事实，他被黜只是时间问题，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武装抵抗。为此，他还在2月14日奏折中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

后来的事实表明，琦善对和谈还不死心。1841年2月16日，义律照会琦善，称英军已撤离舟山，要求于2月20日前在他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否则“仍复相战”。[165]琦善经受不住此等恫吓，立即忘记了自己的保证，于2月18日复照义律，真的行使起“缓兵之计”：“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理。”[166]

2月19日，琦善派他的交涉专使鲍鹏去送这份“缓兵”的照会，怕义律不会善罢甘休，便另撰一文件，再次做出让步：从原先的“只许香港一隅”，扩大为“许他全岛”。他嘱咐鲍鹏：“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第二天，鲍鹏还是带回了这份文件，因为，据这位当过买办、贩过鸦片、被地方官指名捉拿、甚至民间传说是大鸦片商颠地的幸童、而被琦善加以八品顶戴的信使的观察，“光景不好”。[167]

就历史的结论而言，即使琦善和义律达成了协议，也绝不会被两国政府批准。但作为历史的考察而言，分析一下两人各自提出的最后价码，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

琦善对英方是不停地还价，其最高还价是1841年1月31日向义律提交的《酌定章程》，该条约仅有4条，内容为：

一、准许英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

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

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

四、英人今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168]

由于琦善打算用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被焚鸦片的赔款，条约内对此事没有涉及。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反而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义律最后的出价，是1841年2月13日送交琦善的《善定事宜》，该条约共有7条，内容为：

一、英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

二、两国官员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

三、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通商。

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

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交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1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和英国商人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行商3年内还清欠款，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

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

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169]

由于义律也同意私下处理鸦片赔款，条约对此没有涉及。

义律所拟的《善定事宜》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相比，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条约草案》相比，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赔偿军费、赔款付清前占据舟山、未付赔款计息诸项；相应地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另订通商章程、取消行商制度等内容。若以义律的《善定章程》与巴麦尊的《条约草案》相比较，前者更对中国有利。义律完全违背了巴麦尊训令。

但是，若将义律的价码与琦善的价码相比较，双方的差距仍是非常之大。由此看来，即使没有道光帝停止谈判、大兵开战的谕旨，琦善是否会同意义律的要求而在《善定事宜》上签字，仍是不能肯定的。

有论者据义律于1月20日宣布的所谓《初步协定》和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较，认为此期琦善外交取得了大胜利。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其一，无论是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初步协定》，还是2月13日送交的《善定事宜》，琦善实际上都没有同意；而琦善1月31日发出的《酌定章程》，义律也没有同意。在广东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又何从与《南京条约》相比较，又何从称之为外交胜利？

其二，义律在广东谈判期间所作出的让步，似为其个人的行动，而非琦善所致，巴麦尊后来几次批责义律，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检视琦善谈判中的所有照会以及有关谈判的资料，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似不能把他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说词，当作可嘉的战术。此时他与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的差别，仅仅在于，别人主“剿”，因而无“外交”可言；而他反对“剿”，因而有此“外交”的磨难。

琦善在广东谈判期间的抗旨，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作是细节。因此，按照儒家学说和清朝的法律，琦善罪无可逭。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君主的好恶，酿成一波三折。

作为一名臣子，琦善完全知道抗旨的风险。但他坚持和谈，一方面是出自自信，以为自己既可以说服道光帝又可以说服义律，这一点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是出自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事实。与伊里布的支支吾吾不同，琦善在奏折中是真话实说，反复上陈。这也是琦善唯一可贵的地方。

五　虎门大战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外交上声音的大小，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取决于武力。鸦片战争中的虎门之战典型地说明中英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它不是一个点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濒伶仃洋，内联狮子洋，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两岸的地区（详见后图）。它是广州的门户。若要抗拒浮海而来的侵略者，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虎门的设防，其最早的工事可追溯到明万历朝。清康熙朝后，修防不断，逐步形成要塞规模。1810年，嘉庆帝增设广东水师提督，其衙署就设在武山侧后的虎门寨（今太平镇），直接指挥此处的防御。

但是，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总设计师为关天培。

先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命英舰2艘闯过虎门要塞，一直进抵黄埔，威逼广州。虎门清军曾竭尽全力对之开火，但仅毙英方2人，伤7人，英舰也仅受到一些轻伤；但己方的损失却相当惨重。道光帝闻讯大怒，罢免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调苏淞镇总兵关天培继任之，命其一洗旧习。

关天培，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以武秀才补清军把总，积20余年经历累迁至参将。其一生中的转折点，在于1826年首行海运。是时，他以吴淞营参将的职分，押解粮船1254艘开出长江，扬帆北上，其间虽有300多艘因风潮漂至朝鲜，但皆觅道而归。当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入天津时，百万石漕粮解收无缺，三万名水手全部安然。道光帝闻讯大喜，升关天培为副将，未久，又升其为总兵。1833年，关天培进京陛见，道光帝仍不忘此事，温语嘉慰。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新职。他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

一、沙角、大角两炮台相距太远，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故改为信炮台。一旦有敌舰内驶，两处即发信炮，通知上游各炮台守军准备迎敌。此即第一重门户。

二、上横档岛一线地理形势占利，为重点防御区域。在东水道，他改建武山西侧的南山炮台，更名为威远炮台，安炮40位，加固威远炮台以北安炮40位的镇远炮台，加固上横档岛东侧安炮40位的横档炮台，企图以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共120位火炮，控御横档东水道。在西水道，他新建上横档岛西侧的永安炮台，安炮40位，新建芦湾东侧的巩固炮台，安炮20位，企图以永安、巩固两炮台共60位火炮控御横档西水道。此即第二重门户。

三、加固大虎山岛东南侧的安炮32位的大虎炮台。此即第三重门户。[170]

1835年，关天培在两广总督卢坤的支持下，历时约10个月，按照上述构想改造虎门防卫体系，年底工程完工。

两年之后，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关天培被迫屈服（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事后，关天培又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根据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虎门防卫体系的缺陷，再次加强防御能力：一、在镇远炮台和威远炮台之间，新建靖远炮台，安炮60位。这是当时清朝疆域内构筑最坚固、火力最强大的炮台。二、在饭箩排和上横档岛的西侧，架起两道至武山的排链，以迟滞敌舰的内驶速度。[171]

1839年，增建工程完工，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时，曾奉旨检查了工程质量，对关天培设计的虎门防卫体系表示满意。[172]

关天培的三重门户设想，重点在第二重门户，即上横档岛一线，尤其以横档东水道为著，炮台火炮，泰半设于此处。

1835年起，关天培制定虎门清军春秋两操的章程，[173]后又根据防御的扩大而修改。[174]所谓春秋两操，即春秋两季的演习。该章程实际上就是未来作战的应战方案。根据关天培的章程：虎门各炮台平时守兵共590名，平均每3兵看护2炮，演习时再增派协济兵丁670名，大约每4兵操1炮；演习时江面另调水师战船10艘，每艘炮12位、兵丁水手64名，共计炮120位，兵640名；演习时另调泅水阵式兵、中水对械兵、爬桅兵、能凫深水兵等水中交战兵丁百余名。全体参加演习的清军共计2028名。此数即虎门战时编制。

根据关天培的章程：敌舰闯入虎门口端时，沙角、大角守军发现后施放信炮，通知后路；当敌舰驶入横档东水道时，以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四炮台轰击之，敌舰因排链阻挡，必不能蓦然闯过，势得停留多时，正利于清军火炮连番轰击，此时部署在横档后路的清军师船和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炮台作战；若敌舰驶入横档西水道，以永安、巩固两炮台轰击之，而清军师船及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对敌；若敌舰闯过横档一线防御，继续深入，以师船和大虎炮台拒之。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但它是根据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虎门之战的经验而制定的，其实质是层层堵截，防止敌舰闯过虎门，直逼广州。可是，敌舰若不是急着闯过虎门，而是直接进攻炮台，那么三重门户就成了三重互不相连孤立无援的据点。关天培的9台10船426炮2028人的战时编制，[175]也是根据1834年、1838年两次来华的英舰数目而确定的。也就是说，关天培设计的虎门的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176]1841年，英军采取的却是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而舰船数目是虎门设计能力的数倍！由于林则徐等人的敌情判断失误，虎门的防御体系至临战之际已经来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

由此可见，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入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有论者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对此，我在绪论中已经扼要提及，这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林则徐奏折，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时，虎门的清军兵勇共为3000余人。[177]这比关天培的战时编制增加了1000多人。四个月后，1840年10月，广东巡抚怡良奏称：“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这里所称的“虎门内外”，是指虎门外的九龙、澳门和虎门内的狮子洋以上的各处防守，当然，也包括虎门。怡良所奏的“万人”和“撤减二千余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数字。[178]即使以“万人”来计算，参照先前林则徐的奏折，澳门有设防兵勇约3000人，[179]九龙有设防兵勇1000余人，[180]那么，虎门兵勇至多不过6000人。这个数字虽为关天培的战时编制的三倍，却只有虎门交战时实际兵力的二分之一强。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181]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那唯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182]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183]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184]沙角、大角之战后，英方同意暂时停战，条件之一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185]但是，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伯麦于1841年1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否则立即动武。[186]关天培立即复照，表示“排链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帐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为雇船“未能速到”。[187]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关天培的答复是缓兵之计，除排链一项外均未实办。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188]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189]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也有一些论者批评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强虎门防御。我以为，这也要作具体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额而言，调兵并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狭小地区增派兵勇8000余名，琦善似也已竭尽其所能。从全国范围来看，在鸦片战争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如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该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规制建构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

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1840年12月26日，他在第一次增兵虎门时便奏称：“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190]增兵本非为战，不过“虚张”而已，目的仍是“开导”。而他后来的增兵，情况自然不同，但从其奏折中可以嗅出他应付道光帝一意主“剿”的严旨不得不为的味道。

那么，虎门战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虎门战役的第一仗是沙角、大角之战。1月7日清晨，英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共载炮52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轰击炮台吸引守军；英武装轮船4艘拖带小船，运送地面部队共1461人，在炮台侧后约4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实施迂回攻击。上午10时，英登陆部队占领第一道横向山岭，构筑安炮3门的野战炮兵阵地。登陆英军地面部队遂在其野战炮兵的掩护下，进攻清军山上临时军营。守军虽以炮火还击，但无法抵御居高临下的英野战炮兵，军营起火，延烧兵栅，该军营陷落。英轮船2艘在送完登陆部队后，再次机动，选择有利地形，炮击沙角山上小炮台，压制其火力。攻克山上清军军营的英地面部队，乘势攻占沙角山上小炮台，并续向山谷清军军营进攻。这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已全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参加加略普号等3舰对沙角炮台的轰击。炮台守军此时已无法抗受英军的凶猛炮火，兵丁死伤过半。而登陆英军在攻克山谷清军军营后，再次行动，从侧后进攻沙角炮台。守军背腹受敌，副将陈连升战死，炮台沦陷。

就战术而言，沙角之战应使清军大开眼界。这些狡猾的“逆夷”，竟然不作堂堂正正的正面攻击，反而偷偷摸摸地绕行到炮台的背后，击打自己无防护的柔软的腹部。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抢占制高点，辅以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上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清军则被动至极。在关天培的设计中，沙角本属信炮台，敌舰若不内驶便毫无意义。此时在横档一线的关天培，距战场仅三四公里之遥，一无所为，眼睁睁地看着手下的一支部队被英军吃掉。三重门户的设计弊陋，由此暴露无遗。

沙角之战失败了，然清军若从此认识到英军更善陆战，也可谓失中有得。但是，在清军的情报系统中，这支明明分隶于英军第26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以及海军各舰水兵的正牌“夷”军，却被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是汉奸。甚至还有人推论，这些供“夷”人驱策的亡命，原本是琦善遣散的水勇！[191]

就在沙角开战的同时，英舰萨马兰号、都鲁壹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载炮共106门），进至大角炮台的正面，以其舰炮猛烈轰击守军。就数量而言，英军舰炮已是清军的4倍有余，就质量而言，差别有如霄壤。成片成片的炮台工事在炮击中倒塌，守军虽作还击，然未奏效，反在敌炮火下无以驻足，无处藏身。当英军基本打垮大角炮台的抵抗后，各舰水兵搭乘小船从炮台两侧登陆，从被轰开的缺口处攻入炮台。守军无心再战，纷纷向后山溃退，炮台失守。

此外，在沙角战斗即将结束时，英武装轮船率各舰所配属的小船，向泊于晏臣湾的清军师船和雇船发起进攻。在水面战斗中，清军更不是对手。尽管英军未使用正规战舰，仍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军共击溃清军战船11艘，从船上缴获大小火炮82位。[192]

不同于先前的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前清军已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另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但是，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193]

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沙角、大角之战后，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局势十分危急。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带交一照会给关天培，声称清方若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亦同意停战。

关天培值此危局，态度软化，当即复照，称伯麦的照会已转交琦善，请英方等待回复，“可否再为商议”，即重开谈判，并称“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194]很明显，关天培此时已无战意，更倾向于谈判，甚至用“未有不成之事”这一含混的许诺，要求英方退兵，并以退兵为和谈的前提。

英方收到此照会，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向关天培提出了停战五条件。[195]不久后，琦善和义律重开谈判，英军退出虎门。

尽管关天培此时有意于以谈判解决中英争端，但他作为一名军事长官，对和谈毫无职权可言，只能寄希望于琦善；[196]而在义律等人频频发出战争威胁之下，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加强虎门的防守，准备再战。然而，他此时面前又有着两件急迫棘手之事：

一、沙角之战暴露出清军炮台侧后的空虚。据此教训，关天培不顾停战条件中“不得稍有另作武备”的限定，在琦善的支持下，[197]在武山侧后的三门水道开始修建一座安炮80位的隐蔽式炮台，以防英军故伎重演；在威远炮台的南侧、上横档岛等处，紧急修建沙袋炮台；又在各处炮台的侧后，添派雇勇，准备与抄袭后路的英登陆部队作战。伯麦见情曾两次照会关天培，提出责难，而关天培仅在复照中表示顺服，实际工作并未停止。

二、沙角、大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大受挫伤。一部分兵弁闹赏讹钱，否则将纷纷四散。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只得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198]琦善亦为此而拨银1.1万元，发给关天培等人，以作激励兵弁士气之用。[199]

然而，关天培抱有希望的琦善—义律的广东谈判，此时已是燃油耗尽的灯，光线摇曳而终将熄灭；关天培的种种筹防措施，也为英军所疑忌，终使其采取军事行动。

1841年2月23日，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所附属的小船，由晏臣湾闯入三门水道，驱走正在该处设防的清军船只和兵勇，破坏尚未完工的炮台。次日，复仇神号和小船再入三门水道，拆毁阻塞河道的各种设施。[200]

战斗重新打响。空前规模的大战在关天培设防的重点横档一线展开。该处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六座炮台及两道排链。至此时，尽管第一道排链已经毁环，但该处清军的武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一、武山一带的镇远、靖远、威远三座炮台，火炮增至147位；在威远炮台南，建有2座沙袋炮台，安设小型火炮30位；在炮台后山，建有军营，驻以兵勇，以防英军抄袭后路。

二、在上横档岛，除原设横档、永安两炮台外，修复横档山上炮台；[201]并在该岛的南北，修建沙袋炮台；在岛中部，建有军营，驻以兵勇，准备与登陆英军交战。全岛的火炮数目增至160位。

三、在芦湾一带，除原设巩固炮台外，又在其山后建一军营，驻守兵勇。炮位和军营共有火炮40位。

总之，在横档一线，清军在当面共有兵勇8500人，火炮377位，[202]增加的数量不为不多，但防御的核心仍是原设6炮台。

2月24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一线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据守”，[203]未收到答复。2月25日，英军开始行动。首先占领下横档岛，在该岛的制高点设立了共有3门重炮的野战炮兵阵地。

2月26日清晨，下横档岛英军野战炮兵向上横档岛射击，多次击中该岛清军炮台、军营。由于清军火炮多置于该岛东西两端，又兼英野战炮兵居高临下，难以还击，被动挨打，岛上逐渐陷于混乱。一些清军将领见势不妙，驾小舟离岛北逃，愤怒的士兵们不是向英军，而是向逃将们开了第一炮。

上午10时左右，风起，英舰开动。各载炮74门的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武装轮船皇后号为一路，攻打武山。为了躲避横档、威远等炮台的射击，该路英舰船沿晏臣湾航行。设于威远炮台东南的清军沙袋炮台和威远炮台向该路英舰船开炮，然沙袋炮台火炮太小而威远炮台射击夹角过大，无法对英舰船构成威胁。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分别在威远炮台西南360米、540米处下锚，以猛烈炮火轰击武山三炮台。清军靖远、镇远两炮台因射击夹角限制而不能发挥作用，横档炮台又被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所压制，只有威远炮台独自还击。英舰在长时间的炮击后，基本摧毁了威远、靖远和沙袋炮台的作战能力，水兵300名乘势搭乘小船登陆，进攻各炮台。至下午2时，武山一带各炮台失陷，关天培及20余名兵弁战死（可对照沙角、大角之战），绝大多数在战斗中溃逃。驻守炮台后山的清军兵勇未主动出击，反被英军驱散。

在伯兰汉号等舰开动的同时，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载炮44门的都鲁壹号和4艘轻型战舰为另一路，攻击横档西水道。威厘士厘号、都鲁壹号在西水道的正中下锚，用两侧弦炮同时向两岸的永安和巩固炮台开火，而轻型舰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锋号、硫磺号则穿过西水道，在上横档岛防卫薄弱的西北部下锚，轰击该岛的炮台和军营。上横档岛清军已经遭受了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的连续几小时的轰击，此时在英军6舰200余门火炮的攻击下，已难以支持。至下午1时，永安、巩固两炮台均被打垮，停止射击。早已机动至下横档岛南侧避炮的英轮船复仇神号等船，乘机运送陆军在上横档岛西端登陆。英军在占领永安炮台后向东发展进攻，次第占领该岛中部的清军军营、该岛西端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由于岛上清军无处逃生，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成了英军的俘虏。

下午4时，威厘士厘号的水兵，搭乘轮船和小船在巩固炮台处登陆。该炮台已被英军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巩固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至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204]

英军在横档一线战斗中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法，主力没有放在清军防卫较强的东水道，而是在防御相对薄弱的西水道实施突破；而在西水道作战的大多数英舰，又转攻防卫力更弱的上横档岛西北部；该岛东部强大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如同沙角炮台一样，被英军从背后攻破；即便是攻击东水道的英军战舰，也未深入，仅把攻击点放在威远炮台，从而避开了横档、镇远、靖远炮台的强大火力。正因为如此，英军在此次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仅有5人受了点轻伤！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英军都感到奇怪的下横档岛未设防的问题。

下横档岛位于上横档岛之南，从近代战术原则来看，它是攻击上横档岛的一把钥匙。可是，关天培最初的目的在于层层堵截，从地理形势来看，它不如上横档岛，可以和武山、芦湾更紧密地联成一气，因而他在上横档岛大兴土木时，没有注意到下横档岛。而到了开战前，仍未在下横档岛布防，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西方此时惯用的抢占制高点、运用野战炮兵诸战术，尽管英军在沙角之战时已经运用过这些战术。从下横档岛这一细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战术思想的差距。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不知道关天培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人们称颂他的英勇，还是希望人们批责他的错误而以免一错再错？

从以上这些不无枯燥的军事学术上的检讨中，不难得出结论：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可是，道光帝却不这么看。他没有亲眼目睹英军的武力，总认为在军事上有几分把握。他担心的不是清军武力的弱小，而是主帅琦善的懦怯，因而将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直言，当作其懦怯的表症，没有听进去。1月30日，他以奕山主持广东军务，正说明他还未看清实际，将此当作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2月20日，他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问题的性质，又似乎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去了[205]。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由此被耽搁下来。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情况时，启用了他先前极度诋毁的粉饰手法，宣称清军官兵奋不顾身，“接仗四时之久”，“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云云。正如前节提到伊里布，这种不无迎奉帝意的言辞，更触发道光帝的勃然大怒，朱批：

又朱批：